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癸未岁末的断想

（北京）余世存


一、必也正名乎？

　　对当代中国进行命名是一件困难而冒险的事。但如同中共的发家史和执政史已经成就为一部精彩绝伦、惊心动魄的长篇小说一样，当代中国的魅力，也使得世界范围内的饱学有识之士们涉险犯难在所不惜，那种不仅来自智力的挑战是值得的。这样导致对中国问题的众说纷纭，千差万别，甚至绝然对立。

　　的确，东方世界再没有比中国更成其为谜了，日本早已入欧，印度以其政治制度架构标榜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民主国家，东盟地区也多少接受了自由民主价值，尽管这些国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有大陆中国，在内政的基本观念、外交的基本原则上跟自由民主世界格格不入。这个文明古国在数千年间充当过东方世界的发动机，如今它倔强地保持另类、个色，它不合群，那么人们该怎么谈论它，怎么称呼它，怎么指望它呢？

　　只有那些天真的人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以为中国正在步苏东国家的后尘。他们说，中国将是自由民主政治革命“第三波”之后最有影响的一波，中国是正在从共产主义走向自由民主社会的国家。中国迟早都是，而且正在是，会变好的孩子，中国会是一个好孩子。

　　只有那些无思的人或不作为的人才会以为中国只是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经典个案。他们说，中国曾经是极权主义，现在正经历哈威尔们论述过的后极权主义，它曾是神权主义，如今它祛魅弑神，成为原子个人主义，它是专制主义、集权主义、寡头主义、勃涅日列夫时代，等等，等等，所有人们想到的概念名词都提供给它。顺理成章地，借助于概念及其理性的历史或逻辑展开，一个告别专制时代的中国经验正在现实地展开。于是，不仅企业家们，知识分子们，青年学生们，就是城里人先得到保障实现“小康”的四五亿市民也作“壁上观”，等着这一历史逻辑使中国现实地进展到自由和民主的时代。

　　只有那些狂妄的人、势利的人或不知所云的人才会标榜中国的特殊性。他们说，中国是有自己国情的，中国是有自己文化的。他们巫师般地说，中国本身就有意义，中国有其自性。他们阿Q般地说，中国向来如此。中国不会照搬西方，任何革命都是中国的灾难，自由民主的观念可以标榜，自由民主的制度却不能落实，那种实践只会“水土不服”。中国目前有一个历史地决定了名器的牧者──中共，中共已是传统，这个传统是需要“保守”的。中国只有在中共统治下或主导下才能获得生存，才有希望发展。中国的文明传统也只有在中共的手中才能推陈出新。只有中共主导下的变革才可能是有效的，任何非中共的因素或试图挑战推翻中共的努力都会把中国引向崩溃的边缘，并使民众沦入破产贫困的境地。他们乐观地预言，中国将会在中共手中崛起；他们矫情地惊呼，中国已是奇迹，中国还会有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将在可见的将来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

　　这些状况无疑增加了认识中国的难度。

　　事实上，对中国认识的争论数百年来即已开始了。一个世纪以来，列宁、罗素、杜威、费正清、李约瑟、尼克松等人都提供过答案。李约瑟对中国文明传统的梳理工作很让中国人感激，费正清则对中国文明的评价很低，他以为中国文明的独特已经特殊到它不适于工业化，即中国文明无能像先发国家或它的东亚邻居一样成就出现代化，中国无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今天，“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的说辞同样令人无所适从，中国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国曾经有过极权政治，但是如此仅仅认识一个民族的历史阶段是不够的。我本人曾从民族个体成员的心智和外在权利角度认定这是一个类人孩国家，一个专制政党及其延续文明、历史传统的专制生活，看管着、照顾着、哄骗着、绑架着十三亿孩子。但这也不足以说明我们民族社会的当下关系、结构或制度，那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主人和奴隶奴才、官和民、精英和百姓的传统解释则流于传统的简单，他们都属于文明眼里的类人孩，他们甘愿或被迫于文明的某一进化阶梯上止步不前的时候，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反思力量，是向外（如宋儒们做的工夫）还是向内（如王阳明们做的工夫）才能使他们有告别孩童般的生活而成人的勇气和意志，才能这个民族摆脱传统的上下二元结构和治乱循环？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实践力量，是由内力（如台湾地区、韩国或苏东的革命那样）还是由外力（如二战后的日本或今天的伊拉克）才能使中国进步到持续不断变迁的文明行列？无论如何，这都涉及到对中国的认识。那些不顾现实而从历史中推导出民族未来的做法是空洞而有害的，只有对现实的力量演进进行认知才可能把握历史的轨迹，那么，对中国的认知怎样才能称得上有效？

　　由于文明惰性带来的进化艰难，由于改革开放，其经济行贿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策略，由于文明认同问题的同时性提出，当代中国最有活力的因素既非取自西方自由民主意义上的抵抗专制运动，也非源自人本主义意义上的抗恶抗暴运动，（这两个方面倒是中国后极权主义时代（1976——1989）最有光彩的要素）。当代中国最有活力的因素是个人小康化的逐利奔跑奇观，是利益集团的社会结构化，当代中国最有动员效能的因素是社会秩序稳定下的威权镇制气氛，这正是我要来谈论的事实：中国次法西斯时代的成人困境，因为我知道，这个时代的沦落和灾难是令人发指的，如果我们的心智已经不成其为人，那么这个神人共愤的社会已经为神人弃置。


二、次法西斯时代的政治
　　
　　对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人们的认知是一致的。毛泽东时代、极权主义、全能主义，等等是人们对这一阶段的专制政治的说法儿。这之后的历史现实，虽然仍是专制政治，但改革开放的官方说辞遮蔽了足够的内容，也给人们的幻想留下了足够的空间。那就是，比照苏东政治革命的经验，人们都以为中国经过后极权主义的过渡转型，将会进入一个民主自由的新时代。在先进的中国人看来，官方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后极权主义的遮羞布。出于策略，他们也愿意认可官方的说法儿，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以此促动中共政权的演变。

　　这种无意独立思想的特征使得中共成功地“暗渡陈仓”。当部分天真的仁人志士终于恍然仍须重走苏东革命的道路，探讨是否到了寻找中国版本的七七宪章共识的时候，当下的中共政权早已与自己的第一代第二代渐行渐远。的确，中共今天早已不再是后极权主义政治了，这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李慎之先生生前作难的地方，他发现中国政治与哈威尔描述的后极权主义有隔膜之处，李先生无以名之，只能仍以为中国处在极权主义后期这样的认识来区别于哈威尔的创获。

　　事实上，中国早已不在极权主义后期的阴影里，如果需要精准地表述，也许华国锋主政的时代算得上极权主义的后期，邓小平开创的，其实就是中国版本的后极权主义时代。邓小平借改革开放的功利主义号召抢占先机、制高点，多少化解了中共政治的合法性危机，“不争论”，使得一切思想和现实社会的革命力量少能置喙，少有同盟，无从成就起凝聚社会道义资源并与邓小平及其中共政权分庭抗礼的人格形式和组织默契，从而与苏东后极权时代的政治博弈力量拉开了距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中国有不少持不同政见或意见的“异议人士”，却少有民间意见领袖或持自己政见的精英分子，就是说，在苏东社会专制与反专制力量围绕政治展开攻坚决战时，中国反专制的力量是极为分散，不成气候的。因此，即使到了危机加剧的1989年，胡耀邦的去逝标志着极权政治中理想主义要素的丧失，“国外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邓小平先生语）交相作用时，邓小平不得不公开撕破其面具，露出反动残忍而狰狞的真相，使中共成功地渡过了一次政治危机。

　　中共的成功使得后极权主义的帷幕落下了。江泽民先生一度笨得想重启这一帷幕，给人民一次结盟革命的机会。邓小平南巡，号召权抢钱私有化，使得中共打左灯朝右转，中共从极权政治的革命党变成了一个保守权力的机会主义政党，为了它的万年执政，一切“可以，可以，都可以”（秦晖先生对此语有精彩的阐述），迅速地把国民财富部门化、个人化、结构化。中共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机会，在这些机会面前，国际社会的人权标准、国外的民运力量、国内的自由呼声虽然浮出水面，却越来越边缘化，难以刺激或动员中国社会，难以成为一个至高的信念迫使中国社会反思、校正自己的发展轨道，并即时有效地表达其正义或文明理性。到中共标榜钱买权民主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先于制度定型，所谓的改革，或良知正直之士们理想的制度建设，不过是这结构丛林中活的潜规则的调适。

　　后极权时代无思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1989年后开始反思。首先把反思的对象界定在人类历史的革命事件上，“告别革命”是他们的成果，一切中国的灾难多少与“革命”有关，坚定地把革命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以此来观察并解答中国当下现代化的难题。其次，与国际学术接轨，使得他们轻易地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论断，成本、演进、自由秩序原理等成为他们的口头禅，自由主义成了一种极佳的纸上谈兵工具，他们的概念操练想当然地以为专制可以和平地转型为民主，名教自由主义者们像阿Q一样对灾难的中国专制政治获得了幻觉或精神上的胜利。再次，新左派们对现实的专制避而不谈，专注于对市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批判，从而给专制留下了活动的广阔天地。最后，机会主义地与国际社会交往，民族认同问题成为一个真真假假的社会命题，民族主义成为1989年以后最有社会影响的思潮。

　　因此，后极权时代过后的中国并没有进入反专制的最后决战阶段，如六四民运人士乐观预言过的，反而进入了一个急剧右转、相对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别于极左专制的极权主义、集权主义等抽象过的政治定义，如以感性经验概括，这个时代同极右专制的法西斯主义类似，而在精神气魄、社会动员能力、对外输出等方面不如远甚，称之为次法西斯时代也许最为精准。反抗专制不再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乡愿、犬儒反而成为这个时代还有活力或“思想”意志能力之群体的整体特征。


三、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特征

　　与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特征不同，后极权时代的理论基础，无论官学还是民间之学，仍贯注着理想主义，那里有理想与现实的结合，有理性与情感的完美表达，就是说，后极权时代的理论家们有一种即时兑现正义的肝胆，有一种时不我待的峻急，有一种对生存秩序良知边界的朴素理性。因此，在苏东，先进的人们以讲真话、公开化、透明性来颠覆专制政治，在中国，真理标准大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等事件中，都可以见出这种理想的光辉，即使邓小平先生的猫摸二论，也有着诉诸经验直观的朴素真理，即使邓小平先生的改革方略或中特理论，也有着跟僵化的专制政治秩序告别的革命性冲动。

　　但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不同，这一时期的理论总体上是抛弃理想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理性精神到理性主义，大体上是以对人性的情感理性的背叛，而直接诉诸人类的意志欲望，这种世俗经验的至高明认，就是理论家们对国家利益、立国目的、社会正义的庸俗化表达。那种对一个民族历史的总体性解释没有了，存而不论了，一切表达都是顾此失彼的，碎片的，孤立的，据说也是经验的，渐进的，可以形成自由秩序的，因而是最正确的。就是说，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是乡愿的。

　　后极权时代的理论是为了解答现实，满足现实，是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的结合。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以打着微小叙事的名义探讨真理，它不表达真实的声音，它标榜表达的是真理的声音。它不表达终极关怀，它标榜表达中近期关怀；它不表达社会关怀，它标榜表达民族关怀；它不关心社会秩序稳定的品质，它只关心社会秩序是否稳定。因此，一切有关挑战现存秩序的努力，一切反抗专制的活动都不在这一理论的视野之内，就是说，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是犬儒的。

　　尽管国际主义的理论阐述后来演变为第三世界的理论梦想，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核心是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对国家利益的突出强调使其将国际社会庸俗化，对民粹主义的警惕使其标榜民本主义，并对国内诸多社会力量即民本力量进行镇制打压。就是说，后极权时代的理论是一种非中心的，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则有着重建话语霸权的努力。它公开标榜这是学术的年代，它嘲笑思想，它跟专制政治有一种暖昧的关系，它可以公开表达自己对民主自由世界的态度，但它不敢公开表达自己跟专制政治现实的分别。

　　何新先生的国家主义呓语、王小东先生的光荣孤立梦想、萧功秦先生的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理论、康晓光先生的合作国家论或中国特殊论、江泽民先生的三个代表理论、胡锦涛先生（可能更是郑必坚先生一厢情愿的）的和平崛起论，以及癌变的经济自由主义、法学自由主义、神学自由主义、儒学自由主义、宪政自由主义，都是这种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专制国家在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刮噪。

四、次法西斯时代政治的社会基础

　　后极权社会的群众对专制政治是离心离德的，但他们有一种明确的目标，即对自由民主世界的向往，正是这种社会基础注定了后极权政治是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次法西斯时代的子民（市民或所谓公民）对专制政治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只关心自己是否能过上小康日子。他们之间的相互敌视、剥夺使得次法西斯时代的专制政治处于动态稳定之中。

　　后极权政治的社会基础仍保留着极权时代的某种平等，即群众与政权有一种亲缘关系，群众在可见的公开的范围内，其社会地位或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次法西斯时代不同，它不仅公开了过去被遮蔽的三六九等，公开了行政主导的城乡二元结构，而且以市场和现代知识的名义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分裂。

　　后极权社会有着追求制度转型的内外压力，次法西斯时代的结构先于制度定型（孙立平先生语）则大大化解了制度变革的冲动。

　　这种社会结构的定型和社会结构的分裂，导致了次法西斯时代的专制政权从矛盾的中心地带跃进到仲裁者的地位，次法西斯时代的道义力量让位于利益格局的明认或调整，次法西斯时代的社会正义让位于对灾难不幸的善治善理。这或许是一大批怀抱理想的知识分子愿意依靠依附依托中共政权的原因。

　　这种利益优先性使得专制机器较之后极权社会更易发动，次法西斯时代的专制机器自我认同，自我强化，他们对异己分子的镇压是自觉而有力的。像中学生一样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刘荻曾让他们大动干戈，正直的人们以为他们太脆弱，他们不是脆弱，他们是自觉；应城小地方的杜导斌先生被他们捕去，放眼应城，作杜导斌说真话一样书生之想的也就杜导斌一人，但他们还是要将杜导斌收监；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更可怕的在于，他们不仅自觉，而且凶残，而且肆无忌惮；他们不仅掌握现实的权力，而且他们掌握了未来的权力，或者说他们自以为参透了权力的真理。一位朋友被他们收进去了，几个小伙子轮流对其拳打脚踢，打得他在狱里求死不能，求饶不止，这样还不足以打击异己，小伙子们还有着以军警特的力量收集来的朋友的隐私，诸如偷漏税、生活作风问题，一张张牌打下来，我们的朋友只有认输；这样还不足以打击他，小伙子们还以普京说事，在疯狂地抽打人时，说，你以为你们民运能成功吗，成功了你就能当英雄吗，想明白点，即使成功了天下还是我们的，这些地方还要靠我们来守摊，看看俄罗斯，你以为掌握权力的是什么人，告诉你，就是我们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记得，在今年次法西斯政权审判新青年四君子时，徐伟就在他们的法庭上以头撞法官的审判桌，以抗议狱卒的毒打，我们也许能够想见这个次法西斯政权的可怕的基础。就是说，镇压异端不再是因为被蒙骗说教的理想使然，而是因为要展开、行使并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是因为要维持自己可见范围内的稳定。如果我们愿意反思一下非典，我们可能更能获得对于次法西斯时代社会基础的感性认识。伊拉克的“人民战争”（张召忠先生语）没有发动起来，但我们的倒萨战争中却有着广泛的人民战线，这是一种平时里我们不能想象的民众理智，我们眼见的中国民众的乡愿犬儒在此时突然转变成了一种统一的情绪与理智，那是一种肃杀的可以把任何一人当蚂蚁一样碾死的法西斯气氛。是啊，国难当头，国人皆可喊杀。除了众志成城，除了颂扬中共或白衣天使，除了鼓励打气结成统一战线，没有人容忍批评，容忍质疑，没有人倾听非典病人们、民工们或大学生们的无力无助的恐惧。

五、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特征

　　如果说伤痕、寻根、反思是后极权时代的美学特征，后极权时代的美学是一种寻找式焦虑，后极权时代的美学以求真的人性为基础；追求成功、追求世俗的名声、兑现现实的利益则是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基础，千方百计地论证并赞美现实的合理性、艰难和不得已，是次法西斯时代作家艺术家们的拿手好戏，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是一种伪善式崇高，是一种仿真式做秀，是一种做戏式傻美。

　　在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展开里，活着的民生哲学历来如此，是国人最好的选择，是东方神秘的宿命，也是人们可以玩味可以自伤自悼自我感动的悲壮演出；历史已无是非对错好坏，只有命运的美丑、幸与不幸、坎坷或风顺。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打着新写实主义的旗帜，只是对现实想当然地归类，对现实进行无关痛痒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的旁观式指点。

　　但对于微小叙事，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有着精致的努力，作家艺术家们把任何一种感性经验无限放大，以为自己是经验一次美学领域、历史领域或世界意义的大事。作男作女，有了快感你就喊，这种对欲望的不加节制的展示正是从美男美女作家到所谓学者化作家们的全部把戏。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是祛除情感和理性的欲望标榜，是一种秀，革命秀，下体秀，天下秀，文化秀。

　　这种次法西斯美学集中到影视领域，最典型的文本就是张艺谋先生的《英雄》，尽管对《英雄》的批评铺天盖地，《英雄》仍取得了它的美学地位，因为它是对次法西斯美学最形象最极端的表达，《英雄》反映出次法西斯时代对力量和伪善道义的崇拜，在人类文明主流高扬人道、人权大旗的年代，次法西斯美学企图表明在它的政治和社会中有某种深沉的历史合理性，次法西斯美学不是靠人性的坚实或文化成就来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是靠一种改编的历史，靠标榜自己在文明世界的独特性来要求地位。在良知和正义之间犯难的类人孩们，被一种《英雄》般的视觉或表达审美催眠了并转移了心智。跟真正的历史英雄相反，《英雄》表达的是“真理”，它不表达或实践正义。从《英雄》以下，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者们的演出同样充满了悲壮，充满了牺牲，充满了崇高。

　　如果没有宋祖英等人的甜歌上场，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也就过于崇高或悲壮了。宋祖英等人是次法西斯美学的人格形象，即仿真、伪善、傻美。后极权时代的乐观、向上、理想，无论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还是《让世界充满爱》，等等，在后极权时代，都能给人一种家国美感，那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兄弟姐妹”们有着希望和人生意义的年代。但次法西斯时代的家国已经原子式分裂，其美学理所当然要表达其温情、人伦、等级。

　　正是在次法西斯时代，民族历史的丑恶被“锦被遮过”（李慎之先生语）。在后极权时代受到质疑或审判的毛泽东等人，在次法西斯时代获得了谬托知己的同情、膜拜：“小平你好”，在后极权时代受到平等对待的政治领袖，在次法西斯时代获得了置诸宗庙神圣的地位。


六、次法西斯时代的自由主义

　　次法西斯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法西斯时代的有意无意的摹仿，这一点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已经有过表现，蒋介石有心无力追求的政治局面让江泽民、胡锦涛等人成功获取了。次法西斯时代摒弃了法西斯政治的过于尖锐的特征，摒弃了法西斯政治非常革命的一面，摒弃了法西斯政治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冲动；次法西斯时代的意识形态退居幕后，只是在必要时走上前台，但这种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空洞化，徒具符号意义。

　　法西斯政治有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有一个强大的宣传机器，法西斯政治是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威胁。次法西斯时代的专制政治却容忍了思想观念的多元，容忍了人们的腹诽，容忍了自由主义的浮出水面，它无意绷紧意识形态的宣传神经，它无意表达自己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支配性欲望，它可以公开表白自己对国际社会的参与性行动或建设性影响，它可以厚颜自己代表整体利益的主张或亲民爱民的政策。所有内部的整肃都是它的不得已，都是因为别的人如一个小姑娘、一个残疾人、一个书生等等坏了它的善治；所有对外的声讨，都是因为它受到了侮辱受到了挑衅，都是因为反华势力的不自量力、蠢蠢欲动。

　　跟法西斯时代的形格势禁不同，次法西斯政治公开了自己法治德治的善治理念；但跟法西斯时代的政治本质一样，次法西斯政治是对全体成员的腐蚀、侮辱，不过次法西斯政治的生杀予夺或统治命令是用法治德治一类的说辞掩饰了。如果说法西斯政治对人只有管制一途，那么次法西斯政治为人还指示了异化的方式，一群类人孩对更大规模的类人孩的统治是残酷的，但在次法西斯时代是维持性的、要求表面和平而能够相安无事的。就是说，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带上了社会的温情面具，次法西斯时代的政治统治可以用行政化、司法化、学术化、市场化等一切社会化的手段实现，自然，次法西斯时代的个人也可以回避政治，实现人格与行政化、司法化、学术化、市场化等社会化的合一，虽然，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并不就是社会，但它对自由主义或知识分子群体的其他思想演进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在后者看来，次法西斯政治还能做事，还能亲民，还有一定的社会空间，还愿意保证经济的七上八下。有它比没有它好，或更不坏一些。

　　次法西斯政治不仅以政带工，完成了国家重商主义的投机过程，而且以政问学，制造了知识的断裂，并使投机性的知识无远弗届，指导了民众和青年如何思考如何生活如何看待世界。因此次法西斯时代的市场经济是权力经济的榜样，次法西斯时代的知识生产也成为权力政治的合伙人。知识生产的最从容的一群人失去了次法西斯社会活的感性的经验，他们的心理世界永远缺乏专制力量压迫下的紧张关系，他们缺乏对专制社会穷窘状态的深刻认知，他们对生活的不满是由观念推导的，他们永远在知识或思想的碎片上患得患失。天可怜见，当发达社会的思想例如人权观念、法治观念、宪政观念、自由观念等传播到次法西斯社会，专制政治有着足够的力量或弹性使之屈从于权力，使之付出失去血性的代价。

　　因此，在次法西斯政治不动声色的运行中，自由主义不仅遭遇了扭曲，而且注定要受到其他社会思潮的围攻。革命的自由精神演变成书斋里的自由主义，最乐观的自由主义面对专制社会显得最为天真，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理想可以在这个专制政治的基础上实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胡适之就曾在中国民主与专制的大争论中如此表现过，他对民主与专制的信誓旦旦的主要观点后来全部为事实所否定，如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中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第三，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可怜的是，胡适的浅薄局限不仅未能为后来者记取，反而成为后来者的高标。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同样缺乏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他们难以看清民主化的许多困境，他们对民主所做的辩护更是一种理论的推演和信念的表达；他们难以明认专制政治的灾难，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沉默多是想当然地以为那是偶然的、个别的，最终要被超越的，是历史进程必要的代价。


七、次法西斯时代的出路

　　毫无疑问，次法西斯政治中有缝隙，有足够的空间可供其子民栖息，无能栖身的子民往往被定义为贱民，如同移民被定义为农民工。就是说，对次法西斯政治的合法性或社会正义存而不论，人们仍可以在次法西斯政治的运作中生活下来，并在其中寻找到某种真理或幸福。网络、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们一直在努力表达基本的真实、表达基本的良知，表达最低限度的道德伦理；但是，专制政治犯下的罪恶或者制造的灾难并不是全然为人们所知晓，媒体或知识分子们只是出于利害考虑来挑选他们所要揭示的罪恶灾难，那些必然的罪恶、灾难和不幸只能对正义的力量心存侥幸，后者不定什么时候来，不定会来不来。因为来了，所以社会感恩于正义的现身，这是次法西斯时代可歌可泣的成就。这些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为专制政治所容许并当然地据为己有的；而这些成就更为进步人士想当然地当作中国民主化有戏的证据。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政治体中有着持自己政见的反对力量，历史进程推出过不少民间意见领袖，但这些意见领袖最终走向了庙堂或山林，社会的道义资源跟专制权力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当政权把民生标榜为自己的成就，把四分之一的社会成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时，民权顺理成章地成为它的仲裁资源。在民权的争夺中，任何利益集团的博弈都最终诉诸政治的权威。任何试图问鼎政权归属或性质的力量都将在这个时代边缘化，个人化，妖魔化。

　　比起法西斯政治的一惊一乍来，次法西斯政治是相当成熟的专制文化。当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学者们才恍然悟出，中共政权已经成功地对后极权社会和法西斯政治进行了扬长避短。陈奎德先生在1989年以后预言中共将演变为右翼专制，这个预言完全被事实证明了，到世纪末，何清涟先生、吴国光先生、孙立平先生等人先后为这种右翼专制正名。拉美化、印度化、西西里化、宋朝化、清末化、北洋化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用来参照中国，但这些名词概念尚不足以触动中国人的心智或正义神经。钟鼎山林，各有其性，在次法西斯政治的巨大机器面前，每个中国人只有赚出一个生命，赚出一种活法儿；中国人已经缺乏一种反专制的人格力量，更缺乏维护社会基本正义的精英群体。

　　我也是在世纪末的时候得出了右翼专制的结论，在一次演讲中我说中国的改革已死、转型已经结束，它是受诅咒的资本主义或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榜样，或者说它是对传统专制王朝统治的某种回归。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了，这种回归是什么样子，它确实跟一个王朝没有什么区别。但这种表述仍没有太大的意义，如上表述的，最有意义的在于我们如何成就我们个人，相聚一起建立一个何等的社会。就是说，最有意义的是如何表述我们自己。

　　一个美国土著人给他的孙子讲述他的感受说，“我感觉好像在我心里有两只狼在搏斗，一只满怀报复心，愤怒且充满暴力；另一只富有爱心和关怀。”孙子问，“哪一只狼会赢呢？”爷爷回答说，“我喂的那一只。”

　　对中共来说，它只会喂养自己的权力；由于我们这些子民的沉默、不作为以及我们对中共政权的期望，我们实际上也在喂养中共。对次法西斯时代的专制统治，只有革命才能逼其交出权力；如果革命的政治力量自废自律、不思进取或自污自损，那么，受压迫人民的造反最终会使得世界天旋地转。

　　
　　2003年12月回顾胡温“新政”　写于北京2004年5月为祝汉语奖之公布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