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必然规律和目的

(北京)周舵


我们迫切需要新启蒙

　　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即经济决定论）信仰——不是宗教信仰，是一套哲学本体论和知识论信仰——造成的一个特别有害的后果，是低估思想观念、理论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民粹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爱因斯坦说过，“没有方法论，无异于陷入原始的泥沼”；米尔（J.S.Mill，旧译穆勒）也曾说,“有人总是蔑视思辨哲学，但是它实际上却是这个地球上对人们影响最大的东西，它实际上超过了任何其他种类的影响力”；哈耶克说得就更多了，几乎每本著作都要反复提起这个话题，比如我随手引来的这一段：“认为无需一种理论也能找到任何事物的因果关系，或这样的理论会在事实积累到足够多时自动出现，这纯粹是一种幻想。复杂的社会实践尤其如此，缺少系统的理论所提供的分析工具，人们几乎注定会对它们作出错误的解释。凡是不想自觉地利用一种明确而可靠的逻辑论证的人，通常只会成为他们那个时代大众信念的牺牲品”——我得补上一句：只会成为种种荒诞学说的牺牲品。在21世纪这个“知本主义”的时代，最可怕的还不是愚昧无知，而是被一整套知识化、系统化的偏见偏执、被一堆伪科学的思想垃圾塞满头脑却不自知。一只干净的空桶随时可以注入美酒佳酿，但若是一只塞得满满的垃圾桶……！21世纪之所以不可能是中国世纪，首先就是因为我们至今还是一个垃圾桶民族——就算是用最先进的材料做的垃圾桶，终究还是垃圾桶——而我们自己死也不肯承认。知识有种自我强化的特点：越有知识的人越懂得知识的价值，反之则反之。这是教育不应当产业化的理由之一，市场在这里会失灵。但更糟糕得多的情况却是，一个“上愚下智”（愚者居上，智者在下）的专制政府控制教育；这是中国决无可能创立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原因。我们的教育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在按照政府的旨意制造垃圾、灌输垃圾，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振兴！我们迫切需要一个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新蒙昧中彻底解放出来的新启蒙运动，这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否则，我们就永远是世界主流文明之外的野蛮民族；我们越强大，对文明世界的威胁越大。

　　我很愿意相信“民主是历史必然规律”——要是真的那样该多好啊，我们可以尽情地吃喝玩乐，玩累了便躺下来睡大觉，民主照样会掉到我们头上来，就像太阳必然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凭这一点，该命题也不真。事实上，科学（特别是当代的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的恰好相反：人类历史没有必然性（这和“未来不可预测”，以及“历史允许假设”是一回事），历史自身也没有意义和目的（比如“进步”）；历史是我们人类在重重约束下从多种可能性中作合目的选择所得到的不尽合目的（“意外”）之结果。虽然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但我们确实可以在多种可能性当中作选择，并且创造出过去从未有过的全新事物；虽然历史本身没有意义和目的，但我们确实有能力为实现我们所向往的意义和目的而奋斗，并且取得或大或小的成功；虽然我们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但我们也绝不是任何一种神秘力量（命运、必然性、历史规律）手中的纯粹被“决定”的牵线木偶。在古代，世界各处的人们对历史的看法都差不多，要么认为历史是由神意、由命运等等不可测的神秘力量随意拨弄的，要么认为历史是治乱循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类。“历史必然性”的信念，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论（有人照构词法译为“历史主义”，不妥）的核心信念即“历史受控于明确的历史演化法则，这些法则将使我们能够预言人的命运”（波谱尔）的信念则是西方理性主义世界观的特产，源于古代希腊。近代科学的出现和这个理性主义传统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要说它是西方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最大特点也不为过。理性主义世界观认为，在大千世界一堆堆纷繁杂乱的个别现象背后，一定有普适性的秩序、规律或法则存在，它们和人类理性同出一源，因此人类理性有能力找出这些普遍规律，以简驭繁，把杂乱多变的“现象”整理成秩序井然的不变的“本质”。科学精神就是由此产生，科学说到底就是要寻求这些普遍规律；科学所使用的主要工具——数学和逻辑也是由此产生。希腊人，以及通过普罗提诺这样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而深受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影响的基督教神学所信仰的上帝也是理性的上帝，而不再是《旧约》当中那个动辄雷霆震怒、随意杀伐的感性上帝，否则，也绝不会有伽利略和牛顿——他们研究科学丝毫不曾想过满足社会需要，或者科学究竟有什么用，他们一心想用科学来荣耀上帝，证明神赋予宇宙的秩序是多么奇妙。虽然和一切不受限制的权力一样，教会享有的精神和政治权力也一定导致腐化，为了维护这些权力教会干了许许多多不该干的事情，但这是另一回事。

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自相矛盾
           
　　常言道，“失败乃成功之母”，但反过来也能成立：成功乃失败之母。任何一样东西有了效用，一定就有人滥用，不把它推到极端、推到“物极必反”的地步不会放手。牛顿力学的决定论范式取得的巨大成功（不研究科学史的人往往低估这一成就），使这一范式成为科学方法的典范，诱使人们把它应用到一切学科领域，包括历史研究领域，这就有了历史决定论。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成为一种奇特的自相矛盾的决定论。

　　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既深且广，但这影响却是糟糕之极。他当然也应该算是对那个重要无比的“休谟问题”（归纳法有效性问题）的回应，可惜得很，是一种糟糕到无法想象地步的回应。休谟对科学方法的进步贡献极大，他是给牛顿决定论的乐观信念以致命一击的头一人；这一乐观信念是：只要我们掌握对象界任一时刻状态的全部情况，根据科学提供的规律，便可以预见任一时刻事物唯一的确定状态。可以说，自休谟以后，全部哲学和科学方法论都是对“休谟问题”的回应。人类理性并非万能，它只能应用于由经验事实构成的现象界，一旦超出其固有的限度，试图解答本体论问题（世界的本源、本质是什么？）和“上帝是否存在”之类的问题时，理性就失去了效力，此时理性失败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导致“二律悖反”，即合逻辑地推导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这样，休谟问题就成为康德问题，继续折磨着人世间一切最智慧的头脑。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黑格尔这个对当时的自然科学几乎一无所知的半通不通的门外汉居然也来尝试解答康德的“二律悖反”这个头号难题！他的办法却是出奇地省事简便——和世间一切革命党以及一切异想天开的学术外行如出一辙——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忌所有的基本规范，干脆宣布矛盾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天大的好事！好到什么程度呢？矛盾不但是世间万物的本质，并且是一切运动、变化发展和进步的唯一动力和源泉！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大颠覆、大革命、黑白大颠倒（马克思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质上是革命的”，一点没错），但他颠覆的不是别的，恰恰是人类知识和文明的全部基础，制造出的却是西方文明史上从未见过的毒性最为剧烈的精神毒剂。从传记上可以看出（见梅林《马克思传》），马克思所受的全部正规教育当中值得一提的，几乎只有黑格尔的这一套疯狂的呓语，其他的科目马克思根本漫不经心，也没留下什么印象，至于自然科学于马克思干脆就是完全空白——这一点也不奇怪，历史真相和共产党的无知吹捧相反，当时的德国除西部的莱茵省之外，正是欧洲文明的一个最蛮荒的黑暗角落；马克思大学生涯后三年就读的柏林大学虽然是德国最好的大学，不幸，德皇钦命成立这间大学，用意就是要拿它作为官方灌输“普鲁士精神”和进行思想控制的御用工具；黑格尔教授（后来作了柏林大学校长）就是这些工具当中让普鲁士政府最畅心快意的一件。就是这位毫无学术廉耻的黑格尔，郑重其事地把那个时代欧洲最野蛮专制的，军国主义的普鲁士国家宣布为“绝对精神”辩证演化的最高成就、人类历史进步的终点和顶峰，并且公然赞颂战争和暴力是历史进步的推动力。

　　马克思的廉价哲学一点不比黑格尔高明。他竟然以为一个“头足倒立”，轻轻巧巧就把黑格尔的“热昏胡说”（马克思自己对黑格尔的评语）魔术般地变成了全部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顶尖成就——除了把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换成了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之外，其他一切照旧。多么神妙而杰出的，让世间一切不喜欢、不习惯逻辑思维和科学方法严格训练的文人，和小知识分子心醉神迷的德国哲学戏法啊！

　　像所有那些鬼迷心窍，让自己某种异想天开的“创造发明”彻底套牢的门外汉那样，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体系都既不是在认真研究了充分的事实资料之后归纳概括出来的，又不是用科学的假说－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而是早在他大学毕业后不久，几乎完全是用黑格尔的那套辩证大戏法一下子就“悟”到的。他后来的大半生所做的一切“科学”研究，就是绞尽脑汁为这具魔幻世界的恐龙骨架添补血肉。详细的分析这里不能做了，我只想再说一句：凡是出自边缘人群的一切“革命”，不论是在哪个领域里的，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马克思本人就是学术边缘人的一个典型事例，他和主流学术界不但没有平等、理性的交流和对话，而且根本拒绝这个交流和对话——马克思用阶级斗争的真理相对主义（不同阶级的真理根本敌对）干脆封死了交流和对话的大门。这就必定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自说自话、自我吹嘘、极端偏执片面的封闭僵化体系。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经济决定论）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比如说，由于他极端强调经济因素的历史作用，就使早先的历史研究中对经济因素的忽略这个偏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但是，这一点学术贡献却远远抵不上其他方面的通盘错误。他那个“社会基本形态”依次演化递进的历史进步辩证模式包括好几重严重错误：方法论上的单因果单方向决定论（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多因果相互作用的非决定论），进步主义（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进步的过程），乌托邦理想主义（终极理想的和谐完美世界是一定会实现的），欧洲中心论（欧洲文明的历史轨迹是全人类历史演进的普适规律和典范），革命崇拜（把矛盾冲突、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当作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等等。这个从根基上全盘谬误和极端片面的学说在马克思手里还是多少留有余地、有一定灵活性的，经过斯大林那个毫无学术研究能力，只受过俄国东正教教会中学低劣教育的头脑的一番低劣化改造，就彻底成为荒谬绝伦的原始、奴隶制、封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五种社会基本形态普遍规律说，至今仍然搅乱着全球绝大多数华人的头脑——不但大陆华人，台湾人、海外华人也都开口闭口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夏商周的奴隶制，煞有介事地探究“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却不知道这些毫无根据的伪命题全都是经斯大林改造过的马克思伪学。中国既没有过封建社会和奴隶制社会（马克思还算能够遵照西方传统，稍许严谨地把后者称作“古代社会”，有“古典”、“典范”之意），封建主义又恰恰是王权专制的对立面，中国更是没有任何理由应当自行发生科学、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可参见“读书报告之四”）。仅从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表明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水准已经败坏到了多么可悲的地步！

波普尔与哈耶克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西方学者中肯花费几乎半生的心血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作系统、深入批判的，恐怕只有波普尔一人。波普尔除了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哲学家之外，还是一位热忱的理想主义者，一位坚决捍卫自由的斗士。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在这两方面的工作是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的。他一生的两大理论成就——批判理性主义（证伪主义），和对历史决定论的系统批驳，全都是对那个时代西方文明遇到的最大理论挑战——马克思主义伪科学的回应。比较之下，极权主义的另一翼——纳粹主义在理论上根本谈不上“挑战”和“威胁”，它几乎不值一驳。波普尔社会和政治理论的两部主要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的主题就是一个：历史决定论是伪科学，是左翼极权主义的主要理论支柱。

　　两部书都成书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距今超过半个世纪。用今天的眼光去审视，我们不难从中挑出许多不足，但他的基本立论仍然稳稳站立，未被动摇——不仅未被动摇，科学哲学的长足进展给他的理论增添了许多新的支持，而列宁—斯大林体制的彻底崩溃，更从事实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检验证据。

　　在借重批驳历史决定论的思想资源时，我们一定不能忽略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几部重要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科学的反革命》和《致命的自负》。就因为直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成了全世界左派知识分子的头号敌人，背了半世“反动分子”的骂名。幸亏他活得长，且活在当今变化快的世界上，否则他势必和自古以来的圣贤一样时运不济——“古来圣贤多寂寞，唯有庸者留其名”；证诸历史，“圣之时者”（合乎时宜的圣贤）少之又少。

　　认为人之异于、胜于禽兽者，非理性无它，这不是近代才有的观念。但是，认为理性万能、科学万能（科学无非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理性或科学是宇宙万物唯一至上的评判标准，“世间一切事物都必须站到理性的审判台前辩明自身存在的理由”，却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派留赠近代世界的最大遗产。它的正面价值只能从当时欧洲大陆新旧势力激烈冲突的时代背景中去理解：“理性”是那个时代的新兴社会力量和顽固守旧的保守势力拼命维护的“传统”作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然而在那个倒楣的法国，一个极端激发另一个极端，极端的守旧与极端的激进两军恶战，黎民遭殃，这是新时代的大变革已经迫近门槛时，一切政治上无能的民族所遭遇的最大不幸。马克思这个“思想巨人”的独特贡献，就是把这种极端主义的政治逻辑，拔高、编织成一个貌似科学的庞大理论体系，从而使得这种极端主义政治借助理论上的合理化、神圣化，获得了比产生它的那种具体的、一时的历史情境久远得多的生命力。原本是阶级斗争战场上易榭的血腥花朵，现在却幻化成了催生无止无休阶级斗争的一只巨龙。如果自由世界没有自己屠龙的巨人和利剑，整个人类就有遭受左翼极权主义新奴隶制长久奴役的巨大危险。波普尔、哈耶克和其他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历史功绩就在这里：他们揭穿了“巨人”的泥足本质。

　　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方法论上对理性和科学的滥用（“唯理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历史唯物论、历史决定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一整套伪科学，从思想认识根源上说都是一回事，都是近代西方文明把人类自身自我神化，人的权能感、优越感恶性膨胀，自以为能力无边，不但能够把握一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必然规律”，还能操控一切、改造一切的那个“理性僭妄”、“致命自负”的产物。这场恶梦在西方世界已经终结（当然不会是完全彻底的），反倒是我们这些非西方，和半西方世界（如苏俄）的不幸民族，仍然深受其害。对于我们来说，它不是恶梦，是活生生的现实，是深植于我们每个人灵魂之中的政治基因，已经成为我们天性的一部分。不是别的，正是这个极端主义政治基因，成为我们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的最大障碍。

政治家不可逾越的硬约束

　　也许有人会质疑说，好吧，就算历史决定论站不住脚，但是，相信“自由民主是历史规律，谁也不能阻挡”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看看共产党吧！要不是相信了共产主义是历史规律，哪会有那么多人去为它拼命奋斗？政治离不开宣传，成功的宣传，就是好政治。

　　我得承认，这个设问不好回答。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社会科学主要就是研究这个难题，至今也难说有真正称得上是逻辑严密的理论成就。当今的社会科学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前科学而已（遑论一个半世纪前的马克思！），但我至少可以提供几条不同意见，以供参考。

　　首先，没有人愿意被欺骗。谁也不想当傻瓜。不真实的宣传手法只有在不被拆穿的情况下才有效，才会“成功”。很遗憾，热衷宣传手法的人出生太晚，历史决定论的宣传手法已经被包括波普尔在内的许多学者拆穿了，总会有人出来说“不”，让宣传不那么有效。这样一来，要想不被人指责为“欺骗”，就得自欺，先得自己把宣传信以为真。而且，“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这条法则对说谎者本人也适用，谎言说来说去，你自己往往也会信以为真，至少会对它的“假”丧失警惕。这就会导致另一个严重后果：它使我们头脑简单，行为鲁莽。既然历史规律指定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我们就不必费力去寻找别的出路，不会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之间仔细、审慎地作比较（作成本效益分析）和选择。情况往往是，我们甚至根本不去考虑什么成本（代价）和收益（效益）——既然路是现成的、唯一的，那当然是沿着它跑得越快越好——反正不管代价多大，胜利都是铁定了的，“正义的事业必胜”！这种儿戏似的政治，是会导向成功，还是惨败，在我看来结果不言自明。

　　再者，热衷于宣传手法的人骨子里都是把自己看作高踞于普通人、“庸人”之上的英雄（我不是说英雄行为、英雄主义不好，我是说“高踞”不好），内心深处对于平头百姓们所珍重的那些平平庸庸的利益，衣食饱暖、出入平安之类根本不以为然（这种心态时常会从他们的公开言论中流露出来），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本质上和共产党人一样，都认定为某个高尚的远大目标牺牲掉这些卑下、庸俗的眼前利益不但是正当的，而且这种牺牲正是道德高尚的证据！自古以来，这一类道德高尚但冷酷残忍的人绝非少见。他们有时能行大善，但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做大恶；通常都是事与愿违，毁了自己和追随他的人们不算，还赔上无数无辜者的辛酸血泪。就算在特别幸运的情况下，他们一时间侥幸成功，这种人也多半会被权力异化，一步步演变为专制独裁的暴君。共产党人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不认为有任何理由说，这可以称之为“成功”。

　　我个人的信念是：亿万普通人的福利（以他们自行认定的为准）是政治家不可逾越的硬约束；“审慎”永远是政治家的第一美德；牺牲有时是必要的，牺牲永远高尚，但牺牲必须自愿，绝对不可以强制——不管是用暴力，还是用宣传煽动和欺骗这种变相的软性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