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柬埔寨的人间炼狱


悲惨而尴尬的历史


十月里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在金边南部一个编号为S-21的大屠杀现场，导游站在陈列遇难者骷髅的纪念塔神龛前，向我们讲述着红色高棉（khmer Rouge）时期的杀人故事。纪念塔共十七层，密密麻麻按性别、年龄排列的8000颗头盖骨，在暗淡的光线下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白光。这样的杀戮场在柬埔寨不只一处，S-21杀戮场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杀的人最多，且多为“政治犯”。

这是一段悲惨而又令人尴尬的历史。中、美、法、俄等国因牵涉到各自的利益，都不太情愿翻这笔历史烂账。中国政府曾与波尔布特（Pol Pot，也译“波帕”）有一段特殊关系。波尔布特仿效毛泽东打游击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推翻美国扶持的朗诺（Lon Nol）政权以后，全国上下重演了一场比中国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期间，中国是红色高棉（也称“赤柬”）最大的精神和物资支持者。当然中共支持柬共除了意识形态，还有地缘政治的考量。当时的越南向外扩张势力范围，中国担心它独霸印度支那，对中国构成威胁。而在“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三方，西哈努克和曾任朗诺政府总理的宋双，无一有军事实力抵抗越军，唯有红色高棉具备相对的作战实力。若无中国的大力扶助，今天的柬埔寨恐怕就不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美国也有难言之隐。越战期间，美国要求柬埔寨助战，遭西哈努克的拒绝后，美国目标转向柬军方，开始扶持朗诺将军。朗诺趁西哈努克出访法国时发动了军事政变。罢免西哈努克后，朗诺本人出任总统。忠于王室的柬埔寨子民哪里能接受国王被驱逐的现实，更不甘心屈服于傀儡政府，况朗诺本人庸碌无能，完全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这时一直在丛林里打游击的柬共趁机坐大，这是美国料始不及的事，美国本指望通过朗诺打击红色高棉，实际结果却相反，朗诺政权恰恰给柬共打爱国牌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美国在越战中连连受挫，无力增援朗诺，眼睁睁地看着红色高棉势如破竹，于1975年推翻了朗诺政权。越战时，美国在轰炸北越的同时，为阻断红色高棉的增援，曾轰炸过柬埔寨领土，柬埔寨平民的伤亡更激起人们的反美情绪。因而柬共扛起的抗美救国的大旗，对于仇恨侵略者的柬埔寨人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自打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红色高棉开始与越共分裂，在骂“越南修正主义”的同时，柬共堂而皇之地树起了抵抗越南入侵的的旗帜。而美国也不会坐视越共的扩张，尽管柬共的迅速崛起自然是美国没想到也不愿看到的，但是柬共与越南抗衡，为美国出了一口恶气。于是美国转而通过泰国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装备，希望借此削弱越共的势力扩张。有了这一层关系，美国对红色高棉日后践踏人权的胡作非为自然是睁只眼闭只眼。


红色高棉的“元年”


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元年”（Year Zero）。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新人”下乡改造，实践所谓的农业乌托邦计画。几昼夜间，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住所，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

波尔布特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他的一号命令与林彪如出一辙，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柬埔寨人Loung Ung在她的英文自传《他们先杀死我父亲》里提到，1975年4月17日那天，柬共军队开进金边，对老百姓大喊：“不准携带行李，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美国人要轰炸城市了！”开始，一些居民不肯离开家园，取观望态度。后因敌不过士兵的逼迫，四天之内，金边所有的居民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在内。顷刻间，200万人口的金边不见人烟，成了一座死城。

大部分金边人没有料到此行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丢下产业，匆匆离去。灾难降临之际，也有人预感到前景不妙，将金银首饰等细软随身携带。我在金边结识的Vattanac银行总裁、柬籍华人江女士告诉我，她母亲不仅携带了金银首饰，还临时缝制了一条条细长米袋，让他们兄弟姐妹缠在身上，没想到这点米日后成了她全家的救命粮，使他们与死神擦身而过。那些只带了货币的人没多久就发现，一夜之间，这些钞票变成了废纸，在赶往乡下的长途跋涉中只能做手纸用。

与江女士一样，Ung一家属于金边的富有阶层，离开金边时，全家九口还开了一辆马自达，免了最初几天的跋涉之劳。当第三天汽油耗尽时，他们意识到没处加油，只好将车子丢弃在路旁。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倒退到连石器时代也不如！

金边沦陷之后，波尔布特掌权，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血腥统治。他的铁腕统治首先从衣食住行开始，所有百姓必须放弃原来的服饰取舍，男女老少一律穿上黑色长袍或毛式中山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运动头。红色高棉脖子上侧多了一条红白相间的毛巾，它比中国的红领巾更实用，因为它还能用来擦汗。

“吃”在公社大食堂，每人配以碗筷，一天两餐，定时去集体食堂排队打饭。刚开始还允许每家领取一天的定量，后来有人私存余粮以备不测，柬共干脆改为每餐配给，搞彻底的公有化改造。Ung说，没过多久，粮食的配给越来越少，饭由干变稀。Ung在书中生动地描述她本人——一个当时只有六岁的小女孩——怎么盯着沉在碗底的几粒米，一粒一粒慢慢数着咀嚼的情景，还有那刻骨铭心的饥饿。没想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幽灵十几年后竟然又在柬埔寨现身。人们开始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蚱蜢、甲壳虫、蟋蟀成了美味佳肴。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而活着的人连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常常是等到尸体散发恶臭，令人无法忍受时，才由当地村民就近挖坑，将爬满蛆的尸体堆进坑里。最后有人吃蚯蚓、甚至吃死人肉。很多人死于误食有毒蘑菇。

至于“住”，这些城市“新人”被赶到乡下接受再教育的那一天，即永远失去了他们在城里的房产。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去乡村的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他们安身在简陋、难遮风雨的吊脚楼里，家徒四壁。他们白天要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红色高棉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虚报出身，没人敢承认自己做过业主、老板，最多说做过小买卖，更不能与朗诺或越南有过任何瓜葛。新人们被迫学习农活把式，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肩不能扛、手不能抬的人被怀疑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整肃。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他们不能存下，被告之要拿去与中国换武器。自家允许在院子里种蔬菜瓜果，但是收成归公。江女士告诉我，每天都有人到她家数瓜果个数，少了便被定偷窃罪扭送村委会处治。因为劳累、饥饿，人人形销骨立，衰如槁草，全国饿殍遍野。活着的人除了白天种地修渠，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弄得人心惶惶，生灵涂炭。精神脆弱的人看不到痛苦的尽头，还没等到饿死就自行了断。据美国的柬埔寨问题专家David Chandler调查，这期间，有一百多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劳累、和疾病。

“革命”先从肃反入手，凡曾服务过朗诺政权、对“新生红色高棉”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概格杀匆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对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教师、医生及其它专业人士大开杀戒，焚书坑儒，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好莱坞大片《杀戮场》（The Killing Field）就是以一个医生为原型，描述了柬埔寨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连会说外国话也是死罪。红色高棉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

这些故事，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不同的是，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柬埔寨走了一条集中国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为一体的腥风血雨之路。柬共杀人如麻，光是被处死的政治犯就超过了十万。国门被封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整个国家没有商店、庙宇、学校或公共设施，人类文明在柬埔寨降低到历史的最低点。

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中的每一天都是在杀人中度过的，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我参观的S-21杀戮场，就是在八十年代初被发掘的，挖出了近9000具尸体。听导游说，沟渠对面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纪念塔实在堆不下那么多头骨。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向导顺手拿起几个头颅骨，指给我们看头盖骨上斧头砍出的裂痕，又指着有子弹眼的头骨说，“他们算幸运的，因为痛苦少一些”。最残忍的是幼儿妇女。对儿童，暴徒们倒拎着双脚，对着大树将其头部“砰”的一声死命砸过去，至今还能看到大树上嵌着的小孩牙齿。妇女则在死前遭强暴，然后被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遭重棍击毙。

我踩在万人坑旁的泥土上，无论怎么小心都无法绕过死人的衣服碎片、牙齿、和人骨，心里像被一团棉花堵着透不过气来。头上黑云盖顶，没多久雨点打落到脸上，顷刻间细珠化为瓢泼，向导快速领我们来到一个草棚下，继续着他的控诉。暴雨带来了一阵风，我本能地深吸一口气，突然，我闻到一种别样的气味，仔细琢磨，天啦，分明是腐烂的死尸气味！一座座万人坑里早已长出了肥沃的野草，但因为尸体太多，二十多年过去了，居然还隐隐散发着恶臭！

从杀戮场出来，久久挥不去心头的压抑，我仿佛听到成千上万的冤魂在炼狱般地嘶吼和哀嚎。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之下，暴徒们竟以千千万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一两位暴君的所谓伟大理想！


“青出于蓝”波尔布特


导游接着领我们去S-21犯人集中营参观。这是当时由一所中学改造成的集中营，现在作为金边唯一的罪恶馆对外开放。这里关押的全是政治犯及其家属，包括躺在母亲怀里的婴儿，这座集中营先后处决过近两万人，进来的囚徒差不多全死在里面，生还者总共才七人。红色高棉搞政治清洗与文革如出一辙。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悲惨的是，这些冤假错案如今连平反都失去意义了，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每一位囚犯死去前必须拍两张半身照片，供红色高棉存档。馆里陈列着无数的人头照，有的显然是死后补拍的。照片上的妇女，包括小女孩一律齐耳短发，个个脸上显出疲惫、哀戚、痛苦、恐惧、和绝望的表情。可以肯定，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一段美丽的人生和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与这些曾经是活生生的人面对，站在他们饱经折磨告别人世的土地上，我的毛发根根竖起，我的心因痛苦而哭泣。在后来的几天里，闭上眼睛我就看到森森白骨，沉重的心情久久挥之不去。

对于这场革命，法国学者Francois Bizot曾亲身经历。当时他生活在柬埔寨，专门从事佛教研究和吴哥窟修复工作。1971年，他被红色高棉以美国间谍罪名逮捕，在俘虏集中营里渡过了一段九死一生的岁月。30年后，他打开封存的记忆，写了一本书《大门》（The Gate）。书中除了详细叙述他在集中营里的亲身经历，还对关押他的红色高棉头目康克由（Kang Keck leu，又名杜克Douch）做了生动的勾画和研究。此书的可读性极强。这个杜克原是教师出身，加入柬共的特工部门后，亲手组建了柬埔寨的盖世太保。正是他把这座高中改造成代号为S-21的监狱，并亲自任指挥官。难以相象，这个曾经为人师表的书生竟是红色恐怖的始作俑者之一！

当然，波尔布特才是大屠杀的元凶。早在柬共上台前，波尔布特就师从中共。1965年波在北京与康生首次见面，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康生传授的铲除内奸的理论，更激发了波尔布特的阶级斗争观念，他恨不得立马回国付诸行动。与毛泽东的见面则在文革初期，毛对于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坚信不疑，正是豪情万丈的时候。毛的一番“谆谆教诲”，使波尔布特热血沸腾，像是被注了一针强心剂，巴望着早日在柬埔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他把毛的极左思想发扬光大到了极致。毛只是让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波则强行把所有城里人赶到农村搞合作化、接受再教育，极力镇压不愿服从的老百姓；毛利用群众斗群众，波索性把军队开来杀人。“大跃进”、“千里马”、“青年突击队”等名词也被波尔布特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柬埔寨。假如红色高棉不倒，波尔布特肯定是“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列名于马恩列斯毛之后的不二人选。

就是这么个倒行逆施的政权，还照样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扶持。虽然，在后期中共意识到波尔布特搞的是与文革一样的“极左”，但是，同红色高棉反目等于否定了毛泽东，何况中共与波尔布特私下的秘密武器交易，抖出去会影响中国的形象。所以中共明知这是一块烫手山芋，还不得不继续捧着它。邓小平东山再起后，审时度势，顺应民心，首倡“发展是硬道理”。先专后红的同时，邓不忘为柬埔寨的难弟拔刀相助，于1979年打了一场再荒唐不过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一来以解赤柬之围，二来教训越南。那一年，我的许多同龄人不明真相，戎装上阵，捐躯流血在猫耳洞前。徐良的一首“血染的风采”，赚了多少不知情人的眼泪！邓小平一生功高于天，向来大彻大悟，发动了这场中越战争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邓为什么在百废待兴、财力不支的国情下武力进攻越南？有人分析邓想借军事行动扩建嫡系部队，并以此举在国际上“扬威”。究竟为什么，恐怕只有老人家自己有数。


柬共的瓦解


被称为“杀人魔王”、“暴君”的波尔布特至今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谜。红色高棉垮台后，他逃到泰国隐居起来，直到1998年离开人世，17年没露面。美国学者David Chandler先后采访了许多波尔布特身边的人，试图解剖波尔布特的内心世界，最终写成政治传记《第一兄弟》（Brother Number One）。中学教师出身的波尔布特，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留学法国接触马克思主义，直到后来成为共产主义的超级领导人，给人的印象竟然是温文儒雅、有修养、待人热情，没有半点残暴性格的迹象和背景，这一点倒是和他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极为相象。就连波尔布特的那些党内变节者，至今仍把他比作“圣人”。作者写完书也没吃透波尔布特这个人，“莫非他的友善是伪装的？难道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政治动物，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或两者兼备？”据说波尔布特在临终前，对自己一生的行径毫无悔意。他言之凿凿地称他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理念，而不是残杀人民，因此“我问心无愧”。看来，波尔布特在死不甘心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八十年代末，世界局势发生巨变，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共产主义风雨飘摇、沉屙不治。进入九十年代，柬埔寨以及国际社会要求惩治波尔布特的呼声愈来愈高，就在行将被缉拿归案之时，波尔布特心脏病突发死去。波留下的阴影一时在人们心中难以抹去，因为死得蹊跷，老百姓不见尸首都不敢相信他真的死了，死于心脏病也太便宜了他。作为残暴践踏人权的首恶，波尔布特应被拉到海牙国际战犯法庭受审。树倒猢狲散，波尔布特死后半年时间，他的左右手乔森潘（Khieu Samphan）及农谢（Nuon Chea）便向当局正式投诚，算是给红色高棉划上了一个句号。而隐姓埋名多年的员警头子杜克也洗心革面，在皈依了基督教以后，主动向柬埔寨政府自首，接受审判。

红色高棉的残暴注定了这个政权是兔子尾巴，但是，柬共能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却得益于越南的入侵。对于促成1979年越南的入侵，现柬埔寨王国政府总理洪森（Hun Sen，现译云升，又译韩森）起了关键作用。我在金边期间，因工作关系结识了洪森的高级特别顾问、加华银行董事长、总经理、华侨方侨生先生。方先生送我一本有洪森本人亲笔签名的中文传记《柬埔寨三朝总理》，由中国学者邢和平撰写，方侨生作的序。这本书为研究柬埔寨政治的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其中有大量笔墨描述了洪森对推翻柬共起到的作用。

文学才子洪森少年时代出于对西哈努克的热爱和对“美帝”的义愤，投笔从戎，参加了红色高棉，从排长一步步晋升到师长。后来发现波尔布特倒行逆施，残酷镇压人民，他的信心开始动摇。洪森因拒绝屠杀穆斯林，反被红色高棉追杀，遂起倒戈波尔布特的念头。1977年，洪森率部逃亡越南，不到两年联合越军杀回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对于这一段历史，洪森始终有一种“耻辱的隐痛”。由于历史的原因，柬越两国有世仇，洪森的政敌以民族尊严为由，揭洪森这块伤疤，奚落他效忠河内、引狼入室。还有人攻击洪森以红色高棉的悍将起家，也应为大屠杀承担部分责任。而洪森强调自己对国家的赤诚可昭日月，去越南是无奈的选择。他认为越南是有恩于柬埔寨的，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是不知晓红色高棉的血腥屠杀，可就是没人出面干涉，连联合国也视而不见。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之下，洪森冒死潜入越南，演出了一场申包胥哭秦廷的故事。

所以日后人们一提起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洪森总要激动地把“侵略”一词纠正为“解放”。无论“侵略”或是“解放”，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越南没有出兵，红色高棉不会在四年不到的时间里垮台，柬埔寨人民的灾难只会更深重，美国今天要对付的，恐怕就不只一个北朝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