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北京）余杰


　　对于我们自由社会的公民来说，能够看到成百上千种刊物，每一种刊物都宣扬自己的信仰，这是莫大的殊遇和可靠的保障。有数量就有安全：报纸互相揭露蠢行和过失，互相纠正错误，互相抵消偏见。读者可以综览各种各样的报刊，从中探求真正起作用的主张，即真理。

　　——怀特


名副其实的传媒大国

　　美国新闻评论家凯文。菲利普斯在《传播媒介体制》一文中说过：“古代的斯巴达是个军事国家。约翰。加尔文时期的日内瓦是个宗教国家。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是欧洲第一个工业国家，而当代的美国则是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媒介统治的国家。”这种说法略显夸张，却也不无真实：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是名副其实的传媒大国和信息社会，传媒业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传媒业是最能体现美国社会活力的领域之一，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增长点所在。评论员凯文。菲利普在谈到美国传播事业的发展时曾经写道：“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知识的生产、消费和传播。不是苜蓿、印花布、车辆或石油产品，而是知识。所谈的传播媒介可以是政府的备忘录、学校的教科书，业可以是报纸、电视、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法院的辩护状、电子计算机、科学论断……这东西加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和十九世纪中叶发生的大变动同样意义深远的革命。”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传媒业的规模和产值，更是超过了宇航和汽车，成为其国民经济中无可质疑的“第一产业”。

　　“纸媒体”——“众声喧哗”的“舆论场”

　　近年来，虽然电视和网络在美国占尽风光，但传统的“纸媒体”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力。据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今天的美国，传播媒介中的纸媒体包括：一千八百八十二家日报，七千九百五十七家周报，以及至少一万一千家杂志。近年来，主要杂志和报纸的数量和发行量都在与日俱增。二十五年中，主要杂志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二亿二千五百多万份。（参阅汤姆。贝塞尔《传播新闻》）在访问美国期间，我先后访问了大大小小的十多家报纸。其中，既有像《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这样影响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大报，也有像《波士顿凤凰报》（《Boston Phoenix》）专门针对“雅皮”青年口味的报纸，还有像在北卡的葛瑞斯堡发行的地方报纸《新闻与报道》（《News and Record》）。更有意思的是，我还拜访了几个相当特殊的媒体：如美国大学生自己办的一份历史悠久的校报——《东北大学报》（《The Northeastern News》），波士顿“贝克山”社区的一份社区报纸——《贝克山时报》（《The Beacon Hill Times》），以及差不多是一个人主办的一份政治评论类的报纸——《得州周末》（《Texas Weekly》）。这些形形色色的媒体共同构成了“众生喧哗”的“舆论场”。在这个“舆论场”中，公众可以自由地倾听不同声音和不同的观点，自己作出判断和选择。在访问过程中，我结识了众多美国的办报人，他们不仅以新闻为职业，更以之为“志业”。在美国这样一个新闻高度自由的社会里，这些办报人的人生理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公开表明，它们不信任美国一些有权势的个人和机构，如总统、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当然也包括一些庞大的跨国企业和石油公司。新闻界对有权有势的人物采取“对手”的姿态，严密监督他们的日常活动，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媒介同政府基本上是一种敌对关系。在自由社会中，新闻媒介有责任去发现和揭示公众希望知道的一切事物，以便让公众履行其民主职责。”新闻传媒的存在，对任何一个强势的政治领袖都形成重大制约。从这个角度上，就很容易理解布什在大部分美国媒体上的负面形象了——“新闻媒介不算完美无缺，但它既充满活力又认真负责，是美国民主的重要支柱。它们时常招人讨厌，但为了把消息带给公众，为民主政体服务，它们必须如此。它们尤其必须使政府感到头痛。尽管它们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从长远看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在新闻媒介为政治服务方面比美国做得更好。”（参阅麦克斯。J.斯基德摩和马歇尔。卡特。特里普合着《美国政府简介》）这里所说的“服务”，显然不是做总统和政府的“应声虫”，而是充当其“牛氓”。


职业与党派的立场

　　在访问华盛顿的一天中午，我与《华盛顿邮报》海外版副主编皮特。艾森斯（Peter Eisnes）在报社附近一家著名的西餐厅见面。皮特瘦高的个子，花白的胡须和头发，双目炯炯有神，模样有点像南非作家库切。

　　在街边的一张桌子上，我们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一边吃饭一边谈话。

　　话题首先从萨斯事件开始。艾森斯说，《华盛顿邮报》对萨斯的报道非常详尽，对“一句真话挽救了一个国家”的蒋彦永医生表达了高度的敬意。他认为，蒋彦永的行为标志着说真话的人开始在中国出现，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

　　我对美国记者如何处理职业与党派立场的关系很感兴趣，因此将此问题提出。艾森斯回答说：“首先，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不同于其他国家中的‘党’的概念，党对其成员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它们只是松散的组织，仅仅是‘投票党’而已。你今天可以是民主党的党员，明天就可能成为共和党的党员，而且不存在所谓‘背叛’的说法。其次，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新闻记者为了保持自己的客观性，不应该参与任何党派的活动，不接受任何组织和企业的赠与，我们必须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

　　《纽约时报》假新闻的丑闻对美国新闻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我亦询问艾森斯对此事的看法。作为其竞争对手，艾森斯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感觉，他非常严肃地回答说：“一个记者给一个大报造成巨大伤害的可能性永远存在，我们要建立更加完善的预防和监察机制。《纽约时报》的这一事件引起了大家的警觉，每一个新闻业者都应当反问：自己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艾森斯说，造假的记者是一名黑人，由于“反对种族歧视”在美国主流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因此报社对黑人雇员的管理反倒比白人雇员松懈，处理也更为谨慎。这也是这名黑人记者敢于大肆造假的原因之一。

　　艾森斯还认为，《纽约时报》的管理体制存在一定问题，其上层与下层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渠道，一个下层的记者要见到上层的主管非常困难。在这种体制下，假记者、假新闻容易“脱颖而出”。而《华盛顿邮报》在这方面要好得多。

　　我接着询问说：“在美国，各种传媒形式之间是否存在激烈的竞争？报纸有没有感到网络的压力？”艾森斯回答说：“网络在美国日益重要，但网络和电视对报纸的冲击还不是十分明显。近年来，我们报纸的发行量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有所上升。”与许多报人一样，他对电视评价极低，认为电视完全是娱乐性的，漠视新闻，使得民众不愿阅读、对政治冷漠。近年来，美国大选的投票率降低到百分之四十以下，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低的数字。对此，电视负有相当的责任。

　　艾森斯知道我的身份也是作家，对我的写作状态很有兴趣。他本人也兼有作家和编辑的双重身份，过去出版过两本文学著作，手头上还有一本新书正在修改中，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完成。这是他的一大苦恼。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于是，我们讨论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艾森斯举出了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例子。艾森斯的妻子是古巴人，他在古巴作为报社特派员呆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古巴政府严格控制新闻舆论的做法有尖锐的批评。他告诉我，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政府的宣传部长称兄道弟，每次访问古巴都能受到卡斯特罗的接见，因此马尔克斯写了好些吹捧古巴的文字。艾森斯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尔克斯向卡斯特罗暗送秋波，屈服于专制制度，这是一个作家的耻辱。”他将对马尔克斯与索尔仁尼琴作了一番比较，认为索尔仁尼琴堪称社会的良知，而马尔克斯只是一个聪明的小说家罢了。

　　《华盛顿邮报》固然是美国新闻业的标尺之一，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些非主流的传媒。


商文并举的“先锋报纸”

　　从纽约来到波士顿，第一个访问项目便是去《波士顿凤凰报》。这是一家专门给年轻人阅读的报纸。其编辑丹。肯尼迪（Dan Kennedy）是一位英俊的中年男子，他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会议室、送上一听冰镇的饮料之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便开始向我们介绍这家报纸的情况。

　　《波士顿凤凰报》创办于一九六六年，刚开始只是限于介绍先锋音乐和边缘人群的生活状况（如格林威治村），是一份只有四页的娱乐小报。第二年，报纸介入对越战的报道，明确表达年轻人对政府的不满，成为当年反越战和民权运动中的一员。这个传统一直继承到今天。现在，《波士顿凤凰报》的定位是：“我们是一家专门给那些不喜欢读主流新闻的年轻人看的周报。”它虽然无法像日报那样及时报道每天发生的新闻，但其优势在于总结一周的新闻时间，表达批判政府的立场。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凤凰传播集团”已经拥有多家公司，共有三家周刊、一家双周刊以及一个网站。这些媒体致力于在年轻人当中传播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及时反映最前沿的新文化、新思想。集团的旗舰即是《波士顿凤凰报》，它本身就是一家独立的报纸，“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不受任何财团与党派的控制。它也是不收费的、免费赠送的报纸，广告收入足以支持运作成本。读者以年轻人为主，年龄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男女读者的数量大致相当。他们多半住在城里，教育程度很高。报纸在波士顿的发行量为十二万五千份，在缅因州、罗得岛等地还有相当大的发行量，总共的发行量为二十万份。《波士顿凤凰报》多次获得全美的新闻奖项，亦是新英格兰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周报，在全美的同类报纸中也名列前茅。

　　肯尼迪一九九一年成为《波士顿凤凰报》的专栏作家，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二年主持著名的专栏——“我是不可收买的”。其间，他在一九九八年夏天撰文揭露了《波士顿环球报》的两位明星级专栏作家的造假和抄袭行为，成为波士顿传媒界轰动一时的事件。后来，两名造假者和抄袭者被迫辞职，而肯尼迪本人则获得国家出版协会的评论大奖。许多同行将其看成是勇敢的“英雄”。

　　从政治立场上看来，《波士顿凤凰报》和肯尼迪本人更接近民主党。肯尼迪向我聊起了对克林顿的看法。一开始，他在文章中支持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后来逐渐有所保留，但仍然将其当作中心人物来报道。直到克林顿的性丑闻出现之后，报社的同仁都觉得不可思议，遂开始对其进行批评。但到了共和党人利用此事发起“倒克运动”的时候，肯尼迪却又开始转而支持克林顿。

　　“新手”如何迅速适应报社紧张的工作？这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肯尼迪回答说：“刚到《波士顿凤凰报》工作的年轻人，一般由资深的编辑和记者带动，我们有一种快速成长的环境。记者一周要写一篇两千至四千字的长文、两篇三百至五百字的短文，这是基本的工作量，因此一般人感到压力很大。”但是，如果成为资深人员之后，报社则有许多优厚的待遇，如以丰厚的研究基金资助其进行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这段时间不必从事报社的日常工作。肯尼迪本人现在就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一本新书的写作。


传统的报纸如何竞争

　　如果说《波士顿凤凰报》是一份在商业和文化上都获得巨大成功的“先锋报纸”，那么在北卡的葛瑞斯堡发行的《新闻与报道》（《New and Record》）则是一份比较传统的老报纸。《新闻与报道》是一家以一个城市为覆盖半径的地方性晚报，在美国的中等城市中，几乎都有两三份这样的报纸。葛瑞斯堡是美国典型的南方中等城市，而《新闻与报道》也是美国典型的城市报纸。

　　《新闻与报道》拥有一座庞大的楼房，其办公室、编辑部、发行部、印刷厂都集中在这栋大楼里。前来接待我们的是专栏作家罗伯特夫人（Rosemary Roberts）。她已经年逾六旬，却精神抖擞、谈锋甚健。寒暄之后，罗伯特夫人告诉我，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时，她曾经到中国访问。今天，因为与中国朋友见面，她特意穿了一件印有“扬子江旅游纪念”标志的白衬衣。

　　我们在一间小会议室中聊天。罗伯特夫人说，《新闻与报道》是葛瑞斯堡最大的晚报，平时发行十万份左右，而周末版发行量最大，约为十八万份。我在宾馆中已经读过这份报纸，其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内容都是报道本地的新闻，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内容，一半是报道全国的新闻，一半是报道全球的新闻。这一比例与美国的联邦体制相吻合，地方政府的权力大于联邦政府，普通民众关心本州、本城来自本社区的事务甚于关心联邦乃至全球事务。有人认为这是美国人目光短浅的表现，我却认为这是他们民权得以伸张的表征。普通的美国人能够切实介入本社区、本城市乃至本州的事务，因此不必过于操心全国乃至全球的事务，他们是务实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的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能与乘客讨论世界局势和国家大事，仿佛刚从政治局开会回来。而实际上，他们根本不能对自己公司的实际事务发挥任何主导性的作用，不能要求公司减少一分钱的“份儿钱”。因此，他们只能用这种空谈来掩饰自己“无权者”的处境。

　　罗伯特夫人说，在她的辞典里，没有“退休”这个词语。她既写专栏，也做编辑。她自豪地说：“我在政治上是自由派，在北卡这个比较保守的州，很多人不喜欢我的立场。”我发现，很多美国人都以自己是“少数派”为荣。

　　罗伯特夫人对我作了一次专访，她将写作一篇报道，介绍我在葛瑞斯堡的活动。而她的儿子是《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她希望我们今后能建立联系。

　　采访结束之后，罗伯特夫人带我去参观报社各部门。《新闻与报道》共有五百名员工，一半左右为一线的记者和编辑。我们参观了报社的编辑、照排、印刷、包装等各个环节。编辑部为巨大的敞开式的办公室，非常拥挤，每个编辑的桌面上都显得凌乱不堪，每个人都在埋头紧张地工作。其资料室差不多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许多编辑正在里面查找资料。大楼底层就是报社的印刷厂，里面安置着巨大的印刷机器，印刷好的报纸源源不断地从流水线上涌出来。工人们将其折叠、打包，然后送到卡车上，再由送报员分入千家万户。我在宾馆中阅读的那份报纸，就是这流水线上的一份。


大学生的新闻报

　　在我的访问计划中，还有很多报纸比《波士顿凤凰报》和《新闻与报道》更具有个性特色。我到波士顿东北大学的时候，专程去《东北大学报》（The Northeastern News）访问。报社的办公室位于该校学生活动中心的楼上，是一间三四十平方米的办公室，两位编辑正在里面紧张地校对清样。

　　这是两个脸上充满稚气的女孩。其中，爱伦（Heather Allen）是主编，罗琳（Lauren Rouleau）是编辑。爱伦介绍说，《东北大学报》拥有七十八年的历史，在美国大学生办的新闻类报纸中算是老大哥之一。这是一份完全由学生自己编辑的周报，发行量达一万多份，读者主要是本校的学生，也有不少学生家长订阅。所有的稿件都是学生的来稿。照片和美术设计等也都由学生完成。编辑人员中，以学新闻和摄影的学生居多。

　　谈及报纸与校方的关系，罗琳说：“我们全校大约有两百个不同的学生组织，都接受校方的资助，只有我们的这份报纸没有列入校方的预算。这也是报纸不受校方干预、保持独立性的重要条件。校方向报社免费提供这间小小的办公室，以及办公室内的桌椅。其他的办公设备如电脑、电话、打印机等，都得我们自己来配备。”这两个女孩朝气蓬勃、精明干练。她们是幸运的，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让自己的青春闪闪发光。与之相比，中国的大学生们却只能默然地度过压抑而黯淡的青春。

　　我询问道：“你们的报纸敢不敢批评校方呢？”爱伦回答说：“我们的报纸上经常发表批评校方的文章。如不久前学校附近发生女学生被抢劫的事件，我们的报纸就进行了重点的报道，比本市的其他报纸都要及时、详细和深入。在报道中建议校方增加巡逻的保安，也提醒相关的治安单位关注女学生的安全问题。经过这次的报道，附近社区很多人都知道了《东北大学报》的存在，也对这份报纸产生了兴趣。”

　　那么，报纸的经费来自何处？她们解释说，报纸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广告，现在的收支基本持平。过去效益好的时候，曾经每周出版四十八页。现在经济不景气，缩小到了二十四页到二十八页，这样可以节约纸张和印刷费用。罗琳说：“大家都希望报纸能维持下去、不至于关门，那样的话可真是东北大学的悲剧。”

　　这两个女孩告诉我，在《东北大学报》做编辑，工作量很大。除了编报纸，还得自己去送报纸，把报纸送到校长办公室、院系管理层的办公室以及每个学生宿舍。学生编辑为报纸工作只有微薄的补贴，远远比不上在外面打工挣的钱多。但仍然有很多同学竞争这份工作。因为，一方面它有参与公益事业的性质；另一方面它是同学们的兴趣所在，在许多美国大学生心中，“喜欢”往往比报酬重要。


小规模、大事业

　　跟《东北大学报》一样有意思的一家报纸是《贝克山时报》（《The Beacon Hill Times》）。贝克山社区位于波士顿市中心，是一个建在小山坡上的古老社区。暗红色的楼房、装饰华美的铜门、笔直的树木、狭窄的街道且都以红砖铺就，很像英国、爱尔兰的一些老城区。最有意思的是，街道两边都是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那种煤气灯，日夜不熄灭。就在十分钟前，我们还在波士顿繁华喧闹的现代化街区中穿行，时光仿佛一下子倒流了一百年，我们来到了一百年前的欧洲，来到了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之中。

　　我们要会见《贝克山时报》的主编卡罗琳。特勒夫人（Mr.Karen Taylor）。这个报社是我见过的最小的报社，甚至比《东北大学报》的办公室还要小，我们险些错过去了——它那小小的门脸就跟旁边的杂货店差不多，没有任何醒目的标志。整个办公室仅有二十平方米左右，几张办公桌、几部电脑便挤得水泄不通，连转个身都困难。当我们进入办公室之后，其他两位编辑腾出两把椅子来，让我们与主编特勒夫人面对面地坐着交谈。

　　特勒夫人是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一身白裙，满头金发，谈锋甚健。她本人也是一位作家，以前为几家大报工作过，也替许多报纸杂志写文章，出版过两本著作。她告诉我，虽然在大报中已经是部门负责人，但始终觉得这不是自己的事业。她一直想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自己看着感到舒服的报纸。后来，几经努力，终于得以亲手创办一家报纸，这就是《贝克山时报》。

　　特勒夫人先向我介绍贝克山社区的情况：社区面积为一英里见方，大约有一万居民，大多彼此认识。居民的教育水准和经济收入在波士顿属于高端人群，但并非大资本家。此社区从一七九零年开始修建。这里原来是查理士河边上的沼泽，后来逐渐被改造成街区，居住了相当的东欧、南欧、俄罗斯、波罗的海诸国移民以及犹太人。如今，这里大约一半的家庭没有私人轿车，这在波士顿乃至美国都很少见。不是因为买不起车，而是没有地方停车。在社区原来的规划中，没有考虑到停车的问题。如今这里已经是“寸土寸金”，房价是波士顿最贵的地区之一，更不可能划出地方来修建停车场。

　　接着，她继续向我介绍《贝克山时报》的情况：这家报纸是一九九五年创办的，一开始在自己家中编辑完成。一九九九年迁移到此处，成立专门的办公室，雇佣三位年轻编辑和记者。报纸为周报，每周星期二发行，主要报道附近地区的新闻。除了社区之外，还有周围的一些公寓里发行，发行量达一万一千七百份。这份报纸免费发行，经费全部来自广告费，每年大约为五十万左右。收入一半为基本的印刷、办公费用，一半为员工薪水。此处房租为每月八百五十美元，算是相当便宜的了。房主特别优惠，以支持此事业。

　　《贝克山时报》经常对公共事务发表评论，集中谈论社区自身的问题，关注社区生活品质的提高，也有少许谈论全国性的政治事件。比如，报纸就发表过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评论，质问布什政府说：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哪里？还曾批评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

　　特勒夫人认为，社区报纸对于唤起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有很大的作用，也能有效地促进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在美国有千千万万这样的社区报纸，它们发挥着“第四种权力”的作用。特勒夫人告诉我：“新闻报道意味着监督有关部门的工作，是一种让政府变得更加开放和透明的力量。对许多事件的报道，即使不作任何评论，也能让政府警惕，并提高民众监督政府工作的兴趣。”她举例说，这段时间里，《贝克山时报》集中报道了社区的停车、垃圾清理、汽车噪音等问题，这些都是社区居民关注的焦点。

　　谈话过程中，我也不时询问旁边年轻编辑的工作经历。一位像是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孩对我说：“我在这里工作很愉快，我们互相之间像亲人一样。”特勒夫人说，一起工作的四个人像是一家人一样亲密，这在大报里是不可能的。她在一家大报工作多若干年，却只认识很少的几位同事。特勒夫人说起《贝克山时报》这个小小的编辑部来充满了得意之色：“波士顿报业的从业人员流动性很大，但我们报纸的编辑和记者却非常稳定。”除了轻松温馨的氛围之外，这几年来报纸运作良好，编辑和记者的报酬很高，甚至高于一些大报。特勒夫人总结报纸成功的经验，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经营一个小事业，要有明确的目标；第二，要有好的工具和设备等硬件；第三，要让大家觉得有兴趣，当然薪水也很关键。

　　像特勒夫人这样一个人创办一份小报、办得有声有色、乃至办成一份事业的，在美国并非唯一的特例。当我来到得州首府奥斯汀的时候，又见到了一位类似的办报人。他就是《得州周末》（《Texas Weekly》）的创办人菲林克斯（George Phenix）。

　　比《东北大学报》和《贝克山时报》还要“可怜”的是，《得州周末》甚至没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菲林克斯大约六十岁，是典型的得州人的长相，看上去像是一位朴实憨厚的农夫，脸上红通通的，北方人戏称之为“红脸佬”。

　　谈起《得州周末》来，菲林克斯简直像是在谈自己的孩子。《得州周末》创刊于一九八三年，现在发行量为一千五百份。一年的定价为两百五十美元，纯利大约为百分之四十，也就是十五万美元。这份周报没有广告，每周印刷六页，几乎没有任何的版式设计，就是几页简单的活页纸。

　　菲林克斯递了最新的一份给我，笑着说：“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丑陋的报纸了。”接着他立即补充一句说：“但是我们的内容很好。”二十年来，报纸一直保持独立性，不偏向两党，而两党都能接受。报纸的读者针对高端人群，如州长、州长幕僚、州政府各部门的官员、州议会的议员、法院的法官、各游说团体的负责人、大学政治学教授等。几乎全都是政界和学界人士。

　　在二零零三年一月之前，《得州周末》都是通过邮寄的方式寄给读者，现在正在向电子邮件的方式转变。最近半年多来，已经有四分之三的报纸变成了伊妹儿。菲林克斯计划在一年内不再用传统的方式印刷，全部变成伊妹儿。这样将大大节省成本，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我问这位满脸笑容的老顽童说：“您所报道的政治方面的内容，是不是有特殊的消息来源？”菲林克斯挤了挤眼睛，回答说：“我与政府、议会和法院的许多官员都有长期的联系，我几乎每天都去政府、议会和法院，与各种人员聊天。议会休会期间，我也密切关注议员们的动向，经常对他们进行电话采访。这样就能得到许多别人得不到的线索。”每周四的晚上，报纸编辑好之后，便通过伊妹儿直接发送到订阅者的电子信箱中。客户在星期五的早上就可以阅读了。其他报刊经常引用其中的最新消息。“一些比较聪明的读者会发现我们有特殊的消息来源，这一点也提高了我们报纸的声誉。虽然目前得州还有两家类似的月刊，但对我们形不成威胁。我们虽然是一份小报，却能对州的政治发挥一定作用。”

　　作为一种附加的服务，《得州周末》还另外还雇佣两名在读的大学生，由他们负责将美国四十五家主要报纸上的新闻和评论摘录下来，发送到用户的邮箱里。这项服务也很受大家的欢迎。

　　整个“报社”其实一共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菲林克斯自己，负责采访和写作；另一个合伙人负责经营方面的事务。“原来的老合伙人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已经合作了四十年，他在前几年退休了。此后他的职位由一位年仅四十一岁的新手接任，此人在国会和政府中都有良好的关系。他既能写评论，且文笔极佳；也能搞经营，且手法颇多。他接手之后，周刊每年有百分之十的增幅，这在现今经济不好的背景下实属难得。我也已经六十四岁了，未来几年内也准备退休，也许会将自己的股份卖给这位年轻的合伙人。我相信，他会把周刊一直办下去的。”

　　在美国，从理论上说，只要你有一定的资金和浓厚的兴趣，就可以版一份报纸，并将其办成自己喜欢的风格。这里既没有所谓“刊号”的限制，也没有某些国家里新闻检查官们那无所不在的眼睛。在美国访问期间，我先后接触到了三十多位形形色色的报人，他们积极参与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塑造，是社会活力的源泉。他们处于聚光灯的中心，是确确实实的“无冕之王”。报人对国民的影响力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和学者。这些敏锐而敬业的报人们，有着良好的专业素质，也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是优秀的公民，也是坚持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正是有了这些报人的存在，才构成了不可摧抑的“第四种权力”。


真理是在众声喧哗中脱颖而出

　　在谈到报人的重要性时，美国著名散文家、政治评论家怀特特别强调办报权力的分散和多元，真理是在众声喧哗中脱颖而出的。怀特指出：“在我们这个自由国家，新闻事业之所以可靠和有用，不仅因为它具有良好的质素，而且也由于它是多姿多彩的。只要有许多人各自掌握报纸的所有权，每个人都追求他自己的那部分真理，我们人民就有机会得到真理，处身光明之中。报纸的所有权掌握在许多人手里，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要是只剩下少数几个所有者，或者报纸由政府控制，独家经营，真理就会变得虚无渺茫，光明就会消失。”（参阅《作家协会公报》）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所谓美国式的“民主”，在我看来，除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和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联邦结构之外，其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新闻的独立亦是重要的标志。我所接触到的报人，也都参与着这一光荣的事业，他们的声音或保守或激进、或宏大或微弱，但都是必不可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办报人是美国的脊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