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真正的政治娼妓

今年11月23日香港区议会议选举﹐以民主派大胜和土共大败划下句点﹐说明七一大游行的效应还继续发酵。这次选举有多项突破﹐其中最激励人心的是1998年当选的“前线”立法会议员何秀兰，不甘某些选区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白白被土共占据﹐因此和一批年轻人组成“公民起动”，“空降”到土共老巢之一的湾仔区。这个行动曾被中共喉舌渲染为她同“前线”召集人刘慧卿的“分裂”，其实这是“开枝散叶”，事后果然证明这个策略的成功﹐这些年轻人以新意得到选民的支持﹐夺取一些原本土共的议席。

而何秀兰本人则空降到中西区的观龙选区﹐挑战土共龙头民建联副主席﹑立法会议员叶国谦﹐此人在这个选区经营了12年。当然﹐这不是何秀兰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得到了整个民主派的支持﹐特别是在反对23条中深获香港市民拥戴而有超人气的数字位元大律师的支援﹐同她一起到选区里造势“洗楼”。

土共为了打击何秀兰﹐在香港中联办（就九七前的香港新华社）统筹安排下﹐上演了一出恶毒的闹剧。11月21日﹐也就是投票前的两天﹐占有香港一大半销量的报章（包括中共喉舌文汇报﹑大公报﹑商报﹐以及被中共向老板赠送政协委员称号的报章）突然同时开展抹黑何秀兰的行动﹐他们找出何秀兰多年前发表过一篇主张娼妓合法化的文章,组织中共御用的妇女团体在何秀兰开展竞选活动时“踩场”。她们举着“何秀兰当选﹐观龙变鸡窦”（鸡窦乃粤语“妓窝”之意）的蛊惑性标语﹐然后在报章上进行围剿。当何秀兰要进行解释时﹐她们拒绝倾听﹐扬长而去。由于距离投票时间只有两天﹐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空间进行解释﹐也无法淡化事件的影响。

看看这些报章在11月21日和22日是如何抹黑何秀兰的﹕“何议员令香港成娼妓中心？”“撰文鼓吹娼妓合法化惹民愤妇女团体斥何秀兰无人格”、“何秀兰鼓吹娼妓合法化伤风败俗”、“16妇团踩场怒斥何秀兰”、“何秀兰是全港妇女的公敌”﹑“何秀兰连阿妈都骂”、“何秀兰不知羞续挨骂﹐港九多个妇女团体促其向全港市民公开道歉”、“何家妹妹胜哥哥”等报导﹑批判和挖苦文章充斥。其中中共喉舌《文汇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何秀兰鼓吹娼妓合法化伤风败俗”就责问﹕“何秀兰主张妇女当嫖客的泄欲工具，为何她自己不去做娼妓？”这些亲共人士的嘴脸和水准亦由此可知矣。但是何秀兰还是以64票的多数险胜叶国谦﹐表明香港市民的理智，何秀兰反而树立起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形象。而更重要的是充份暴露这些土共和无耻文人﹐才是真正的政治娼妓。

大陆“自由行”的另一种威胁

土共大败后﹐主席曾钰成诿罪于特首董建华的民望低落﹕但是董建华之所以如此﹐不也是因为对土共偏听偏信﹐把他们作为依靠对象吗﹖但是他们又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子﹐那就是北京的中央政府。所以12月2日董建华到北京述职﹐似乎一片愁云惨雾﹐总书记胡锦涛说了一些话﹐除背诵一些教条外﹐人们都不知道他有什么建设性意见。那些看风使舵的政治妓女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结果左报上呲牙咧嘴谩骂者有之﹐正面论述作反省者有之﹐对﹐民主进程感到惊恐者有之﹐总之不一而足。这时该是这些政治娼妓最难过的时候﹐因为不知道该如何侍候主子。幸好不久﹐北京的所谓“四大护法”奉命出来讲话﹐警告香港市民在政治改革方面不许自把自为﹐而须由“一国”作主﹐否则就是“港独”﹐一些人又神气起来训人﹐有一个无耻文人就声称市民的“还政于民”诉求就是“还政于贼”。

这些土共表面上的义正词严﹐正是要掩盖他们出卖灵魂的本质。政治娼妓的盛行同“繁荣娼盛”是分不开的。而且实际上﹐中共推出“三讲”和“三个代表”﹐那些无耻文人吹捧之时,正是中国最“繁荣娼盛”之日。有多少悟出文人没有统计过﹐但是中国官方估计中国娼妓有600万人﹐接近香港总人口﹐那么黄色娘子军怎么可能不会南侵而“解放”香港呢。

不久前﹐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周幼康从香港发出一篇有关色情业在香港泛滥的报导﹐特别是同大批大陆年轻妇女来香港卖淫有关。由美国之音做出这种报导﹐可见目前香港色情业的盛况。这是香港市民对大陆居民“自由行”给香港带来的另一个负面影响。

“北姑”在港已经遍地开花

根据香港入境处数位显示，今年头九个月，在港卖淫被捕的内地女子有6499名，数字已超过去年全年的6011人，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针对内地女子在港卖淫猖獗，保安局与警方及入境处近年已不断采取联合扫黄行动。根据入境处资料显示，今年头九个月，当局已采取了40次打击行动，数字已较去年全年38次为多。不过，纵使全力打击，每次被拘捕“北姑”（香港市民对大陆妓女的雅称）的人数屡创新高。今年首九个月被拘捕的“北姑”，不但已超逾去年全年总数，数字更是2001年全年的两倍半。

香港对卖淫业相当宽容﹐如果是挂暗示招牌的个体户﹐不要形成企业式经营就没有问题。此及所谓“一楼一凤”﹐有的是在“宾馆”交易﹐员警会“放蛇”或查房。九﹑十月间﹐警方及入境处联手连番扫荡大陆妓女，以便起到阻吓的效果﹐使女监超额又创历史新高，女犯人数冲破3000关口，超额达九成七﹐工作人员疲于奔命﹐其中一位透露最多时一个人要看守60人﹐轮流陪犯人上厕所﹐自己反而七个小时才上一次厕所。

但是警方的大力扫黄﹐据说也造成冤假错案。一名在佛山经营美容中心的女子，日前以“自由行”身份来港旅游，住在元朗朋友的住所中被警方当作妓女拘捕，事后更与五十多名北姑一并交入境处准备遣返内地，幸入境处人员及时察觉女事主“身家清白”，予以无条件释放。女事主已向员警投诉课投诉警方对她的不礼貌对待。问题是邻房的一位女子也被当作妓女拘留﹐可见这个“朋友住所”可能就是鸡窦而她误投黑店﹐否则23条尚未立法，员警怎么可以随便侵入民居。这次在新界元朗的扫黄﹐拘捕了55名内地妓女，当中有六人是“自由行”身份。

接着﹐在12月5日﹐在新界元朗又上演一幕误将良家妇女当作流莺的闹剧。一名七旬老翁将一名妇人当作“北嫂”，上前搭讪更施“咸猪手”，妇人大叫惊动丈夫，他以领带将老翁捆绑灯柱示众，直至警员到场才被松绑。这些都表明“北姑”在香港已经遍地开花的地步。

美国之音的报导着重在油尖区（油麻地和尖沙嘴），这是香港著名的红灯区﹐其次是湾仔区，另外层次更低下﹐在马路上随便拉客的是在深水埠。但是最有新闻性的莫不是北角的兴起。

号称“解放区”的北角

北角号称“解放区”。1949年南下的上海人居住在这个地区而号称“小上海”，把当时灯红酒绿的生活也带到北角。以后发了达的上海人迁居更为高尚的跑马地地区﹐北角就为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以后到香港的新移民所占据﹐其中最多的是福建人（闽南人）。因为生活的压力﹐消费能力低而使该区的娱乐事业大为失色。他们初到﹐难以同老广竞争，所以政治上投靠中共﹐以便有利于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于是那里就成了“解放区”。

但是北角之成为“解放区”还有其历史因缘。北角最繁荣的中心地带是英皇道糖水道街口到书局街街口一段不到一百米的路段﹐一边有印尼华侨许乃昌同中国合营的华丰国货公司﹐对面则是江浙籍的中国红色大肥猫王宽城开设的新都城百货公司。这两座大楼﹐一个叫侨冠大厦﹐一个叫新都城大厦﹐楼上住满大陆新移民﹐以福建人居多，还有从中国倒流出来的东南亚华侨。70年代后期从北京落难到香港的缅甸侨领﹑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徐四民﹐在发迹前就居住在新都城大厦。侨冠大厦东边的侨辉大厦﹐是中资所有﹐里面好多中国驻港机构和招待所﹐底下是左派的商务印书馆和新光电影院﹐新光是中共五家左派戏院之一﹐更因为座落在“解放区”而有龙头的地位。九七前中共的国庆庆祝活动﹑来港的中国文化团体就常在新光演出。而新都城大厦底下有一间是新都城酒楼﹐后来易手为敦煌酒楼﹐都是著名的左派酒楼﹐左派团体逢年过节都在那里摆筵席﹐维持基本的生意额。后来因为经济不景﹐加上酒楼少东简鸿章修炼法轮功，敦煌酒楼被中共抵制﹐两年前宣布倒闭。

1967年左派暴动﹐中共的暴动指挥部就设在侨辉大厦﹐新都城大厦则是急救中心。那时上面常常有英国人的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侦察。可见这个解放区的威水史。

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蔡素玉﹐就是靠福建乡亲的铁票在这里当选的。这次在这里的锦屏选区（上述最繁华的地段就在这个选区）出战﹐差一点被空降而来的民主派激进人物梁国雄所击败。蔡素玉近来丑闻缠身﹐假公济私﹐可能会被廉政公署请去“喝咖啡”，但是也仍然当选﹐呜呼。

但是蔡素玉也面临北姑入侵北角的问题。今年9月22日﹐香港《文汇报》发出的一则新闻惊呼﹕“北角流莺书店内拉客﹐一楼一凤急增逾倍﹐居民游行促当局正视”。据该区民建联区议员王国兴表示：自今年六月开始，北角区的卖淫活动急剧恶化：街上出现一些怀疑是福建籍的流莺，光天化日下在街上拉客；而区内“一楼一凤”的数量亦急剧增加：由原来近二十个单位，在今年增加到十多幢楼宇超过四十个单位，令北角区私人住宅楼宇内的人流变得复杂，更有良家妇女在街上被当众问价，对区内居民造成极大滋扰。

此“梦乡”非彼“梦乡”

但是该报导内并无“书局拉客”的内容﹐想了好久﹐才想起新光电影院的一边就是书局街﹐《文汇报》编辑好多是中国大陆新来的﹐可能把书局街拉客当作书局拉客﹐简直有辱斯文。这也想起二十年前﹐台湾《自立晚报》刊出台北南京东路一家“梦乡宾馆”开幕﹐《文汇报》一位大陆新来的编辑立刻大作文章﹐声称由此说明台湾人日夜想念祖国家乡云云﹐此文被广州的《羊城晚报》转载后﹐再被《人民日报》转载﹐当时看得我捧腹大笑﹐写了文章﹐解释此乡乃“温柔乡”也﹐因为这是提供情侣“休息”的时钟酒店。后来《文汇报》内部检讨﹐肯定这位编辑“思想纯洁”。后来认识了当时是总编辑的金老，还拿这一点同他开玩笑。二十年后中国的堕落﹐要再找这样“纯洁”的人﹐难也。

其实。在多年前﹐来自福建的北姑已经逐渐入侵北角﹐而且专作同乡的生意﹐为了在那里“扫黄”,还要训练会讲闽南话的员警“放蛇”﹐否则怎么证明她们在拉客呢﹖

连“解放区”都已经被大陆的黄色娘子军攻陷﹐那些亲共人士到观龙选区胡闹和在报章上扮演正人君子模样﹐更显得他们的虚伪。其实这些北姑,还不是因为中共的“三个代表”搜刮了民脂民膏,她们为生活所迫﹐才流落香港卖淫﹖如果她们是邓小平的女儿或毛泽东﹑江泽民的情妇﹐大可写下“我的父亲某某某”或“某某某的晚年岁月”，以及献唱之类﹐更可以做生意大捞一笔﹐然后出国逃避人民的制裁﹐何必背井离乡过这种卖身的生活？而首先为难她们的还是同一个红旗下长大的土共﹐甚至攻击维护她们权益的民意代表。比较香港的土共和北姑﹐他们又“高尚”到哪里去﹖土共们他们更应该去的﹐其实是北京天安门，高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前黄旗升……”﹐不过小心同那些无路可走而到天安门自杀的可怜人士一样被判处徒刑﹐还要被揭穿政治娼妓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