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选票的困境── 2004香港立法会选举观察

（台湾）赵弘章


    选举是民意表达的最佳管道。2004年9月12日香港人民又在一次地利用手中的选票表达心中的想法。延续2003反对“基本法二十三条”、“区议会民主派大胜”的气势，香港人民再一次利用立法会的选举，强烈表达落实“港人治港”的民主信念。笔者就亲身观察所见，为文与所有关心中国民主化的朋友分享。

    2004香港立法会选举与民主进程、选举制度与选举焦点香港立法会议员总额六十席，其中三十席地方选区议席以比例代表制选出，另三十席由功能界别选出。

    地方选区分为香港岛、九龙东、九龙西、新界东、新界西五区，依人口数分配应选席次；截自2004年六月三十日为止香港总人口数约为6，957，690人，其中香港岛1，274，600分配到6席，九龙东1，034，300人应选5席，九龙西999，600人应选4席，新界东1，644，900应选7席，新界西2，004，300人应选8席。成年之香港居民经过一定程式均可向选举管理委员会登记为候选人；立法会地区议员候选人可自己独列一组，或与他人（不一定要同党籍，跨党派亦可）共同登记为一组候选人，每组候选人同列一张选票，由选民圈选一组。

    功能分组分为乡议局、渔农界、保险界、航运交通界、教育界、法律界、会计界、医学界、卫生服务界、工程界、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劳工界、社会福利界、地产及建造界、旅游界、商界第ㄧ、商界第二、工业界第一、工业界第二、金融界、金融服务界、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躤、进出口界、纺织及制衣界、批发及零售界、资讯科技界、饮食界、区议会。此此登记合格的功能分区选民（团体代表）数为199，539人，除劳工界选出三席外，其他每ㄧ界别选出一席，本次选举有十一个界别只有一人登记参选，视为自动当选。

    依据基本法：所有议案必须有立法会过半数的议员赞成始能通过。因此，此次立法会选举如果“泛民主派”能够取得接近半数的席次，等于提供了一个反制特区政府或北京中央的平台，也就是说：中间党派或独立人士，可能成为“关键少数”，他们可以选择性地与特区政府或中央合作，也可以站在民主派的那边，换言之，只要民主派能够掌握关键少数达到总席次的29席（扣除主席，另ㄧ方只有30票，未达通过议案的门槛），它或许无法让特区政府“通过”什么议案，却足以让特区政府“通不过”什么议案。

    延续2003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原本主打“07、08双普选”的诉求，左派政党则诉求“繁荣、安定”，前香港大学教授认为这次选举是“意识型态”的竞争。其实这种看法也普遍存在于香港社会，北京中央也高度关注，为了降低“双普选”议题成为香港民众投票的依据，使得此次立法会选举成为另一种形式赞成普选与反对普选的“公投”，人大常委会于今年4月26日释法，表明：07、08选举方式可以修改，但排除采用普选的可能。此举使得，普选议题的影响力下降，民主派转而以“港人治港”、“维护民主”为主要诉求。

    基于上述，观察2004香港立法会的选举最重要是观察：“泛民主派”能够获得多少席次，如果“泛民主派”能够拿下的席次愈接近二十九席，意味着其政治上的影响力愈大。然而，选前ㄧ般预估“泛民主派”在地区选举能获得的席次大约就在19～21席左右，功能分组除4～5个分组较有把握外，其他大多掌握在“亲中”的公会、团体上，因此，泛民主派连同功能分组总席次达到24席算是合理，达到27席（甚至超过27席）就算大胜，民主派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要看隐性选票的多寡；香港岭南大学教授李彭广表示：香港民主派大约有3%～5%的隐性选民，这些选民在民调上很难测得，也就是说：民主派实际的民调来的多3%～5%，这就形成所谓的“海啸效应”，如同海啸在汪洋中看不出破坏力，当它“拍打上岸”时才发现他的威力，也就是说唯有在开票之后才知道民意的所在，表面上来看：这3%、5%地方选区的影响不大，但在功能分组中某一、二个界别分能因多了这3%～5%的选票而使得民主派抢下席次，那么这隐性选票的“海啸效应”马上显现。

    二、选举结果

    2004年9月12日晚上10：30分投票结束，全港地区选举总投票数1，784，140人，投票率为55.6%，均为历届最高，功能组别的投票率也达77.14%.在政党席次方面（扣除功能分组11席当然当选者），民主党在地方选举拿下六席，在功能分组获得二席；民建联在地方选举赢得八席，在功能分组取得ㄧ席；自由党再地区选举拿下二席，在功能分组取得八席。总的来看，“泛民主派”在地区选举约获得18席，在功能分组约取得6席（如表一、二）。

    2003年香港“泛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大胜，一般认为“七一效应”已在香港内部发酵，并延续至2004年立法会选举。然而选举结果，泛民主派席次仅达到预期的低标（25席），“海啸效应”似乎也未全然出现。这是否如亲中媒体所言：香港民主失败？我们从得票结果进一步加以说明。

    “泛民主派”虽未展现选票的“海啸效应”，但在地区选举总体得票数约超过104万，占总票数的58.4%，席次比未如预期系受提名策略、竞选策略及特殊事件影响：

    （一）香港岛区何秀兰差815票落选

    2004立法会选举地区分组香港岛区被视为“超级竞争性选区”，应选六席，依据选前民调能够挤进安全名单者有：余若薇、何秀兰、杨森（现任民主党主席）、范徐丽泰（现任立法会主席）、马力（现任民建联主席），另外一席由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与民建联蔡素玉竞争。为此泛民主派全力位李柱铭（名单组）拉抬选情，连在同ㄧ选区不同组之候选人余若薇、何秀兰也都跨组助选，帮李柱铭向选民告急。选举当天，媒体甚至大幅报导“有李柱铭、没蔡素玉”，李柱铭告急似乎成为香港岛区最受瞩目的焦点。

    选举结果，马力、蔡素玉组获得21.08%，徐丽泰18.54%，杨森、李柱铭组37.21%，余若薇、何秀兰组20.85，杨森、李柱铭得票率冲高双双当选，最后一个席次反而由何秀兰、蔡素玉相比，何秀兰输蔡素玉0.23%约814票（请参考表四），换句话说“余何”这组只要多得815票即可抢下最后一个席次。如果从杨森、李柱铭那组拿出815票，补给余若薇、何秀兰，不仅无损杨森、李柱铭稳定当选之事实，而何秀兰也可当选。

    当然，选民的投票行为难测，不是研究者“说搬就搬”。但从以上分析香港岛区泛民主派确实有当选四席的实力，提名的策略亦称适当，问题就出在选前策略性拉抬李柱铭组，造成何秀兰落选。这不是民主派选票式微的问题，而是竞选策略选择是否正确的问题。

    （二）“何伟途事件”重创九龙东民主党选票

    2004香港立法会选举另ㄧ焦点事件就是“何伟途事件”。民主党九龙东候选人何伟途于广州召妓被中国公安逮捕，事件发生后民主党在该区的支援度呈现“插水式”下滑。但一般认为，民主党流失的选票并未大量流入民建联等左派政党中，而是流向同选区中其他民主派候选人的阵营中。此外，这个选区中有一媒体名人“大班”郑经翰，本身即具有高知名度，加上何伟途件事，其支援度不断上升。

    这个选区上届仅选四席，民主派与左派2：2；本届应选五席，多一席谁拿就成指标项，民主党虽受何伟途事件支援度下降，但泛民主派在该选区总得票率高达77.85%（计算基础请参考表四），总的并无明显流失，只是泛民主派分三组提名，每组只能取得ㄧ席，而民建联、工联会分别拿到23.25%与22.13%各拿下一席席次。本区新增之应选名额，由泛民主派取得，泛民主派3：2胜出，席次上符合其原先的预估。

    总的来看2004立法会选举，今次是香港历来最多人参与的民主选举，港人显示对民主的渴求，也向北京明确的传递支援“普选”的诉求。所有投票率以港岛的57.63％最高，这固然与民主党李柱铭与民建联蔡素玉对决效应所导致，但也同时再一次证明公民参与意识愈来愈高。甚至有人认为：港岛李柱铭冲高，有关象征意义甚大，“香港人要让北京知道，中央不喜欢李柱铭也罢，李柱铭仍是香港民主的象征，香港民众不会接受李柱铭输给蔡素玉”。

    其次，2004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果凸显了另一意含：香港民众要求全面民主的呼声绝不是即兴的、一时的、短期的。从2003年七一大游行，11月区议会选举，2004元旦游行，2004年七一大游行，到2004年立法会选举都显示：香港民众只要有机会就会出来表达对民主的诉求。

    民主化的困境

    基本上，2004香港立法会选举显示了香港民众民主参与感提高与追求全面民主的期待。从选举结果也可印证支援“落实民主”、“港人治港”的香港民众占了多数，然而，多数却未能执政，这一事实刻正反应出香港民主化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分别是：分化的困境、制度的困境与动能的困境。

    一、分化的困境

    从政党光谱来看，香港民主派是一个“集合的”概念，民主党作为象征性的政党，仅占了60席之中的8（地区6+功能2）席，其他泛民主派约17席又包含激进的梁国雄与郑经翰及较为温和的前线、四十五条关注组……等等人士，民主派内呈现“权力多元”的现象，相对地，特区政府与北京中央运作的空间就扩大了，他们可以选择温和的、“勉强可以接受的”民主派沟通、对话，甚至妥协。如此，将造成二种结果，第一，特区政府与北京中央可藉此分化泛民主派的凝聚力，各个击破；第二，当港府或北京只与少数民主政团沟通、妥协，是否会使得民主党在香港政局中被边缘化，当没有一个政党足以号召民众，或是没有一个强大反对党的社会，民主政治是否能再往前推进值得顾虑。

    二、制度的困境

    民主政治需要有良善的选举制度加以落实。就立法会的选举结果来看，泛民主派总得票率达到58.4％，在其他民主国家这早就足以执政，然而香港民主派在立法会中却仍是少数。民主普选不够全面是造成这个现象主要原因。立法会中有为数一半的功能分组议员，他们是由少数功能团体代表投票产生，功能团体反应的是团体的利益而非民意，尤其这届功能分组中有十一个界别（占总席次的18.3%）只有一个人登记参选，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当然当选，这在民主国会中非常罕见。其次，香港立法会地方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得票率与席次比不能相衡。无论是功能分组或是地区选举，都充分显现香港选举制度的种种缺失。

    就北京的态度来看，香港要在短时间内实施普选的可能性极低。那么这套无法展现真正民意的选举制度是否会受到质疑引发新一波拨的争议？值得观察。这里我们必须注意激进改革派梁国雄（长毛）、郑经翰当选所代表的意义，进一步言，两次选举香港民众清楚表达全面民主的呼声，但制度却迟迟无法配合，民意是否会转而支援激进的改革派？若真言中，香港社会势必产生比较大的波动。这对香港民主的发展是好是坏？值得深思。

    三、动能的困境

    2003区议会选举与2004立法会选举基本上是“七一效应”的延伸，就近观察，泛民主派的社会动员与投票率虽有加成的效果，但持续力有待观察。去年七一游行，激出了中产阶级与新登记选民投票率，让泛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时大胜，挟着这股胜利之势，泛民主派想在今年以相同手法再次动员群众，但显然地，参加2004年七一游行的人数明显少于2003年，这一现象其实蛮符合政治社会学理论的理型──除非外在压力增强，或有另一事件的触发，相同的一种社会运动终会步入激情的衰退期。虽然，香港民众追求民主化的呼声，很难用一次游行或一次选举的结果就判定是否消退，但这毕竟是香港民主派必须正视的问题。

    北京方面当然也可以运用一些“技巧”，减损民主派号召群众的动能，自由党就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这次立法会选举自由党取得10席（2地方+8功能），此十席加上泛民主派的25席，就将形成立法会里的绝对多数。尤其，去年自由党主席田北俊在基本法二十三条的立场，似乎在某种层次与意义上创造出与泛民主派结盟的可能性。然而，另一端自由党的主要支持者──工商界多数认为经济繁荣的要素在于与北京中央维持良好的关系，这使得自由党与北京多了一个沟通平台，有利于北京方面取得运作的纵深。一是前揭“分化困境”的纵深；另一是，北京可以藉此（自由党等中间政党）有限度地释放一些“松绑方案”，减损民主派号召改革的正当性，稀释民主派社会动员的能量，使得民主化进程停滞，这都是未来泛民主派的挑战。

    结语

    九七回归中国之后，香港社会始终存在着“亲中”与“港人自主”的斗争，前者主张在北京中央设定的框框中运作，后者则认为，今天香港面临的诸多问题都是导源于回归后“港人治港”的原则没有落实。经过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事件，2003年七月一日香港人用实际的行动表达落实民主的诉求，七一效应的延伸让泛民主派在2003年区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并于2004年立法会选举维持相当的政治影响力。从这一结果来看，香港的民主进程确有向前推进的现象。

    但香港民主化进程的过去与未来，显存有诸多挑战与困境，这一方面来自北京中央的介入，另一方面也究源于香港内部政党权力多元、选举制度设计的盲点与民主动能的危机。这些困境都将使得香港民主化形成诸多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