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七一大游行，又是五十万人上街，再次震撼世界。去年七一大游行以后，江泽民的亲信曾庆红出面主持香港事务，这位足智多谋的政治人物上台，不少人为香港的民主运动捏一把汗。众所周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所知不多，对五千年中国文化中的纵横捭阖、尔虞我诈不但所知甚详，而且驾轻就熟、灵活运用。所谓百战百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些思想。不但运用于党内斗争，也运用于同国民党的斗争，甚至于还运用到同国际“帝修反”的斗争。

　　现在为了煽动民族主义来加强党国的凝聚力，也用到香港与台湾的“统一大业”。因为在中共看来，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与台湾人，不但是“化外之民”，还是桀骜不驯的刁民，所以也必须对他们恩威并施、分化瓦解。由于台湾尚未“解放”，所以中共甚至可以动用到超限战和核讹诈，但是香港已经“回归”祖国，而且是一个极为开放的城市，如果像六四那样动用武力，中共所需要付的代价非常巨大。尚且它还可以发挥余热，为中共提供厚利，也是贪官污吏财源或逃生的一个渠道。为此，唯有依靠曾庆红这种角色来“智取”。

　　曾庆红当年协助江泽民用阴谋手段打倒了中共非常重要的、得到邓小平器重的杨家将与北京帮两个山头，为江泽民一统全党立下不朽功勋。对手无寸铁的香港市民，当然不怎么放在眼里。因此基本上是延续了原来已经推行的“革命两手”，但是也为这“两手”增加不少内容。这样丰富多采的权谋使人眼花缭乱，缺乏斗争经验的香港人应该很快就被曾庆红降服。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他的权谋没有完全得逞，其原因也值得探讨。

　　曾庆红的第一个两面手法是经济拉拢、政治打压。除了原先的“尸爬”（中港更紧密贸易关系安排）提供一批港货可以免税进口到大陆，以及若干行业（例如银行、电信、电影等）可以到大陆发展外，又陆续开放广东一些城市、北京、上海和浙江、福建一些城市可以到香港“自由行”。这些举措刺激了上述行业与零售业，也使他们的从业人士，特别是演艺圈人士向中共靠拢，但是对整体经济的转型而使广大市民受益并无明显帮助。而以此换来的政治上的打压也是九七以后所无与伦比的，例如凌驾基本法制造只有“爱国者”才可以治港的舆论，规定类似“汉奸”与“反革命”似的新“四类分子”，然后再度由北京再次解释基本法，封杀香港近期的普选道路，也没有承诺何时可以普选。而这一切，都是在北京赤裸裸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的。

　　第二个两面手法是将民主派分为激进与温和两类，进行分化瓦解。例如传统的民主派中民主党、前线等，基本上是采取打击的态度，一贯比较温和的民协，与去年反对23条立法时涌现出来的民主派，如一些大律师与教会人士，就采取拉拢的办法。如何看出是打击还是拉拢呢？除了中共喉舌的攻击作为指标外，主要以是否准许进入大陆作为区分的标志。但是也有个别的特殊情形，例如老牌民主派人士刘千石，较早就获优待准许他到广州探望母亲；支联会常委岑建勋最近获发回乡证。刘千石已经有多年取态温和，健康欠佳，工作也意兴阑珊。而岑建勋已经答应为红色大肥猫、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的儿子霍震霆在立法会选举中助选。天主教香港教区大主教陈日君，因为内外影响力太大，所以表现虽然激进，也获中共“宽大”允许入境进行私人访问。

　　第三个两面手法是对付传媒。最明显的是用黑白两道压迫名嘴封咪，对《苹果日报》的封杀，例如不许到大陆采访，捉拿前去采访的记者，广告封锁等早已经是“既定政策”，也对不听话的电台施压，但是对其他传媒，除了封老板为政协委员或颁授勋章以拉拢、并且以电视可以在广东落地和收取广告为诱惑外，今年五月，若干销量颇大的报章已经获准直销大陆，哪怕内容黄色淫亵，只要不反共（“反董不反共”也从宽容许，因为董建华实在太差劲）而又攻击民主派即可。所以在七一大游行前，除了个别，香港报章都在大唱稳定压倒一切、经济发展最重要，为此，有的报纸在游行那天还派记者调查队伍经过的街道商铺影响了多少生意，主办单位因为天气太热发放一些矿泉水也不幸的影响了商户的收入。

　　但是即使在游行前夕，曾庆红在非洲朝香港进一步发功，也影响不了香港人的游行热情，也就是诉求民主自由的热情。曾庆红的发功主要三个方面：一，提醒香港人，七一还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亦即警告香港人要给中共一些面子，不要以大游行来“赠庆”；二，香港不是“非洲之星”的钻石，而是世界级的“东方之珠”，为香港打气；三，北京同民主派并无冲突。

　　但是曾庆红功力不够，或者临时发功难见诚意，所以阻挡不了上街的人群。大致来说，香港市民的这些表现也有以下的原因：第一，英国人统治下，民主自由的诉求已经深入香港人心，不会满足于畜生的“生存权”；法治观念也比较普及，不会容忍中共的人治来破坏香港的法治。没有“名嘴”的煽动，主办单位也没有那样的号召力，大游行实际上是广大香港市民的自发需求。北京要洗刷香港的这个“百年耻辱”不是那样容易，除非“乾坤大转移”，把大批香港人赶走而换上大陆人。最近有些 “爱国商人”要争取民主的香港人离开香港，不知道是否秉承中共的旨意？

　　第二，江泽民在收回香港主权一周年时在香港表示，香港是祖国的“南海明珠”而不是世界的“东方之珠”。他从狭隘的爱国主义，降低了香港的地位，大概是为了拉抬他的“根据地”上海的地位，使之超越香港，香港也自然每下愈况。如今曾庆红违背他的主子江泽民的“香港观”，大概是一个战略转变，然而没有交代来龙去脉，时间又紧迫，香港人一时还接受不了这个“善意”。

　　第三，香港人非常务实，不像很多人在中共薰陶下充满政治细胞而能言善道和夸夸其谈，因此对曾庆红之类政客的一番“好意”还是将信将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何况中共干了八十年的坏事，怎么可能用三言两语就抹掉一切呢？就如“没有冲突”论，根本违反了“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的基本教义，也同北京官员与香港土共对民主派泼妇骂街的现实情况不同，因此又怎么可以轻信曾庆红呢？因此倒不如以中共喜欢说的“听其言，观其行”来回应好一些。

　　为此，与其要让香港人信任中央，不如北京改变过去对香港在政治上的打压政策。在全中国，难道不是香港在政治上最成熟，最有法治观念，因而最可以享有民主自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