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以纪念1959年西藏人民举行的自由抗暴斗争四十五周年。我首先要向为西藏人民的自由事业而献出生命的无数爱国先烈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永恒的怀念，我们将永远地铭记他们。

今年也是我于1954年前往北京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的五十周年，对于当时由于西藏前景不明朗而焦虑不安地前往中国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所有见面的中国领导人都一致地告诉我：汉族干部前往西藏工作是为了服务于西藏人民的福利，是 “为了帮助西藏的发展”。除了这些承诺，我在中国期间还懂得了不分疆界的世界革命与社会主义的道理，由于我对这些理念极为倾慕，因此，我返回西藏时，对于汉藏民族在和平与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平等相处的未来充满了信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刚刚返回西藏，中国就发生极端主义的政治运动，社会由此陷于纷乱不安中。这种变化影响到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表现为对西藏的高压政策和极端顽固立场的强化，从而导致1959年3月西藏人民声势浩大的自由抗暴斗争。

我们期望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原有联系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实现新的、具实质意义的重大进展。我理解中国政府的担忧，也了解西藏人民渴望自由、和平、有尊严地度过人生的意愿；我一直致力于尊重双方利益以及在双方满意的基础上寻求合理地解决问题的途径，这点和1954年时一样并无任何改变。

几十年来，西藏人民被迫分处境内外。广大的西藏人民对我抱著极大的信任和期望，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承担能够代表他们意志的自由代言人的职责。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了解西藏情势，尤其是对西藏问题的症结有著深刻的认识，希望这一切在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中成为积极有利的因素。在双方满意的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直接进行会晤。

我的代表分别在2002年9月和2003年5-6月两次前往中国并重建了联系，这不仅是值得欢迎的积极、重大的变化，而且是在江泽民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时期就已经开始的。西藏问题是困扰中藏双方人民的一个严峻而又棘手的重大问题，在这一棘手的问题最终获得圆满解决之前，双方在谨慎对待的同时，进行具实质意义的仔细讨论是极为重要的。通过现有的联系寻求良好的结果，极可能需要耗费一些时日，在此期间要设法以耐心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推动事态向前发展。对于继续保持双方现有的联系，我认为尤为重要。同时我认为需要通过经常不断的接触、具实质意义的讨论以发展双方的联系，这也是我们目前消除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或疑虑以及建立信任、理解和信心的唯一途径。

为了继续现有的联系渠道，我不仅要求我的代表设法尽早前往中国，而且也期望他们不必延搁时日而能够早日成行。因为这有助于让西藏人民和国际社会中的西藏朋友们对现有的联系渠道建立信任与信心。目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国政府是否真的有和解诚意以及是否愿意启动和谈感到怀疑。

西藏目前的情况不仅无益于西藏人民，而且对中国政府也没有任何好处，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建设专案虽然宣称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实际上这不仅无益于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损害了西藏人民保护西藏特殊的宗教、文化与民族语言文字的努力。汉族大量移民西藏的结果不仅使西藏人在经济领域丧失权利而被边缘化，而且西藏的民族文化也被大中国的文化侵透而正在失去特色。西藏人民必须能够自由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保护西藏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合理规划西藏的建设与发展事业。

我们一直强调把尼姑朋措尼珍等投入监牢是非正义的，并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西藏的政治犯。因此我们对朋措尼珍的获释表示欢迎。但是，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仍然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中国政府在西藏践踏人权的行为中，最具特殊性的是压制西藏人民在人类集团的社会中，维护和延续西藏民族之特性与文化的意愿。如此卑劣行为的基础是对民族和文化的歧视或区别对待，以及对宗教的仇视政策。

国际社会的许多政府、议会或个人正是基于这一系列的原则问题而要求中国政府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这对我们也是极大的鼓舞，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西藏问题并不仅仅是践踏人权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深刻政治根源的棘手问题，因此，以欧盟和美国为首的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成员都认识到西藏问题只能通过和谈寻求解决。

中印两国关系的改善增强了我的信心，我认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之间应该以理解和信任为基础改善关系，这不仅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尤其是对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印关系改善而形成的良好政治环境有助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我认为印度政府可以、也有责任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做出具实质意义的特殊贡献。我的“中间道路”与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应该是相吻合的，因为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之内寻求解决西藏问题，如果西藏问题由此得到解决，可以使中印两国间的许多分歧自然消消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经历了五十四年，初期的毛泽东时代致力于意识型态问题，邓小平时代注重于经济建设，他的继任者江泽民时代则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允许富裕阶层加入共产党组织，从而扩大了政党的基础。最近，胡锦涛为首的领导阶层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国家政权的交接。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的各项事业虽然有著长足的进步，但在经济等一些领域也出现了不少的错误或挫折，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不能正视现实而缺乏切实的方法。为了正确地认识和正视现实，允许自由地传播资讯是极为重要的。

目前中国正在发生著深刻的变化，为了能够平和、稳定地实现这些变化与发展，我认为尽可能宽容地让一般人民具有传播资讯与了解真实的自由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遵循现实寻求真实，而且这种真实应该是不掺杂虚假的真实。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一个掩盖真相、人民不敢表达真实思想的状态下，稳定又如何产生呢？

我期望中国的社会更加宽容而促进民主化的最终实现，我认为中国的这种变化或改革绝不应该是在造反等会造成社会巨大动荡的状态下发生，这不仅关乎汉民族的利益，而且也涉及到世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

中国在成为亚洲乃至于国际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的同时，也伴随著对中国的疑惧、不安与恐惧，要消除这些疑虑，仅仅通过宣传解释或成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道主是不够的，只要中国政府不停止对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对少数民族享受正当的政治、社会等自由施行压制，国际社会就很难相信中国是一个致力于和平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西藏问题不仅是正在发展的中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也是表现中国的宽容、自由、正义、公正以及尊重普世价值、是具有理想并推动世界发展之积极力量的有利契机。如果对西藏表现出具实质意义的公正与宽容，则可以在国内和国际社会赢得信任、尊重与宽宏气魄的政治环境。通过和谈合理解决西藏问题，对于转型中的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宽容与自由的社会具有极为重大的特殊意义。以远见和圆满合理地解决西藏问题的责任和际遇就摆在现任中国领导人的面前。

借此机会，我要向国际上始终如一的同情和支持我们者表示赞赏和感谢！同时对印度政府和人民始终如一地给予我们的巨大援助和支援，我代表所有西藏人民再次表示衷心地感谢！

祈愿众生安乐！

达赖喇嘛

藏历第十七个胜生周之木猴年一月十九日

西历二零零四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