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自由思想者殷海光
王丹
一。
1966年1月14日夜,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致信另一位思想家韦政通先生,信中沈痛地表示:“书生处此寂天寞地之中,众醉而独醒,内心常常一阵一阵莫可名状之凄寒。”
职此之时,台湾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下,殷海光的同志雷震等因组织民主党下狱,殷海光作为主笔的鼓吹自由主义的《自由中国》杂志被查封,殷海光自己的所有作品成为禁书,本人也处于特务监视之下。强烈反对共产党集权的他眼见反攻大陆无望,而作为自由中国象征的台湾,自由又面临特务专制的威胁。以“后五四人”(A May-fourthian)自居的殷先生,内心的抑郁可想而知。他给韦先生的信中反映的正是当时他那种悲凄孤独的心情。
38年过去了,历史证明殷海光先生并不是孤寂的。不仅台湾已经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历程,殷先生的自由主义理念更是已经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他的影响甚至已经覆盖大陆。大陆自由派报纸评选上一个世纪50名具影响力的知识份子,台湾入选的四人中三人尚在世,唯一已经过世但仍对大陆知识份子有吸引力的就是殷海光先生。
2004年9月14至17日,台湾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台湾大学文学院,台湾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了“殷海光教授逝世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其中连续两天的主题为“自由主义与新世纪台湾”的学术讨论活动集结了台湾学界的一时俊杰。殷先生的朋友,学生和受他影响成长的学者云集,不仅讨论殷海光先生的思想生平,也对中国五四以降自由主义的发展轨迹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是我近年来在台湾参加的最为精彩的学术活动之一。
二。
这次讨论会的重头戏是中央研究员院士,华人世界著名文化学者,也是殷海光先生好友的张灏先生所做的主题演讲《五四传统与中国自由主义》。
张灏开篇即提出,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五四”思想代表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现代传统,但是他无法认同。他认为这个传统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到五四运动这三十年的“转型时代”中形成的。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知识份子是如何形成自由主义论述的,是他今天讨论的重点。
张灏指出,在西方传统中有两种自由主义:一种是警醒性的自由主义,一种是理想性的自由主义中国的知识份子在吸收西方自由主义的过程中,过于偏重后者,而忽视前者,导致二者的比重悬殊,失去了平衡。后果之一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虽然也有反专制的倾向,但是只是停留在情绪阶段,并未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主题。用“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划分,中国知识份子多看重“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的观念则相对薄弱。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呢?张灏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1895年之后,民族主义情绪扩散,中国知识份子常常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去看待自由;二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的“人格主义”认为人的终极价值是德性的实现,有强烈的社群意识,这种“自由的可贵在于人格的完成”的理念与西方的“消极自由”观念大相径庭。
接下来,张灏先生以梁启超为例说明早期自由主义者对“积极自由”的偏重。他指出,梁启超在20世纪初期宣扬自由的重点在于“团体自由”;而在个人自由方面,他不提个人自由的目的是保障人权,而是主张自由是为了“驱除心中的奴隶”。这来自“立德,立言,立公,谓之不朽”的传统理念的影响,也就是说,个人的价值来自于对社会的贡献。张灏进一步指出,“超越内化”不是儒家所特有的,而是东西方文化共通的东西,基督教讲的也是“超越内化”。这一点正东西方文化沟通的关节之处,因此中国知识份子往往也正是从此处入手去进入自由主义。但是,这种认识自由主义的路径有其不稳定性。还是以梁启超为例,他关于自由的理念实际上来自孟子和陆王心学,但是基督教讲的超越与尘世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是凌驾式的超越;而儒家则是笼罩式的超越,有超越实化的趋势,即与政治,社会实体连接起来。到了五四时代,表面上看自由主义成为主流,但当时对于自由主义的认识是有限度的,群体意识还没有洗尽。这也是很多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后来接受了中共的集体主义的原因之一。
在结论部分,张灏先生总结说,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有两个发展,一是以平等为取向,向社会自由主义发展,如张东荪;二是表现为高调民主论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成“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即集权民主。到20世纪后半期开始,在痛定思痛之后,海峡两岸的知识份子对这两种趋向进行修正,警觉性的自由主义开始成为主流。张灏认为,殷海光先生的思想和《自由中国》的言论就是这一调整的开端,这也是殷海光先生对思想史的贡献。
三。
张灏先生的主题演讲为这次研讨会开了一个拔高层次的头。在接下来两天的讨论中,还有很多精彩的论文发表。
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董事长钱永祥先生在题为《道德人与自由社会》的发言中重申了林毓生先生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一项批评,即“由于中国自由主义者往往将个人的价值理解为一项工具,缺乏自由主义应该视个人为具有内在价值的纯正性,遂注定了中国自由主义早晚要承受工具的见弃命运”。钱永祥认为,在较晚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身上,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改变,殷海光先生就是一例。殷海光以及徐复观已经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设法肯定个人的内在的,独立的价值,作为自由主义其他主张的源头,“他们对于个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心灵生活,社会人格,政治地位,有着相当强烈积极的想法,这种舍外在理想而回归人生遭遇的视野,在此前(以及此后)的中国自由主义者身上,是很难见到的。
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黄长玲在讨论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时,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容为“彼此镶嵌,互相形构”(mutually embedded and mutually constituting)。与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对立的观点不同,黄长玲引用Migdal的理论指出,国家并不存在于社会之外,而是社会的一部分。国家与社会如何成为对方的一部分,是二者关系的核心部分。她借台湾近二十年来妇女运动为例说明,市民社会在政治场域中找到体制性的参与管道是重要的,因为当人们在民主社会中无法找到有效的政治参与管道,既有的市民社会组织很容易成为集权注意崛起的温床。
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吴泉源则将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引入现实问题。在题为《两岸经济互动中的自由主义难题》的发言中,吴泉源借用了博兰尼(Karl Polanyi)在《巨变》一书中关于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关系的理论,即,土地,劳动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商品而是一种“虚构商品”,因此市场机制不应当成为人类命运的唯一主宰者,这些虚构商品在真实市场上的供需,必须透过政治过程加以管理。吴泉源的论文指出,早在四十年前,殷海光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并行的主张是行不通的。以两岸经济来往为例,实际上任何一项两岸经贸与资金往来的活动,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两岸之间关于主权的争议,比如“戒急用忍政策”和“八寸晶圆厂开放”,经济自由主义以市场为取向的处方并不能解决争议。吴泉源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对大陆也有借鉴意义。因为大陆社会发展现在面临的社会公正问题,也正是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张力所在。如何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殷海光的直觉和博兰尼的理论都具有参考价值。
今天讨论自由主义,会发现出现了很多殷海光先生当年没有遇到的相关课题。网路传播与言论自由的关系就是一例。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刘静怡的发言《在自由与控制之间:新兴传播通讯科技的两难和挑战》就讨论了这个新课题。在“如何保障数位时代的基本自由”的思考下,她指出:数位时代中最主要的资本形式──知识产权和数位通讯传播网路───可以作为增加民主的文化参与的管道,但是同时也极为可能称为文化参与的瓶颈,将控制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决定资讯资本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如何被使用和被分享,而这些都是数位时代中最为紧要的自由/控制争议,即:以资本和商业考量为基调的言论自由理论,主张通讯传播网路的所有权人有透过网路控制数位内容的权利,相反的,以民主的文化为基调的言论自由理论,则认为通讯传播网路和知识产权的政策和制度设计都必须有利于广泛的文化参与,通讯传播网路应该具有公共性质,即使为私人所有,也必须允许每个人有公平使用网路的机会;至于知识产权,则必须有助于民主目的的达成,即提升文化的传播,促进文化创生的可能。刘静怡教授的讨论坚守自由主义立场,为新时代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如何面对新的社会环境维护立场提供了范例,同时也点出了数位时代的新的权力矛盾。
严肃的学术讨论,必然包括质疑。纪念殷海光先生,也不是要塑造自由主义的神。在与会学者中,也有人对殷先生自由主义理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季伦在《知识与信念:殷海光的价值依据》的发言中就指出:殷海光的思想中,想要把“价值判断”建立在“事实陈述”之上,而不是“价值陈述”之上。他过分强调“科学”的意义,主张“要接受全部行为科学的知识与指导”,以建立“行得通的道德规范”,只是想建立“道德科学”,想以科学家取代“长老,法师和道德家的位置”。刘季伦进一步分析,殷海光对人的共识或者说“普遍历史”过分有信心,而忽视了发展民主自由在现实上必须面对的具体条件。“直到他垂危之际,他才真正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据此,刘季伦将“承认不存在价值的终极来源”称为殷海光“未竟的事业。”
四。
两天的讨论会,使笔者获益很多。唯一的一点感慨,与张灏先生在闭幕发言时的看法不谋而合,那就是,自由主义,这个如此既有理论魅力又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话题,在台湾第一学府的台湾大学召开,居然很少有在校的年轻学子有兴趣参加旁听。台湾进入消费社会,思想话题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原本是大家的共同感触,但是看到年轻一代对思想问题的如此冷漠,仍然还是有触目惊心之感。
200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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