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昌和他的朋友曾群芳的故事

曾建元


    白色恐怖的史料近年在官方和民间的努力下，不断地出土，这是一种国民集体疗伤的过程，惟有正视过去的这段惨史，深刻反省，并追究真相与元凶，台湾才有可能走出悲情，真正达成族群的融合，而同受白色恐怖与威权压迫的两岸人民，也才可能相互同情与理解，进而重生统合的意愿。

    黄华昌先生是原籍新埔的客家人，是我竹南地方的英雄人物。古人“总以成败论人物”，但也“不以成败论英雄”。黄华昌和战场擦身而过，没有显赫的战功和英雄勋章，他是被日本帝国遗弃的军人，也从未享受过中华民国的尊荣礼遇，但他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英雄的真性情，他那要为台湾人争取出头天的质朴热情、正义感和坚忍不拔的毅力，贯彻了他一生的传奇经历，让我们的心灵深处震撼不已，读之而不禁热泪盈眶。黄华昌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映照出台湾人的命运和希望。

    《叛逆的天空──黄华昌回忆录》是黄华昌的自传，原以他熟悉的日文书写，用自学的日文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而由一群在绿岛的老同学，以参与集体历史记忆的心情共同翻译。黄华昌是日据时代台湾人当中少数通过考验，受过完整日本陆军飞行员训练的少年飞行兵。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二等国民，一方面在制度上受到差别待遇，如受到隔离教育，并且被限制升学的名额或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则在社会生活上因为制度性歧视的因素，亦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日本人民族优越感所衍生的严重歧视，而事实上，这种日常生活上的歧视遭遇，对于台湾人尊严的打击最为直接。黄华昌便提到被日本人辱骂“清国奴”的不平，这种积怨乃转而成为支撑他要与日本人一较长短的动力。少年的黄华昌向往飞行兵的神气活现，乃决定投身日本军旅，他竹南宫前国民学校（今竹南国民小学）的导师潘万枝鼓励他的一句话，成为他奉守不渝的座右铭：“为了本岛人（台湾人）的名誉，你要好好努力，你的实力绝不会输给内地人（日本人）。要赢过他们，让日本人感到羞耻。”（黄华昌，2004： 67）“赢过日本人”，这个信念正显示黄华昌并不把从军单纯作为自己飞行梦想的实现，其中还包含了民族主义斗争的意义，其最终目的，不仅要证明台湾人的能力与日本内地人没有区别，还要在具体的事物象征上，让日本人向台湾人低头，譬如，成为日本人的上司，受到日本人的尊敬。

    许多中国人并不了解日据后期台湾人的处境和心情。台湾民主国和其后的武装抗日，台湾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战争，比割让台湾的李鸿章所领导的北洋军打的中日甲午战争为期更久，牺牲也更为惨烈。但当独立或回归中国无望之后，台湾人则终究必须面对成为日本人的现实，就像反清复明的汉人最后也必须剃发留辫子一样。前总统李登辉曾经对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承认自己二十二岁以前是日本籍，（司马辽太郎，1995： 477）这对日据后期的台湾人而言，已是一种简单的法律事实陈述了，但对于还存在著与日本对抗意识的当代中国人而言，就无异于对中国离经叛道的大和国族认同了。而正因为必须承认是日本国民，所以台湾人才会转而利用日本大正民主的时机，提出内地延长主义，主张应与日本人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进而争取地方自治，自然地，也要承担同等的国民义务。“赢过日本人”，那也就意味著在很多地方，要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但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也只是神似而已，并无法真正成为日本人，因为日本人从未根本地接纳过台湾人。因此，台湾人成为日本军人，甚至不幸被推上战场与中国人打仗，以及接受日本近代化教育的台湾人知识份子不得不以日文来思考、书写与言说，都是身为殖民地人民无从选择与回避的宿命安排。许多中国人自以为是，指责这些不幸的台湾人为皇民，除了显示他们对台湾殖民历史的无知，也显示他们的傲慢已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

    黄华昌原本已经接受了神风特攻队员的训练，随时准备为日本天皇送死，幸运的是，日本及时宣布了投降，使黄华昌得免赴战场，死里逃生，但在日本受训的黄华昌也随之被日本所就地除役遗弃，黄华昌幸赖军中同志与长官的协助，熬过等待复员返国的半年，才得以回到台湾。

    十八岁的黄华昌满怀抱负地回到故乡，台湾人挣脱殖民地人民的地位，回到祖国中国，成为自己的主人，原是他所日夜期盼的，但他所看到的原本夜不闭户的台湾，却因中华民国的劫收，而民生凋蔽、治安大乱。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带来了一群专以掠夺为能事的无能官僚，这些人沾亲带故、结党营私，又缺乏现代官吏廉能与行政中立的观念，而以君临的姿态，一下子便盘据了台湾的所有政经资源，并且利用权力向人民无穷需索，仿佛曾经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应当要为日本对他们个人担负起战争赔偿的责任。在日本统治下原有进步的文官制度精神荡然无存，吏治大坏。这些中华民国的贪官污吏，对于不满时政的台湾人，复又滥行扣上皇民和奴隶根性的帽子，以镇压批判的言论和反抗的行动，台湾人的殖民地人民情结重新被挑起，以往反日的情绪逐渐转化而指向中华民国。黄华昌原欲投效国军，一展所长，却迟迟未获接受，当他目睹与耳闻日军遗留台湾的九百架飞机被贪官污吏拆解倒卖，悲愤与落魄之情油然而起，想是因为物伤其类，日本特攻队员、少年飞行兵的价值，在中华民国官员的眼中，就像那些曾经在战场上空威风凛凛的日本战机一样，与废铁无异。一日，黄华昌与复员返国而失意故乡的台湾青年，偶然在竹南中学运动时于一间教室里相遇，乃痛陈时事，慷慨高歌以一抒胸臆，激愤中在黑板写下“打倒陈仪政府，建设新台湾”等文字而离去，遗留的板书为竹南中学某女老师检举，经竹南本地出身的刑事组长判断为黄华昌所写，乃以“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运动”之叛乱罪嫌将其逮捕解送新竹县警察局再转送台北行政长官公署警务处刑警总队讯问，中华民国的官员则对其施加以刑求，手段包括“先把口鼻蒙上毛巾，再用大茶壶灌水”，使人昏迷不醒，再不依，则命人跪下，“用铁棍从脚背滚压胫肉”，（黄华昌，2004： 185）其残忍比之殖民时代的日本刑警有过之而无不及，黄华昌家人依中国官场行规，以足以倾家荡产的厚币重礼，请同为台湾客家人的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等人代为疏通奔走，方得以叛乱未遂而获不起诉处分。（黄华昌，2004： 186）事实上，依照〈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叛乱只要已达预备阶段即应受刑罚，而所谓未遂，系指已著手实行而未发生结果，故而，黄华昌根本不构成什么“叛乱未遂”，而是根本就无罪。“叛乱未遂”一节若非黄华昌记忆有误，否则此则又是中华民国司法腐败、“叛乱乱判”的另一例证。

    黄华昌历经此一劫波，经人介绍到西南航空公司台湾办事处担任日本军机的指导员，此时台北市爆发二二八民变，黄华昌为军校同学张某邀请加入由蒋渭川领导台北乡土自卫队的起义行列，出任航空特敢队副队长，任务为夺占台北松山机场，然后驾机南下援救嘉义水上机场，但宪兵很快就追到他们开会的地点三民书局，虽然全体干部全力脱险，总指挥蒋渭川却失踪了，1群龙无首的自卫队，即在黄华昌返竹南取飞行装备的一夕之间崩解，在陈仪发动军队和特务攻入作战本部后不战而溃，随之国军自南北登陆台湾镇压，黄华昌遂躲到关西马武督山区逃亡隐居，一面为表兄看管山林，一面则静心读书，在此一年期间，他任职美国救济总署的外甥借了他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也告诉了他不少有关时局变化的资讯，令黄华昌视野为之大开，当时共军已渡过黄河，首都南京摇摇欲坠，富有进步思想的外甥鼓励他下山寻找复起的机会，“再待在这么偏僻的深山，好不容易从日本归来的空中健儿，也会变成社会的落伍者！”（黄华昌，2004： 243）黄华昌于是再度来到台北，而就在他彳亍台北重庆南路、衡阳路而来到台北新公园（今二二八和平公园）的时候，遇到了真正改变他人生际遇的两位朋友。与这两位朋友的偶遇，竟使他身陷囹圄，这一次，他被远送到中华民国的恶魔岛──今名绿岛的火烧岛囚禁，他成为政治犯，而左翼政治犯的烙印从此如影随形地附著在他和他的家人一生，直到中华民国解除戒严平反他的名誉为止。

    这两个朋友，都是出身竹南中港的大学生，一位是黄华昌的远亲，竹南国小高他一届的学长、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经济专修科的曾群芳，另一位是他竹南国小第三十九届的同班同学、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的学生颜松树。他们拥有当时令人艳羡的高学历，又充满了知识份子洞观世事的知性和淑世救国的热情。他们不忍见台湾人与全中国人民同受到国民党政权的压迫，又满怀著对于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的同情，于是投入信仰社会主义与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党活动，把台湾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大革命之上。他们对于竹南的少年飞行兵英雄有惺惺相惜之感，黄华昌也对于这两位竹南的热血知识份子敬佩不已。曾群芳和颜松树对黄华昌说道：“我们必须抛弃过去在日本教育之下，养成的奴隶劣根性和军国主义思想，积极学习‘新民主主义思想’，以迎接即将来临的新社会。不然的话，过去被视为故乡菁英份子的我们，势必变成大家嘲笑的话题。”（黄华昌，2004： 249），又说道：“我们应当要为台湾人打拼！”2.曾群芳和颜松树此后每次回竹南，都会去找黄华昌，除了鼓励生活受到国共内战波及的黄华昌要坚强之外，便是留下各种书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优点，鼓励黄华昌加入解放台湾的革命运动。民国38年4月6日，初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为压制学生运动，派军包围台大和师院宿舍，捕杀大学生，当时曾群芳已自台大毕业，颜松树则佼幸逃过一劫，事后复出，见黄华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无动于衷，乃又介绍了师院英语系的学生“叶先生”与其认识，“叶先生”劝说黄华昌为“建立不受列强欺侮的新台湾”奉献一己之力，这才真正感动了黄华昌。（黄华昌，2004： 264）5月某晚，在竹南国小附近的小山岗，由颜松树做介绍人，曾群芳任监誓人，黄华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数日后，叶先生在台北新公园为黄华昌介绍了台大工学院的“邱先生”，邱乃为黄华昌的上级。

    当时共军缺乏空军人才，台湾海峡的制空权完全掌握于国军手中。黄华昌是台湾难得的飞行人才，所以邱为黄华昌安排了一个计划，拟送黄华昌到中国东北的佳木斯，投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行列，然后领导台湾解放先锋队解放台湾。民国38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中华民国在台湾征兵，黄华昌为届龄役男，被限制出境，地下党乃策划黄华昌以伪造身份出境或偷渡日本，其中，偷渡的策划人为台湾省政府建设厅水产科渔业指导员曾清根，是由颜松树带他到台北认识的。岂料在39年1月，为黄华昌变造身份证的台北市城中区公所户籍员张秀伯被捕，株连及曾清根及众多同志，佳木斯密航计划被迫中辍，而不知情的黄华昌仍在苦苦等候上级指示。

    6月，黄华昌迳赴台北确认消息，一无所获，回家后方得知前晚颜松树为特务所循线逮捕，但因值班的原住民看守不忍见平日受人尊敬的教师照犯人一样关在拘留所，让他在值班室说睡觉，而为颜松树半夜乘隙脱逃。黄华昌警觉到自己处境陷入危险，就在准备再逃往关西的时候，不幸被警察在家门口当场逮个正著。黄华昌先被押解竹南分局，转送新竹县警察局，再转送台北刑警总队和国防部保密局，最后羁押在现址为喜来登香格里拉大饭店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在保密局拘留所，黄华昌遇到了叶先生，才知原来他本名叫陈水木，在军法处则又遇到了邱先生和曾清根，这也才知邱先生本名为杨廷椅。曾清根向黄华昌致歉，他认为密航计划成功机会不大，不愿黄华昌白白牺牲，所以没有尽力推动，否则黄华昌很可能可以逃过劫难。

    每天清早，都会有几个人从军法处看守所被拉出去，送到马场町的刑场（现为马场町纪念公园）枪决，只要听到铁门被推开的声音，所有的囚犯都会紧张地惊醒，看看守和其后手持自动步枪的押兵走向哪一个牢房。“被拉出的人就是唯一死刑。他们顿然变成堂皇的英雄”。黄华昌目睹生离死别的情景，最令他难忘的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作家钟理和的长兄），他曾拜托同房难友在他要赴不归之途时，请以《幌马车之歌》为他送别，“歌声即一传十、十传百、一房传过一房，终于汇成数百人的大合唱”。钟浩东挥手道：“台湾的黎明就在眼前，大家请加油！”，然后泰然自若地走了出去。（黄华昌，2004： 318）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悲壮画面啊，而牢中同志的《幌马车之歌》，那又是多么伟大勇敢的合唱歌声啊！侯孝贤拍《悲情城市》，便特地将这一段放到电影里，片中男主角林文清的难友吴继文和蔡东河便是唱著《幌马车之歌》向狱中难友告别赴死的。（钟纪东，1991： 147-150）

    当时的军法审判都是秘密审判，不准被告阅览起诉状，也不准被告委任辩护律师，也不对这些不谙国语的台湾青年设置通译。黄华昌最后被判十年有期徒刑，陈水木和杨廷椅被枪毙，曾清根则被判十二年。华黄昌看了判决书，才知道自己被列入“学生工作委员会案”（“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学委会李水井等叛乱案”），跟佳木斯密航计划毫无关联。黄华昌相信，自己能逃过一死，是因为陈水木、杨廷椅和曾清根没有供出佳木斯密航计划和台湾解放先锋队这一段。而参与这一案的曾群芳和颜松树则自始至终行踪不明，特务提供的资料中没有曾和颜的记载，黄华昌也索性不去招认这一段，而不仅黄华昌未招，陈水木、杨廷椅和曾清根在特务的刑求逼供下也无人招认，曾、颜二人就这么劫后偷生下来了。国家安全局日后检讨学工委案时，曾经认为在侦查上说服技巧的成功，使杨廷椅“深切觉悟，坦诚供述其叛乱组织关系暨活动经过情形”，（国家安全局，1991： 100）但就黄华昌的案子来看，虽然可以肯定应是杨廷椅咬出来的，但杨廷椅对案情仍是多所保留的，这才能保全许多同志的生命。关于曾、颜二人，黄华昌写道：“一年后，颜松树向保安司令部自首，免刑并且复职，先后任教于竹南中学与南庄中学，退休后定居在我家附近，但是否他不堪回首，从不对我说明逃狱真相、逃亡生活、自首后如何交代，以及社会对他的看法。听说曾群芳也跑路一段时间才自首，我也未曾听他讲起，这一段从跑路到自首的故事始末。”（黄华昌，2004： 292）

    笔者正是幸存者曾群芳的独子，颜松树就住在我竹南中港中正路故居的对面，现在他已有智力退化的老态，他逃亡的那一段经历，恐怕将要永远尘封在历史中了。我父亲和颜松树一样，对于这一段经历，也几乎不对外人道也，我是直到考上国立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父亲看我整天捧读马克思，才不经意说道：“这些书我五十年前就看过了”，经我一再追问，他才透露出曾经受难的过去，但也是欲言又止。半个世纪以来，为了自保，也为了保护家人亲友，父亲刻意隐瞒这段历史，也不希望我与政治沾染关系，也许是他那叛逆的血液在我体内的流动，我自高中起即拒绝加入国民党，在大学参与学生运动，在硕士班钻研马克思主义，现在以知识份子为志业，人生自觉选择的道路，依稀有他年轻时的冲动和梦想。

    当年，黄华昌到底卷入了什么案件，曾和颜到底后来如何脱身，以下，则容我依照这几年的研究和采集资料，大略补充如下：所谓的“学生工作委员会”，其实其全名是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在民国34年8月任命蔡孝干为省工委书记，次年7月，蔡孝干返台正式成立组织，学工委即其之下属部门，创会委员五人，包括杨廷椅、陈水木、陈炳基等人。（“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学委会李水井等叛乱案”，国家安全局，1991b： 93-94）36年秋天，省工委成立台北市工作委员会，由台大医学院助教郭琇琮领导，同时亦有省立基隆中学支部的成立，由基中校长钟浩东任书记，38年5月，基中支部升格为基隆市工作委员会。8月，保密局破获了有台大与台北市立成功中学学生大量参与的地下报《光明报》发行网，原因出在父亲台大同班同学王明德把《光明报》拿去向他爱慕的女孩子炫耀，被女孩子家里向政府检举，此即为1950年代白色恐怖之始，是地下党崩溃的开始。《光明报》主持人钟浩东及多位基中教职员生因而落网。10月起至39年2月间，保密局再循线陆续逮捕了省工委主要领导蔡孝干等人，蔡孝干在一度脱逃后，终于在嘉义被捕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谷正文，1995： 78-89， 128-134）39年1月张秀伯被捕，市工委郭琇琮被循线查获，5月，政府依照蔡孝干线报展开大逮捕，曾清根等落网，学工委因被出卖再遭破获，学委杨廷椅和陈水木亦先后被捕。39年10月，钟浩东被害，11月28日，郭琇琮被害，杨廷椅和陈水木则于次日29日就戮。（蓝博洲，1993： 61-69， 88-90）他们遇难时的年纪都很轻，钟浩东三十五岁，杨廷椅二十五岁，陈水木二十六岁，黄华昌则为二十四岁。

    黄华昌被列名在学工委案，实则黄华昌并非学生；而学工委案亦非孤立的案件，市工委案、学工委案和《光明报》案的主要涉案者，大多是台大、师院学生，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受省工委蔡孝干的指挥。黄华昌与台大和师院的渊源，正是来自于曾群芳和颜松树。

    父亲是在36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受台大同班同学郑文峰的影响而参加地下党，市工委成立后出任委员，并接受书记郭琇琮（化名李志光，又名林逸俊）之指挥，另又担任第五街头支部委员，与台大同班同学林从周协助负责人高怀国发展工作，并与郑文峰参与学工委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支部工作，同时协助调查台湾各地糖厂资料。颜松树则是父亲带进地下党的。父亲当时亦参与了《光明报》的油印和发行。39年5月大逮捕后，颜松树于6月逃亡，父亲则亦于同时展开逃亡，他带著颜松树，一度和台大同班同学陈英泰一起躲在台北木栅，（陈英泰，2004a： 51-52）后来躲到我祖父曾鸿钧在竹东投资经营的煤矿矿坑里，也曾经和台大同班同学陈廷裕商量偷渡琉球或向美国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的可能，39年10月，政府公布〈匪谍及赴匪份子自首办法〉，他们走投无路了，只好于40年透过我大伯曾培芳找到台北市社会局科长章和乐疏通，章和乐出身调查员，经他协助，最后来到内政部调查局台北站站长家里写自白书，共写了四次才算通过，（陈廷裕，1996： 55-56）而与颜松树、陈廷裕共同出面向保密局自首自新。地下党的同志们义薄云天，无一人供出父亲，而父亲的自首，也是避重就轻。这几年市工委会案（“台北市工作委员会郭琇琮等人案”）的判决（安洁字第二二零四号）出土了，（李宣锋、王加俊、邓小兰、许秀钱、王韵雯主编，1998： 74-88））父亲这才发现，他的上级，就是顶顶大名的郭琇琮，因为当年的地下党组织采金字塔式的单线联络，而且多以化名掩护身分，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彼此底细。父亲更发现，郑文峰把他和高怀国组织第五街头支部的事情全顶了过去，想是自认求生无望，宁愿少损失一位同志，便决定牺牲自己了，而同列市工委会案的林从周也不指证此事，判决书说他供认“均不讳”，对林从周而言，意思是你说对说错我都认了。郑文峰殉难马场町的时候才只有二十二岁。郑文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时代青年，他是嘉义朴子人，在嘉义中学时即热衷于剧场活动，在台大时和我父亲都是法学院曲棍球队员，一起拿到第一届台大全校运动会冠军。郑文峰在台大经济专修科毕业后，又插班考上大学部经济学系，在地下党负责法学院支部的组建并担任小组长，他在事发前经陈英泰介绍给他当校长的黄姓亲戚而躲到乌来乡福山国小教书，并且构思组织游击队之事，（陈英泰，2004b： 61）父亲、陈廷裕都曾经上山探望过郑文峰。郑文峰是父亲所属读书会第一个被捕的成员，如何受到刑求，也不愿供出同志的名字，且甚至对开调查庭的军法官说：“你们这些人懂什么？如果不了解共产主义的话，我可以教你们。”（陈廷裕，1996： 55）

    父亲在自新后，仍然在私下延续地下党工作，43年8月，因省工委新竹地区委员会竹南区支部党员翁木向宪兵司令部自首之牵连，以担任竹南支部书记罪嫌与陈廷裕再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以“自首不诚、保留组织关系”为由查办被执。翁木因为恐惧事发，且因媒说合拟成婚事，乃于7月向政府自首，父亲与陈廷裕为翁木之上级，遂遭供出。（匪“台湾省工委会竹南支部”残匪翁木等叛乱案，国家安全局，1959： 8-9）此次大伯培芳再又为父亲奔走，大伯曾在厦门任职，得识厦门籍调查员曾文墨，请他设法，此外又找到父亲在台大时的法学院训导分处主任蔡章麟，蔡章麟时任司法院大法官，基于惜才爱才之心，叫我大伯去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找前副处长洪福增律师帮忙，且明说是他叫去的，结果，父亲和陈廷裕都被无罪释放回来。洪福增在这件事上他完全是道义与良知相挺，我家族没有人花任何一毛钱向政府官员关说，事后，为了避免困扰，父亲从未向这位救命恩人登门道谢。（陈英泰，2004b： 60）洪福增急流勇退，从官场退下，执业律师并在大学讲学，日后成为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大师，他的女婿就是前教育部长曾志朗。这里还要一提蔡章麟和台大校长傅斯年，尽管他们独木难支，若不是当年他们力图维护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尊严，在白色恐怖中牺牲的学生恐怕更多，国家安全局日后便指摘台大法学院学生“从事反政府运动，平时活动至为激烈，几已达公开为匪张目之程度，但该校对此毫无反应，且于治安机关逮捕匪谍学生时，竟招致该校当局不满，甚至遭到强硬反对，似此不能协调配合，缺乏政治警觉与敌我观念之态度，值得检讨”。（“匪基隆市工作委员会钟浩东等叛乱案”，国家安全局，1991b： 5-6）至于翁木，则因为恐惧过度，或加上良心不安，竟然精神分裂了，现在应该还住在苗栗县头份镇的一家疗养院。前几年我父亲去看他，他问我父亲是谁，父亲答道：“我是曾群芳。”翁木则猛摇头道：“你不是曾群芳，曾群芳是我的好朋友，我认识他，他长得不是你这个样子。”父亲说：“因为我老啦！”说罢，翁木竟吓得逃跑掉了。翁木自首的结果，是把自己永远监禁在心牢里，真令人不胜欷歔.父亲虽然得免坐牢，和出狱后的黄华昌一样，直到解严以前，终生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监视，小时候，只要父亲出差不在家，警察一定来家里盘问，搞得邻居侧目，指指点点，怀疑父亲做了什么伤天害理、见不得人的事。我记得对父亲过去一无所悉的母亲常为此感到受伤，私下便忿忿不平称警察为“拗警察”，我年幼无知，总自为是地指责母亲，说学校里老师教导我们“警察是人民的保姆”，她怎么可以侮辱警察？现在想来，实在可怜又可笑。

    前总统李登辉也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当时是台大农业经济学系学生，是学工委支部新民主同志会的创会者之一，国家安全局档案记载《光明报》案发前担任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的叶城松，是李登辉介绍入党，而接受学委杨廷椅的领导的。（“匪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叶城松等叛乱案”，国家安全局，1991a： 186-187）3李登辉领导台湾民主化，有很大的贡献，但深堪玩味的是，他早年的这段红色经验，一方面使蒋经国对他另眼相看，另一方面也使他在国民党政权的宫廷政治里战战兢兢。尽管他曾经身兼中华民国总统和国民党主席，他却以“虎口下的总统”自况，怯懦于对于当年受难同志的平反，甚至是面对他参加地下党的历史。我们从未听过李登辉公开、正面地谈论他的这段过去，反而是他不断地否认、反驳那些幸存同志的证言。蒋经国是白色恐怖的真正特务首脑，他父亲蒋中正在台湾成立总统府政治行动委员会，后又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统合所有情治机构，所有的情治决策与报告，都要经过蒋经国转呈他父亲，（唐柱国，1997： 6-7）白色恐怖对大学生的迫害，蒋经国绝对要负最大的责任，但蒋经国又是提拔李登辉、让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关键人物，这就让李登辉天人交战了。曾经讯问过李登辉的前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就比较过蒋经国和李登辉，“同样都曾经是共产党员，同样是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一直不肯对外公开承认这段不可抹灭的事实，徒然使人觉得他远不如蒋经国坦率，是一器识格局很小的人。事实上，李登辉并未背叛中共，而是中共领导人太差，出卖了李登辉。”（谷正文，1995： 245）惟据我所知，李登辉仍是有情有义的，他当选民选总统那一年（民国85年），当年跟他一起组织新民主同志会、后来逃亡大陆的台大公共行政专修科学生陈炳基（郑文峰的入党介绍人）返国，便曾经应他的邀请私下到过总统府做客，李登辉还邀请陈炳基一家人参加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但这种小仁小义还是不够，87年6月立法院通过的〈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经认定为叛乱犯或匪谍确有实据者”不予补偿，当时李登辉还是总统，立法院的多数党也还是国民党，他领导的国家竟然通过这种践踏左翼台湾英雄的法律，真是令人汗颜与齿冷。这一条恶法直要到89年12月才为立法院所废止，但已是李登辉卸任总统以后的事了。尽管如此，我认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以金钱补偿和名誉回覆平反受难者的方式仍是不够的，我们要的是历史的真相，以及台湾人对待这段历史的公平评价。

    李登辉应该要有道德勇气和历史的智慧，站出来，告诉台湾人这段历史，告诉台湾人，那些为反抗国民党、争取台湾解放的左翼台湾青年，不是十恶不赦的共产党员，他们是勇敢反抗暴政、爱国又爱乡土的台湾少年英雄。他们如果知道中共是那样的不堪造就，他们必然也会选择一条台湾人应该自己走的路，就像李登辉、黄华昌、陈英泰和我父亲现在的想法一样。我期望李登辉能运用他群策会的力量，召开研讨会，好好地来评价这段几乎被恐共思维湮没的历史，我更期待陈水扁总统，身为战后的一代，他完全没有国共内战的时代包袱，所以他可以做到超越李登辉一代的历史情结，学习中南美洲处理的经验，成立白色恐怖历史真相调查委员会，尽速清查所有的历史档案，其目的不在报复，──事实上，当年的加害者和共犯结构早已经和被害者和本地社会融为一体了，就像蒋经国与李登辉的关系一样难解。重点是要给予在国共内战期间为追求台湾自由解放而牺牲受难的国民以公道，包括外省人和本省人。他们没有对不起台湾人民，是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人世间的博爱情操，为台湾人留下了人格的典型。我相信，将历史的眼光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大时代，基于同情的理解，还原当初台湾人民与中国大陆人民为反抗暴政、追求新国家的心情，两岸因为国共内战、国家分裂和冷战结构所造成的误解和对立心结，以及台湾内部不同族群间因历史意识的歧异所造成的隔阂，才有彻底化解的可能。

    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倒行逆施，反而像是证明中华民国在台湾当年实施恐怖独裁统治的政治正确。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观点来月旦历史人物，只有还原历史，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才能知道谁是真正的人民英雄，真正的人民英雄应当获得人民真正的尊敬。

    黄华昌倾尽余生之力，把一生的传奇写成书，只为“留得清白在人间”，却也为台湾历史中的缺页补白了许多珍贵的记录，像是他所提到台北乡土自卫队、佳木斯密航计划，甚至是有关我父亲和颜松树的情节，都是前所未闻、首次问世的史料。这一本用生命和血泪写成的自传，十分值得现在的大学生一读，看看以前台湾的知识青年怎样面对与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变迁。黄华昌现在住在故乡竹南，他的两位公子是当地著名的医师，一家过著幸福快乐的生活。

    参考文献

    司马辽太郎，1995，罗逸文译，〈场所的悲哀──生为台湾人的悲哀〉，李登辉，《经营大台湾》，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月1日。

    谷正文，1995，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白恶恐怖秘密档案》，新店：独家出板社，1995年9月。

    李宣锋、王加俊、邓小兰、许秀钱、王韵雯主编，1998，《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二）──个案资料》，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民国87年6月。

    唐柱国，1997，《最高机密──高阶情报员首度公开国民党情报秘史》，汐止：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2月25日徐宗懋，2004，〈访李登辉的亲密同志陈炳基〉，《关于李登辉同志的若干历史问题》，台北：时英出版社，2004年2月。

    国家安全局，1959，《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3辑，台北：国家安全局。

    国家安全局，1991a，《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1辑，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12月31日。

    国家安全局，1991b，《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2辑，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12月31日。

    张炎宪、胡慧玲、黎澄贵，1996，〈蒋渭川〉，《台北都会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6年2月。

    陈廷裕，1996，陈秀琴记录整理，《走过大时代──陈廷裕回忆录》，台北：自版。

    陈英泰，2004a，〈白色的青春，黑色的记忆（上）──一个与台大青年有关的“二二八”往事与“白色恐怖”的回忆〉，《批判与再造》，第9期，2004年7月，台北。

    陈英泰，2004b，〈白色的青春，黑色的记忆（下）──一个与台大青年有关的“二二八”往事与“白色恐怖”的回忆〉，《批判与再造》，第10期，2004年8月，台北。

    黄华昌，2004，蔡焜霖、吴水灯、卢兆麟、陈英泰、王春长、陈孟和、王文清译，《叛逆的天空──黄华昌回忆录》，台北：前卫出版社，2004年6月。

    蒋渭川，1996a，〈二二八事变始末记〉，陈芳明编，《蒋渭川和他的时代》，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3月。

    蒋渭川，1996b，〈蒋渭川告白书〉，陈芳明编，《蒋渭川和他的时代》，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3月。

    钟纪东，1991，《让历史不再有禁忌，让人民不再有悲情──从〈幌马车之歌〉到〈悲情城市〉》，蓝博洲，《幌马车之歌》，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6月20日。

    蓝博洲，1993，《白色恐怖》，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5月。

    民国九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十二时半1 黄华昌记忆的这段历史，和蒋渭川的自述有异，黄华昌说3月7日宪兵攻进三民书局，蒋渭川则记为3月10日，而且蒋渭川都未提到组织乡土自卫队之事，只是强调他当时正准备出门去见陈仪。（蒋渭川，1996a： 137）蒋渭川女儿蒋梨云则回忆道：“三月十日，家里一如平日有很多客人。”（张炎宪、胡慧玲、黎澄贵，1996： 207）不过蒋渭川也曾经为他“所谓征调退伍军人问题”辩驳，称：“这也是无意中的冤枉事。”（蒋渭川，1996b： 182）2 黄华昌在民国93年7月15日于台湾电视公司《谢志伟呛声》节目中的叙述。3 陈炳基对此做了澄清，介绍叶城松入党，是他应杨廷椅的请求的，与李登辉无关，李登辉介绍叶城松参加的是新民主同志会。（徐宗懋，2004： 120）国安局的这笔资料，是目前出土官方资料中仅见提及李登辉在地下党的角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