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爱国

北京叟


    我上小学时，政治课叫“修身”。记得有“每天早晨入厕一次”、“见了生人不畏缩，也不羞涩，很是喜欢”…。初中时期，抗战胜利，政治课叫“公民”。那时太贪玩，学过就忘。上高中时，刚解放，政治课印象深的是关于“国家”的概念。此前，我以为这片被蚕食的桑叶形土地和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就是“国家”。政治课明确了“国家”是军队、警察和法庭，简言之，“国家”就是政权，是一部机器。真是闻所未闻。转而一想，魏、蜀、吴三个政权对峙就叫三国。“国破山河在”（春望 .杜甫），山河依旧，李唐政权风雨飘摇。“夜奔”中的林冲自叹“有国难投”，他没去欧美，只是从开封发配沧州，又投奔梁山。“有国难投”是想为宋政权服务，被逼无奈，走到宋政权的对立面。于是豁然开朗，从此把“国家”与土地、民族、文化和历史分开，把“国家就是政权”牢牢印在脑子里，并且，树立了“爱国就是爱政权”这一明确的概念。

    不过，后来又碰到爱“祖国”，便觉说不通。英语“motherland”直译似乎是“母亲的土地”，与政权不搭界，和中文的“祖国”不对等。“祖宗”是先人，“祖籍”是老家，是先人定居的地方。那么，“祖国”应该是指祖宗面对的那个政权。哪个政权？是秦？是汉？是大明朝？是大清国？或是泛指一切被打倒的政权？很不明确。显然，热爱祖宗面对的那个政权是一件无所适从的事。祖宗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国家”，留下的是土地、民族、文化和历史。苏联影片“攻克柏林”中的炼钢工人伊万诺夫参加了红军，面对德寇高喊：“为了祖国，为了史达林，乌拉！”他说的“祖国”绝非沙俄政权，而是苏维埃政权，是现政权，为什么译成祖政权？祖代表逝去，国是政权，“祖国”就是逝去的政权。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政权更叠，历来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爱“祖国”意味着爱逝去的政权，是遗老、遗少心态，且无可操作性。

    再者，哪些行为可视为“爱国”，也使人颇费思量。例如，去天安门看升旗算不算“爱国”？不好说。据北京电视台“第七日”栏目报道，几位元来京的旅游者，在天安门看罢升旗，时间尚早，信步来到某胡同，顺手推走一辆自行车，被早起的居民扭送派出所。这几位看升旗的人岂不是给政府添乱？他们看升旗和免费看演出没什么两样，算不上“爱国”。由此，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祥林嫂”。祥林嫂诉说阿毛被狼吃的事，周围的人边听边落泪。然而，凭几滴眼泪就说她们善良，极富同情心，未必准确。我没出过国，不知华盛顿市每天是否也有很多美国人，眼含热泪，看星条旗冉冉升起？如果没有，是否说明美国人不如中国人“爱国”？美国人把美国国旗印在裤叉上觉得时髦，这大概是两种文化的差异。我们中国人爱面子，重形式，因此才有：眼含热泪看升旗的人多，无偿献血捐献骨髓的人少。搞形象工程，搞庆典，公费出国“考察”花的钱多，义务教育经费少。举手宣过誓的人多，捞权、捞钱的人不少，写过检查、表过态，表示永不翻案的人不少，嘴对着心的不多。 据媒体报道，某外国游客，身着中国制造的文化衫，背后印有“中国人十告诫”（不要围观外国人等等十条注意事项），走在南京街头，被市民扭送派出所。这位老外莫名其妙。其实，道理简单。此衫穿在我中国人身上，属于自我提醒。可是，穿在你老外身上，看在我中国人眼里，便觉耿耿。在我们中国土地上，你凭什么告诫我？一股祖传的、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之情，自丹田直冲脑门儿。这些市民的行为算不算“爱国”？ 1976年，天安门广场发生“四五”事件，那些悼念周恩来并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强烈不满的聚集人群，被埋伏在中山公园里的工人纠察队一网打尽。聚集群众与工人纠察队，谁爱国？ 八九年春夏之交，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者，以和平方式要求中央痛下决心，惩治腐败。六月三日深夜，最高当局动用坦克、机枪，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血案。那些倒在血泊里的、被捕入狱的斗士们与下令开枪者，谁爱国？ 反腐斗士被镇压，十五年过去了，腐败现象是收敛了，还是更加肆无忌惮了？今日之域中，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国资流失、携款外逃、鱼肉乡里、横征暴敛，触目惊心，比比皆是。弱势群体被逼无奈，踏上漫漫上访路，虽是悄悄出村，仍躲不过尾追堵截。我曾多次亲眼目睹上访者在纪检委门前、国土资源部门口，被工作人员推推搡搡，一旁是数辆警车伺候。更有以死鸣冤，以醒世人者。虽说是初级阶段，可毕竟是“社会主义”，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如此国象，岂不叫人寒心泄气？

    很多时候，爱国就是爱政权还不够，还须与最高统治者“保持一致”才行。谭嗣同被害于菜市口，康有为流亡日本，他们爱大清政权，可是他们不与“老佛爷”保持一致，他们就是“奸臣”“乱党”，不除之，国无宁日。贵为天子的光绪皇帝，他爱不爱大清政权？因为不和“一把手”保持一致，而被软禁，死得不明不白，成为疑案。国体由帝制改为共和，仍出现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接二连三的“光绪现象”，令我中华民族在地球村中，面对外姓村民，汗颜、尴尬、自惭形秽。在“共和国”中，谁与最高当局不保持一致，将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头衔，或流放，或入狱，或杀头。然而，放眼世界，哪个民族与其最高当局保持一致，都是一种冒险。上世纪，大和民族与他们的天皇保持一致，为天皇效力、为天皇尽忠，从而在亚太地区犯下滔天罪行，招来两颗原子弹。他们说，这属于防卫过当。其实，这就叫“匹夫有责”。保持一致理当承担责任，不论哪个民族都如此。日尔曼民族与他们的元首保持一致，欧洲才发生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西德总理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时，沈痛下跪，震撼人心。他是代表日尔曼民族承担历史责任。这一跪，显示的是恳切、人性。近邻，北朝鲜人民，先是和他们的“生身之父”金日成保持一致，欲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南方同胞，至使中朝儿郎死伤数十万。今天，又和“总设计师”金正日保持一致，强忍冻饿，愣造核弹。一位中层干部，曾去北朝鲜访问，回来后他说：“您猜怎么着？穷傻啦！” 留在大陆上的中华民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发生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肃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直至文化大革命，打、砸、抢、杀、焚书、斗儒、毁文物、灭文化、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既无天灾肆虐，也无帝国主义侵扰，安安稳稳，自我浩劫了十年。“保持一致”是不是罪魁祸首？极少数不保持一致者，如张志新、遇罗克等，先被“保持一致”的群众批斗，再被国家处死。红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九亿（当时人口）人民几近疯狂。大幕落下，四人买单。可以断言，这笔帐算错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怎么会被四人玩于股掌长达十年？人民的头脑、思维上哪儿去了？被“保持一致”给弱智了——大和民族、日尔曼民族、北朝鲜人民都未能幸免。 把“保持一致”作为“爱国”标准，实大谬也。

    2004年9月18日 于紫竹桥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