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枭鸣天下之三五一：我有一个梦想：推翻“社会主义”！

（广西）东海一枭


　　据马列教教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最高级最理想的形态，社会主义则是比资本主义高级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 273页）。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构想，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自由、最民主、最公正、最进步、最文明、最美好的社会。那是多么和谐高尚的生活图景，何等美好迷人的社会理想。难怪一百多年来，一代代仁人志士血为之热、魂为之壮、青春乃至生命为之奉献！

　　然而，播下龙种却收穫了跳蚤，追求人间天堂却误入了人为的地狱。世界各国一次又一次雄波起伏的奔赴理想的社会运动，最后都演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灾难性的社会悲剧，马列教许诺给人类的理想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也从来就不曾在现实世界兑现过。这原因，首先是马列理论先天内蕴的毒素所致：一党独大的专制、阶级斗争的哲学与公正、民主、文明等先进的文化和体制难以兼容。其次，哈耶克和波普尔所认为，由於人类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类社会不可能存在一个终极完美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理想社会到来是可怕的。这不是说人类不要理想，而是不能有不切实际的过於自负的理想。人类的历史就是从不完善走向相对完善的过程，但永远不会有绝对完美。人类在力求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的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拔苗助长，避免因带着理性万能的自负去设计和控制社会的发展。

　　我在《再说共产主义就是好》指出过：凡高深的功法，都需要浑厚的内力打底，需要相当的佛学修为自律，幷且循序渐进，切忌强练或出错，否则难免走火入魔，重伤残废甚至毙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像这样一门上乘功法。至今为止，人为地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所有练习者，在世界范围内早已宣告全面溃败。社会的进步自有其客观规律，历史的发展自有其一定顺序，岂能人为超迈？由於物质基础、文化水平、精神条件的局限，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对於人类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还过於奢侈。

　　十月革命给苏联送去、苏联老大哥又给世界左营送来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一开始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理念，成了极权主义、党主专制的代名词，成了国家恐怖主义、国内霸权主义、新纳粹主义的别称。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物质平均主义和政治上的大民主，多少还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的话（例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家虽穷GDP虽低，农民至少还能享受到比现在好得多的基本医疗保障，农家子弟因交不起学杂费而失学的现象远比现在少见），改革“开放”之后，是连社会主义的虚幻影子都烟消云散了。

　　臭名昭着的《刑法》一O五条，是我党“颠覆罪”和“煽动罪”的法律依据。有关部门每每抓起“以造谣、诽谤或者其它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这条套索，去迫害、镇压民运斗士、民主人士、异议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实在是荒谬可笑之至。且不说这是典型的以言入罪，即使曾有这么一个准“社会主义制度”，早已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江泽民的允许资本家入党的决定煽动推翻了。共产党的行为打倒了共产党的宗旨，邓江时代的权力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推翻了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毛邓江胡的社会主义现实颠覆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如果说共产党曾经是一个理想集团的话，也早已堕落成赤裸裸的特权集团和利益集团了（当然，比起毛时代的政治上大封闭大斗争、经济上大锅饭大贫困，相对而言邓江胡的后极权主义客观上进步了些，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对人民的控制宽松了些。这是另一个话题，此处不赘）。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特权横行、腐败猖獗、道德堕落、环境恶化、公仆富贵尊荣为所欲为、主人忍气吞声毫无保障、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等等，这些“摸石头”摸来的丑恶现象，难道就是社会主义？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特别是新增人口几乎正在失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绝大多数农业人口更是享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国力增大带来的成果。“国家主人”沦为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尊严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小病扛着、大病等死，连自杀都会犯法。大量农民、工人的儿女丧失接受教育的权力，失学儿童被推给希望工程——颁发了近二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成了一张神圣的空头支票。世界平均水平早已超过５%，我们的教育经费总额从未达到过３%，在１２０个国家的排序中位於第９６名，是世界上最少的国家之一。社会主义云乎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如说是市长经济（权力经济）；人民民主专政，实乃特权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法制，党大於法，权大於法，与韩非子君大於法的古代“法治”思想异曲同工、千古一脉；社会主义民主，缺乏“权为民所授”这一民主制度的要素，即没有“对民众的保护”又没有“民众的权力”，党权大於政权，政权大於民权，是封建官僚“为民作主”、“你为民我为主”的现代劣质翻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乃特权与资本野合诞下的四不象怪胎，已毫无“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和形式理想，强名之，可称为权力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原始、最恶劣的资本主义。乐登先生认为，中国实行的是成熟的法西斯政权，是二十年代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实行过、然后被欧洲的其它法西斯主义者搬了过去的臭名昭着的“第三条道路”的“公司国家”（corporate state）。老枭有《三十二子歌》唱道：社会主义铁屋子，政治成了黑匣子，特权当成命根子，国家治成烂摊子。

　　冠冕堂皇伪君子，登台大摆官架子，官腔大耍嘴皮子，其实都是败家子。

　　当老子，装孙子，扮疯子，作傻子，不是骗子即戏子，不知为了那门子。

　　公仆致富多法子，喜欢让人碰钉子，主人依旧穷棒子，贫富都是叫花子。

　　代表无非摆样子，发言都是俗套子，还有一群狗腿子，专门制造高帽子。

　　有关部门抓辨子，各种“份子”哭鼻子，真话容易捅篓子，爱国更是坏份子。

　　一切都是装样子，一切为了印把子，维权掌印靠啥子？枪杆子加笔杆子。

　　只要丢了这两“子”，立马呜呼翘辨子，只有专制翘辨子，人民才能伸脖子。

　　吊诡的是，中方的“社会主义”正向原始资本主义大踏步倒退，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却纷纷向社会主义学习、靠拢，发生了“溜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如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劳动阶级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教育条件和社会保障条件，都不断得到改善，它们的社会制度中都具有一个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公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使公民不论失业还是遭受了意外灾难，仍可维持衣食无虞，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再说教育和义务教育方面，西方现代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中一致强调：为了平抑因人力资源、投资水平差异导致的贫富过於悬殊，必须由国家投资，让穷孩子享受公立学校提供的免费教育。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一向反对过分优越的福利制度，认为这会令穷人变懒。他曾设计了一套“负所得税”计划，根据这项计划，收入越低，负所得税越高。但就是这样一个蔑视穷人的极端分子，也赞成对穷人加大教育补贴。具体措施上，别说西方民主国家，即使世界上几个经济最衰落的、被国际舆论批评对人民福利肆意剥夺的穷国，如北朝鲜、伊拉克、古巴，也都搞得比经济“一枝独秀”的中国好。如古巴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６。３％（引自２０００年６月９日的《人民日报》）；伊拉克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前，伊拉克对全民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据说朱熔基前几年在安徽考察时，瞭解到那么多的农村孩子因为需要交纳的费用太高而上不起学时，曾提到朝鲜：朝鲜经济情况比我们差得多，做到了全民教育由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我国已迈入小康，为什么不能实施九年的免费义务教育呢？对於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前总理幷非不知，然而，在他任上，义务教育毫无起色，反而迫不及待地实施教育产业化政策，让穷人家的孩子更加上不起学了，让贫富鸿沟更加增大、社会不公更加严重！社会主义云乎哉。

　　是制度服务於人民而不是人民为制度服务和牺牲。如果一种制度严重违反文明意识、先进理念和世界主流价值观，成了落后、特权、腐败、不平等、道德败坏的土壤、象徵和代表；如果一种制度只为统治者服务而对被统治者造成持续的伤害，只为一小撮权贵所拥护而为大多数民众所反感、反对；如果一种制度不断制造贫困、制造仇恨、制造“恶法”、制造“敌人”，不断制造政治犯、良心犯、抗恶法犯；如果一种制度需要依赖谎言、欺骗和暴力才能维护，需要压制与论、封锁信息、统一思想、镇压异议才能“坚持”，如果一种制度已僵化衰老、病入膏肓、弱不禁风，仅凭“造谣、诽谤”就会有被“推翻”之虞，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何在？

　　所谓的社会主义，已沦为特权的乐园和腐败催化剂保护伞，所谓的社会主义者，都成了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此“物”者，乃权也、钱也）。放眼全球，回望祖国，不禁悲从中来。受尽欺骗、看尽悲剧、阅尽沧桑，不再奢望理想的社会主义准天堂（共产主义是天堂，社会主义就是准天堂），难以忍受现实的“社会主义”囚笼，“我们只想在幷不完美的民主社会里，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人格、人性受到政府的尊重，各项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堂堂正正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共同设计祖国的美好未来。”（拙文《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我有一个梦想，梦想着有朝一日中国人民（包括体制内的健康力量）能以自上而下、以下促上的改革，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推翻反人民、反人性、反文明、反社会、毫无一丝社会主义腥味的“社会主义”，还权於民，还军於国，全体人民都生活在一个平等、自由、法治、诚信、仁爱的民主社会里。这也是广大同道、同胞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