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为啥这样“熊”？


知识份子的定义多多。本文中的知识份子，不是指“由不同背景的独立个体组成，通过他们带有批判的冷静的观察态度，对社会提出激进的看法和述著，带有激进态度的人”（德语大百科全书）；不是指“以思想批判为武器，以理想未来为立场批判现实的人”；不是指“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力，必须是他所在社会的批评者”（《时代周刊》）。按照这些苛刻的定义，中国古代没有知识份子，现当代也只有凤毛麟角的个体而没有知识份子群体。哈耶克认为，一个人只要能说会写，博学多闻，并且对于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就可称为知识份子。以此宽泛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知识份子大多数也是不合格的。此处的知识份子，仅指文学、社科类等公共型知识人，姑妄称之而已。工程技术人员也不算在内，他们在古代属于“工”，“解放”后也一般归入工人阶级队伍。下面言归正传。

耻与“知猪文犬”为伍

老枭生平爱诗成痴，好书如命，不论务农务商打工流浪，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思考、写作，新诗旧诗杂文散文都爱写，文史哲儒佛道都好读，大半辈子来，积稿数百万，出书近十册，读书破万卷，大小算个知识份子了，然而一向远离知识圈尤其是文人圈。宁在粗蛮的武人、庸俗的商人、陋野的农人、僵硬的军人、狭小的小市民等圈子里混，也耻与所谓的知识份子为伍，耻于被视为知识份子。

我对那些知识钙化、头脑退化、思想僵化、精神奴化的知识人文化人，曾自铸伟辞冠以“知猪文犬”之称。诗虎文龙，又岂能进入知猪文犬的圈子里？曾有一位执某省评论界牛耳的名教授在酒桌上顶了我几句嘴，我不动嘴而动手，吓得他鼠窜而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两位老诗人的关爱诱导下加入了作协，但从未参加过作协会议和活动，本来早当退出，至今未退，懒得招作秀之嫌也。

多数文学、社科类学者教授，不仅许多常识方面十分无知，便是在诗词创作、理论及政治见识、理论方面，也是水平有限。就我所接触到的相当的范围看，我还没见到诗词水平比我高、理论造诣比我深的。谓予不信，从北大或社科院拉一个名家大师出来，与我斗斗诗、斗斗嘴试试？当枭门弟子只怕都找不到一个够格的。法学、经济学是我弱项，但比起许多大律师、名经济学家来，自觉也多有一点头脑、多懂一点常识。我平常以读古书西书为主，本国知识份子的文章和书籍，每每忍不住大笑或大骂，江湖名言道“学者一开口，老枭就发笑”。共产党化了大把民脂民膏养了大群党用文人，居然眼睁睁看著老枭纵横江湖骂遍天下无敌手，亦可忴也。

九十年代，文凭热兴，多人劝我化笔钱凑热闹拿上一个，以备后用。我都拒绝了。此生不太可能再给别人打工了，更不可能从政，文凭虽好，于我无用。最主要的是，老枭学养深厚智慧圆通，向以一代国士百世师表自期，何人配做我老师、给予我教导呢。我说过，我拜万物、拜天地、拜古今书籍和智慧为师，独来独往，自参自悟。我也从“能者”、从匹夫匹妇那里汲取智慧和能量。但这种汲取，是居高临下、以大汲小的，是大山对泥石的收容，大海对溪流的涵纳。具体到个体，则是“世上已无人可友”，友犹没有，何况师乎。

无德就是小人儒

我瞧不起知识份子们，主要还不是因为他们“无知”，而是因为他们无德。在学院中，纵然还有人诗词比我好、理论比我深、见识比我高、专业知识方面值得我学习，也不过“小人儒”而已，在品质道德上不配得到我的尊重。经过十年文革，中国知识份子群体的脊梁已普遍被折断了，再加八九学生运动，少数血热气壮、识高骨硬的知识份子，不是被抓进牢中就是被驱逐海外，剩下的尽是帮闲而已。别说三人行，便是万人大会，也是“必无我师也”。

中国知识份子的无知无德，当然不是他们天生愚笨下贱，而是其来有自，罪有所归。知识份子作为一个阶层从来就没有独立的经济政治地位，自古以来就象依附在君主、军主或党主这块皮上的一撮毛。斯宾诺莎说过："想法子控制人心的政府，可以说是暴虐的政府，而且规定什么是真的，要接受，什么是不真的，不要接受，这可算是误用治权和篡夺人民之权".而中国统治集团从来就以“控制人心”为要务，自古如此，于今为烈。

比较而言，古代知识份子（士）还幸运一些，历代帝王多尊儒术，政统与道统形式上是分离的，士与师是儒学社会的秩序的解释者、君主秩序的道德力量所系，是道统的传承者、掌握和代表者，他们的自我人格定位一般都相当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君权产生制约并得到一些开明君主的尊重，有的朝代，如北宋，知识份子还享有著相当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呢。同时，古人讲师道尊严，尊师重道，讲天地君亲师，把师的地位抬得很高。到了民国，各路军阀大都出身绿林，不学无术，但对士和师多颇为尊重。

古代没有“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等概念，但一些优秀知识份子有儒家尤其是亚圣孟子的大丈夫精神和狂狷之气作为精神资源和支柱。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是大丈夫。以道自任；先天下之忧而忧；虽千万人吾往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狂”。士可杀而不可辱；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狷”。这条纵向的知识份子传统精神脐带，历数千年沧桑而不绝，至到十年文革，大革文化命，才终于剪断。

蒋介石加强了对知识份子的政治控制和思想统制工作，把“三民主义”确立为全国的“中心思想”，宣称“思想统一，比什么都要紧”。他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口号，扬言“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南京政权首创中国新闻审查制度，并通过行政手段使党的意识形态社会化。五四运动中兴起的启蒙思潮迅速退潮，但在国民党时代具有批判立场而又富于道德力量的独立的知识份子依然不少见。

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样，政教合一，党主就是教主，政权和理论一把抓。但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是有与无的问题。从著名的“王实味案”开始，共产党对知识份子的霸道和党化知识份子的奴性就已开始暴露。这位出身北大主动投奔革命圣地的知识者，在他《野百合花》等等几篇短文中，要求人性化的政治和革命，宣传民主和平等，竞招来杀身大祸，而在批判中，除了一个傻气十足的肖军，再没人站出来为他说上几句话！

文人本是可怜虫，当代文人特别熊

执政中国之后，共产党的霸道和知识份子奴性都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知识份子成了教育、改造的对象，不但在政治上要与上头保持一致，在思想上理论上也只能充当传声筒和美容师的角色，生存环境更为险恶，思想罪、文字狱大行其道。毛泽东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诩，嘲笑秦始皇气魄太小，焚书坑儒运动才不过“坑”了区区几百人，哪有共产党厉害，把“臭老九”一“坑”就是百千万！

到了邓江时代，高叫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份子的口号，知识份子物质待遇提高了，但思想上依然严防密守，强调“统一”。没有思想、异议、说真活、独立思考的自由，算什么知识份子？不尊重知识份子的思想自由、人格尊严、个人价值、个人追求、批判立场和表达方式，何谈尊重？依然是当工具、当花瓶和摆设来利用，依然是当猪来养，当狗来使、当马戏团的猴子来耍，只是喂得丰盛些而已。“文人本是可怜虫，当代文人特别熊”（枭诗），政治环境使之然也。

君不见，历代党主都喜欢到有关大学去发表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喜欢充当老师的老师，动辄把老师们当作奴才和孙子来教育、训导，而广大校长教授无不以当孙子猴子狗腿子为荣，无不以党国领导到校视察、讲话、作指示为荣（如果老枭是大学校长，老江小胡要来学校拜访、求教可以，但必须毕恭毕敬地。发表讲话作指示？娘希匹！哈）想起一个典故：蒋介石掌握党政军大权后，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去视察，但校长刘文典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老蒋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读书》2001年第10期，作者魏得胜）。后来该校闹学潮，蒋介石经教育部下达档传令刘文典赴南京接受蒋委员长召见。相见时，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大怒：“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 并斥蒋介石说为军阀！自称“宁以义死！不苟幸生！”。拿现在的大学校长、教授们与刘文典相比，反差何其强烈。

师无道德，士无廉耻，知识份子们尊严消失了，头脑僵化了，思想能力、创造创新能力萎缩了，独立精神、挺拔脊梁弯曲了，学风败坏，士气堕落到历史最低点。他们勾心斗角、弄虚作假、以学谋私、权学交易，学术成了敲门砖，大学和科研院所成了为‘文凭加工厂’、‘学历批发站’，学界文界教育界与商场一样俗、与官场一样黑、与斗牛场一样勾心斗角。王国维在《廉耻》一文中写道，“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有一位哲人说过，“不尊重知识份子的国家注定要没落”。一代代知识份子的道德，影响著民众的道德，他们的命运象征著中华民族的命运。正如学者袁济喜所言：“学术是一个社会文明水准的重要尺度，它代表著一定时期科学文化的进步。学术文化又是整个文化的精髓，它构成了道德良知的底蕴。中国的学术文化，从来就是作为社会文化的最高境界而受到推崇。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学术领域从来就是尊重有加的。封建社会，有时可以向国家输钱捐官，但进士一类学衔却是不容染指，更不可能通过权位与金钱。在我们倡导科教兴国的今天，确立学术神圣的观念更是顺理成章的。我们不必将学术说成是不食人间烟火高不可攀，但学术神圣确是一个社会对文明的向往与认同。然而，正是学术神圣面临危机。中国目前的道德文化在许多领域被金钱与权力冲击得本已衰弱不堪，学术文化可以说是最后一道可以抵御金钱与权力的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荡然无存，则社会心理与道德良知受到的伤害将令人不敢想像。”（袁济喜《学术腐败逼近最后的道德防线》）

好在有了互联网

好在有了互联网，让少数不甘当猪的知识份子在严防密封的铁屋子里喘一口气，同时让我结识了刘晓波、胡平、傅国涌、苏晓康等一小撮有识有有德的独立知识份子，让我知道中国知识份子尚未全体沉沦成“阉然媚于世者”，其中还有值得尊重、学习和交往的人物，幸何如之，乐何如之。如果他们当年能执教鞭，小枭又何妨随俗一执弟子礼拿本文凭玩玩？具有批判立场而又富于道德力量的中国独立知识份子，在海外、在狱中、在民间。这是他们的光荣，却是国家的悲哀、民族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