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楚文


　　国家是什么？我一直认为亚当。斯密在他那本著名的《国富论》中给出的“守夜人”的定义是经典的，但我又一直困惑不能找到更形象的词来进一步诠释什么是“守夜人”。早不久，著名自由主义学者任不寐先生说“国家是一条狗”（任不寐：《国家是一条狗》，载大纪元网站2月28日），给我以“石破天惊”的感觉。可以说，这是我迄今所看到的关于“守夜人”一词最精彩和最生动的描述。难道不是这样吗？当主人（也就是公民）深夜熟睡之时，虎视耽耽的狗（也就是国家）在黑夜里逡巡，尽职尽责地保护着主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正如任不寐先生所说：“公民组织国家的理由就是希望国家提供‘看家护院’的服务”（引文同上），应该说这一思想和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是高度吻合的。

　　然而，当很多民主国家正在将自己变成一条服务于公民的忠实、温驯而又卑微的狗的时候，极权国家却仍然是一头怪兽，一头力大无比的巨型怪兽。更令人可怕的是，这头怪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一旦发起作来，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安全就有可能受到威胁，市场中的投资和交易就有可能受到致命的打击。更加恐怖的是，国家还是一个喜怒无常的精神病患者，公民无法预知它什么时候喜、什么时候怒，也就是说，它发起作来根本就是无规律可寻，公民从而无法规避风险，并降低所受损害的程度。时时刻刻同这样一个喜怒无常的精神病患者呆在一起，是没有什么稳定感和安全感可言的。

　　最近，中国政府对经济进行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我认为就是精神病又一次无规律发作的表现，其非理性的行为人们事先根本就无法预测。仅仅还是在半年前，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还信誓旦旦、正襟危坐地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一事件还被许多媒体如中央电视台评为“2003年十大国内新闻”之一。然而，半年之后，中国政府就开始表示出对市场的不信任，高举起“宏观调控”的旗幡，肆意干预经济，破坏市场机制。他们相信自己有一双火眼金星，能够看到经济是“过冷”还是“过热”；他们更相信自己那一双“有形的脚”（朱学勤语），能够将经济旋控到“过温”。计划经济体制下“理性的自负”，看来还并没有终结。

　　为了配合本轮“宏观调控”，《人民日报》居然还配发了措辞强硬的社论《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整个市场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社论说：“党中央、国务院见微知着，未雨绸缪，及时果断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正在采取进一步的调控措施。”（见《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载《人民日报》2004年4月29日）他们认为市场总会失灵，而他们“见微知着”的聪明脑袋似乎永远不会失灵。其实，通过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发社论来干预市场，已不是什么简单的政府职权的“越位”，而是党的职权的公然“越位”。用发社论的方式干预经济更不是什么新招了，稍有记忆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1999年5月19日，中国股市出现“井喷”行情时，《人民日报》的社论是怎样推波助澜的。那一次对市场的伤害所留下的阴影，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消除。

　　这一次的“宏观调控”，受到危害的不仅仅是市场机制，更重要的是公民的财产权。因为，每一次“宏观调控”首当其冲的都是私营企业，此次更不例外。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的项目此次被强行叫停，就对公民的财产权造成了侵犯。当然，政府辩解说，江苏铁本公司这一项目用的是国家低价土地和国家银行巨额的贷款，但如果这种土地购买和银行贷款是有合同的，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合同是具有神圣性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据有关媒体报道，铁本经银行评估是一个好项目，很多银行抢着给它贷款。政府强行中断合同所造成私人财产的损失，该由谁来负责呢？

　　另外，政府关闭私营企业铁本的一个重要原由，是钢铁行业出现投资过热。但据国内权威媒体新近报道，“我国钢铁行业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鞍钢新轧-蒂森克虏伯镀锌板有限公司日前在大连正式投产，我国汽车镀锌板将结束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该公司是鞍钢与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共同投资1.8亿美元建成的，年生产汽车用热镀锌板40万吨。”（《人民日报》2004年6月7日第1版，记者王科）另据同一天的《解放日报》报道，“专程来华的美钢联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彼德。瑟芒前天在沪宣布美钢联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暨上海代表处成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吴溪淳出席成立仪式。已有100多年悠久历史的美钢联公司是美国最大钢铁企业，也是全球最大钢铁企业之一，去年钢产量2680万吨。”（记者蒋心和）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背离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公平原则。私营企业在宪法中所享有的与国企、外企平等的地位，看来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兑现的。

　　当然，政府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个项目是违规，甚至是违法的。但在项目违规、违法之前，或刚刚开始违规、违法还没有出现损失或损失不大的时候，政府的有关执法部门为什么不及时出面制止呢？而当项目已经大规模开工，政府的“宏观调控”却象“幽灵”般地及时出现了。这就好象一个人在建房子，在旁的精神病人不做声，而且它还在嚷嚷着要把私有财产受保护写进宪法并已写进了宪法，于是这个建房子的人劲头更大了，但当房子建到了一半，精神病人却突然发作了，强行让你把房子停下来。其实这一蛮横地叫停，财产受到损失的何止是铁本的老板，更多的财产损失最终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纳税的私人来“买单”。这个时候，“国家”的损失根本就是抽象的和不存在的了。

　　至于说违规、违法，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不就是一个违规、违法的过程吗？违计划经济之规，违国家落后的、不正当的管制之法。铁本项目是抓住中国钢材市场供不应求的良好机遇上马的，据常州市一位政府官员解释说：“如果铁本项目按正常程序报批，等到批文正式下达，钢铁行业的黄金时期可能早已流逝”（见《常州：赶超之痛》，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5月3日）。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办事如果走正常的合法的程序，那什么事情都办不成。违规、违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政府管制和低效率的一种纠正。或者说，“潜规则”有时是被逼出来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二十五年来改革开放的“违规”、“违法”，中国的经济能有今天的辉煌吗？

　　看来，“过热”的可能并不是中国的经济，而是中国政府力主干预经济的领导人的头脑；需要治理的可能也并不是中国的市场，而是中国政府不定期发作的精神病。引发这一精神病发作的病毒，正是计划经济年代留下的已严重阻滞市场经济发展的陈旧而又僵化的政治体制。因而，中国的问题，最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极权体制下搞市场经济，缺乏远见、容易发疯、经常崩溃，而宪政民主体制则是长远的、理性的、稳妥的。因而，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之道。也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让国家回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守夜人”的角色中去，让国家变成一条狗。诚如任不寐先生所说：“从爱奥尼亚时代开始，‘政治文明’的全部目的就是要驯国家和君权如狗，但遗憾的是，中国一直脱离于这一进程之外。”（任不寐：《国家是一条狗》，载大纪元网站2月28日）一个拒绝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府，要想建立起完善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看来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