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生命的自我观照——读康正果自传

（瑞典）茉莉


　　康正果先生在他将要六十岁之际，出版了《我的反动自述》一书，对自己丰富、苦涩而坎坷的大半生，做了一次绝对真诚的回顾。

　　自传是人和自己的经历对话，是对生命的自我观照，更是对人生意义的探求。读康正果的这本自传，也就走进了他的人生。笔者虽然比康正果先生年轻一轮，却有和他相似的人生经历，曾在中国国内下乡、坐牢，并有长期的教师生涯，甚至今天也和他一样，在海外教老外学中文。因此，笔者在阅读时，对作家笔下的内容倍感亲切。这本书展示的那一道沧桑的历史血痕，当事人心灵里长期隐藏的伤口，那种逼人的哀伤和无奈，令我五味俱全、欲哭无泪，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

　　在茫茫人海中，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正是生命的盈盈之水，使每一座孤岛与其他孤岛相连。因此，阅读康正果这样一座特立独行的孤岛，对我们这些在海外回眸故园的人，有着反思和展望的意义。


不戴面具地展现丰富人性

　　康正果这本自传给我的一个惊讶是，它是如此彻底的诚实，以致让我怀疑，在中国还有没有类似的真诚自传。

　　尽管真实性是一切传记的基本要求，但彻底的诚实，在中国人的传记中是很少见的。中国人习惯於为尊者、亲者讳，尤其是自传，涉及到作者的自我形像，很难有人能够做到不粉饰和美化自己，我们因此老是在一些自传中读到高大完美的“光辉形象”。

　　而康正果的这本自传，却以一介书生的耿直，丢下任何面具，以尽可能的坦诚，展示出人性的全部丰富性。本是性情中人的他，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书中，和他一起经历命途多蹇。

　　我们因此看到：一位从小热爱文学的年轻人，是怎样因为日记和信件，而被以“反动学生”的罪名开除；怎样因为写信给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借阅《日瓦戈医生》，被判处劳教三年；释放后为了能在农村落户，不得不给一位老农民做儿子；……甚至在他以美国耶鲁大学教师身份回中国参加学术会议并探亲，也因为给朋友寄过“反动刊物”，而被当地国安局拘留。

　　在书中，我们和他一起体验内心的苦难与挣扎，和他一起面对个人与现实的尖锐冲突。他的迷惘，他的愤怒，他的焦虑，他的煎熬，他的高傲和卑微，他的脆弱和坚强，——一切都毫不隐瞒地摆在那里。正是这样彻底的坦诚，感动了作为读者的我们。

　　尽管康正果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造诣很深，但他的这本传记，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地继承了西方传记的特点。中国古代并没有单独的自传文体，只有一些自传性的文字，大都寄託在其他文体中，例如，书的自序、诗歌、墓志铭、乃至表、状。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历来是重群体轻个人，难得在古文字中，看到对个体生命的自我珍视和观照。

　　西方的自传文学源远流长，但在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之前，许多自传大都是“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他实际上的那样”。只有卢梭，以藐视前人的勇气，在他的自传《忏悔录》中昂然宣佈：“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卢梭因此率先在自传里披露自己的缺点，在《忏悔录》中讲述了他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感情、性格人品的各个方面，“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就这样，一种新颖独特的自传文体诞生了。

　　面对自己绝不自欺，不羞於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康正果的自传里有卢梭的影子。例如，他写自己於1968年第一次和女人接触，那位叫沈荣的名誉不好的女子，很希望和他建立一种正式的爱情关系，但康正果却只是想借此获得性的经验，满足自己想要体验一次男女关系的愿望。他在回忆录里因此反省说：“也许从本质上说，我和那个最早勾引她的男人干的是同样的事情，……。”在狱中曾有一次，康正果仗着自己个子高大，挑起事端，和一个叫“六号”的盲流打架，以致使对方承受背铐的折磨，为此，他在自述中表示了沈痛的内疚。

　　在本书《小引》中，康正果说：“我眼里容不得假。”正是他的这种耿直天性，使得他在一个谎言的国度陷入恶性循环的麻烦之中，也使他的这本百分之百真实的自传，具有独特的魅力。


为何不与伤痕文学为伍？

　　早在1979年，那康正果苦尽甘来的日子里，就有记者想要把他在苦难中奋斗的坎坷经历写成报告文学。而后，新时期的“伤痕”、“反思”文学一片花红柳绿，不少人觉得康正果的经历近乎传奇，因此建议他赶快写成小说。但康正果一直拖延到二十多年之后，才在异乡把他的故事原汁原味地和盘托出。

　　为什么康正果不在八十年代，拿自己的动人故事去投资喧嚣一时的文学新潮，从而名利双收呢？这是一个令笔者感兴趣的问题。

　　按照康正果本人在《小引》中的解释，他一贯受不了“闻出了馊味的人和事”，那些新时期的文学，讲述事件的腔调和品味都让他觉得不太对头。他觉得，“我们的时代已经流失了古典的沈痛意识，却流行在苦难的复述中给受难者颁发浪漫主义的受难奖章。”因此，康正果不肯趋时，去获得社会美丽而轻浮的奖赏。

　　如果我们鸟瞰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史，就可发现，康正果拒绝赶“伤痕文学”的时髦，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毫无疑问，新时期的“伤痕文学”是有其意义的，它触及了被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所长期摧残的人间亲情，在厌倦了紧张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心中，唤醒了长久压抑的一面，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宣泄”功能，因此成为思想解放和艺术民主的一次文学尝试。

　　但康正果不满足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他不仅仅是要宣泄，而是要“寻找苦难的答案”。在苦难的根源没有找到之前，他不肯以自己的动人故事，去参与“母亲打儿子”式的诉苦大合唱。因为，在那种群起效法的大合唱中，知识份子的独立个性丧失了，真正的苦难根源被掩盖了。“伤痕文学”大都只停留在诉说，“孩子们”在诉苦完了之后，展示一条光明的尾巴，又回归了“母亲”——那原本酿成苦难的体制。

　　从中国古典文化中熏陶出自由风骨，康正果这位炼狱归来的人，和中囯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来就是格格不入的，他不可能像那些定位於“被打的孩子”的人一样，在精神上认同我党“救世主”。博学而深思的他，质疑的是那个长期迫害他的庞大的专制制度，因此，他的自传中弥漫着个人的无助感，卑微感和痛苦感，却没有半点感恩戴德，而是充满了知识份子内在的自尊、自重和骄傲。


在个人言说中为社会代言

　　这部三十万字回忆录《我的反动自述》，是一本立足於“个人言说”的书。这一类作品的特徵是：创作者完全从个人切身感受出发，而不论社会、公众和世俗的看法如何，也不考虑社会效果。然而，当一个作家成功地敍说了自己的生平苦难，不管他是否愿意，对读者来说，他已经充当了那些与他同命运的、发不出声音的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已经不自觉地在“为社会代言”了。

　　康正果的“个人史”重述了一个时代。在中国的大半生里，他几乎在不停地反抗。他的反抗孤独而无援，却无休无止。从严格的意义上看，康正果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那种永远反抗社会的“斗士”，他只是一个满足於埋头书斋的人，他的最大乐趣只是在读书写作之中。就像余英时先生在《人生识字忧患始——中国知识人的现代宿命》一文中说的，政治上已划入了“反动”范畴的康正果，“身上却连一个政治细胞也没有”。

　　然而，这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却不能不与当时的政治发生严重的冲突，因为那个荒谬的社会把他逼得无路可走。他遭受迫害的所有罪名，都和阅读、书写和邮寄等问题有关，他的全部反抗，都只是为了争取一点做人的起码权利与尊严。当我们分享一个读书人的所有辛酸，就从这个人的宿命，观察和瞭解到他所沈浮於其中的时代和社会。

　　一部令人欣赏的个人传记，其要求一是存实，二是文采，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康正果自传，可以说二者兼俱。这是一部富有生命感的书，是直面人生、具有内在深度的文学。它的文字乾净古朴，字里行间常有灵光闪现，深情盈动。通过对生命历程中一个个具体情境的描绘，感性的敍述，这本书唤醒人们心中共同的情怀。

　　阅读康正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的文字，远不是时下大多数中文作品那样可口、绵软和花哨的东西，而是来自土地的穀物，是难以消化的骨头，是甜酸苦辣俱全的一盘菜，是那类能使人变得丰富而坚强的精神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