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八二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认识我的丈夫杨建利，已经快二十二年了。在这两年丈夫不在家的日子里，我常常回想一些我们的相识和结合，以及我们一起走过的人生历程。不免也会想想他两年前回国的决定是否在情理之中，又是否是命中注定。任何时候想起他，我的脑海中便会自然地浮现一个心地善良和富有正义感的少年的形象。

那是在文革时期，杨建利还是个县城小学里的红小兵。那时全国都在反资本主义，他的老师也经常派红小兵们去街头打击搞“投机倒把”的小商贩。可是，每当建利看到在街头卖水果蔬菜的小贩，总是悄悄地让他们跑掉，以免被其他人抓到挨顿打。因为他自己家里就不富裕，母亲总是为八口人的下一顿吃什么发愁，兄弟姐妹们有空就去农田里挖红薯。他心里明白这些农民的生活不容易，他们不过是想换一点买盐的钱。建利宁愿自己受到责备，也不愿看到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果实被没收，更不忍心看到他们被挨打。

在建利已经走过的四十年人生道路上，有很多的时刻，他必须在顺从权威还是顺从良心之间做选择，两年前“闯关”回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一个远离祖国，思念故乡的中国人，想回家看看难道还不是正常的吗？

从一九八六年出国留学到二〇〇二年春天回国前，近十六年间，杨建利只回到祖国过一次，就是八九学运时期。但是学成回国的念头却一直埋在他的心里。他在一九九零年纪念六四一周年的文章《轻飘着的沉重》里写到“三年前，我的确是带着失望走的，到自由世界去闯荡。谁知，与牛顿的万有引力恰恰相反，祖国对我来说，离得越远吸引力越大。”在一九九二年的文章《海外民运与回国权》里他为“那片根植和成长事业，播种和收获理想的那块国土，不得其门而返”而感到莫大的悲哀。他还写到“人类生来需要行动自由去追求幸福。任何人都有出生地，生长地，都需要有在感情上，文化上，亲缘上属于他的土地。”对建利来说，那片土地就是他的故乡和他称为母亲的祖国——中国。

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十六年，从出国时带来的全部家产——六十美元，到现在拥有汽车和住房，生活上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感到富足，但是我总被丈夫的思念家乡的情绪感染，而觉得生活得不轻松。很多朋友可能很难想像，我的丈夫虽然很喜欢唱歌，但至今唱不全一首美国歌，却一直最喜欢刘欢和崔健，要不就是“故乡的云”和“九月九”的歌。他的肚子更是顽固，每天必须吃中国饭，最好是山东馒头和饺子。他对待在美国出生的儿子，也是中国式的家教，非得让儿子讲中国话，练中国书法，甚至自己跑去孩子的学校示范和推崇中国书法。他还为了宣扬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到美国各地的大学演讲。他真称得上是个模范的、身在异乡、胸怀祖国的、爱国的中国人。

在他闯关回国后的十天里，每天都从中国至少给我打一个电话。当他告诉我，他“正在北京的大街上骑自行车”时，我们两人都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我多么的羡慕他，又多么得希望此时此刻就在他的身边，像往日一样骑过长安街，骑过天安门广场……以后他又告诉我要坐火车去东北。他说那里天气很冷，多亏我让他带了件毛衣。他还说在国内很开心，回来以后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讲给我听。可是，自从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六的上午十点钟左右，也就是他在昆明的当天晚上，我就再没有机会跟他通上话。

从我丈夫刚刚被抓的时候起，很多关心和了解他的朋友们就酝酿着为他出一本文集。两年来，这些朋友们在百忙中抽时间收集散在各处的文章，有些已经发表过，有些还未发表，但都得重新打字。他们一共收集了108篇文章，其中的22篇还由他的朋友们翻译成了英文。现在这些文章都可以在杨建利网站www.yangjianli.com看到。这些无私奉献时间和才智的朋友们实在让我感动万分，他们爱心带给我许多的安慰和鼓励。我想借此机会向各位朋友献上我的崇敬和感激。我还想特别感谢对本文集进行初选的张伟国先生、作最后编辑工作的宋永毅先生和为文集作序的林培瑞先生等。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加上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同仁们共同支持，这本文集才能于今天呈现在您的面前。同时我想借这本书，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丈夫的深切关怀和多方声援。您们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颗爱心，每一个签字都是勇气的象征，每一封呼吁书都为我丈夫的获释和他所奉献的中国民主化事业增添一份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人性善良和正义的光辉。请允许我再次呼吁全社会，关心杨建利，关心中国的所有良心犯，让每一个无辜受监禁的丈夫早日回到妻子身边，让每一个父亲早日拥抱他所思念的儿子，让每一颗自由的心连同他应有的自由的身躯一起跨出监牢，回到爱护他，牵挂他的所有亲人朋友们中间。

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于波士顿

注：杨建利《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将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