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受难者

——读《文革受难者》一书

（北京）刘自立


下地狱的勇气

    “认识”王友琴先生，是在近十年前了。因为我所在的一家报社的国际部，是可以订阅国外港台报纸的，就养成每天浏览内地被禁报纸的习惯；这是一点小小小的特权。一日阅读台湾《联合报‘，忽见一篇写文革时期学生打老师的文章，署名王友琴。我很震动，因为，文里涉及被害者，刚好是我们熟悉的卞仲耘伯母。卞的丈夫王晶尧先生，是在我父亲文革罹难后，少数来看我妈妈的人之一。王，卞，我父母，都是燕大校友，），且是学生激进组织“民协”的成员。王先生（我自然称王伯伯）看望我母亲的一幕，很有悲剧情节。当时，我们家住在前中宣部院子的北端新北楼。1969年秋，这个楼的黑帮尽数扫地出门，整幢楼房里只剩下我妈妈一人。我们都已四散各方地流放了。

    王伯伯是循著楼房里唯一的灯光，就是我妈妈房里的孤灯，来访的。他们是老友，学友，难友。我后来知道了，王的夫人卞伯母的死，比我父亲的死早了一天，是1966年八月五日。而王友琴，是第一个将这悲剧一幕记录在案的人。于是，在二王的共同努力之下，卞仲耘先生的材料由少渐多，逐步完善化，完整化。毕竟，这是文革中首例残害无辜老师之罪行的发端。近来看到她后来有关此案的文章，增加了一些至关重要的段落，不同于原来刊出的文章。对于卡玛等人制作的电影《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王坚持了她的批判态度；指出宋等当时的红卫兵没有忏悔；而参与打人者，却只是言之其父刘的被迫害，不讲中国宪法、共党党章之危害，而没有勇气承担其责，给卞校长一个说法，一个道歉。而邓，作为一个当时地位受到威胁之领导，在其对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的讲话里，没有排除卞是四类分子的说法，形成红卫兵大打出手的合法外衣。这个残酷的事实，在他们高干子弟的各类传记里，或者顾左右而言他，或者避而不谈。

    个中缘由，王经过一番反思，终于打破她过去之缄默，而有名有姓地直指其过，其胆识，比1990年代更有过之。也是我们极为钦佩她的地方。后来辗转知道，她也是卞的学生。我即寄文给王思（卞仲耘的二女儿）。王思电话里告知我，收到复印件，看到她妈妈的名字，未及读全文，就已经泪流满面了……这里发生一个卞案是否结束的疑问。当年卞的追悼会，与会者众，八宝山礼堂为之不容，许多人站在外面。王晶尧和他的儿女接受了一次庞大的追思和慰问。卞仲耘的骨灰也安放在八宝山骨灰堂之第四室。迄今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件事情是完成式，还是未完成式？一种看法是，是结束了。一种看法是，没有结束，远未结束。原因是，卞的谋害者究为谁人，没有说法；二，直接参与者无一人道歉，悔过——不是说要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向王晶尧先生及其子女做出道歉，是无论如何也是必要和必须的。作为一个人，卞仲耘和刘少奇，贺龙，彭德怀没有丝毫差别。在某种意义上说，刘等人的事情结束了，也没有结束。我不久前看到赫鲁雪夫于1956年发表的反对个人迷信的报告。那是国家对于最高迫害者的审判。无论是托洛茨基，布哈林，还是索尔什尼琴，布洛斯基，还是数以百万计之普通民众，都是在这个报告的精神之传导下，先后被正名平反的。这是一个启示。文革的主导者没有被彻底清算之前，不要说卞之案未完成，就是刘，贺，彭等人，还是有七分冤屈藏在坟墓里，呈死不瞑目之状呢！所以，其实赫鲁雪夫是很伟大的。那份报告说明了颠覆苏联集权制度之发端。

    卞的惨死，是一种类似酷刑的折磨而死，身心俱遭重创，今天思之，亦有惨不忍睹之状。而我当时读到的友琴的大文，却有一种直面往事，极度冷静，不动声色的社会学论文的味道，就知道作者有很好的学术研究的功底，但是，她何以会有如此的冷峻呢？以后，到她的一系列文章面世，她的“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面世，才知道，她是一个有著进入记忆之地狱的魄力的学者，有著佛家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大抱负的人，是一个以道献身，而活在记忆之中，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天天面对亡魂与之对话之大悲苦的人。她的研究态度，不是靠五分钟热情产生诗人灵感的态度，其实也非一般学者冷血寡情的书斋讨论，而是藏在冷峻后面的，所谓韧性战斗。今此，她的书的面世，只是她研究里程碑上的一个刻度而已。我们当然期望她有著比现在更多的业绩完成。

    前几天，我们通过电话，她说，苏联对于冤死者的记录多达一百三十万人，而她，只是做了六百多人的记录。我们都读过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普氏妙笔生花，记忆和联想之创造惊人。但是，他的记忆之聚焦，是他的个人人性之张扬，并由此涉及当时的法国社会各色人等；而王的记忆，却始终是放在他人身上。虽然，也许，他们捕捉记忆之方法是一样的，就是要在点点滴滴的现实之层面的激发下，看见往事。对于普氏而言，那是他乐此不疲的幻觉/现实世界的再生；对于王氏而言，却是要以一个人的记忆，对抗几亿中国人之遗忘（苏晓康语）。这里没有普氏的万花筒般的不可言喻，扑朔迷离，却有著一板一眼的铭心之述，刻骨之论。一个是呈现记忆之璀璨，一个是回到黑暗的星空，等待黎明。笔者觉得，后者，更加具有殉道精神，更加俱有佛家之“惟我独尊”之精神——当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惟我独尊；那是一种，没有特殊的意志和毅力很难坚持到终点的素质之表现。因为，她面对中国人的遗忘，这件事情，是有很大风险的，有著面对世人之不解，和面对自身失落常人生活氛围之风险。再有，是她面对的遗忘，是和另一种可怕的记忆之复辟，相呼应，相对峙而存在的——这个记忆，就是官方强化的，对于毛的正面宣传之记忆，对于红色经典之记忆，对于被歪曲的中国近，现代史料的记忆，等等。这个记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言，是王友琴一个人，对抗毛的阴魂不散之大阴霾局面的记忆。这个较量，何时有结局，何时才是王完成其使命，而我们中国人，也可以从我们的逝水年华里摆脱出来，稍稍喘一口气的时候。我们此生有无这一天，不好说！所以，起码我作为一个读者，会坚决地站在王友琴这一边，企望她筚路蓝缕，完成使命，以扼住遗忘之命运的咽喉。

驯兽纪的始末

    深而言之，这个遗忘不自今日始。一个记住历史的人，记住历史的民族， 往往有比较好的判断力，对事，对人皆如此。“正如柏拉图曾经写道的那样，一个接受了正确养成训练的人，将会成长为一种神圣的生灵；反之，错误的养成会使此人沦为一头可怖的野兽。”（请注意，柏拉图使用的是个体单数称谓，而毛时代则是纯粹的人群，沦落为野兽，这是柏拉图始料未及的！）而一个数典忘祖，活在自己荒诞世界中的人，或者说，被某种专制制度加以变态驯化之人，之群体，则有一种历史实用主义的恶习。就是，他们的历史，是历史的异化，是现实政治之延续，为之所用，为之所需之历史，是历史的假像，与真实的历史南辕北辙。这种没有历史，或者只有伪历史，假历史感觉的民族，是无望的。这牵涉到一个如何教育民族，人群正确对待历史之课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法则，历史的内涵，是一种对于人们无形和有形的陶冶和约束 ，并让人们在其中看到是非优劣，形成道德方面的见识和生活中必须具备之常识；这种常识，为许多大学者所重视，认为超过一般的哲理说教——如托尔斯泰。而王友琴面对的文革史，尤其是当时中学生在当局的唆使下，丧尽天良，一日之间，由人而兽的行为之历史，做其深入探究，问一个为什么！就是在对这种历史的失落，做一个亡羊补牢。这个局面的出现，自然是和中学生当时所受的“教育”有关1960年代后期，所谓阶级路线，阶级斗争的政治教育，也就是遇罗克后来直言的政治层面种姓歧视的形成，潜移默化地孳生一种驯兽效果。这个效果呈现两个方面的结局：一个是绝对服从；服从中涵盖一种怪异的创造性，就是，在服从中发展这个服从的内涵，甚至有超越之，即违背常识的危险。笔者记忆，那时候作为一个中学生，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思考当时的时事的。我们的观点，直接来自《人民日报‘或者《红旗’杂志。我们做梦也不会对某种官方的观念产生怀疑。这是驯化之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同辈的，被过度驯化以后出现的，中学生的反常之举；就是说，在领会一般而言可以容忍的说教和教唆以外，当人们的嗅觉闻到一种血腥，驱使他们真的要变成野兽的时候，他们的思路也不会有任何的返转，依然是一往直前，而且在领会和执行时，还会更加激越，更加野蛮，更加愚昧地完成一种超常识，超道德规范的，史无前例的恶行—，就如友琴记录的那些悲剧一般。于是，正像有些作者指出的，“由狼奶喂大”的中学生，开始在红八月前后，做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罕见之举：学生打老师——而毛，正如王氏指出的——说要拿学校教师“开刀”（和斯诺讲话）。中国的一部分女性——许多中学女生——如师大附中的女生——在红八月的表现，就是如此。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中国女性，从花木兰到鱼玄机，从柳如是到秋瑾，虽遭遇悲惨，却因悲惨而美，而善良，加上她们偌大的才华，胆识，真是可歌可泣。但是往日的可歌可泣，今天忽然让位于纯粹的兽性，一句“要武嘛”的唆使，竟然让女性本来应该具备的善良和谦和，转变成为蛇蝎一样的恶毒和豺狼一样的疯狂。怪不得老辜鸿铭要预言，民主有朝一日会变成民疯——德谟克拉西变成了“德谟克拉贼”（democracy 改为democraze——见唐振常文）。那是没有制约的，诱惑人民堕落的所谓大民主；是亿万奴隶转变成为毛一人一君之奴才的民主。我们一向所说的多数暴政，究竟是一个人的暴政，还是亿万人的无产阶级暴政，倒是值得深思之。

    笔者近来看到许多如何规范君主行为的论著，如伊拉斯谟和马基雅维利的书。那都是讲给皇帝听的。简单说，就是，你君主，首先要接受规范与上帝之约束的教育，不然，你就有成为暴君之可能；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君主，其实根本少有可能接受这样的谆谆教诲，如尼禄，他就不听其师塞内伽的任何教导。但是，是否也有一些君主受制于老师之道，行为有所约束，思想有所启迪呢？当然也是有的，如，伊拉斯谟尊称的查理皇等。是的，如果暴君自称为师，而师——上帝也好，别的什么形而上存在也好——不成其为师，问题就麻烦了。“四个伟大”一说，就更本没有了上帝之约束了；岂止没有上帝，连佛祖也被嘲弄了。他自己就是神了。于是，出现以下的局面：历史上，上帝虽然可以和恺撒分享权利——如圣经所言，但是，上帝何在，他如何具体应用其监督之道，如果尼禄，克里古拉之类对此道嗤之以鼻，你上帝和上帝的几个代表，又有何法术约束之！这个问题就很难对付了。毛，就是这样一个很难对付的人。他的上帝，他的老师，对于他，形同虚设，没有权威，他是唯一之唯一。所以，他开始“驯兽‘，就可以放开胆量，为所欲为。周恩来，刘少奇没有办法，远在美国的腊斯克，约翰孙，也没治，联合国？”你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你呢！“于是，上行下效，驯兽正式开始。

    正如古老的伊拉斯谟所言（他的话，好像是针对1966年的历史所言）：“以驯兽师习惯上对待野兽的方式来对待全体人民，这正是暴君之标记，其实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欺骗。因为驯兽师首要关注的就是留心什么能让野兽安静下来，什么又能挑动或者平息这些野兽以求方便自己。柏拉图已经强有力地强调了这一点。这不是在考虑民众的感情，而是在滥用民众的感情。”当然，后来哈耶克也传习了这个观点，把它更加具体地应用在集权社会中。不是毁灭，而是利用；这个利用，是变相的毁灭，人们却以为不是毁灭，而是新生——当时的中学生，就没有感觉其政治热情是被利用，被毁灭。尽管我们也道听途说了许多的悲惨传闻。老实讲，我们即便那时听到了卞仲耘的惨案，也只是哑然而已。因为我们的思想基因里没有独立思考的因素。

    人们常常谈到文革的罪责，应该由谁来负的问题。一种很普遍的说法是，毛以外，人民也要负责。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我不同意说，因此可以开脱毛的责任。只是说，在驯兽之怪圈里，超越之人除非是先知先觉，没有办法挣脱这个链条，这个权利链条。而这个怪圈就是：君王类人物不接受上帝的驯化，而群众却接受了他的驯化，驯化后的人就成为非人，再从非人中产生新的暴君，等等。那么，接受驯化者何时，以何条件，挣脱和看穿驯兽师之图谋，而成长为一个反驯兽者？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要洞穿野兽之举的非法和荒谬，而王友琴，就是要揭穿这个驯兽师的一人。

    二是，人们要有一个发现自己是人，不是兽的过程，才会中止这个野蛮的游戏。而中止之之首要，看来简单，其实很难。学习，读书，就是实事求是，史实求是，似乎可以解决问题。而在那个体制里，如果没有书，怎么办？

    不许你阅读有关的书籍，怎么办？人们看不到真相，真相已经掩盖，怎么办？所以，没有勇气和智慧，是无法获得主动的。而这个过程的开始，正是真相露出端倪的时候；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在林彪死后开始。因为林彪，这个兼有驯兽师和被驯兽为动物者，他，在 某个角度上发现毛，不是上帝。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人们一开始就具备非上帝化的自由观念，一开始就看见人之存在的前提，应该是人，是人间游戏主动的规则制定者，那么，伪基督也好，假佛祖也好，四个伟大也好，就没有市场。思想的国有化问题一旦解决，人是人而非兽之问题，就可以解决。这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就是，当暴君不能成为良主，就由人民或者民主制度抗衡之——这个道理恐怕说了几千年，从柏拉图，西塞罗那 些人，就开始说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引用西方的先哲而不引用我们的祖先，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有三种政治体制的话。这三种政治体制就是君主，贵族和人民民主体制。而西方人的确早我们两千年就明确此道了。）民主制度的讨论机制如果可行，毛如何发动驯兽运动 呢！不可能！！！

    对于中国人的耻辱，文革这个国耻，应该面对之的态度也是这样。从毛而言，他统治的是一个兽性之国，这个国家对于他而言，对于国际社会而言，都无光彩（“对于哑巴牲口和遭受奴役之人进行统治并无光彩而言”——色诺分语）；对于中国人自己而言，也无光彩。道理很简单，国之为国，应该是人之尊严位于首要，而非兽之败坏定为首要。统治者率领一群野兽和被野兽残害之人群，不光彩；被率领者更无光彩可言。这也是一个国家要尊重人，尊重人权之故。在这个意义上说，王友琴开拓了一条让中国人回归人性之途。虽然步履维艰，但是，相信看出此道者，会渐行增加。而这个看法一旦普及，文革中的是是非非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澄清。

    中国人才会真的从耻辱中走出来。也就是说，中国人选择民主，是国人获得尊严之起码的选择，如果暂且不论其他种种存在的话。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前此我们在一些文章里谈到，文革研究的一个误区，就是官方引导人们只是关心文革受迫害者里共产党大人物的命运，如刘，邓等人。而毛的文革之主导动机，也许确实是为了打到他们。而他为了打到之，却采用了运动群众和杀死百万计无辜的做法。这个做法，使得王友琴采取了针锋相对之态度。她偏偏要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面对文革。这个角度就是为受难的老百姓——而非只是包含官员——建立一座迄今为止纸面上的纪念碑。

    这个发现之意义很大，就像人们发现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动，而是相反。我们宁可围被文革害死的老百姓而思考，忽视那些多少为恶之大人物于文革研究中。这也是我们要澄清文革迫害真正意义的一个阐释。因为正是这样的阐释，才可以还原何以1949年后发生的无数涂炭生灵的杀人游戏，及其始作俑者之罪责。可惜，少有人关注此事。其实，使人担忧的，不是刘，邓的命运，或者说，不只是其命运，而是为此牺牲的老百姓之命运，含卞仲耘这样无辜的老师，还有难以记数的无辜的“地富反坏右”之命运。这个估计的本质意义是，毛本来以为他可以这样对待国人，他以为，对中国人，生，赖以他之恩泽，死，赖以他之惩罚，舍此无他。七千人大会上，面对数千万人饿死，他也是戏谑而言，轻描淡写。人之为人，或者人之不为人，只是在他谈笑之间，就可以轻易定夺的。远而论之，一个个政治运动，除了几个，几十个著名人物惨遭罹难外，无数无辜百姓为之陪绑，却少有人出来为之辨正，伸冤，正名。而王友琴，偏偏反其道行，她笔下没有什么大人物的厄运记述，只记述普通人的罹难。这个角度，一反官方文革之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在为刘，邓平反以后，万事大吉，完事大吉了，你们以后就不要纠缠了。这个看法本身就说明，我们刚才说过的驯兽运动并未终结，因为小百姓未得伸冤，还是躺在地下，忍受对他们的遗忘，和某种复辟旧潮带来的对其之蔑视。人之尊严，活的时候遭到践踏，死后，还是穴之一隅，无人问津。这当然是悲剧的继续和延伸。在此意义上，文革没有结束。王友琴的书，刚好是和那无辜死者的对话。她一个人，面对千万灵柩，千万墓穴，来为老百姓之死，讨回公道。

    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百万，千万老百姓的冤魂得到昭雪，还应该是人民之昭雪，不是朝廷之昭雪，才是中国人得到真正公正对待之一刻。就如我们也来制作一部中国的《辛德勒的名单》一样，我们在最终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时候，不是以纪念刘，邓为其主调，而应该是以纪念千百万罹难者的亡魂为其主调。是什么力量在摧毁他们，一代代无辜的死者呢？人民自己，要负责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就有一个人民之反省甚至忏悔，和追究主犯，两个方面，而非一个方面。因为，同样按照权利链条说（见福柯），一个国家之命运，是由上下两部分构成的；毛的指挥，固然是一个方面，人民大众的欢呼回应，不能不说是事情相互作用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王晶尧一家人的遭遇，就是看到在“民疯”运动里，无数保持缄默和愤慨甚至蔑视的一群，良知未泯的一群，不合作甚至反抗的一群。他们，就像是那些躲在纳粹壮观检阅之群众和军队边缘，怒目而视之一群，在红旗招展的广场边缘，怒而不发的一群。这是被时代忽略的一群。王先生告诉读者，1966年八月上旬，他们一家人，在把卞伯母的遗骨移往一处墓地，而走上北京的街头时候，他们的身边，就是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像过节一样参与所谓革命的人群，这就是所谓的“多数”。

    现在，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评估这个多数暴政的吧！虽然，笔者不在中华帝国，而在古罗马，他们的著作，也是两千年以前的著作，但是有趣的是，他们毕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文革里发生的问题——“西庇阿  当多数人愿意对它所愿意的任何人施加惩罚的时候，当他没收，保留和浪费任何他愿意的东西时，……你能够否认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共和国吗？——这是一切都属于人民，而我们给共和国下的定义就是”人民的财产“（即共同财产，转义为共和国commonwealth——笔者）。

    “莱利乌斯  对这样一个一切事情由多数人的权力来决定的政府来说，我会比其他任何政府都要更断然否定共和国这样的称号……我看不出共和国的名称如何更适用于多数人的专制……你所提到的那 种汇聚肯定是暴虐的，这和一人统治的暴虐差不多，甚至是更为残暴的暴虐，因为没有什么比假冒人民的名义和外表更为可怖了。”

    这就是古老的西塞罗在他的《国家篇法律篇》一书里做出的批评。

    尽管后来许多作家，如托克维尔等人，发挥了这个思想，但是没有表现更多的智慧。而尤其让我们惊讶的是，西老好像参加了文化革命，或者俄国和法国革命，他的先知先觉，揭橥了所有这一切。是的，毛的把戏其实没有什么高招，可以一眼看穿。他的多数，和他的一手遮天下的主义，思想形成一体，就是多和一的关系；就是，一（毛），等于多（暴民）。这其实也是小儿科。但是，他居然拿此小儿科，成功地控制和摆布了多数，我们中国人的多数；这当然有赖于我们的愚钝和无知；有赖于他对文明的封锁。我们庆幸自己终于看出了这个魔术的阴暗心理。毛把中国人变成“多数”，而他自己藏在多数后面，行使他的个人意志——这个判断，已经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我们老百姓要负的责任在哪里？我们要负多大的责任——因为这牵涉到打死卞仲耘的学生之罪责，以及她们的被宽恕，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被接受这一课题——而我们几十年来，甚至迄今为止的沉默，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其同谋和其罪行的庇护场，也值得深思。

    一如前言，主导者的身份和角色是清楚的，由他制作的“红色车轮”的轨迹，也是清楚的。由主犯制作一个教唆的教育程式——由受教育者接受并被驯化——再由他们，完成教育中灌输的目的论——由他们大打出手——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将其收入瓶中（下乡，插队等）。于是，整个游戏结束了。关于多数暴政和个人专制之一人暴政之关系，也在数学和政治两个意义上，归于完成。游戏的完成，并不意味著无人反思其是非，也许，反思刚好起始于对于毛，对于多数暴民暴行的反思，王友琴站在反思者的前列。和王的思考略有不同的是，我们同时注重普通中国人文革中的做为，对于他们/我们在绝对的意义上成为帮凶和帮闲的作用进行反思。其实，这一作用，没有因为毛的死掉而有所突变。认为不应该反思文革之人，认为不应该“过度诠释”文革之人，甚至认为文革还是好的，毛有好动机之说法，比比皆是。说明，西赛罗们的哲理没有人读，没有人思考，或者说，他们被囚禁在所谓的知识人的圈子里，不被传播；也说明，体制里有了书读，但是劣币淘汰良币的过 程仍在继续。正是因为如此，笔者以为，王的著作，对于打开人们的记忆之门，思索之门，是功不可没的。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或者说，问题的提法应该是，是书籍敲开这扇理智之门，还是只有制度更新后，理智之门，才会向思想敞开——号这是一个顾虑。这个顾虑的后续思考是，我们说的官方的驯化游戏是否结束？回答是：没有结束。他们变化手法的野兽驯养术，今天之内涵如何？人们是否接受二次驯化？我想，这个把戏很简单，很丑陋，就是，物化教育和道德文明沦丧。这是回到更为古老的金钱崇拜的驯化里。这个驯化同样导致精神诉求的失落。极度可悲的是，受害者里，也有变成物质中人的，他们甚至连追究杀死自己亲人的责任感也已经荡然无存。他们会接受王友琴这本书吗？！

    理智之门，还是只有制度更新后，理智之门，才会向思想敞开——号这是一个顾虑。这个顾虑的后续思考是，我们说的官方的驯化游戏是否结束？回答是：没有结束。他们变化手法的野兽驯养术，今天之内涵如何？人们是否接受二次驯化？我想，这个把戏很简单，很丑陋，就是，物化教育和道德文明沦丧。这是回到更为古老的金钱崇拜的驯化里。这个驯化同样导致精神诉求的失落。极度可悲的是，受害者里，也有变成物质中人的，他们甚至连追究杀死自己亲人的责任感也已经荡然无存。他们会接受王友琴这本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