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井》的文化震撼力


由于中法文化年的缘故，法国关于中国文化的盛事不少。不久在法国上映的中国故事片《盲井》也获得法国舆论的广泛好评。

中国的“萌芽”

“盲井”目前已经是一部具有世界声誉的影片，但是2003年年初该片同由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一起参展柏林电影节时，却没有人看好这部影片和这为名不见经传的导演。李杨正是以其这部处女作，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名之为“最高艺术成就大奖”的银熊奖。随之，该片又连续在法国、美国、香港、荷兰等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显示了影片非同一般的艺术力量。据悉，“盲井”已在香港艺术中心公演，颇受欢迎，但由于自律的原因已中止放映。“盲井”在法国上映自然不会有自律的问题，从十月一日巴黎各大影院推出之后，受到媒体的广泛好评。各大报及文艺杂志都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及对导演李杨的专访。不少评论家将该片同欧洲著名现实主义大师如罗塞里尼（Rossellini）相提并论，称影片为类似左拉（Zola）的“萌牙”的经典之作。

“盲井”是一部情节甚为简单，叙事风格颇近记录片的电影。这步影片是该片导演李杨旅德十五年后回到中国创作的第一部故事片，影片的情节是这样的：在当今中国北方某产煤地，伴随着国营煤矿的衰落，私营非法的或半非法的矿井不断涌现。生活在矿区的两名看似普通的矿工，不甘心同别的矿工一样下井挣钱，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的发财之路。

他们先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然后将打工者谋杀于矿井下，并制造事故造成矿井人为塌方。塌方之后，再作为被谋杀者家属向矿主索要赔偿。矿主则因为非法开矿或者安全设备不合标准不得不解囊就范。

影片以十分突兀的手法一开始就推出这两名歹徒得手的镜头，使观众有突然闯入一个道德沦丧的人间地狱的感觉。随后影片缓缓记录了这两名歹徒再次作案的过程。然而在一个纯真之气未退的小男孩成为他们的谋杀目标之后，其中一个谋杀者宋金明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在施害与保护之间难以取舍，最后两名谋杀者自相残杀，双双死于井下，只留下小男孩挣脱了魔掌。

人性的脆弱“盲井”的故事是以本世纪初的中国作为背景的。这些设备简陋，事故频繁的私营小煤矿能够存在进而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并获利，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二是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以使煤矿能够以足够底的成本进行开采。中国北方广袤农村满足了这第一个条件，而目前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有法不依，缺乏信义，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则满足了这第二个条件。尽管中国有着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媒体仍然经常披露出大量的有关矿井塌陷，数以十计的农民矿工惨死井下的消息。很显然，仅仅对中国目前这种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矿业的悲惨现实给予同情和描述，就需要勇气和良知。但是李杨的“盲井”并非一部描写二十一世纪初年中国矿工命运的影片，李杨不满足于只将镜头对准矿工的非人生活和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法制亏空的残酷现实，他选择了对更为深层的普遍人性的挖掘。

影片中的歹徒以谋财害命作为自己的职业的个案，是人，个体的人在利欲薰心的状况下所可能达致的极端。毫无疑问，这种极端的个案可以存在于中国也可以存在于西方。揭示人性中存在的这一脆弱的一面因此超越了中国文化的范畴，具有普世意义。从对人性扭曲的暴露的深度来说，此片已足以使西方观众感到震撼，这正是该片在西方普遍受到好评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李杨的影片分明是以中国作为文化和中国现实社会作为背景的，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使得“盲井”不是一部孤立的反映人性肮脏的影片。

盗已失道“盲井”是根据2002年曾荣获老舍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的。也就是说，作为小说这一叫人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已经受到中国读者及文艺界的重视。重视的原因不难想见，除了艺术性之外，就是这一故事在中国目前社会的典型意义，它充分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人性迷失的精神危机。

影片中有一情节十分发人深省：在决定杀人之前，两个歹徒中的一位宋金明的人性还没有完全泯灭，希望说服另一歹徒唐朝阳暂缓处决他们手中的猎物。二人之对话的精采之处在于歹徒并不以人性、亲情的道德说教来作为暂缓杀人的理由，而是以杀人者的规矩来劝说，如被处决者不应该是童男，因而必须找妓女为他行成人礼，行刑前应该给被杀者喝酒等等。然而，这些理由都没有动摇唐某谋财害命的决心，相反，见到其同伴犹豫之心浮现之后，他反倒将其犯罪同伙杀死。这一细节描写生动表明，在今天的中国不仅缺乏一般的社会道德观念，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流行于下层社会的所谓江湖义气，绿林规矩都已丧失殆尽。庄子当年所讲的所谓“盗亦有道”的话，在今天的中国也已被连根拔除。

中国社会的这种最深层的秩序的变化，源于“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共产革命的意识形态，这种革命意识不仅颠覆了社会从上至下的组织秩序，也颠覆了中国文化潜意识层面的为人准则，从而最终导致了中国道德文化的空前灾难。

影片“盲井”不同于一般正在于抓住了这一深层的文化批判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