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根蝉鸣》新书发表会上的发言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来了这么的多朋友。我是抱着讨教的心情来开会的。真诚地准备听取朋友们的指正和建言。

位卑未敢忘国忧

遵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本着平民议政的精神，怀着对国家民族的一份责任感，我在劳作之余时时思考着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并用文字整理下来。当然，这一切也只有在自己的基本生活能够解决之后。

来到海外的开头几年，我几乎没有书写任何文字。在异国他乡从零开始地重建生活无疑是极为艰辛的。来美前的几年中，我应聘在深圳港商厂任机械工程师。来到纽约后，我发现机械技艺在这个金融、商业、旅游城市中根本无用。沉重的生活压力使我更没有可能去读硕士之类。我只能到餐馆、衣厂、仓库里去讨生活。有时甚至是打两份工。早晨七点到下午四点在仓库做搬运，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到餐馆送外卖。几年下来，基本生活和职业总算大体稳定。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开始有工余时间和精力去关切那遥远的故国。

每个人对人生价值有自己的理解和取向。许多人认为积极的人生应该是不停步地去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享受。我想，只要这一获取是通过诚实的脑力或体力劳动得来，那么它是正常的、正当的、无可厚非的，应受到尊重和保障的。然而，我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还有另一种理解，我认为人生还可以有另一种模式。那就是，在基本生活得到解决后，无需再把全部精力用于博取更多的物质享受，而应份出若干部份用于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切和投入。这种人生价值观使我在职业和物质生活上缺乏进取性，却又使我在精神世界里不停地跋涉和开拓，使我“位卑未敢忘国忧”。

我并不认为这类人生价值观比其它类别优秀。我更无意向别人推介灌输我的这一人生模式，但我自己是决心沿着这一人生道路走完自己全部的生命旅程。编辑出版《草根蝉鸣》大概是我的旅程中的又一站吧。

《草根蝉鸣》收集着我几年来的部份拙文。其中有的在《北京之春》、《中国之春》、《黄花岗》杂志和其它报刊上发表过。共有五十一篇文章，约四十八万字，分为六个部份。排在第一的是民族篇。

民族篇

当今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破产。为了维持它政权的合法性，便乞灵于民族主义。中共政权的民族主义归纳起来有两把刀。第一把刀是砍向国内外反对中共专制的中国人。它竭力把中共政权与中国划上等号，于是爱国就必须爱中共政权，否则就是汉奸卖国贼。自然，在这种逻辑下反对中共专制政权的人们就成了汉奸卖国贼。第二把刀是砍向国际进步社会。中共把国际进步社会对中共政权扼杀民主人权的批评污蔑为干涉中国内政，蛊惑人心地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敌视压制欺侮中国，力图在民众中煽动起一种狭隘的民族仇外情绪，以期藉此抵消抗拒国际进步社会对它的正义压力。民族篇中所收集的文章就是要打掉中共手上的这两把刀。民族篇论证中共的民族主义是伪民族主义。这是因为从五十年代以来不断出卖国土、打压我们民族精神、糟蹋我们民族尊严的正是中共政权。民族篇严正指出中共政权绝不等于中国。我们爱中国，但我们憎恶中共专制政权。同时，民族篇还有力地戳穿中共煽动狭隘民族情绪的目的无非是以此抗拒发源于西方而普适于世界的民主人权理念，以维持其专制统治。民族篇中最具震撼性的内容是指出了当今中国存在着分裂支解的危机。而埋下祸根的正是中共政权。有人或许会说，不会吧，中共不是在反对藏独、疆独之类吗？不错，表面上是这样，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共政权在对汉族底层百姓实行着残酷的剥削，并对他们的反抗进行严酷的镇压。民族篇强调指出，当代中国的危机绝不是来自于国外，绝不是来自于什么霸权主义对中国的欺凌和侵略，而是来自国内。来自几十年来中共政权对汉族底层民众残酷的盘剥和镇压。中共政权把汉族底层民众视为它最主要的敌人。这是因为少数民族的独立诉求就算取得成功，也只是缩小了中共政权的覆盖面。而汉族底层民众的反抗行动则有可能使之彻底倾覆。

故中共政权对汉族底层民众的镇压尤其坚决、凶狠。这样就在汉族内部积累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大大消蚀着汉族的民族凝聚力。在一个家庭中若父母长期虐待子女。子女长大后对这个家庭就缺乏向心力。在一个国家里如果统治阶层残酷剥削压迫老百姓，人民对这个国家也会缺乏向心力，民族意识、民众凝聚力就会低下。二百几十年庞大的明帝国灭亡于小小的满清，其最根本地原因就是当时的汉民族处于尖锐的阶级矛盾之中乃至分崩离析。目前中国社会状况类似明末。固然，当今绝对不会有哪个游牧民族可以灭亡中国，但是，一旦中国的民族问题借着某个契机爆发，那么，一个民族意识淡薄、民族凝聚力苍白、内部份崩离析的汉民族将无力阻止国家的支解。埋下这个祸根的中共政权的确是罪莫大焉。为了避免这场灾祸，方法只能是中国实现民主化。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内部没有尖锐的阶级冲突，它民族凝聚力坚强又以平等友爱的态度对待国内少数民族，这才是中国避免分裂支解的有效方法。

文革篇

《草根蝉鸣》第二部份是文革篇。

在我百余万字的著述中，文革史论将近占了一半。我甚至是在七十年代初最恐怖的日子里就开始收集资料并暗中写作。初稿完成于七二年，并于八零年借助着民刊、民主墙运动刊登于广州民刊《人民之声》的《文化革命简析》是中国第一篇三年文化革命简史。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时，我有三十几万字的文革史论结集在《封杀不了的历史》中出版。而我最具纲领性的文章则收录在这次《草根蝉鸣》中。题目是“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文化革命的基本过程是三年而不是十年。文化革命中有民众趁机而起的反政治迫害、反政治歧视的反抗运动。不了解这一点，就非但不可能对文化革命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判，而且极不利于当今的民主事业。现在中共政权的伪文革史、秽文革史充斥。但我坚信我的文革史观一定能最后得到历史的肯定。为了不让伪劣的文字涂污历史欺骗后人，我决心竭尽全力。

理念篇

《草根蝉鸣》第三部份是理念篇。重点在于阐述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及和平演变的主张。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我已在2000年出版了专著《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源流、发展过程、现状、成就与不足都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当代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早年的已有创造性的发展。它与自由主义的相同点是都主张实行完善的民主政治。在经济事务中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有所差别。自由主义主张放任型的全盘私有经济。社会民主主义则主张以私有经济为主，而将某些社会性极强的事业(如供水、邮政等)由政府来办。

同时民主政府还以税收等方式在经济领域内作适当干预。以避免发生过度的贫富悬殊。当代典型的自由主义已经式微。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中已表现为人道资本主义。这个人道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正在趋同。欧洲的英国、法国、瑞典等实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国实行的是人道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的差别正在日益缩小。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货”--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髓与社会民主主义相同。都是在民主政治和私有经济的基础上强调社会公正、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改善民生”就是这个道理。故三民主义堪称中国版的社会民主主义。而我则既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是一个三民主义者。

和平演变是我们的主张。但从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状况看来，中共政权拒绝和平演变。这是因为在共产党看来和平演变的结果仍然是要令它完全地丧失特权。特权的丧失不仅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地位和豪华的生活不再，更重要的是黑匣子将会打开。一个大解咒、大解密的时候将会到来。共产党过去这么多年的丑行、劣迹都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正义的谴责乃至审判将难以避免。和平演变被堵死，非和平演变就有可能发生。两条道路究竟哪条好？我们当然是希望和平演变。因为这样国家、民众付出的代价较小。但共产党内心会认为，如果民主转型势不可免的话，那么与其和平演变倒不如暴力演变。因为在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的社会大动荡之后才实现民主的话，人民将十分疲惫，有限的精力将用于医治社会创伤。如果说要追究的话，也是先追究最近这场大动荡的罪魁祸首和凶手屠夫。

至于追究共产党以往的那些罪恶就显得次要了。于是许多共产党的高官都未雨绸谋。把票子、孩子都移到国外，还买下房子。一旦滔天波涛卷起就远走高飞。我既不在那场大动荡中做丑人，也不为和平演变做好人。现在有机会、有时日我就尽力去压制、去捞取、去享受，这就是当今共产党官儿们的主流心态。可见共产党官僚阶级是社会良知最为泯灭的社会群体。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要动摇、放弃和平演变的宗旨和努力。而且，在真的发生轩然大波时尽力把它引向理性的轨道。

现实篇

《草根蝉鸣》第四部份是现实篇。中国目前最令人忧心的现实状况是社会性的道德沦丧。共产党官僚阶级的腐败荼毒了全社会。它给社会树立了一个恶劣的榜样。潜移默化地催化着社会性的腐败。自身高度腐败的共产党官僚没有资格去纠正社会性的道德劣质化，而其内心甚至会认为这样更好。因为一个社会既然已呈大面积的道德滑坡，那么共产党官僚们的腐败就不突出了。来自国内的消息显示，医疗和教育这两个本应最高洁的行业，其道德的劣质化已到令人怵目惊心的地步。“白衣天使”、“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尚且如此，遑论其它。

一个美好的社会除了要以民主政治作基础以外，社会的道德风貌也十分重要，否则就会动荡不休，或黑金政治流行。而将一个专制社会改造成为民主社会就更需要许多人的艰苦努力。民主制度将会为广大民众带来福祉，但在与专制制度作斗争实现民主的过程中则需要付出乃至奉献。如果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各人自扫门前雪，漠视公益事业，甚至为了私利而坑害他人，坑害社会，那么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现在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们，包括共产党官僚谁不知道民主制度优于专制制度？而共产党官僚们之所以口说民主、手行专制。御用文人们之所以为共产党百般辩解，许多群众之所以淡漠民主事业，这些都无法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上找到答案，而必须从道德情操层面上去找原因。共产党官僚坚持其一党专政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保持其政治经济特权；御用文人为之百般辩解是为了得到官僚阶级给予它们的优厚待遇；某些民众淡漠于民主事业是因为不想为此做出承担付出。显然，在这种社会现实下，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光鞭笞专制主义、宣传民主理念已嫌不够，还应设法优化社会的道德风貌、提升民族的精神素质。千头万绪从哪里作起？只能是从自己作起。我认为，凡是投身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应具有某一程度的献身精神。否则就无法取得群众的信任。没有人格力量、缺乏感召力，那即使把民主的口号高叫入云，也会听众寥寥。

民运篇

《草根蝉鸣》第五部份是民运篇。其中占了大部份篇幅的是广州七九民运史。我在成人高等学校获得的三个大学专、本科文凭中有一个是历史本科。我对历史很有兴趣。文化革命史、明末清初史，这是大史。还有就是小史棗广州七九民运史了。我希望读者朋友们从中了解一些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脉络。另外，社会上对海外民运不乏微词。我希望我的这些阐述有助于异议人士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了解。“海外民运究竟有没有失败”一文对大约十年来海外政治生态的丕变进行了剖析。纽约的朋友们看看我讲得对不对？“台湾民进党的崛起和大陆民主运动受挫之思索”谈及了台湾的政治生态。请来自台湾的朋友审评我这个大陆人对台湾政治生态的论述是否隔靴搔痒。“吴三桂降清别论”从历史角度总结七九、八九民运，但愿它能够有点参考价值。

杂议篇

《草根蝉鸣》最后一部份是杂议篇。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深感这是个地大物博、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的好国家。我喜欢它。但是亦有某些挥之不去的阴影感。这种感受表现在“黄永新......”一文中。这种感受是否偏颇，愿听朋友们的评判。关于台湾新党那篇文章，对某些新党人士的观点做法提出了批评。不知是否会言重。不当之处敬请谅解。其实我对新党至今都满怀善意。推而论之，对目前台湾泛兰、泛绿两大阵营，我也是倾向泛兰的。同理，凡是有皇民心态、皇民情结的台湾政治人物永远得不到我的认同。关于布什政府两篇文章似乎存在着对立。但实际上都是着眼于怎样有利于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全世界建立民主基础上的国际和平、和睦。最后一篇“柳如是，你在哪里？”喊出了我心中之泪。我觉得，中国家喻户晓的四大美人，暂不论其中大都是传说、半传说中的人物，即使都真实，他们的美又算得什么？柳如是才是从外貌到内心都美透了。她美冠秦淮而且义薄云天，但却默默无闻，其空前绝后的事迹几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世事不公、俗议失衡莫过与此。再看看那些充斥中国银幕荧屏的辫子戏清宫戏，不由得悲从心起。

作为一个草根型的人物，我自然没有窗明几净的写作条件。我得时常抓紧工间小歇的时间去对文章默作谋篇布局，也常常是拖着工余的疲惫之躯去遣词造句。这无疑会使我的文章不乏粗疏、缺乏亮丽。但我能得以心境坦然的是，我的思想人格是独立的自由的。我讲的都是自己的肺腑之言。我既不需要去揣测上司的旨意；也不需要去迎合坊间的时兴。我非但不孜求以文字换取金钱，甚至还用自己的体力劳动收入去支持自己的文字表述、理念宣传。当然，我不会认为自己所持的观点主张都一定正确。我愿意听取来自于个方面的建议乃至批评，重新审思、研判自己的观点主张。我认为一个人人生价值观的既定和他思想的提炼与升华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结语

今天，我向公众奉上我的《草根蝉鸣》。蝉在奋力鸣叫后会死去。其实生生死死是大自然、生物界的基本规律，没有必要回避讳言。而且，还可作这样的理解。即使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鸣叫，也要发出自己的心声。从前在大陆专制政权的高压下，我鸣叫过，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现在在海外危险是没有了，但亦须为之付出代价。然而，我决心为公理正义鸣叫到自己生命最后的一刻。我希望《草根蝉鸣》得到社会的审阅；我愿意听取公众的评判。我更期望在一种积极的开放式的思想交流中，人间正气得以弘扬，社会公理得以伸张。我还坚定不移的认为，尽管那遥远的故国目前还笼罩在乌云之中，但云开雾散、阳光普照的日子一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