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傅国涌的《信访制度也要改革》和上善若水的《上访村，谁的眼泪在飞？》两篇文章，我萌生了倡议创办信访网站的初步设想，贡献出来请同仁同道批评指正并鼎力促成。

我是压根儿就不相信官方媒体的宣传口径也尽可能不看官方报刊的草根学术人，迄今为止还没有过信访人的悲壮经历，只是由于十多年来身居北京，不断在挂有毛泽东头像的天安门广场、在位于复兴门附近的中央电视台门口、在位于官园的中纪委门口和号称正义路的北京市委市政府门口，亲眼目睹过上访告状和抗议示威的人群。看过傅国涌的文章，我才了解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政当局对于信访人的还算人道的态度：“前不久，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接受《半月谈》杂志专访时说，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集体信访所反映的问题80%以上是有道理的，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但是恰恰就很难得到解决，这个80%大致上也反映了信访制度的缺陷和弊端，这位在其位谋其政的信访局长也坦承现行信访制度的不完善。随着25年的经济改革，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已发生深刻变化，弊端丛生的信访制度也面临着改革和完善，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真正担负起‘保持政府与人民之间密切联系’的职能。”

傅国涌是一位有政治眼光的民间学者，他从制度建设入手所提出的关于信访立法、信访程序、信访法庭、信访人和信访报的建议，具有相当的建设性和合理性。不过，他的“信访制度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的呐喊，具有更多的道义力量而偏偏缺乏切实可行的操作性。道理很简单，任何制度性的改革都是社会力量搏羿妥协的结果，现在的根本问题却在于成千上万的信访人群体，一直处于性命难保的赤贫状态，不足以构成与党政当局搏羿对决的意志力量和经济实力，中国社会也没有形成充分关注信访人的合理诉求的民间力量。与其等待相对滞后的党政当局自觉自愿地进行信访制度改革，不如现在就联合动员相关方面的热心人士行动起来，依照现行宪法和法律赋予中国公民的正当权利和正当程序，成立一个或几个信访人援助暨研究协会之类的民间实体，通过相对自由的网络媒介，最大限度地公开信访人的个人案例和信访历程，以舆论和信息的力量争取来自政府当局和海内外人士的同情关注，并以相对低廉的信息成本取得最大限度的人权成果，最终促成包括司法独立、舆论独立、文教独立、党派独立和军队国家化在内的现代民主制度的全面实现。

我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上善若水的《上访村，谁的眼泪在飞？》。上善若水显然是一个笔名，真实身份是“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的四位同志”中的一位或几位。在冰天雪地的2003年11月22日，他们在一位专门为信访人开设简易旅馆的“刘老板”的指引下，探访过“北京南站那些露天睡在野地、桥洞、路边的上访群众”，也就是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说的“所反映的问题80%以上是有道理的，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信访人。作为一个从小吃不饱穿不暖的农民子弟，我虽然没有在冰天雪地中身临其境，对于这些信访人所经受的极不人道的苦难还是能够感同身受的。

一周之后，“上善若水”们再一次走进“上访村”时，同行的还有“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农村妇女发展研究会的四位同学和几袋她们募捐来的衣物。”从这些来自高等学府的青年男女身上，我看到了在中华民族中已经变得极其稀缺的人性的火种。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之下，假如能够有更多的男女青年特别是高等学府的在校学生们，自觉自愿地把走访和关注包括信访人在内的弱势公民当作一种独立自主的社会实践，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文字和图片资料公诸于众，必将会形成一种直接推动制度改革和社会进步的舆论力量和威慑力量。

几天前偶然得知，近年来一直关注农民利益的于建嵘博士已经得到最高当局的约见，这一信息至少透露出当下的党政当局，依然存在着前进一步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多么微不足道，都应该比暴力夺取政权的造反革命更具有建设性。基于这一信息或事实，我衷心希望像于建嵘、李昌平、孙大午那样已经公众化的维权人士能够登高一呼，同时也希望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民间人士能够慷慨解囊，共同创立一个或几个信访人援助暨研究协会之类的民间实体。不具备操作能力的我本人，是很乐意于在这种由民间实体所创办的信访网站中担任一名文字义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