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原籍中国重庆，系中国大陆作家、社会活动者，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主办《百年斗志周刊》。国际笔会是一个由C.A.道森-斯科特夫人1921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目前在近百个国家拥有分会的享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A类地位的非政治、非政府组织。1983年出生的杨银波，是目前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最年轻的作家会员，在海内外拥有大量的刊发作品和广泛的读者群体，在各大着名媒体（如《博讯》、《大纪元》、《新世纪》）设有公众专栏。

杨银波电子信箱： yangyinbocoming@hotmail.com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51028119830119

我的名片

这是我自制的名片，每到一地，我都会把这张名片主动而又热情地递给别人（并向他们告知我的电话），“别人”包括农民、农民工、工人、警察、军人、公司职员、公务员、律师、教授、学生、医生、工程师、作家、记者、翻译、编辑、研究专家、人大代表以及行政干部等等。几乎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种政治倾向的人，都有一些突出的代表人士拥有我这张276个字的名片。名片，在我眼中，它就是一种维权媒介。在广东、湖南、重庆，我曾自制过很多名片，这些名片的内容不仅仅是关于我的介绍和联系方式，更多的名片内容是在传递一种合法的、有价值的信息，比如我在今年上半年印制给广东农民工的名片，这些名片上就印制着《劳动法》、《工会法》的简要提纲和省、市、区、镇劳动部门、工会部门的电话、传真、地址、邮编、E-mail等等。

名片的价值

我曾经采访过许多镇里面的镇干部候选人和村里面的村干部候选人，也鼓励他们通过名片来提供个人简介、联系方式和施政纲领，比如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工资公开、辩论公开、精简人员、经济策略、民主启蒙、人权宣传、法治教育以及欢迎正义反对力量的弹劾和欢迎国内外媒体、考察专家的监督等等，我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新的宣传形式来展示自己的施政抱负与施政承诺。可以说，名片这种宣传方式，廉价、精简、直接，有可保留的重大价值，可以作为一种成型的原初允诺，供日后镜鉴。在启蒙远未完成的今天，我们通过名片，而不通过电视、报刊、杂志、广播、网络、会议，亦可在许多方面迈出通向民主的第一步。因为严格地讲，除部分网络之外，其他媒介都严重受控。会议则被严重操纵乃至被根本否决。作为显示基层民主的一般形式枣村民大会，往往被村民代表大会或干部内部之间的秘室政治所取代。如果散发传单、张贴海报，也容易被镇政府和村委联合公安分局、派出所、治安队等进行彻底搜查和非法追究。相比之下，名片显得更为安全和便捷。

我重视名片，也希望更多人重视名片。可以这么讲，在我所参与的一切合法维权行动中，没有任何一个维权者死亡，没有任何一个维权者受伤，没有任何一个维权者被抓、被判、被关，一切都是那么和平、理性、渐进和坚韧，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名片在起重大作用。这些名片让任何一个懂法的人挑不出半点毛病，因为它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全是面向公众的成文信息。行政、法律、舆论，让这三块都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密织的维权网络；各级官员、人大代表、律师、法学研究机构、各类媒体，都让他们加入。在这些过程中，最简单的交流媒介往往是通过名片，而不是通过普通信函、电子邮件、备置档案，也不是通过政策文件、政策公告、报刊杂志剪辑下来之后的复印件。

如何使用名片这种方法，我以前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就想在全国范围内广为宣传。我的设想是，在全国农民和全国农民工的群体中，搞一场最为常识性的启蒙，就是在名片的正面和背面印制字数总共为600字的法律信息和各部门、各媒体、各人士的联系方式。我认为我的设想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我去过许多农村，看过许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条约》、《财务管理规定》、《各项工作管理制度》，这些法规很有问题，语言又晦涩难懂，有的完全就是明目张胆地在搞愚民政治；更惨的是，许多村民根本就没有得到村委会发下来的法规（村民称之为“蓝皮书”）。我去调查过许多工厂，结果《劳动法》、《XX市劳动管理条例》也没有印成文本发给民工，在工厂的门口、宣传栏上也没有这种法规张贴，倒是在工厂办公室的墙上张贴着。这些惊人的现象都在告诉我们：弱势者之所以不懂法规，是因为强势者的愚民政策；弱势者有了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找谁、怎么找，甚至发生了暴力事件、自焚事件等等，也是因为强势者的愚民政策。因此，搞一场常识性的启蒙非常重要。方法很简单，只要找到了维权代表和一些较具开明意识的弱势者，先印制500张名片，再继续找他们每人印制100张，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嘛，100张名片才15块钱而已。

我再举个例子。2003年8月底被海内外媒体强烈关注的在我家乡重庆发生的事情——“魏胜多事件”，这次事件的全过程我都清楚，我看了那位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中学的政教处主任孟学林竞选镇长的海报，确实是太简单了，就是在一张纸上面写上“请您支持将来的教育镇长”，这个办法不行。尽管这位政教处主任在全镇大会上作出了施政纲领，也到村民家中去走访了，可是最后除了给大家留下了一些一句话的海报和一些具有一点点民主意向的回忆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这种启蒙的价值实在太有限。我的一位朋友在报社当记者，也是这样，到了一个地方，采访了几下，就回来赶稿子，第二天报纸登出来，信息量大减，几乎等于所有真实情况的1/100.结果这件事情没解决，反而又出了问题，有的村民又说要找记者，可是记者的联系方式呢？我就对朋友讲，你知不知道你不负责？你这种态度跟那些来抓人同时又不出示证件、不让别人记录证件的警察有什么区别？你的名片呢？你搞调查是为了完成任务，让报社来给你评个“A”吗？你好好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和人民打成一片？

“我的名片在他们的手中吗？”

中国有2000多个县、50000多个乡、4000000多个村，为这种县级及县级以下的弱势者“喊”抱不平的人，我也看到了一大把，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与人民“共事”呢？现在国家人口流动越来越大，许多作家、学者、律师、社会活动者就住在异地，苦难至少看到两方面：一方面是外省人（包括自己的老乡）的苦难，一方面是本地人的苦难。

看到苦难，光是呐喊能管用吗？我在这里给大家郑重推荐一个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于建嵘，你们有多少人敢对着他说狂话？他在中国中部农村特别是湖南农村，对农村政治冲突问题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专题研究，连他都得承认“民怨是最大的恐惧，现在是民怨沸腾啊”，可是谁去帮他们？调查、採访、搜集、商讨、宣传、投递检举信、起草起诉书，邀请记者、专家、律师、媒体主办人、法律援助组织，与地方势力交流、辩论、谈判，用演讲、张贴、散发名片等方式努力压制暴力事件的产生与恶化，等等，这些事情谁去做？现在又是谁在做？

我告诉大家，有两种人在做：一种是当地普通县民、乡民、镇民、村民（身份为工人或农民）中的维权代表，一种是外地民工在“民工潮”中的维权代表。看到没有？谁空白最大？我们的空白最大！我们在哪里？在各类报刊上吗？在各类采访中吗？在各种座谈会上吗？世界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名字，可是我们的名字又有几个留在了弱势者的心中？

今天中午，北京一个颇有一点名气的自由撰稿人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他的4篇文章在一天之内就在4家传统媒体上发表了，自以为很了不起，要我对其作品“指教指教”。我当头就骂他：“作品我看了，写得再好也是一团垃圾！当你敲打键盘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到你的身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你说的话，我可以在我曾见识过几万篇文章里面找到同样的话，你是在赚稿费吗？你这个自由撰稿人搞的是什么‘自由’？‘撰’的是什么‘稿’？做的是什么‘人’？你‘走’出去了吗？你的文章在弱势者的眼里吗？你的名片在他们的手中吗？”

是啊，“我的名片在他们的手中吗？”如果我们真的关心民生疾苦，就请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这样好好问问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