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在1989年四月下旬，因为担心大学生们年青气盛、策略上过于单纯，最终弄得好心以坏事收场，所以我几次通过北大的旧同事找到几位参与学运的研究生，一再叮嘱他们，第一要联合中共改革派，把斗争矛头对准保守派；第二一定不要把邓小平推到对立面去，否则学运必败。本来，我还想建议他们读点毛泽东著作和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想想又咽了回去—— 一则缓不济急，再则他们多半会想：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早在1969年我第一次坐牢时，无书可读，便把《毛选》一至四卷通读了好几遍。从中受到的最大教益是：共产党人之所以夺权成功，策略的高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是胜者写的，而胜负每每取决于策略和智慧之高低，而不仅仅是勇气，或是否“正义”在手。谁能否认戊戌变法的正义性？康、梁之所以失败绝对不是像共产党所说，在革命的时代改良注定没有出路，而是因为这些书生在策略上极其愚蠢幼稚。蒋介石之所以失败，原因固然也非止一端，但在“抗日”这一关键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可能是最根本的一条——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剿共”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赢得民心支持的，张、杨的“兵谏”无非由民情激愤所激发。

可惜得很，我们的许多自由民主派朋友们至今仍然在犯康梁式的自我孤立的错误——不是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反而是“最大限度地孤立自己”，恰好与共产党高明的“统战”策略相反。顺便提一句：小布希总统似乎也是不屑于搞“统战”的，但他毕竟有恃无恐，而我们手中又有什么？

让我举三个例子加以说明：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休克疗法”，关于“台独”


一、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这个题目我在“读书报告之十二”中已经谈过了，这里只需作一点简单的概括和补充。

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这些差别不可能不存在，也没有理由不让它们存在——就永远会有人际冲突发生；其中关系最为重大的，就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永恒冲突。任何良治社会都必须是一个多元平衡系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平衡。自由主义通常是偏向富人、强者、文化较高的人，社会主义则偏向穷人、弱者、文化较低的人，因此，多元平衡的成熟良治社会的政党制度，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走向中右（温和自由主义）和中左（社会民主主义）两大政党的合作竞争（因为两党制比多党制更稳定），而不可能是单一主义或党派独占天下。哈耶克的自由至上主义教条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这不是由于人们理论的无知或历史的误会，是政治自身的内在逻辑使然。我们某些书斋里的自由主义者正是误入了与哈耶克一样的歧途。

在中国，穷人为数众多，左的和极左的意识形态影响极深，太右的施政势必引起极大的反弹，这等于是在为极左势力铺路。在“中派的联盟”（参看拙作《促成中派的联盟》）稳固建立之前的最优选择，是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建构自由宪政的制度框架，同时着重建立尽可能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以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忽视多数穷人的福利要求，自由主义势必立足不稳，不管你说多少“自由对所有人都有利”之类的道理，也终归无济于事。穷人都很实际，并不管你那么多。

另一方面，这不等于同意“新左派”的主张。“新左派”们也是同样的教条主义，片面坚执“社会公正”的至上性一元价值教条。更糟的是，他们不区分三种不同的左：“极左”、“官方左”和“中左”。极左不必说了；官方左则是一种“形左实右”、口称社会主义（还是极左那一套！）的词句、实则从权钱交易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大捞实惠的骗人鬼把戏。“新左派”们既不敢触及官方假左派的权贵资本主义本质，又不和极左的意识形态划清界限，不承认只有靠市场经济把蛋糕做大，穷人才能真正从中受益。他们不去认真考察社会民主主义的当代转型，当然也就不可能知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成为社会自由主义，即融合了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

于是，黑白二分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就只能是一场无益而互相伤害的混战。足见我们的知识份子并没有真正从“党文化”中脱身出来，思想方法还没有改变。


二、 休克疗法


应当如何评价休克疗法？象这样牵涉面极广的大题目，我深知作任何简单的概括都难免闹笑话，所以，尽管内心极其怀疑，但在谈及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时，我一直表示“不了解情况，所以无从置评”，仅仅强调俄罗斯的搞法放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认真读了一些书之后（见文末），现在我相信，象中、俄这样幅员辽阔、情况极其复杂的内生型（不是外力强加的）共产制多民族大国，“休克疗法”根本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右翼乌托邦；所谓“华威顿共识”乃是一套“自由至上主义”和“市场万能论”的极右一元意识形态教条，放在西方也许很好，拿到中俄却是灾难性的，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批评意见几乎完全正确。萨克斯（Jeffrey Sachs）自我辩解说，俄罗斯根本没有施行他的休克疗法，却不深思一下，“不施行”可能就是因为施行不了——首先是因为不具备相适配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条件。至于他所说的“不能分两步跨过一条水沟”就更可笑了——水沟是一回事，大江大河是另一回事：你得先量量自己的腿够不够长！我很怀疑萨克斯教授是否完全考虑过制度学派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深刻批评。

比经济学原理的争执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休克”派那种几乎是赤裸裸的“精英利益至上主义”几乎从来不顾及人民大众、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现实利益，以至于他们的口吻听上去就像是一群“为理想和正义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的共产党人在说话（“盖达尔帮”的口头禅就是：“不成功便成仁”！）。

诚然，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改革不可能不付代价，但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没有这个人道立场，“自由民主”会成为什么鬼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争取最小代价”放在心底，时刻不能忘记。改革十二年，人均GDP下降一半以上，43.1%的俄罗斯人生活在最低生活标准线以下，其中15%的家庭处于赤贫状态（世界银行1996年资料；俄罗斯科学院1997年8月的一项调查则显示，41%的人收入刚够养活自己，17%的人不够养活自己），80%的人没有任何存款，5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控制在来自前共产党官员的八大寡头手里，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渗透进了1/3——1/2的国民经济部门（有人极讽刺地把叶利钦主导的改革称为“伟大的犯罪革命”），“城乡居民的小块土地、菜园和花园现在成了防止2/3的俄罗斯人忍饥挨饿的根本所在”，……所有这些“成就”导致自由派右翼党团在最近的杜马选举中全军尽墨、连5%选票的门槛都没能迈过；而那位大得人心的普京正被西方看作新独裁的缔造者；至于5%左右的经济增长，却全靠出售石油和矿产资源支撑着，“俄罗斯已经沦为一个靠出卖资源和原材料维生的第三世界国家”——难道，这就是那些至今还在鼓吹俄式激进变革的“民主”派想要兜售给中国人的东西？且不说，我们根本没有石油可卖，城里人也没有郊区花园可种，我们的人均资源水平正好处在与俄罗斯相反的另一极端上？这种改革，除去极少数意识形态狂热分子，和趁火打劫的强盗资本家之外，还有几个人会为之欢欣鼓舞？

普天之下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都相似，激进无分左右。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在这个自利的“理性人”时代，一切蔑视多数人利益、得不到多数支持的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


三、 台独


台独当然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定是非，本文只能简单谈谈两点意见：“台独”也好，“公投”也罢，都既不是什么“普世价值”，更不是“天赋人权”；自由民主派如果不爱国，那就算是死定了。

台独派提出的种种言说，绝大多数要么是情绪发作，要么是伪学，不值一谈。唯一值得讨论的，是所谓自决权。事实与许多自由派的武断信念正好相反，自决权根本就不是人权，那是种集体权利（人权是个人自由权利），而且仅仅是左派们钟情的东西，不是普世价值；公投虽然不见得一定不能用，但至少原则上是不折不扣的直接民主，与自由主义的民主有相当大的冲突，当然也完全谈不上是什么普世价值。比较详细的论证可参看拙作《进言台湾民进党》，此处只得从略。

有人以“多元性促进创新”为由主张分裂，这又是一元价值至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及分裂之利而不见其害，而且完全不考虑“创新”的成本由谁承担，听上去好像是一位以“全人类”的“最长远利益”为唯一考虑的上帝在发话，要拿中华大地当创新的试验场，其他一切均在所不计。说得严厉一点，这恰是极右派无良之例证，而且我们中国人听上去竟是如此之耳熟！极右与极左原本就是相通的。

不爱国的 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志存高远、居心良善，作为崇高理想，我完全赞成；但是，回到现实，当今这个世界却仍然是一个国家私利本位的蛮荒之地，而且，只要没有世界政府，现实便只能是如此，我们不能错认理想为现实。出于爱国主义，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坚决反对台独。爱国主义这股洪流只能因势利导，使之成为艾赛亚.伯林所说的、良性的“自由民族主义”（参见顾昕的介绍文章，载《北京之春》98.8），设法把它疏导到自由民主的“亲西方”的国际文明主河道中去，而决不能强扭硬顶；强扭的下场无它，唯灭顶之灾而已。不能搞“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那一套小儿科，不能因为共产党打爱国牌，你就反其道而行之，出“卖国”牌！谁想找死，悉听尊便，我们不能陪他玩，因为正有要紧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求索的是中华民族的生路、光明灿烂之路，不是死路——死路属于敌视自由民主的一党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