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高于一切

（北京）李卫平


    前此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负责人宣布，卫生部即将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全面开展行业不正之风专项整顿工作，现阶段主要目标是医生收红包、拿回扣。他称，卫生部门将要设立患者投诉电话，凡越线的医生都将被取消行医资格。

    医疗系统早已跨入了社会满意程度最低行业之列，医患矛盾十分尖锐，并时常伴随失范行为甚至发生命案。此时大力整顿医疗行业不正之风虽嫌滞后，仍是值得欢迎的。问题在于，只有少数的不良行为才能够很肯定地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当事者个人及其系统，普遍的集体行为则应该到表像的背景中寻找关键动因。因此普遍的医疗腐败问题必定错综复杂，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医疗系统自身的问题。但这里我们却看到所有矛盾都集中到了医疗系统，责成医疗从业人员承担全部责任。不仅与此相关的行业不见踪迹，也看不到丝毫政府的身影。然而，如果没有相关行业的推波助澜，更重要的是没有政府行为这个大背景做支撑，单凭医疗系统自身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的。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政府逃避了它应该于此处承担的责任。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以西安“宝马彩票”案为例。当事实证明发行人弄虚作假，侵害了彩票所有者的权益时，政府相关部门作为发行方便应该先行弥补彩票所有者的损失，并给予赔偿。至于发行方与发行人的纠纷则是另一个问题，应该另行解决。但西安相关部门却迟迟不愿履行承诺，为中奖人兑付大奖。直到中奖人将其告上法庭，直到各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西安相关部门才姗姗履行承诺。他们的辩辞是，他们不是弄虚作假者，他们也是受害者。这是事实，但却丝毫不能帮助他们推卸责任。因为彩票是购买者与发行方——一级政府部门——的契约，两造在享有相应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各自的义务。中奖者只会也只能向发行方追索自己的权益。他不清楚也没有义务弄清楚发行方的具体操作过程，不可能也没必要去监督发行人的具体作为，更不可能向发行人要求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作为签约方应该主动承担自己的法律义务。不仅如此，它还担负著监督与制约发行人的职责。发行人弄虚作假，政府相关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政府相关部门居然会在起初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竟然会为对自己的义务与失职负责感到委屈。

    一直以来，教育乱收费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与诟病，教育系统也受到像医疗行业一样的指责。政府为此制定了大量规章制度，制约与惩罚教育机构及相关责任人。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一时期，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始终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直至今天，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仍然只有GDP的百分之二，远远低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的下限百分之六，以至于荒唐地落在了非洲最贫穷国家乌干达的后面；更可笑的是，中国政府承诺的九年义务教育只是一纸空文，《教育法》如众多其他法律一样成为中国法治的绝妙反讽。同样，这里丝毫不见政府有承担自己责任的举动。

    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公民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低工资、低福利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创造的财富的绝大部分都被国家无偿占有了。今天，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进，众多公民面临失业的窘境，亟需筹措大量资金，建立尽可能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理按情按法，政府应该专门编制该项目预算，用国家拨款的方式对过去的行为进行补偿。这也是政府责任所在。没料想政府却打起了资本市场的主意，他们计划通过大量转让非流通国有股积累资金。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将无偿占有的财产再高价卖给其创造者所有者，自然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强烈抵制。这难道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政府的作为吗？

    政府不是自然产物，而是一定社会发展历史时期的人为产物。人民成立政府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方便与社会的效率，一句话，为了人民自己的利益。因此，如果政府不履行他们的义务，不能为民众很好地服务，不能为他们承担责任、遮风蔽雨，而仅是依靠权力的便利大捞其利，它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对政府而言，责任高于一切。

    事实上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正是出自于政府缺位。中国各方面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确实有所作为，敢于承认错误并负起责任。如果政府仍然除却占有利益外百事不问，仍然是过去有错将来有错现在永远正确，拒绝承认错误、承担责任，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永远不可能在现政权下获得解决。政权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就会受到质疑，并遭到现实强有力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