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3年，在中国发生的一件最值得注意的动向就是民间人士发起的一波又一波的维护基本人权的活动。有人把这些活动称为新民权运动，把2003年称为“公民维权年”，称为“新民权行动元年”。

考察这一件件维权个案，我们发现，它们涉及的具体问题是多方面的。有的是针对言论自由权利，有的是针对人身自由，针对生命权，迁徙权，有的是针对财产权或受教育权，等等。维权的手段和方式则大同小异，主要是公开发表言论，例如发表文章（常常是通过互联网），发布呼吁书、请愿书、联名信或征集签名信，披露事实真相，呼吁社会关注，要求政府依法办事或者是废除旧法恶法。从这些维权活动中，人们可以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言论自由的伟大意义。言论自由不但是目的而且也是手段。它既是一项基本权利，又是维护其他各种权利的基本手段。当我们的其他权利受到侵犯，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运用我们的言论权利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就没有维护其他任何权利的基本手段。

这里，我们要澄清一种流传已久的错误论调。有不少人说，言论自由只是知识分子最珍贵的价值，工人农民和一般大众不是靠言论吃饭，所以言论自由对他们就不那么重要。

这种看法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言论自由并非只是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的自由。言论自由是每个个人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的自由，因此，它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在某些情况下，工农大众甚至比知识分子更需要言论自由权。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可以说工人有工人的利益，农民有农民的利益，但是，知识分子并没有所谓知识分子的利益，因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利益群体，知识分子缺少共同的利益。如熊彼特所说：“知识分子不像农民或产业工人那样是一个社会阶级；他们来自社会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在于自相斗争，以及充当不是他们自己阶级的诸阶级利益的矛头。”知识分子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一个知识分子选择了某种主张和观点，他也就选择了某种特定的群体归属或阶级归属，从而选择了某种特定的利益。

记得几年前，有几位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成立了一个农民之子论坛，专门研究农民问题。为农民的利益呼喊。很快地，这个论坛就被当局下令解散，其成员也遭到迫害。本来，这几位大学毕业生已经离开了农村，摆脱了农村户口的束缚，成了所谓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是念念不忘农民的利益，一心一意为农民的权益呼喊，如果他们只是选择当局容许的和鼓励的问题作研究写报告，他们完全可以混得很好，把小日子过得很舒服。那些仍然留在农村的青年农民就不同了，不管他们在政治上怎样小心翼翼，只要他们还摆脱不了农民的身份，他们就很难摆脱农民的共同命运。如果我们把这些农村青年和前面提到的几位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相比，谁更需要言论自由呢？

知识分子只要把农民的权益置之脑后，使自己的言论迎合当局，哪怕没有言论自由，他们也能获得很大的现实利益；农民青年就不同了，除非他们有言论自由，除非他们运用言论自由为自己的权益大声呼吁，从而获得社会的积极反响，否则他们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在这里，农民不是要比知识分子还更需要言论自由吗？年轻的农民问题专家于建嵘在对中国的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真正办法是“要让农民自己讲话。”这无疑是多年来农民问题研究的一句最精辟最到位的画龙点睛之论。

不错，共产党一向对知识分子打击迫害，但事实也证明，正因为知识分子并非一个特定的利益群体，因此他们也比其他的群体更容易被分化－－事实上他们从来就是高度分化的，其中不少人更容易被专制政府所收买。

2003年的维权活动不是没有它的弱点。由于持续的政治高压，勇于参加这种维权行动的人数还不够多，一些重大的侵害基本人权乃至生命权的事件，如法轮功事件，“六四”事件，除去法轮功成员和少数异议人士以及“六四”难属群体一直在孤军作战之外，其他民众仍然未能直接伸出援手。不过，正如大陆学者秋风所言：“新民权行动是脆弱的，还充满了随机性。但哪怕只维护了一个公民的权利，也是一件具有崇高价值的事业。”2003年的公民维权行动只是一小步，但是它标志着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