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时代的心灵骚动

（加拿大）任不寐


　　“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表现之一，不仅是对个人判断的情绪化，也表现在政治判断的情绪化；不仅表现为对内在黑暗的群众暴行，也表现为对中南海的舆论围观观。无论是人权惨案的愈演愈烈，还是看着苏东崩溃后产生的羞耻感与紧迫感，中国政治评论往往在政治领导人换届的时候经历大喜大悲的起伏。这是可以理解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胡温新政”不再成为谈资，转而是对胡锦涛的失望和否定。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从《开放》杂志的独家新闻谈起

　　香港政论杂志《开放》2004年12月号的一篇文章可以视为这种情绪的一个代表。事实上《开放》的朋友对“胡温新政”一直採取批评态度，这是需要明确的。这篇文章题目是《胡锦涛四中全会讲话曝光，严厉打击自由化绝不手软》。该文披露：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今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会议的讲话，显示这位集党政军大权於一身的中共领袖决心执行比江泽民1991年反和平演变更左、更强硬的政治路线。

　　文章还指出，9月29日中宣部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召开全国媒体会议，下达最新文件，提出二十九条不准报导的内容，包括农民上访、土地拆迁、官民冲突等。

　　《开放》的独家新闻引起一定程度的关注，支援它的观点的人会通过最近一段时间里《人民日报》等官方喉舌的极左言论中找到证据。2004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转摘了《解放日报》的文章，《透过表像看实质——析“公共知识份子”论》，署名吉方平。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金锵的文章《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与此同时，特别是在“顾郎之争”之后，在各地群体性抗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光明日报纷纷站出来批判“新自由主义”，一些新老左派趁机蜂拥而来。12月1日出版的《求是》（2004年第23期，总396期）杂志刊发了评论员文章，一篇是《不断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另外一篇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正确对待西方思想理论》。这两篇文章把十六届四中全会确立的“胡锦涛思想”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化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不断提高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求是》杂志还“揭发”说，这种倒行逆施代表了“胡锦涛同志”的思想。文章说：“今年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不过文章公佈的胡锦涛的“重要部署”只是关於“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方面的。当然，胡对宪法权威的强调没有被提起。

　　无独有偶，根据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1日下午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践都表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长治久安，必须找到一条既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国内一家左派刊物（中国新文化报103期）最近发表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的文章，题目是：《当前社会信仰危机的七个深层原因》。该文对胡锦涛等“领导同志”的政治“缺陷”提出了批评。文章说：近来“胡锦涛总书记、刘云山同志、雒树刚等领导同志都亲自关心公共理论课和理论信仰问题，李长春、陈至立等领导同志还在江苏和上海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表明中央非常重视。中宣部、教育部等过去和现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成效。不过，究其存在的主要原因，不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传和学得太少，或是基层教育宣传者的个人水平太差，而是因理论关节点、所有制结构、社会生活、宣教效果、学科方向、党章和教材内容、反教条主义等多方面存有缺陷所致。”文章在详细批判中央政治宣传无功而反的基础上，提出把重点放在灌输马克思主义“信仰”方面。文章毫不掩饰地主张否定邓小平“主要是反左”的观点：“邓小平在80年代说我们要反'左'防右，反'左'是主要的，这是有道理的，但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变成西化和右是主要的了，我们还在一味地反'左'，这也是某种教条主义。”该文反复提到作者的观点“与陈奎元同志比较相近”，陈奎元是什么人呢？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该人一直是党内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北京动态”的价值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近期传递出来的政治资讯不是单一的。《人民日报》12月4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弘扬宪法精神增强法制观念》，敏感的分析人士一时间搞不清楚北京忽左忽右的舆论宣传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开放》的文章披露，9月29日中宣部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召开全国媒体会议，下达最新文件，提出二十九条不准报导的内容，包括农民上访、土地拆迁、官民冲突等。但事实上，这几个月包括官方媒体和官方网站，相对来说，这些新闻是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上周海外媒体披露了中宣部禁止一些自由派作者发言的消息，这似乎可以作为胡锦涛推销行极左路线的证据。然而事实是，中宣部类似的黑名单政策，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它一直是中共钳制言论的经典方法之一。在江泽民时代，这种内部通知是丁关根的家常便饭。

　　总的来说，关於目前的极左喧嚣可以有以下几种分析：第一、毛派力量一直在司机而动，就象改革派想利用胡为自己服务一样，新老毛派力量也在从相反的方向做政治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极左言论并不一定代表胡本人的观点。至少到现在为止，胡并没有一篇公开讲话象江上台之后那样杀气腾腾，官方喉舌也没有在非常重要的版块上突出报道胡的反动。人们也不能说明，如果胡真的想倒退，他为什么不公开讲话？

　　第二、上述观点确实代表了胡的部分观点，但更重要的是代表了胡的政治运作的特点。首先，我不相信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思想，左、右对他都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哪种选择更有利於巩固权力。胡的权力之路有三大敌人：左右两方面的压力和江派力量的挚肘。前两者是外部压力，最后一条是内部压力。在我看来，相互矛盾的外部言论恰恰是对左右压力的回应，是一种政治平衡。而“内部讲话”（如果属实），主要是讲给江派人物的，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和钳制江派人物的人心。同时左倾言论或共产原教旨主义的立场，更能在党内斗争中佔有优势，同时也可以利用这种正统对“江泽民主义”的非正统进行警告，并保留清算的权力。胡江之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北京政局的的主导因素。第三、我认为自由派的政治评论必须超越一种情绪化，这种情绪化基本上是自寻烦恼：提出希望的是这些人，大喊绝望的也是这些人。中国政治的真相是：北京领导人没有什么变化，变化的是你自己的判断。江还是那个江，胡还是那个胡。有评论说中国政治现在收紧了，这个判断前提就有问题，它什么时候放松过呢？关於曾经放松的那种幻觉，本身就是值得反省的。

　　我对北京政治唯一有些乐观的时候是江胡同时在台上的时候。我转述的文章并不代表我本人的观点。分析北京政治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不应该是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或个人思想，而应该是权力的格局。中国政治松动的时候，永远不是领导人发善心要亲民或改革的时候，而是双元或多元寡头统治的时候。这种多元政治存在一些政策裂缝和权力对接下的模糊边界，这会给社会提供一些空间，自由是从那里成长起来的。八九年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有开明派惋惜胡温之间也存在分歧，我想倘若真有，也许对中国政治是一件好事。不过这不可能是近期的事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胡如何迷惑、收编和清理江派势力，应该是分析中国政治的主要根据。中共领导人上台初期刮左风，这是一种传统，也是稳定权力的需要。不出几年，胡又会向右转，这几乎是必然的。客观上他也没有能力回到毛时代去，即使他想这样做。当然，胡的右转与自由派知识份子期望的“右”差距实在太大了，或者是两回事。正因为如此，自由派应该坚持自己固有的政治原则，继续抵抗，而完全没有必要随着北京的政治戏剧一起骚动。北京动态只有“市场价值”，没有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