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失败了的伟大改革家

王鹏令（荷兰）


    得知赵紫阳先生去世的消息，作为一个一贯支援中国进行渐进全面改革的学者，我心里的悲痛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这些年来，每当念及紫阳先生六四后的处境，我便常常会想起叶利钦的政治命运在1987年之后发生的戏剧性变化。那一年，政治风头正健的叶利钦，突然因为与戈巴契夫政见不合而被撤职。可是两年多以后，他通过苏联历史上第一次（1990）自由选举，再次成为俄国政治舞台上的明星。他的幸运，在於他政治生涯中的那次严重挫折，恰好发生在苏共的政治迫害业已终止，而苏联的民主化进程正起步如飞之际。反观赵紫阳六四后的遭遇，他虽然没有象彭德怀、刘少奇那样被活活整死，也没有象许多老干部在文革中那样被打入牛棚，或者被关进牢房。可是，中共当局却把他的家变成了一座监狱！早在六四前夕，他已经被剥夺了自由。从那时起，这位年届耄耋、历尽沧桑的老人，在软禁中度过了十五个寒暑，如今终於走完了他的人生里程，盍然与世长辞。这固然是他个人晚年的不幸，但更是中国改革的悲剧。因为赵的悲剧并非产生於个人权力之争，而是直接地起因於两种改革战略的对立。


改革战略的对立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两个人（案指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可见在老邓看来，"反自由化"兹事体大，来不得丁点含糊。胡耀邦是"一手硬，一手软".赵紫阳呢，经济改革这一手很硬，没得说；但是他的"另一手"，却把"反自由化"这把"刀子"给丢掉了，这便危及了中共基本路线的"要害".

    所谓基本路线，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提出基本路线，主要不是基於某种意识形态的原则或理想，而是直接为他的改革战略目标服务的。所以我认为，只有从改革战略这样的视角来进行观察，才可能看清楚邓、赵之间的根本分歧和赵紫阳悲剧的性质和根源。

    概而言之，赵紫阳与邓小平在改革战略上的根本区别在於：邓小平只有"强国富民"的发展战略；与此相应，在他的改革战略中，政治改革处於从属并服务於经济改革的地位。与邓小平不同，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他已经把政治体制现代化列为中国改革的战略目标之一。正是基於这一目标，他在主持政治改革研讨和方案设计的过程中，试图通过"党政分权"，在理顺党与人大、党与政府、人大与政府关系的名义下，在国家政治层面上进行权力的分割与制衡，从而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注入"宪政共和"的因素。而且，他还主张进行包括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改革，进而建立多层次、多种形式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一方面逐步扩大群众的有序参与，为未来的民主化改革逐步奠定社会组织和社会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则通过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以便使改革可以在相对公正的条件下向前推进，平稳地实现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转型。这就把"社会改革"与"扩大参与"这两种对於"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纳入了改革的战略蓝图。赵紫阳与邓小平在改革战略上的根本分歧，就表现在以上三个方面。

    邓与赵之间的第一种分歧，早在进行政改方案研讨的过程中业已暴露出来，只不过由於赵的暂时妥协，分歧才得以回避。然而，在八九年那场政治和社会危机中，邓赵之间原来隐藏着的另外两种战略分歧却迅速明朗化：面对这场规模浩大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是本着社会改革和民主的原则，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呢，还是动用专政手段，以武力镇压来平息"动乱"？双方的答案及其后果，已是世人皆知的历史，无需重复了。值得注意的是：邓赵之间的后两种分歧，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因为邓小平早已有言在先："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这意思就是说，民主不民主，我老邓并不在乎，我要的是"效率和秩序"；"专政"既不是"吃素"的，也不是"银样蜡枪头"，枪桿子可以恢复秩序；而有秩序才可能有效率，有效率就可以"强国富民"；共产党的政权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就是邓小平的政治逻辑。足见赵与邓在八九年的分道扬镳，其根源於在双方改革战略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在面临政治社会危机时的激化，则是导致赵紫阳的悲剧的直接原因。


失败的政治改革

    平心而论，邓小平的发展战略，延续了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追求"民富国强"的梦想，而且在经济领域确实也获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因其改革战略上的严重失衡而导致弊病丛生，隐患深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改革的悲剧在於：六四枪声在无情宣告了赵紫阳政治和社会改革实践失败的同时，也扼杀了校正改革战略、从而使改革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一次机会。

    是的，赵紫阳在8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改革实践是失败了。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假如说，改革派在1987年那次以胡耀邦被废黜为标志的失败，还不免有点"淒淒惨惨戚戚"的话，那么，赵紫阳於六四前后在基本政治原则问题上所表现的坚定、高贵和从容，却为改革派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全局性失败，平添了不少悲壮和光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近年来，竟有人以"责任伦理"来责备赵紫阳，认为他当年反对戒严是只顾个人"清誉"，结果导致了民众的牺牲和党内开明改革派的几乎全军覆没。在我看来，这是对责任伦理的一种误解，甚至庸俗化。须知，面对那场危机，赵紫阳所坚持的原则，是直接针对眼前事变和具有正当、可行的根据的，与那些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理想或抽象道德原理性质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践行这些已经过中共"十三大"批准的改革原则，本来就是他作为总书记的责任，那实际是要把对邓小平改革战略的修正，从思想、言论和"书面条文"的层面，推进到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去。应该说，这是一种理性而负责的抉择。按照韦伯的观点，在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情境下，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相辅相成，合起来将使人成为"道地的人".在我心目中，八九年的紫阳先生正是一位"道地的人"，一位光荣失败了的伟大政治家和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