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先生的去世与1989民运及1976年的四五运动的对比

魏京生


    赵紫阳先生于1月17日离开这个世界，终年85岁。他的去世，引起了中共极大的恐慌。中共当局派出了武警、便衣和军队，封锁了赵紫阳住宅附近和天安门广场等敏感地区。赵紫阳的去世也引起了一大批希望中共下台的人士的关注。他们都在问：会不会像周恩来、胡耀邦去世那样引发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或者问：为什么没有引发大规模群众抗议，你们中国人不是喜欢借死人骂活人吗？

    咱们中国人必须承认，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确有这种近乎懦弱的习俗。当人们想说而又不敢说的时候，借屍还魂，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等等曲折的表达方式就成为通常的选择。但这在西方人的完全沈默或者大肆发作之外，似乎又多了一些选择，多了一些中间的方式——既不是完全的懦弱又不是完全翻脸。这似乎成为一种优点。这几种中间选择的最大优点就是给向前或向后都留有余地。而留有余地的前提是人们对向后退一步抱有能解决问题的希望，或者说对和平解决抱有希望。否则就只有向前一步撕破脸皮对抗的选择了。

    清明节是咱们中国人悼念死者的节日。28年前周恩来死的那个清明节，人们藉口悼念周恩来，在天安门广场聚众闹事，引发了着名的“四五”运动。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有考虑要不要共产党的制度，主流的口号是不要共产党内的一些人，而支援共产党内的那些人。具体说就是打倒以江青为首的毛泽东的继承者，支援似乎是反毛的邓小平集团。当时中国人的主流看法是：共产党的制度是好的，毛泽东的政策搞坏了。所以反掉毛的政策，一切都会变好。当时的中国人民对共产党仍给予极大的希望。说那些参加“四五”运动的人士反革命，的确是极大的冤枉。所以邓小平、胡耀邦上台后，首先给“四五”运动参加者平反是顺理成章，合乎共产党思维的明智之举。实际上这种平反并没有在党内引起多大的异议。

    16年前的1989年，胡耀邦在会议上与党内保守派激烈争吵时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后不久就去世了。当时正在轰轰烈烈蓬勃发展中的民主运动，借着人们对这位敢说敢做的领导人遭遇的同情，达到一个高潮。89年的民主运动的主流口号仍然是不反共，但要求改变一党专制，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这和1976年的四五运动有本质的区别。用中共的标准来衡量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因为他反的不是中共的某个派别，而是反对中共的制度，所以中共不可能给89民运平反。但是这场运动的最初设计者，仍然在仿照1976年的模式设计他们的策略。企图用拥护赵紫阳打倒邓小平的方式改变中共的路线，来达到改革而不是彻底改变制度的目标。运动的发展偏离了设计者的目标，是因为当时中国人的主流意识已不仅仅停留在要求改革的水平上。多数人认为应该改掉的是一党专政的制度，目标是实现西方式的民主。

    28年前的第一次运动被“工人民兵”的棍棒击溃了。 16年前的第二次运动就动员了几乎全社会的人上街。但这次当军队开着坦克进来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的时候，被击溃的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信心，而是全社会对中共尚存的一点希望。没有希望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也就没有了中间选择——拥谁反谁，借屍还魂之类的形式了。这就是赵紫阳死后人们反应冷淡的真正原因。

    这种反应冷淡对中共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它说明中国人的主流想法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忍辱继续沈默，或者忍无可忍铤而走险。实际上不同方式不同规模的铤而走险，恰恰是最近几年中国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主要形式。任何政府镇压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在这种形势下中共还取消了能起到一点缓和作用的“上访制度”，的确是自掘坟墓，愚不可及。他们不敢利用赵紫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去欺骗人民，拉拢人民，则说明了他们虚弱和怯懦的性格——中共已很难经受任何大的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