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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的去世与2次民运的对比..魏京生
 
 

赵紫阳先生的去世与1989民运及1976年的四五运动的对比

魏京生


    赵紫阳先生于1月17日离开这个世界,终年85岁。他的去世,引起了中共极大的恐慌。中共当局派出了武警、便衣和军队,封锁了赵紫阳住宅附近和天安门广场等敏感地区。赵紫阳的去世也引起了一大批希望中共下台的人士的关注。他们都在问:会不会像周恩来、胡耀邦去世那样引发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或者问:为什么没有引发大规模群众抗议,你们中国人不是喜欢借死人骂活人吗?

    咱们中国人必须承认,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确有这种近乎懦弱的习俗。当人们想说而又不敢说的时候,借屍还魂,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等等曲折的表达方式就成为通常的选择。但这在西方人的完全沈默或者大肆发作之外,似乎又多了一些选择,多了一些中间的方式——既不是完全的懦弱又不是完全翻脸。这似乎成为一种优点。这几种中间选择的最大优点就是给向前或向后都留有余地。而留有余地的前提是人们对向后退一步抱有能解决问题的希望,或者说对和平解决抱有希望。否则就只有向前一步撕破脸皮对抗的选择了。

    清明节是咱们中国人悼念死者的节日。28年前周恩来死的那个清明节,人们藉口悼念周恩来,在天安门广场聚众闹事,引发了着名的“四五”运动。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有考虑要不要共产党的制度,主流的口号是不要共产党内的一些人,而支援共产党内的那些人。具体说就是打倒以江青为首的毛泽东的继承者,支援似乎是反毛的邓小平集团。当时中国人的主流看法是:共产党的制度是好的,毛泽东的政策搞坏了。所以反掉毛的政策,一切都会变好。当时的中国人民对共产党仍给予极大的希望。说那些参加“四五”运动的人士反革命,的确是极大的冤枉。所以邓小平、胡耀邦上台后,首先给“四五”运动参加者平反是顺理成章,合乎共产党思维的明智之举。实际上这种平反并没有在党内引起多大的异议。

    16年前的1989年,胡耀邦在会议上与党内保守派激烈争吵时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后不久就去世了。当时正在轰轰烈烈蓬勃发展中的民主运动,借着人们对这位敢说敢做的领导人遭遇的同情,达到一个高潮。89年的民主运动的主流口号仍然是不反共,但要求改变一党专制,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这和1976年的四五运动有本质的区别。用中共的标准来衡量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因为他反的不是中共的某个派别,而是反对中共的制度,所以中共不可能给89民运平反。但是这场运动的最初设计者,仍然在仿照1976年的模式设计他们的策略。企图用拥护赵紫阳打倒邓小平的方式改变中共的路线,来达到改革而不是彻底改变制度的目标。运动的发展偏离了设计者的目标,是因为当时中国人的主流意识已不仅仅停留在要求改革的水平上。多数人认为应该改掉的是一党专政的制度,目标是实现西方式的民主。

    28年前的第一次运动被“工人民兵”的棍棒击溃了。 16年前的第二次运动就动员了几乎全社会的人上街。但这次当军队开着坦克进来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的时候,被击溃的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信心,而是全社会对中共尚存的一点希望。没有希望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也就没有了中间选择——拥谁反谁,借屍还魂之类的形式了。这就是赵紫阳死后人们反应冷淡的真正原因。

    这种反应冷淡对中共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它说明中国人的主流想法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忍辱继续沈默,或者忍无可忍铤而走险。实际上不同方式不同规模的铤而走险,恰恰是最近几年中国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主要形式。任何政府镇压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在这种形势下中共还取消了能起到一点缓和作用的“上访制度”,的确是自掘坟墓,愚不可及。他们不敢利用赵紫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去欺骗人民,拉拢人民,则说明了他们虚弱和怯懦的性格——中共已很难经受任何大的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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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魏京生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5年2月28日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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