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赵紫阳的两个研究题目
亚衣
一月二十一日晚,香港。背包里装着几本刚刚从印刷厂取出的《流亡者访谈录》,我来到了维多利亚公园,参加香港民众悼念赵紫阳的烛光晚会。黑暗中一万多支闪烁的烛光如同平民百姓明亮的眼睛,注视着赵紫阳的巨幅遗像,与周围高楼大厦的华丽灯柱交相辉映,使我心中感到阵阵震撼。
“您这本书在这个时候出版,是不是为了悼念赵紫阳先生?”香港朋友问我。
“当然不是。”——将十年间发表的对几十名中国政治流亡者的访问集成一书,是我的夙愿。历史的线条纵横交叉,也许由於赵紫阳先生在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我的这本书与他也真有关联。在我的记忆中,至少有两个地方值得一提。
中共的“秘密决定”与赵紫阳“泄露机密”
一九九五年底,我採访了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吴国光,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他,准备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任教。
我问国光,作为赵紫阳的研究班子,当年除了应命写作,有没有主动提出什么政见?国光说了一件事。赵紫阳在十三大就任中共总书记,要在一中全会上发表第一个讲话。赵忙於开会,鲍彤便提了一个想法,说“小平同志的智慧和能力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要由小平同志最后拍板。”鲍彤让国光写,国光开始不赞成,认为邓小平应该全部退下来,后来被鲍彤说服。鲍彤认为在党内一帮老人中,邓小平比其他老人更支持改革。在老人们都要干政的情况下,赵作为新任总书记,好比一个媳妇要侍候好多婆婆。把邓小平擡出来,会减弱其他老人对改革的干扰。国光按照鲍彤的意思起草了讲话,鲍彤修改后交给赵,赵就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了。这就是所谓“中共党内有一个秘密决定,重要事情由邓小平拍板”的由来。这也是多年后赵紫阳会见戈尔巴契夫时公开说的那段话的意思。
我觉得从现代程序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强调非职务个人作用的说法的错误似乎比较明显。国光认为这是现实政治的制约,因为现实的中国政治不是程序政治。国光也承认当时赵紫阳和鲍彤过高地估计了邓小平在改革上的支持;承认后来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邓与赵的分歧越来越大,这个讲话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中国当代历史研究者应当注意到的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赵紫阳会见戈尔巴契夫公佈了这个中共党内的“秘密决定”之后中共党内外斗争的骤然变化,以及赵紫阳的这个行为被指称为“分裂党”或“泄露党的机密”的罪行或错误。然后需要思索的就是:第一,这个“主意”的原创者究竟是赵紫阳还是鲍彤?如果是鲍彤,那么他的这个主意在政治上究竟是帮了还是害了赵紫阳?对中国政治改革起了正面还是负面的作用?第二,八九民运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向戈尔巴契夫公佈了这个“秘密”,赵紫阳的这个政治行为有什么特殊的政治目的?它在邓小平最后决定抛弃赵紫阳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社会民主党推举赵紫阳为名誉主席——赵紫阳是否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国社会民主党在美国纽约成立。该党主席为刘国凯,方圆任副主席兼秘书长。《流亡者访谈录》收入了我对刘国凯和方圆的访谈,主题是社会民主主义和中国。
中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该党成立大会上宣佈,推举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为该党名誉主席。在我当时看来,这个消息至关重要,我必须确定其是否是真,当然我没有一点理由说它是假。而且根据我对这个党的主要负责人的诚信的了解,我也不认为他们故意在“拉大旗作虎皮”。
我问:“赵紫阳是否愿意担任贵党名誉主席?他的真实想法你们是否了解?”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回答:“这一点我们是有根据的。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我不能说得很明白,但我们确信他是很乐意的。”
在这个问题被确定之后,我接下来的问题是:“至少有一点认识是很多人共同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根本冲突。”
“赵在天安门事件中不与杀人罪犯为伍,赢得了人民新的尊重;但是至今为止,没有听说过他放弃过共产主义,贵党将共产党人作为名誉主席,可能使人感到困惑。”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赵紫阳做了充分肯定,他们将赵紫阳看成一代共产党人的代表,而当年这一代人追求的就是“原始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他们认为要将当年为了共产党提出的某些好主张而加入进去的一些精英与后来这个党区分开来。“对赵紫阳,我们党内的意见是第一,他是战后追随民主潮流的青年知识份子;第二,他主政之后推行的是自由化和市场经济,中共党内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口号是他,这口号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追求非常接近;第三,看他对民主运动的态度是镇压还是同情。因此,我们认为赵紫阳追求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
这里涉及到一个争论多年的课题:“当年共产党争取民主究竟是真是假?”一种观点认为共产党当年追求民主是真诚的,祇是掌权之后变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共产党在掌权之前就是一个阴谋集团,至多类似历史上企图自己做皇帝的农民造反集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祇是当年挥舞的旗帜,一旦掌权,马上丢弃。
从这里延伸开来,还涉及到赵紫阳一类是好的共产党人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果他们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那么,这些人在中囯共产党内有多大数量的人群?在不同年龄层次中佔有多少比例?有多少深厚的社会基础?现在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哪一些?对於中国民主运动的未来发展及中囯共产党的和平演变,这也许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研究内容。
(《议报》1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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