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中国
　　
林培瑞（Perry Link）
　　
　　
　　一，中国对我的吸引力
　　
　　前些日子我过了60岁生日。花甲一轮，感觉到这个里程碑来得有点突然。似乎觉得还没到回顾一生的时候，还是应该好好回顾一下。我上中学的时候喜欢物理，在大学时喜欢上了哲学（最欣赏英国的分析派哲学），本科毕业以后改念中国历史和文学，后来一辈子就被中国吸引住了。念了许多书，交了许多朋友，转眼已经过了大半辈子，再回去走物理或哲学的路已经来不及了。
　　
　　中国对我的奇特吸引力是多方面的，不容易一句话说清楚。但我在回顾的过程中，还是能意识到有几个人对我的影响特别大。这里所说的“影响”指的是认识和观念上的影响。我对中国的基本理解是从哪儿来的？古代和“现代”（大约1850-1950年）且先不说，对当代中国的基本认识，我获益最多的，就是二十多年间接触刘宾雁和他的作品。我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架构和价值观的理解，受他的影响是最深的。
　　
　　我第一次看到宾雁的作品是1979年10月。我刚到北京，准备做一年的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有一天一位普林斯顿的华人同事的侄子，从他在北京的家到友谊宾馆来看我，手里拿着一本79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把期刊放在我的桌上说：“这是关于中国的索引”。
　　
　　“什么索引？”我问。
　　
　　“叫《人妖之间》，你看看。”
　　
　　我读了。刚到中国不久，我根本没资格判断什么“索引”不“索引”，但对《人妖之间》，立刻感到很强的吸引力。为什么？
　　
　　首先是因为真实感。1979到中国去做研究的外国人少之又少，我到哪儿都受到特殊待遇。到新华书店、中央广播电台、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每次都有二十几个、甚至四十几个工作人员出来跟 “外国朋友” 喝茶、做访问，在“无拘无束”的气氛里“尽兴地”把“个人的看法”说出来。实际上气氛拘谨得不得了，说“无拘无束”明显是假话。我作为外国人感觉得到，在场的中国人也不可能没有感觉。当时的“伤痕文学”好一些，但也有类似的问题。常常揭发文革时期（有的也涉及更早的大跃进时期或反右时期）的各种罪恶、暴力、腐败和冤假错案，中国读者读得很兴奋，我也跟着很兴奋，但总觉得大部分作品还有“概念主义”的问题。毛时代的英雄人物“打击走资派”，“伤痕时期的英雄人物”粉碎“四人帮”，物件很不同，但姿态常常差不多。“横眉冷对”等等，给我一种不十分真实的感觉。
　　
　　
　　二，宾雁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
　　
　　宾雁的作品很不同，读起来耳目一新。语言是自然的，没有“表现”和“实际”之间的距离。作者似乎在直接跟我交谈，故事里也还是有“英雄”，但不是那种设计好了的模范英雄，，人高马大、相貌堂堂之类，而是一些常常从社会中层或下层来的，甚至坐过牢的有自然生活气息的老百姓。“人妖之间”里的刘长春和史怀亮是“小人物”，可是“办大事”：“第五个穿大衣的人”里的金大清，在自己的心理负担很重，压力重重的同时，还“以天下为己任”地替别人服务效劳。
　　
　　宾雁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对我产生那么强的吸引力，另外一个原因大概跟道德概念在作品中的主要位置有关。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个人有些不约而同的共同倾向。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接触中国以前，已经对道德概念发生了兴趣。在大学念哲学系的时候，我选的学士论文题目是“道德概念是否是普遍的？”论述颇为幼稚，，但很诚恳。结论是肯定的：基本的道德概念是人类共用的，但共用的原因不是因为有外在的权威——上帝、法律、“合理性”、等等——而是因为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自然的倾向。哲学家感觉得到，老百姓也感觉得到，各种文化基本上也都接受。因此宾雁的作品反映出中国老百姓的道德概念，在我听来是旧曲新唱了。
　　我那一年在中国做研究，除了访问十几个“工作单位”以外，还见了三十多位中国作家。但一直没能见到刘宾雁。我的接待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跟社科院提了几次想见刘宾雁的要求，都没有结果。宾雁老是“在外地”，“”现在不方便“等等。社科院大概没有意识到，他们这种敷衍的话，会在一位年轻美国学者的心里产生多么大的反作用。远方的和尚好念经，我越见不到宾雁，宾雁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显得越重要，越神秘，越代表我想追求的”真正的中国“。
　　
　　
　　三，我们是神交
　　
　　回美国以后我编了一本篇幅不长的《刘宾雁小说与报告文学》的英文集子。第一次与宾雁见面，是1982年他到美国来开第一次在加州大学举行的“中美作家会议”。在一个鸡尾酒会的场合，我看到了他，走过去握手，自我介绍：“我叫林培瑞，，久仰……”
　　
　　“我知道。我们是神交。”宾雁大概这样回答了。我现在不能确切记得他的原话是什么，但“神交”两个字肯定用了。当时“神交”对我是新的中文辞汇。鸡尾酒会以后忙着去查字典，心里感到格外高兴。
　　
　　后来与宾雁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他1988年从中国出来，先到加州大学来讲了一个学期的课。我当时也在加州大学，准备那一年的秋天到北京去做一年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事。88年的春天宾雁告诉我，“中国知识界最近挺有意思。你可以记记日记，可能会发生事情。”宾雁的话果然应验了。1989的“事情”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了。“记日记”的劝告也成为了我的那本《北京夜话》的最早的种子。
　　
　　1990年代初，宾雁和朱洪到普林斯顿来安家后，我跟他们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普大办了一个“中国学社”，开了许多讨论会。宾雁给大学生开了一门“当代中国社会”的课程，宾雁和朱洪编了CHINA FOCUS和《大路》，活动很多，我在这儿无法一一列举，但通过这些活动，我对宾雁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四，我对宾雁的认识
　　
　　我不敢说这些认识“深”到哪儿去，但有一点我觉得很有趣，姑且提出来给读者参考。宾雁的个性特点里，有一种“阴阳对比”的关系，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在他的身上却是统一的。
　　
　　比如，他非常关心中国，似乎天天不忘，时时不舍，但他个人的性格又很难说是典型的“中国”性格。先说第一方面：他的关心中国。我认识不少“流亡海外”的中国朋友，流亡若干年以后走的路子也慢慢就很不同了。有念书拿学位的，有做生意发财的，有信教去讲道的，有嫁美国人养家的，但无论如何，这些路子多多少少都使人走出中国的心理境界，融入西方的世俗社会里面。在我认识的这些朋友中，没有一个人比刘宾雁更加把“心”留在了中国。
　　
　　有任何一点关于中国的资讯，他总感兴趣，有任何人从国内出来，他总愿意听听情况。的确，宾雁的兴趣不限于中国，他对全世界的新闻都感兴趣，知识面也很广，掌握的历史知识很深。但他对美国、拉丁美洲、欧洲、前苏联等地的兴趣，常常都是跟中国有关系的。中国跟人家怎么比较？哪些方面能借鉴？三十多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夏志清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题名《现代中国作家的负担：被中国魂牵梦扰》（obsessed with China）。夏先生所指的是“五四”一代的鲁迅、老舍、巴金、茅盾等人，但我认为这个特点在宾雁的身上（以及二十世纪下半叶其他比较优秀的中国作家的身上），也相当明显。
　　
　　阴阳的第二面呢？尽管宾雁很关心中国，多么被中国“缠住”了。可是有一些“中国特色”在他的身上并不容易找到。中国人的耐心是有名的。逆来顺受，遇到不公正时心里酸可是不吭声，得过且过，免得惹更大的麻烦。看到普遍问题，影响很多人的利益的问题，还是常常不反抗，让别人站出来吧。枪打出头鸟，还是做旁观者安全。鲁迅早在《阿Q正传》里就把这个“民族特点”提出来了，后来在后半世纪的极权主义制度之下这一特点又恶化了许多。但刘宾雁呢？在这方面多么“不中国”！看到不公正，说！面临挑战，写！“人妖之间”出来的时候怎么会显得那么独一无二？难道唯独刘宾雁看到了腐败现象吗？当然不是。刘宾雁的希奇是因为有胆子把它写出来。作品马上在全国打响的现象正好说明千千万万别人早就看到了腐败问题。前不久我跟宾雁作了一次较长的录音访问，我问他这一方面的性格怎么会显得跟一般同胞那么不同，他说他幼年在比较开放的哈尔滨长大，父母也对他较为放任，这两点可能是因素。但天然性格当然也是一个因素。无论如何，这对比是值得注意的：那么热爱中国，又在性格上那么“不中国”。这就是宾雁。
　　
　　宾雁的另外一方面的“阴阳对比”，是他能够同时照顾到大理想和小细节。理想自然是宏观的东西，概括性尽量广的东西。（这一点康得可能说得最好：衡量一项行为的“善与不善”的标准，是你能不能把它的准则无限地扩大化。）宾雁的作品没有一个不充满理想概念。揭发黑暗当然不是为了黑暗本身，而是为了起衬托作用，为了说明有“不黑暗”的可能性。没有理想，“揭发”的概念没法运作。但有趣的是，虽然宾雁的文章里一直关心宏观理想，一直被理想缠住，但写的内容多半是小细节。这写法给文章一种活生生的气息，而且作为把理想介绍给读者的写作方法，也是比较聪明的。与其大叫大喊“腐败是不对的！”不如客观地、细致地把事实写出来，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最后的结论肯定跟作家的一样，但读者自己“发现”比作者给他说教，印象要深刻得多。
　　
　　
　　五，我对宾雁作品的认识
　　
　　有人说宾雁的作品有点“松散”，组织似乎不太严密，小细节显得多了一些，时间的叙述不一定直线，空间也会跳来跳去。但如果说这些都是缺陷，倒不如说是它的长处。第一，宾雁的小细节是选得很精明的，很难找到一个不起作用的细节。例如，关于时间和地点的“不严密”安排，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这样问：要是叙述“不严密”的话，为什么整篇文章能给读者很强——不是一般强，而是非常强——的“统一”的感觉？是什么把它统一化了？托尔斯泰有过这样一句话：
　　
　　一部作品给读者的“统一”感觉，小部分原因是因为人物、题材和情节的结构，而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作者的道德视野一直存在，，一直靠得住。
　　
　　我觉得把托尔斯泰的这句话放在宾雁作品上恰到好处。甚至于，我怀疑宾雁的“松散”结构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故意的——因为作品里最值得思考的是道德视野层面，用这个线索来引导读者，比时间和空间的线索更重要。
　　
　　宾雁作品常常能够从小细节上说明宏观问题，来自于他的另外一个特点：他的很不寻常的分析能力。我在１９８８年春天听他在加州大学讲课的时候得到的印象很深：对任何现象，他观察以后再推理，推理以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你本来没想到过的。他的作品里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关于一次无效采访的报告》里，宾雁注意到一位法庭的秘书记的笔记很奇怪。《人民日报》记者来调查冤案，法庭人员不情愿地接受采访，请人记笔记，但记下来的却不是答案内容，而净是记者所问的问题！这是一个小细节，但说明要害问题：法庭关心的不是事情的真相，不是案子的真假，而是怎样对付记者，甚至怎样预备告记者的状。宾雁的观察和推理很敏锐，说句笑话，来世若不再当记者，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侦探。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刘宾雁在中国文代会上讲话。《人妖之间》刚出来不久，引起了争论，在场的作家都希望宾雁能够坚持住，不要因为怕事而停笔。宾雁在演讲结尾说了几句很机智的话，引发了全体的热烈鼓掌：“我从小数学不好，在小学里数学课最差。但有一个数学题目我早就想明白了。一篇错误的文章等于一顶右派帽子，但一百篇类似的文章也等于一顶右派帽子。应该继续写吗？”
　　
　　宾雁的分析能力不仅仅限于对细节的关注。在宏观的问题上他也很善于推理。最近，他回顾冷战的历史，提出一个问题：1940、50年代形成的冷战，对整个20世纪的后半叶的深远影响——比如，冷战是否提供了毛泽东可以乱来一通的历史空间？冷战是否播下了21世纪的“恐怖主义”的种子？在这些大本大原的问题上，宾雁的推理能力也很有独创性。
　　
　　
　　六，培瑞，你恐怕没懂
　　
　　我记得1998年，宾雁读了何清涟的《中国的陷阱》以后，极力向我推荐。他把内容要点讲给我听，我帮他组织了一篇英文书评，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我把初稿写出来寄给宾雁，他很客气，可是也很直接，说：“培瑞，你恐怕没懂这本书的基本论点。”怎么没懂？我心里想。我写出来的都是官方腐败的例子，也说明了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涉及了外国公司，而且很多贪官污吏把款子非法地送到外国去存起来了。这些我都写出来了，文章也很长。怎么会还不够呢？后来，宾雁很耐心跟我解释了他的看法。宾雁的意思是：何的书证明腐败的大幅度的增加只是她的一部分贡献；书的新突破，最重要的贡献，是几点关于社会本质的变化的问题，即：
　　
　　——原先“工作单位”的公家财产被剥夺（等于被偷窃）到私人的手里。许多“市场经济的扩大”不是致富而是财富转手而已。
　　
　　——偷窃国家财产的人和政权之间有默契：我允许你偷，你支援我。（何况，多半偷财产的人本来就是政府的官员。）
　　
　　——工人老百姓并不愚蠢。清清楚楚地看到“公转私”的新局面，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因此也受到严重的损害。（上面在大抢特抢，我小老百姓何苦那么规矩呢？）
　　
　　宾雁解释了这些道理之后，我一下子明白了。他说的对，我本来是真的“没懂”。我看到了同样的事实，但没能像宾雁那样分析得那么深刻。
　　
　　1996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管理普大的语言班。刚到机场，边防警察就截住了我，对我不客气地说：“上面不同意你到我们国家来。”于是我被迫登上了下一班飞机回到了美国。以后的八年，我一直拿不到签证，无法到中国去。常常有人问我：“你作为汉学家，无法到中国去，不觉得孤立吗？”我总是告诉他们，我要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研究生或助理教授，我真的要担心黑名单会影响我的工作机会和事业；但在我这样的年龄的汉学家来看，脚踏不上中国领土，虽然有些难过，有些不方便，特别是有些事情应该做而没法做，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立”。
　　
　　为什么我不觉得孤立呢？一方面是因为大学的图书馆很充沛，几乎所有需要的书报都可以拿到手。还有现代世界的通讯手段——电话、电邮、万维网——天天给我的资讯多得我常常觉得应付不过来。
　　
　　资讯足够，但感情上怎样呢？中国安全部把我归类于“反华”人士、“敌对外国势力”等等，难道我对中国不觉得有点“异化”吗？但我感觉不到。真的丝毫没有异化的感。这又是为什么呢？反省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我的中国朋友。前不久过60生日的那天，宾雁朱洪等二十多个中国朋友来到我家里庆祝。有的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我的中国，是这些朋友所代表的中国，也是鲁迅的中国、老舍的中国、闻一多的中国、乃至侯宝林的中国，等等，等等。与江泽民，罗干之辈的“国家机器”完全是两码事。在我的感情里，刘宾雁愿意来庆祝我的生日，罗干同时给我戴上“反华”帽子是有点荒诞的，甚至是又滑稽又好玩儿的。帽子戴起来轻如鸿毛，一点儿也不影响我对中国的感情。（有趣的是，要是罗干们一旦改口说林培瑞是“中国的朋友”，那顶帽子的问题就大了。与罗干说的那个“中国”——或者当上像基辛格那样的“朋友”，我可不行。）
　　
　　中国官方很喜欢用“代表”两个字。各层政府都有“人民代表”，江泽民发明了“三个代表”，使馆的人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的时候介绍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多可怜的两个字，用在那么多的空话里！我们给这两个字翻身吧！在我这个用了大半辈子来研究中国的汉学家的眼里，没有人比刘宾雁更值得做当代中国的代表——刘宾雁，他代表我心中的中国。
　　
　　2004年10月15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