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自由阳光遗忘的“六四暴徒”群体——“六四”十六周年忌日特别祭文

赵  昕（北京）


一、有些事绝不能遗忘

    有些事绝不能遗忘，有些话不得不说。可是在这样一个功利追星、娱乐至死的世代，太多不该遗忘的事情被遗忘，太多应该说的话没人说，太多的伤痛留在了这些本来绝不该被自由阳光遗忘的受难者心头——即使他们是那样的高尚善良，即使他们遭受了太多的迫害和苦难，即使他们正是为了苟活至今的我们才挺身而出的！

    十六年前的今天，北京(也包括全国各地)的社会各界良心人士，包括市民、工人、干部、学生，为了阻止戒严部队入城血腥屠杀无辜学生和知识份子，甚至还怀着对人民子弟兵及共产党的善良幻想，自发地赶赴各个交通要道，企图凭着自己的血肉之躯，手无寸铁地劝阻戒严部队入城屠杀——结果不言而喻，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不瞑目地倒在了侩子手的枪口下，至死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成为了“六四死难者”；另一部分人受伤致残，侥幸留下一条活命，这么多年来一直艰难而屈辱地活着，成为“六四伤残者”，如齐志勇、方圆、庞梅青、黄林、张斌；还有很多人侥幸逃离屠杀现场，却在“秋后算帐”和举报中，无端成为“反革命六四暴徒”，纷纷被抓进各地监狱重判快判，刑期或长或短，有期、无期、死缓，甚至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成为“反革命暴乱”的替罪羔羊——更加悲惨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十六年来，这最少达六、七百人以上的“六四暴徒”群体，孤苦无助地承受了无尽的苦难，却几乎彻底地，被自由世界的我们，遗忘贻尽。


二、被自由阳光遗忘的“六四暴徒”

    在这些被自由阳光遗忘的“六四暴徒”中，有笔者亲自接触过的，和根据多年的访谈记录下来的，残缺不全的案例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的赵刚、许敬、史虹挥等学生，他们仅仅是因为把市民捡来的枪支展览后，交给了学校的保卫部，就被诬告为“反革命暴徒”，打入铁牢：赵刚被判刑五年，江苏高考状元许敬被判刑十年，史虹挥被关了一年后释放。目前，赵刚和史虹挥都在北京生活，许敬在江苏服刑后，现况不详；

    北京一个化工厂的青年工人齐辉，“六四”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正好与我在204号楼19监号一起关过两个月时间。因为是“六四暴徒”，长时间被戴着十几斤的大号脚镣。据齐辉在秦城监狱时跟我讲，他在被押送到秦城监狱途中时，还被戒严部队战士从军车上拖到野地里，毒打之后又浇上汽油准备活活烧死他，幸而他极力苦苦哀求，加上又有人来了，才免得一死。调整监号后，我就再没有他的消息，只是听说齐辉又被转监狱了；

    孙传恒、刘子厚、胡忠喜、李宝芹、侯军，被以“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重刑，当时判这种罪名的人并不多见。孙传恒是“工自联”骨干，被判最重，无期徒刑，属于“六四反革命”之中刑期最长的之一。在难友眼中，他为人谦和，勤学不辍，又是硬骨头，多次和韩罡等“反革命”抗议劳改产品出口，向狱方提出改善狱内政治犯待遇的问题。孙传恒常讲：“我们的权利是争来的，不是恩赐来的。”这些年孙传恒身体很瘦弱，患有腰椎病、肠结核、贫血等综合病症。他的父母年纪都很大了，每月依靠4、5百元的退休金，除去交房屋、水电费和看望传恒的开销之外，所剩无几；董盛坤，原是北京一家印刷厂的工人。“六四”那天，他正赶上下夜班回家。半路上，他看见到处是火光冲天，到处是喧闹的人群，到处是人们的哭喊声，董盛坤被惨烈场面惊呆了。当时，他最惦记的，就是家中的妻子和刚刚降生不久的孩子。于是，他不顾一切冲开杂乱的人群，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往家赶。但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遇到了一队军人。拥挤在道路上的人群还没有反应过来，军人们已经向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许多人倒下了，从此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由于董盛坤当过兵，知道一些军事常识，为了保护自己，他没有跟着人群乱跑，而是甩掉自行车卧伏在路边的花坛中。枪声停了，军人走了，他才从地上爬起来，狂奔进一条胡同，坐在街上的一个门楼下面歇斯底里地狂笑不止……没过几天，董盛坤就被抓走了，罪名是放火烧军车，证据是据说有一个公安特工记下了董盛坤的自行车牌号。为了不死在大兵毒打之下，他也只能屈打成招。最后法官留情，把董盛坤判了个死缓，留了一条命。终日生活在恐怖环境中16年，董盛坤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人格未变，他家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崇文区龙潭西里16楼3单元8号。只是提起往事，他仍然感到不寒而栗。

    刘玉生，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刘玉生平时就是一个热心人，“6．4”时就更闲不住了。用他的话讲：“解放军都围在城边上了，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怎么着也得尽一份！”当谁都没想到的屠杀终于发生的时候，刘玉生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头顶上密集的子弹，不时划过漆黑的夜空；街头到处都是隆隆的坦克声。军队过后，道路两侧的墙壁上布满了弹孔。一些瘫痪了的装甲运兵车、坦克车还停在路边。军人早已随着大部队跑掉了，只有上面的机关枪，还可怕地对着街头的市民。为了不使这些武器成为杀人凶器，他和一些市民一起把机关枪从坦克车上卸下来，扔在了路边。没过几天邻里举报，他就被军人们抓走了。


三、军人们对待“暴徒”的态度

    当时，军人们对待“暴徒”的态度是“往死里打”，他也只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交待”了自己的“罪行”。结果，他被定为“破坏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关押在第1监狱时，由于生存条件恶劣，他身上许多处发生了腐烂。最大的患处，直径达12厘米。由于“医务所”恶劣，难友们只能自己“治疗”——方法是：先让几个人把他按住，然后由“主治大夫”用捡回的碎玻璃把他患处的烂肉刮掉，直到见到粉色的新肉来；最后，在整理好的伤口上涂上食用盐，用卫生纸缚住，“手术”就算完成。生命力真是强大，几天后，他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痊愈了。98年，刘玉生又大病一场，命最后保住，但小脑被摘除了。至今他依然认为，“六四”那一晚他做了这一辈子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其他资料不详的“六四暴徒”还有：

    “苗大侠”，因为烧军车被以“反革命破坏罪”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死缓，在监狱里曾经有一次被管教武警长时间用七根电棍电而死不屈服，因此被难友们尊称为“苗大侠”，真名反而都记不住了；

    王稼祥，年龄最大的“六四暴徒”，出于义愤，七十多岁的老人参与了烧军车的行为，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死缓，1997年八十多岁时，死于北京第二监狱；

    朱文义，因烧公共汽车阻止戒严部队入城，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死缓，关押在北京二监；

    张燕生，因为在家里抄出几件军衣，被以“抢劫罪”判处无期；高亮，因为用砖头砸烂军车玻璃，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无期徒刑；

    蒋生，因为在家里抄出一些军用设备，被以“抢劫罪”判处20年有期徒刑；

    孙燕才两亲兄弟，家住大兴县，因为用石头砸入城戒严部队，被交通摄像机拍到，被以“破坏罪”，一个被判处十七年，一个被判处十五年；

    路洪泽，一个所谓“六四暴徒”，1998年4月突然生病，没几天就含冤死去（1998年4月18日）；

    另外，还有孙伯光、刘洪、宗景山等等被称为“六四暴徒”的数百名良心犯——

    据从北京市各大监狱服刑出来的韩罡、王国齐、陈晏彬、刘京生、康玉春等政治犯难友回忆，北京市各个监狱服刑的所谓“六四暴徒”，加起来最起码不下六、七百人之多。单是在1990年12月25日，中国政府为了便于对“反革命暴徒”的管理和改造，就把100名“六四暴徒”，从北京第一监狱转到了新建的北京市第二监狱。从此，一般只关押十年以上重刑犯的北京市第二监狱多了个通称为“暴徒队”的犯人中队，长期关押有120个至130个“六四暴徒”，进行集中劳动改造。而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茶淀分局，由十四个小监狱组成的监狱群中，还有三、四个所谓“暴徒队”，每个队一般有140个至160个“六四暴徒”，都是被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另外再加上已经被枪毙的“六四暴徒”，如“六四”几天后即被判处死刑、立即枪毙，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全国直播的七个“反革命暴徒”，分散关押在北京其他各个监狱的“六四暴徒”，以及许多“失踪”的学生市民和关押在全国各地的“暴徒”，那就实在不知道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到底总数有多少了！


四、真相被捂的死死的

    必须指出，目前真相被捂的死死的，远远还没有被揭示出来，笔者上述记载的，也仅只是遍及全国的众多所谓“六四暴徒”、“反革命暴徒”中，极少的二十多个人而已。由于笔者无法去司法部门查找资料，只能找刚出监狱的政治犯了解情况，而政治犯与“六四暴徒”又是分开关押的，所以他们的接触面也有限，并且记忆也会有失误之处。网路上也仅仅只有韩罡、韩东方等人写的几篇相关文章，更多的受难者需要被人们所记录。而真相大白之日，恐怕得等到民主中国实现之后了。

    记得一九八九年我刚进长春铁北监狱时，为了抗议一个监狱管教无端殴打同号刑事犯，当即被他暴声喝问：“你是什么人？”我回答说：“我是大学生！”那个高猛如野兽的“政府”即狞笑道：“好啊，又一个反革命暴徒！”六个管教、武警拖我出监号，拳打脚踢枪托砸，真的把我打得“屎都打出来了”，奄奄一息后，才把我拖回监号，象死人一样扔在地上，扬长而去。及至后来被转送到秦城监狱单独关押时，实在孤独难耐，才大喊：“管教啊，再派一个暴徒来陪我吧！”博了难友们一笑，还被王丹先生写进《秦城回忆录》里，自己也绝不以被管教“政府”，贬斥为所谓“反革命暴徒”为耻。

    这些人数众多的“六四暴徒”存在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一、他们仅仅只是出于良知和道义，做了一些义愤之下的勇毅之举(甚至许多人还是被刑讯逼供的)，就被当局当作“反革命暴乱”的替罪羔羊了！

    二、由于当局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从重从快”严加惩处，他们所被判处的刑期都非常重非常长，光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暴徒队”，就长期关押有120个至130个“六四暴徒”，很多人现在还被关押着，甚至一些人已经死在监狱里。

    三、几乎所有“六四暴徒”，都是按照刑事犯来判处的，不是“破坏罪”就是“抢劫犯”，不是“故意伤害”就是“杀人犯”，只有极少人是以“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的，有些政治犯也区别对待他们，给这些真正的良心犯留下很大阴影。

    四、十六年来，外界极为缺少对他们的了解和关注，也极少给予应有的救助和温暖，更别说是为他们伸张正义、讨个公道了！在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身上，沈沈压着执政当局的残酷迫害，和自由世界令人痛心的冰冷遗忘。

    “六四死难者”有以丁子霖教授、张先玲女士为首的“天安门母亲”在进行不懈的呐喊呼唤，“六四伤残者”有以齐志勇、庞梅青等勇士为代表在不断的抗争，“学生领袖”、“民运名人”更是光芒四射，八方呼应！这些群体都或多或少为自由的阳光所照耀，为人世间的关怀所温暖，虽然仍就艰难，但是也有一分慰藉，情况也算正常。可是问题在于，这些被“从重从快”判处了重刑、死刑的所谓“六四暴徒”群体呢，又有谁在替他们呼吁？！又有谁在为他们伸张正义？！又有谁在关心和帮助他们的家小？！没有，几乎没有——十六年来，他们在监狱中承受了无尽的苦难，付出了极为惨痛的牺牲，他们的亲人也陷入无际的迫害和痛苦之中！而包括赵昕在内的我们，最不应该遗忘的我们，却把这些为了同样的信念和理想，在良知的驱使下为我们去抵挡刺刀与坦克的勇士，几乎遗忘贻尽——

    在这些“六四暴徒”中，最有名的要算是王维林了，因为他只身挡坦克，突显了作为公民的不屈良知和道义勇气——可是十六年了，这么多年来他在哪里？他还活着吗？没有人知道，似乎也没有人关心。成都廖胡子说：“这世界新闻太多，转眼又被人遗忘了。”

    在“六四惨案”十六周年忌日的今天，我被困在上海警方的天罗地网中，无力挣扎。除了绝食自省24小时以悼念“六四”死难英灵以外，我只能在飘曳黯淡的烛光下写下这些文字，为这些同样善良无辜，却最为孤苦无助的“六四暴徒”群体，讲两句应有的公道话，权作一个可耻的遗忘者，微不足道的一点赎罪。

    写于2005年6月4日上海 修改于2005年7月6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