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时代的族群关系──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举办第四届族群青年领袖演习营

魏过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11月5日至7日举办了为期两天半的第四届“族群青年演习营”，来自两岸三地及北美的四十余位中国问题学者、新闻工作者和网路技术专家，聚集在美国康乃迪克州的三一学院（TrinityCollege）校园，以“资讯时代的族群关系”为题，就展望资讯时代的中国、资讯时代的西藏、网路时代的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网路桥梁沟通海内外中国、资讯时代的地区冲突等专题，展开了激烈而广泛的讨论。

　　11月5日上午的开幕式，首先由中国问题着名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董事长林培瑞致开幕词，他指出：资讯时代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应该说是个老题目，甚至是一个古老的题目，中囯共产党控制媒体也是个老题目，但是今天的会有几方面是很新的，二十一世纪当然是一个新的世纪，资讯时代也是一个新的现象，万维网、电子邮件、手机电话等等的到来，集权专制能不能用以前的手段去控制资讯、媒体？“八九点锺的太阳”是毛泽东半个世纪前说过的一句话，应该说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新的时代，会有一个新的八九点锺的太阳。在场的好几个从远处来的代表了这种新生的力量。

　　在三一学院教务长Frank Kirkpatrick博士致欢迎辞后，会议组织者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执行主任宋永毅先生致词说：资讯时代给中国政府带来“无限商机”的同时，也给我们来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性空间；给我们带来了利用互联网来提倡民主、维护人权的历史机遇。它给我们带来的是极大地组织我们队伍、交流我们的资讯、发扬和交流各族文化的机会。现在大家都等待着中国的戈巴契夫，比如胡锦涛是不是戈巴契夫？朱鎔基是不是戈巴契夫？其实戈巴契夫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才是戈巴契夫！我们会使这个国家最终变化，一切在於我们的不懈努力。

　　达赖喇嘛给会议发来的贺信指出：研讨会的议题具有时代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资讯技术和经济建设方面有了惊人的发展。如果要使其成果对社会具有广泛的、积极的影响力、并使生活在这一人民共和国中的每一个人从中得益，关键是力图预见发展成果的潜在效应，并建造一个使其兴旺发达的环境。作为一名藏人，我很清楚资讯技术有潜力帮助汉人兄弟姐妹们更好地瞭解西藏人民和欣赏我们的宗教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当前的资讯时代里，我们有决心改善和提高族群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


大陆网民已经突破了“党禁”和“报禁”

　　现为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社论评论员王光泽，也是一位近年来在互联网上的活跃人士，担任《新世纪》、SOHU、《大纪元》等电子媒体的专栏作家，这次他专程从北京前来参加会议，并发表了题为“网路时代中国政治生态的演变与可能走向”的演讲。王光泽表示，从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的诞生，迄今正好10周年。中国互联网路资讯中心最新发佈的《中国互联网路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中国网民数量已达8700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27.9%.其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达到82%，60岁以上的网民0.7%.中国上网电脑总数已达3630万台。统计资料还显示，中国大陆已经仅次於美国，跻身於全球第二大网路国家。网路具有以下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第一，在中国大陆任何地方都可以实现和国际资讯的对接，除了宽带、电话线等有线的介面之外，大陆有些地方的无线运营商还开发了价格低廉的无线上网业务，有的无线包月业务仅仅收费20元。也就是说，大陆的网民完全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即时接受丰富全面的资讯。第二，网路资讯可以无孔不入，能够透过各种私密的渠道进行传递。第三，网路具有极强的互动性，能够及时和交流物件进行沟通。尽管中共不惜花费纳税人的钜资构筑了一道道网路防火墙，并且不惜投入高昂的行政管理成本监管遍地开花的网吧，网路还是给大陆人民带来了空前的自由。大陆网民不仅能够翻越防火墙，直接阅读各种海外的最新资讯，还能够在网路上发表形形色色的见解，组织形形色色的网路团体。

　　互联网勃兴之后，中国大陆五十年来铁板一块的政治生态终於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大陆网民已经突破了“党禁”和“报禁”，在网路这个虚拟世界里部分实现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并且构筑了一套独立於官方之外的话语体系。官方和民间的这两套话语体系之间既有攻防，也有互动，并日渐推动着这个红色帝国的和平转型。尽管中共不惜花费纳税人的钜资构筑了一道道网路防火墙，并且不惜投入高昂的行政管理成本监管遍地开花的网吧，网路还是给大陆人民带来了空前的自由。大陆网民不仅能够翻越防火墙，直接阅读各种海外的最新资讯，还能够在网路上发表形形色色的见解，组织形形色色的网路团体。

　　在纸媒体时代，中共对媒体的监管易如反掌，中国大陆的言论空间就局限在一些党的喉舌上。纸媒体时代的知识份子大都是体制内人士，寄生于各家媒体和各间学院里，很难有特立独行的思想。网路时代到来之后，完全独立於官方立场的民间公共知识份子开始出现，在今年的《议报》周刊149期上，杨银波先生列举了中国大陆43名最为着名的网路知识份子。包括余傑、刘晓波、王怡在内的政论作家，大部分都很年轻，年龄在30岁至40岁居多。有些新生代知识群体年龄更小，例如，24岁的刘荻小姐已经是文笔成熟练达的政论作家了。在中共严格的新闻出版审查体制下，他们并没有多少出头露面的机会。他们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文字作品只是见诸于网路，但是他们获得的影响力并不亚於那些在纸媒体上发言的知识份子，甚至成为网路上的文化游侠、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明星。王怡，是个很具有象徵意义的符号性人物。2004年9月7日，南方日报属下的《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中国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份子50人，把王怡作为网路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网路知识阶层的出现，意味着真正具有独立意味的知识份子开始能够在大陆得以存活并且逐步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在王光泽看来，网路的出现最终打破了中国大陆官民一体、政教合一政治结构，催生出了相对独立、相对真实的中国民间社会。前苏联政权土崩瓦解之前，官方的话语体系和民间的话语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出现了各说一套的局面。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格局正是如此，例如：纸媒体上，中共在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宣讲“三个代表”，但是网路上一片嘲弄之声，所谓的主流政治话语成了中共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民间社会在网路上凝聚了自己的价值共识，形成自己的网路文化，对中共宣传机器的喝令置若罔闻。在网路上，网民不仅实现了对中共话语体系的瓦解和颠覆，在实际的政治形态上，网民也打破了中共严防死守的政治禁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几种公民政治权利，在中国大陆的网路里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


民权运动将主导中国的政治改革

　　随着网路技术的日新月异，中共的围堵行动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对此，参加会议的另一位中国大陆代表范亚峰博士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所谓的“金盾工程”并不能产生实际的作用。）网路上的民意对中共的政策和行为，几乎採取一边倒的反对立场。极权主义每次周期性的痉挛，都会引起了网路上骂声一片。官方的封网行动不仅没有化解55年来中共阶级斗争所带来的家仇国恨，反而加深了民间的敌对情绪，进一步恶化了官方和民间的关系。王光泽认为，从长远来看，族群的分裂和官民的对立，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根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只要资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就会降低不同观点之间的对立，族群之间的分裂和官民之间的对立也会得到缓解。本人从1998年开始接触互联网，依据数年的网路经验，本人认为，国内外的各种论坛中尤其是综合性论坛中的语言暴力在减少，说理性的发言在增多。由於网路的互动性，开放性，促使网路上的语言暴力正在朝温和的、理性的方向发展。同时，还因为网路的交互特性，官方和民间两套话语体系之间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互动和沟通。从SARS事件、收容制度的存废等公共问题上可以看出，网路民意对官方开始有所触动，甚至对某些公共政策的决策和实施起到了改变的作用。网路民意也正是通过这种改变，帮助中共重塑基本的政治理性。如果中共能进一步放松互联网的管制，放宽开设网吧的特许尺度，让更多的没有电脑的人群加入网民行列，可以相信，从对抗到互动，并且随着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实现，最终将会走向适度的和解。

　　王光泽指出，网路政治生态在近期出现的一个显着变化就是：网路民意开始沖出网路，走上街头，涌现出裹挟着语言暴力和实际暴力的街头运动。如果说去年的宝马案、孙志刚案、刘涌案以及SARS事件中，网路民意还局限在网路上鼓动和示威的话，那么今年一系列的事件表明，网路上多年积蓄的民意正在走进实际生活之中，甚至走上街头，酝酿出规模浩大的民间维权运动。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重庆万州事件。据有关消息证实，胡锦涛事后在对该事件的批示中，强调要“深挖事件的深层背景”。

　　从八十年代以来，大陆主流的知识份子大都赞同新权威主义，主张在保持中共内部政治稳定，凝聚在中共开明领袖的威权之下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随着十年来网路的出现和不断扩大的影响，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大为改观。中国已经出现了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和民间知识份子，也就是说，颇具规模的民间压力集团已经形成。民间压力集团将会通过网路彙聚自己的价值共识、展现自己的行为方式。

　　王光泽相信，在经济自由化和网路自由化的双重夹击下，新权威主义者主张的威权主导变革的政治改革模式很可能彻底终结，以民权运动为主导的政治改革可能将会来临。如果这一判断能够得到证实，中国大陆民主化会比八十年代预计的要更为提前到来。


互联网、家庭教会和自由主义日趋一体化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公法评论》网站创办人范亚峰博士分析当代中国政体，探讨其转型路径和公民维权运动的关系，认为公民维权运动有助於中国社会的整合，有可能以契约模式包容民族整合与文化整合中的多样性。他提出的中道模式的核心内容是地域整合阶层整合系统整合、意义之域和公共之域两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法律五系统、天人之约和国家社会之约、程式理性和中道、公民和士等。

　　范亚峰表示，中国社会阻遏与避免断裂和两极分化的趋势，需要反腐败、反两极分化、反狭隘民族主义。公民维权运动的目的就是建设仁爱与正义的中道社会。争取公民应有的权利和利益将导致社会规则与资源的重新分配，有助於形成一个正义的社会。从社会建设到国家建设，从社会立宪到国家立宪的过程，乃是公民维权运动的社会动员路线。民权运动不断整合体制内与体制外、国内与国外，城市和乡村、东部和中西部。公民维权首先是社会立宪的原动力，进而会构筑国家自由立宪的基础。军事动员体制的衰落趋势难以逆转，萨斯中强化这一体制的表面功效并不意味着这一体制获得了生命力，公民维权的展开使中国社会的宪政动员体制正在逐渐形成。民族、民权、民生、中道、外交的契约整合而成中国社会的多中心秩序。

　　首先实现自由主义的社会化，使社会底部建立基座，进而逐渐寻求国家建设的机会乃为正路。从网路化到社会化的实现路径包括自由主义者从虚拟空间登陆平面媒体，从政治观念转为民权运动：学者上书、公民起诉、签名信、艾滋病人维权、环境保护运动等方式使自由主义的观念转变为活生生的社会运动，由此使中国民间社会的规则与资源逐渐发育成熟，使互联网、家庭教会和自由主义所构成的社会建设联盟牢不可破，把臣民、暴民转变为理性而明智的公民，为中国的政治转型打下坚固的基础。民权运动沟通和贯通整个中国社会。

　　范亚峰指出，民权运动交往权力的扩展通过互联网、自由主义、家庭教会三线的展开实现，由此和加强执政能力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因为宪政的基本矛盾就是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共党建的新阶段，能否成功要看其是否能解决腐败问题，反腐的根本在於其党内权力网路生态的整体性恶化，法治民主反腐的含义在於重建社会关系的交往权力网路，和政治权力网路。互联网、家庭教会和自由主义是中国社会近二十五年发育形成的三种完整的社会力量。民间社会的力量实现全局化与整体化的关键在於实现互联网、家庭教会与自由主义的沟通与互联。

　　中国式宪政民主的特色是，第二共和之后的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需要清理和消化。中共的等级制有机体逐渐崩溃，而下降为多中心秩序中的一个中心，如果其拒绝这一转型，甚至连其中之一也不能保证。自由主义的转型战略是先建立别的中心，如互联网、家庭教会、自由主义，暂时搁置党治秩序以降低转型成本，实现和平转型。

　　互联网已经形成了独立的複杂系统，难以从根本上消灭，互联网观念、操作、规范和程式已经相当成熟，已形成强大的技术基础，并与公众日常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互联网系统与文化、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耦合已经实现，互联网对於自由主义的理论扩展、政治运作、经济积累、人才培养、社团整合等都已形成强大的促进作用。互联网极大扩展了民间社会的组织资源，而且互联网已经促进媒体实现网路化，二者之间出现趋同的趋势；互联网已经成为自由主义新民权运动的基地。互联网的规模效应已经形成，当局对互联网的打击恰恰不是进攻性的，而主要是防禦性的。中国政府对於网路资讯事实上已经处於失控状态，在网上基本上已经是“想看的都看得到，想说的都能说”。

　　家庭教会的兴起根源於民间社会的分化与整合过程，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后，中共的组织资源因乡村村级政权和城市单位制度的衰落而大量流失，中国公民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乡村已经初步生成替代性的宗教组织家庭教会，城市也在迅速扩展之中，家庭教会是中国人的权利与自由的堡垒，其扩展不断积蓄中国社会的自由元素。家庭教会作为一个亚功能系统对於中国社会具有整合作用，家庭教会的公共领域化的可能性之一是，当局的打压反面促进了这一功能的实现。目前互联网、自由主义、家庭教会都已告别弥散状态，但还未成系统，处於部分自治状态，远未建立超回圈。互联网、自由主义、家庭教会正在日趋一体化，从而使民间社会的交往权力能够更为有效地抵禦政治权力的压迫。社会建设初步形成了互联网、家庭教会、自由派的基本积累，这推动自由主义多中心秩序的生成。

　　互联网、家庭教会、自由主义的三者合一促进了中国社会理性的逐渐成熟，自由传统、正义观念、司法中心逐步引入，以能动理性、多元理性、有限理性为核心内容的程式理性在逐渐生成。他认为公民维权可以促进互联网、家庭教会和自由主义三种社会力量的联合，可以看作是“准政党政治”，为政党政治奠定组织基础，亦有助於促进中国社会理性的成熟和生成中国的程式宪法，而台湾的民主化大大简化了大陆的政治选择空间。网路的自由化将会促进中国大陆的自由化，网路中国的未来就是一个民主中国。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观察》网站主编陈奎德博士认为，网上的民间维权和海外舆论的支援，使得中国政府最近不得不“悄悄让步”，对刘荻、杜导斌等因言论而被逮捕人士“从轻处理”。尽管中国媒体仍处於红色铁幕严密笼罩下，他依然满怀希望。

　　在会上，多维网站负责人何频谈了“《多维》的使命”，大纪元网站的副主编鹿青霜以“还给大众真实的中国和世界"为题作了发言。此外，花园网和动态网的负责人到会介绍了突破中国政府网路封锁的相关技术。


中国因特网：按权力好恶过滤的残缺世界

　　来自北京的丁东先生，在会上发表了“对海外中文网站的观感”，他谈到，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因特网的出现，打破了资讯发佈的垂直结构，而代之以网状结构。因特网的全部资讯向所有进入因特网的人开放。因特网从本质上和专制政体是不相容的。目前中国的上网用户总人数已接近一亿。有人对这项新技术的降临，曾抱有十分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大陆舆论一律的格局从此打破。然而，中国大陆官方还是找到了既利用因特网发展自身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增加国力，又防止因特网上思想言论在中国大陆自由传播，瓦解专制统治的对策。他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打造防火墙，屏闭和过滤官方不想让公众瞭解的资讯，使得中国大陆的网民只能按照他们的意愿进入因特网。因特网对於中国大陆的网民来说，成为一个按权力的好恶过滤的残缺世界。现在，一般的网民已经不能採用常规渠道登陆那些时政性的海外网站了。只有少数网民通过电子邮件，直接订阅某些海外电子杂志。还有少数网民，使用无界浏览等软体，穿越官方设置的防火墙。这两类网民的数量难以统计。但我估计数量很小，不会超过网民总数的万分之几。官方对不喜欢的网站採用的技术屏闭，相当程度上达到了维持舆论垄断的目的。许多的网民对这种屏闭不满，但苦於缺少穿越屏闭的工具。

　　作为一个中国国内的出版业者，丁东介绍了海外网站对中国大陆的影响的过程。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网民人数虽然很少，但已经注意到海外网站有不同的声音。当时，《隧道》、《华夏文摘》已经引起少数大陆网民的关注，下载后在朋友之中传播。后来，到90年代末，中国大陆网民数量急遽上升，海外中文网站也越办越多。从海外网站上阅读不同於官方宣传的声音，瞭解官方有意封锁的资讯，成为许多网民的乐趣所在。海外中文网站，不失为中国大陆公民获取资讯，发表意见的重要渠道，对中国的政界、知识界和公众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向大陆及时传播了重要的海外资讯。二、大陆新闻出口转内销。三、提供了文人论政的平台，由此而催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时事政治评论专家。同时给一些政治上被打压和冷冻的知识份子提供了发言机会和以文谋生的可能，使他们得以保持思想的活力，并使他们的言论有可能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与大陆读者见面。四、促进了大陆公民的维权活动。海外网站的存在，呼应了大陆网站维权的努力。五、拓展了中文学术空间。

　　丁东向与会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一、大陆读者和海外读者处在不同的语境之中，也有不同的接受心理和阅读感受。大陆读者欢迎的是严肃的事实描述，是锋芒内敛、留有余地、以理服人的文字。平和低调的文章，较容易进入大陆的语境，较有可能与大陆的网站互动。低调而能传播的声音，实际上对国内言论格局的影响更大。二、在传播方式上，有一些网站已经採用电子邮件群发的方式，直接向国内读者的邮箱发送资讯，扩大了影响。这种方式值得推广。同时，也希望研制更多的穿越屏闭的软体。三、希望海外中文媒体，不论是网站还是纸媒，能够出现一些具有一种长远眼光的媒体，留下中国后极权时代的信史。


“中国政府对媒体和网路的控制”

　　首位在会上演讲的是曾在中国大陆从事多年新闻工作的着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的何清涟，据她介绍，90年代网路业进入中国之初，国际社会与中国部分向往民主自由的人士曾充满希望地相信：网路的普及将打破中国政府的新闻封锁，有力地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然而事实却无情地打破了这个神话，中国的专制政治将网路业对社会进步的关系变成了科技史上最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件。中国网路业的发展确实非常迅速，但中国政府控制网路的技术进步更为迅速。

　　何清涟特别提到，包括美、加、英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几家大高科技公司，完全背离了最基本的社会道义准则，唯利是图地争抢中国这块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电讯产业的大蛋糕，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中国政府从最初设立防火墙开始，到筹建耗资巨大的“金盾工程”，以及组建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网路警察队伍，直至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网路控制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帮助他们更精致地维护专制统治，其目的是通过加强全面控制互联网，进而控制每一位元公民思想。曾经参与其事的一些专家预测：到2008年中国将成为一个监控系统无所不至、世界上最大的警察国家。前不久，何清涟完成了中国人权的一个研究专案，出版了《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研究报告，会议将此报告散发给了每一个与会者。

　　《议报论坛》主持人、新近从中国大陆移民加拿大的任不寐先生，介绍了他自己在中国大陆创办“不寐之夜”网站的艰难经历，“不寐之夜”创办於2001年2月5日，三年以来，这个网站因持续关注中国人权和政治问题而被有关当局关闭了53次之多，平均每半个月被关闭一次，有的时候一天被关闭多次。任不寐将中国实施的网路控制概括为十个方面：网路立法、网警驻守、迫害网民、关闭网站、封锁海外网站、监管网吧、监控电子通信、实施过滤词制度、网站自律以及建立网路资讯举报中心等。在他看来，1996年到2004年，自由主义在网路上的八年抗战是令人鼓舞的；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基本上实现了对网路的导向性控制──一些完全在底线上发言的独立网站已经荡然无存了，“网寇”的大扫荡取得了初步胜利。根据《光明日报》2004年6月份的一篇报道，中国有网民8700万。事实上这8700万人仅仅是中国总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并且其中大部分网民是从事网路游戏的少年人。中国至少有8.5亿的电视观众，相比之下，网民的数位实在太少了；而8.5亿被精神统战的中国人，才是中国政治的群众基础。现在中国大约有4000万台私人电脑，大约一台电脑承载两人，而中国政府通过管制网吧的发展，使更多低收入阶层无法进入网路时代。因此，网路时代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理想，“网路”来了，但“时代”还没有。

　　任不寐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发生了三次转向，首先是媒体中心从北京转移到广州，其次思想中心从学院转向民间，第三就是知识份子从现实世界向网路迁移——这一过程还在进行中。这些变化都跟中国政府控制言论有关。由於网路的出现，这些年一些案件成为了公共事件，没有网路这些进步是不可能的：苏萍案件、孙志刚案件、李思怡案件、SARS国难、南方都市报案件、郑恩崇案件等等。但是，我希望人们不要为这些亮色忽视中国整个结构性的社会黑暗。人们应该明白，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关闭网路作家最多的国家，而即使在上述案件中，基本公正仍然没有实现，其中一些当事人还在监狱中。

　　所以，他对网路自由主义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评价：一方面，随着网路扫荡的深入，网路自由主义渐渐开始和90年代平面媒体上的半吊子自由合流，政治底线开始失守。令人费解的是，就在不寐论坛、民主与自由论坛、自由中国论坛、北国之春、北大三角地、北大一塌糊涂网站、北大燕南社区纷纷被关闭的同时，却有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开始欢呼网路维权时代的到来，并奔相走告中国“已见曙光，待见朝阳”，一时间圣人与圈子齐飞，体制内与体制外一色。是的，这是令人费解的。另一方面，人们必须清楚，自由主义网路化，不等於网路自由主义化，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社会的断裂问题日益严重，资讯社会和农耕社会以及工业社会之间的文化落差越来越大。

　　任不寐不讳言他对中国很悲观：中国的“四大发明”（我先不讨论它的真伪），几乎有三项发明属於传媒革命，但今天的中国与秦汉时期有什么政治差别呢？网路自由主义的庆祝和颁奖晚会是一种时代耻辱，它几乎混淆了网路自由主义和网路江泽民主义之间的界限，并且是对胡石根这样的政治囚徒的公然漠视。


政府宣传通过市场化、专业化包装已“精致化”

　　原《人民日报》评论员、赵紫阳时代政治改革的智囊人物、现任加拿大维克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的吴国光指出，中国政府在放弃“洗脑”的情况下，宣传通过市场化、专业化包装已“精致化”，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资源越来越多的被中国政府所用，虽然不再说“社会主义就是好”了，中国的媒体仍严格遵循“江泽民新闻思想”，即“媒体是党的喉舌”──党性是所有中国媒体都必须具有的基本特性，在与党保持一致的基础上，中共允许其“核心媒体”以下的“子媒体”有一定自由。而这一自由恰恰又可被党再利用来包装其宣传，给中国及海外观察家以“中国有新闻自由”的假像，并吸引读者、创造收入“养活”党报；生活在虚幻中的中国人对自己看到的东西似乎也“坚信不疑”了。

　　在毛的时代，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洗脑是花了很大的努力的，也有一系列的办法和机制，但是宣传则相当的粗糙。刚才举的例子，文革就是好，非常极端，再早也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这也很粗糙。

　　天安门事件标志着中共洗脑破产了，宣传也破产了。但是在1990年代中期，宣传在重新崛起，而且越来越精致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改革中，中国媒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有结构方面的变化，比如过去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直接控制的，现在有边缘的相对自主性的媒体崛起，既有新闻从业者出於他们各自的理由争取新闻的自主和自由，一般都认为市场化商业化对国家控制媒体会起到削弱的作用，即“市场挑战国家论”，但是近期的发展是，中国政府在学习适应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成功的建立了一套新的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市场化和专业化被用来服务于权威主义政治。

　　衡量的指标：第一个是中国的党和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对於新闻媒体的领导权；第二党性的原则，即中国媒体第一要遵循的原则；第三在过去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强力推广媒体的产业化，主要的就是把媒体重组为媒体集团，党报笼头为“核心媒体”，形成了一种共生结构，党报不赚钱但有政治领导权，小报都是赚钱的要听他的，赚了钱来供养大报；第四个方面，那些软性媒体的出现，他不是试图让大家来关注公共问题，而是分散你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力，所以现在的宣传确实是不僵硬，他唯恐僵硬；第五是改善技巧，把党性、政治性、意识形态与知识性、可读性结合在一起；第六是所谓的专业化，党和媒体工作者两方面在此有一个结合点，其实在一方面有政治压迫，一方面有市场机会共同的结构下，专业化恰恰是党和媒体工作者两方面都想要的媒体看起来它是多元化了，实际上是出现了小“错误”，党没有控制好；再一种可能有时是故意设计的；还有一种就是乾脆“作秀”。其实也并没有真正多元化。以萨斯危机为例，大家都记忆犹新，像《财经》杂志等一些半独立的媒体，他们发表了很多对公共卫生系统的批评，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的批评对政府的政策真的有影响，萨斯危机后中央宣传部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的总结，对中国媒体在萨斯危机过程中的表现高度满意、高度讚扬，因为宣传了共产党员在萨斯危机中起表帅作用，等等，萨斯危机反而强化了它的合法性，这是宣传精致化的一个表现。

　　还有一个孙志刚案例，这个案例出来以后，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开了常务会议，说是取消收容条例。大家都讚扬。但三个月以后的9月26日，国务院举行常务会议，在会议消息报道最后说，也讨论了与收容条例有关的问题。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就是说国务院改正了它以前的决定，他们在别的利益集团的压力下马上就调整了立场。

　　现在中国正在卷入国际化的潮流，国际资源越来越被中国政府有意识的用於国内政治宣传，同时中国政府也强化了对外的政治宣传。吴国光强调，对因言获罪人士的先抓后放并不代表中共进步了，因为它本来就不应该抓，况且被放的人境遇已大不如前，蒋彦永医生的案例就是证明。况且放人与否，与所谓的外界压力并没有关系。

　　吴国光最后以一个故事结尾：有中文媒体披露，温家宝染发时说，我六十多岁的人了，你把我头发全部染成黑的，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人家也不相信，你把两鬓给我留着──灰白的。这种美学品味值得欣赏，他六十多岁全是黑头发，你不会信，那是假的。但是两鬓灰白，中间是黑的，你相信这黑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资讯时代与中港台互动

　　着名政论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淩锋以“资讯时代与中港台互动”发表了演讲，他指出，中共是控制资讯的能手，从延安时代就定下“规矩”，几十年来更是“与时俱进”，包括如何主导资讯（主题与旋律）与限制资讯（歪曲与禁区），这是维持中共最后防线的手段。资讯时代的特点是资讯快速与信息量庞大，因此中共不论如何与时俱进，也日益出现捉襟见肘的现象，因此要设立庞大的警察队伍，要化钱请“美援”，要花钱收买境外媒体。对国内媒体的镇压是如此，要操控香港与台湾的媒体也是如此。

　　在淩锋看来，中共运用广告、政协头衔、直接或间接的收购等手法，已控制大部分香港传统媒体（电子与平面）。互联网正在弥补“损失”，七一游行与立法会选举投票，互联网起了日益重要作用，但是无法完全弥补。现在发展到设立民间电台，但是影响还远远不够。然而，香港媒体再被中共控制，也有别於国内媒体。市场与立场的冲突，以致即使香港的中共喉舌也不同於国内的。伪装中立的更是如此，如凤凰卫视和新爱国报章。而政治化与市场化的斗争，谁胜谁负，涉及受众的素质，特别是对微妙的变化需要有反应，才能保持必要的警觉（如对台独的报导）。

　　对台湾情形，淩锋表示，电子媒体影响超过平面媒体。看广告收入，有线电视蓬勃发展。虽然本土开始发声，但因为国民党50年经营，统派媒体影响超过本土媒体。值得肯定的是，媒体改造正在加速进行。党政军退出、重划频道、自律宣言等。台湾媒体对中国大陆民众的直接影响远不如香港，但是有助於中共官方获取正确的资讯而调整政策。

　　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突飞猛进，影响越来越大。虽然为民族主义情绪提供空间，但民众也获取更多正面资讯，为维权运动提供条件和工具，并且收到相当成效。政府在大肆镇压的同时，还兴建金盾工程用以“防火”，过滤一些字眼和封闭网站。但是香港与台湾的反馈，为中国民间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正面资讯，这从国内论坛和向外界投稿者越来越多可以看出。余傑、刘晓波等更是其中佼佼者，他们的评论很快，也相当准确。相信这种影响会日见扩大，有助於三地关系的良性互动。最近对阮次山的批评，表明正面因素在扩大中。

　　淩锋还提到了那就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可能爆发的资讯战。中国据说2003年成立了第一支资讯化部队。目前的接触还只限于黑客的攻击。如果从科技水平看，目前应该台湾优先大陆，但是如果运用人海战术，台湾自然甘拜下风，故美国专家称之为“毛式网路人民战争”。不但台湾要准备面对这场资讯战争，美国也要面对。


“阳光男孩”焦国标的行为主义实践

　　北大副教授焦国标，在演讲中介绍了自己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前前后后的内幕。焦国标1983年开始接触新闻，89年研究生毕业想做记者，给当时新华社社长穆青写过信（河南杞县的老乡），被推荐去（新华社）河南分社实习，93年考到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博士，三年后去中国文化报作记者、编辑，后来又到北京大学教了三年新闻学的课。十几年来一直接触新闻教育新闻业，对宣传部系统控制新闻业，产生一种抵触。“中国新闻业作为一个行业它能做更好，但由於统辖得太死，他能做一万件好事却只做了一件，还有大量的可能放弃了它的责任。特别是关於农民问题、农民工的问题，这些年来我其实也一直写这方面的言论，有很多这样的感受。”这是撰写《讨伐中宣部》一个大的思想背景。去年年底参加了一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会上大家都在抱怨中宣部、地方省委宣传部等统辖得太死，触发了灵感，焦国标在会上作了五分钟的发言，“拯救中宣部”，即后来文章所有内容的核心部分。会议结束后焦国标开始写这篇文章，写了四个月才完稿。

　　《讨伐中宣部》写完后，最初发给一些朋友看，有一个最近做了很多事的朋友──浦志强，他给我放到王力雄的网上了。文章在网路上传开以后，有人说，已经被翻译成了22种语言。学校领导最初希望焦国标不要见外国记者。开始五至十天焦国标照办了，后来觉得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这一项义务，大学的学校教师行为准则里面也没有说不能见外国记者，而且外国记者是外交部把他们请到中国来的，既然通过外交途径把他们请过来，就意味着某种契约已经形成：他就有权利在中国境内採访，中国公民当然也可以接受他们的採访。想清楚了这些道理，明白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就开始接受外国记者的採访。

　　到七月份的时候，日本的一个出版社要出焦国标的一本书，题目就叫《讨伐中宣部》，收了他这篇文章和其他与中国新闻业有关的文章，做一个集子翻译成日文出版。要求写个序言，焦国标写了《后讨伐中宣部时代》。本来这篇文章我没打算发表，因为那时候还是有点拘束。后来传到《亚洲周刊》就被发表了，感觉猝不及防。八月二十六日，学校领导找他去开了个会，两点中心意思是：一、别写时政类──时评或重大题材类的文章；二、还是不见外国记者。当天，还让焦国标写一篇保证书──形诸文字，第二天二十七日，焦的确写了一个东西，表示再也不写与中宣部过不去的文章。二也不见外国记者了，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外国记者对中国是有功的，2003年SARS是《时代周刊》报的，60年前河南大灾荒饿死一百多万人，另有一百万人流亡，也是《时代周刊》的记者中文名字叫白修德最初报道的，最后挽救了这场灾难。

　　在那篇文字中，焦国标提到根据自己六七年写言论的经历，感觉一个社会的重大问题或一个大的肿瘤，在人们议论它的时候，五六年内要着手割除掉，小一点的一两年，甚至更短的几个月，像孙志刚案。相信中宣部自他提出之日起六年七年八年内它会被解除──或者大改组、或者机构被取消。在这篇文里他还提了自己的写作动机，“我没有立场，也没有什么政见，只有是非感。如果说有什么自私的目的话，我想得两个奖，第一个奖是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第二个奖是诺贝尔和平奖。”

　　到九月二日，院长给焦国标打电话，说：“你的课上面说要停。”九月十七日的时候另一院长通知说，指导研究生的教师名册里也没有焦国标的名字了，其实就是取缔指导研究生的资格。此事对焦国标打击很大，“但过了两三天后我又想明白了，如果北大停了我的课，或者以后开除我的公职，我还可以想别的办法，可以去非政府组织找个什么事做，或者做个写作者自己养活自己，再不济就回家去种地养活我妈。”此事激发焦国标产生了一个新的思想火花：中国社会必须有两个解放，即中国出版业从中宣部的掌控中解放出来，每一个中国人从他所在的各自单位的党政领导下解放出来。焦国标感到，有些东西需要公开化、透明化才有力量。如果觉得这只是很隐私的事，只是自己和单位领导之间的关系，就不说的话，那就很被动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说。而且我形成了一种理念：梁启超当年在他的文章中曾经自号‘少年中国之少年’，我焦国标自号‘阳光中国的中国男孩’，我走路要带阳光，我要把路照亮。我的行为基本上由这种理念在支配，要亮起来，你才不会那么被动。”“我的所有做法就是要麻木掉一切敏感，把一切敏感变成正常状态下可以处理的关系。”

　　前不久，焦国标去南京大学先锋博士论坛的讲座被无辜取消了，他却通过媒体和网路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了南京大学的师生：当时正直印度尼西亚大选成功、阿富汗大选正在进行，我们知道阿富汗是一个部落水平的社会，印尼是有一两万个岛屿组成的国家，连这样的国家都能举行大选，我们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有整块大陆的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举行大选？焦国标呼籲南京大学的大学生们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写一封信，让他不要再劳心劳力遴选接班人了，把选拔国家领导人的权利还给我们中国老百姓。

　　在这次来美国的飞机上，焦国标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我们要像“抵制日货”那样用一种形式来抵制遴选出来的接班人，在二十一世纪民主化的大潮中、在周边国家落后国家地区都在举行大选的时候，如果哪一个人接受了国家权力的馈赠，我们可以把他视为国民公敌！民族的败类！炎黄的不肖子孙！“我是基於一种民族大义，给那些准备接受国家最高权力馈赠的第五代、第六代国家领导人一种舆论上的压力，知道这个是不光彩的。今天我借此场合发表这个倡议，希望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的影响力。”

　　的确，焦国标的处境及其努力，不正是中国大陆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的缩影吗！


台湾经验简化了中国政治转型的选择複杂性


　　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的孔令瑜小姐，在会上作了题为“香港回归后的民间维权和公民社会的成长”的演讲，香港民主党派“前线”秘书长陶君行也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经验”为题作了发言。

　　这次会议设有“资讯时代的西藏”的专题讨论。参加的有四位藏族学者和两位汉族学者。大陆学者、西北民族大学教授旺秀才丹介绍了他主办的“藏人文化网”，及其通过网路阻止张健畅游圣湖的案例。来自国内的学者张耀傑、张宏傑，以及香港、台湾、西藏、蒙古等地的代表也从各自的角度，就互联网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加拿大华人学者杜智富提出了“加拿大的联邦经验对未来中国的意义”。大陆着名学者王力雄以《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为题作了书面发言。上海的维权人士李国涛也向会议提交了《网路在化解民族和地区冲突中的作用》的论文。

　　萧胜中及其网路与族群作为"台湾民主发展的前景与挑战：迷思与真实"，林启骅就2004台湾总统大选的个案分析“两岸网路交流”周圣心的发言题目是“非战家园运动在台湾"，李天健的演讲题目是”台湾民主深化的困境与可能性".颇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会上中国大陆的学者对台湾经验的评价，似乎要高於台湾学者所作的评价。王光泽强调：中国大陆尽管有过共产主义运动，但是毕竟时间短暂，难以动摇其儒教国家的根本，所以大陆政治转型的参照系数最好是台湾而不是苏俄。89以后，中国大陆政治生态的演变趋势也逐步表明，大陆政治变革的模式很可能不会是苏东模式，而是台湾、韩国这样的东亚模式。但是，中国大陆的政治变革模式也不会照抄台湾模式，反而会展现出互联网时代中国大陆独特的变革模式。如果说台湾政治转型的路径是：开放选举──突破党禁──突破报禁；在本人看来，大陆的政治变革路径可能恰恰相反：突破报禁──突破党禁──开放选举。报禁获得实质性突破的标志是：中共将会允许民间办报、允许商业资本进入媒体，并且将会给予网路媒体完整的採访权利。一旦报禁获得突破，民间要求开放党禁、开放选举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不仅如此，网路民意向街头运动的转化，其直接后果就是民间政治动员能力的复苏，政治性组织和准政治性组织将会出现。一旦有建立组织的需要，大陆盘根错节的互连网路，将会发挥巨大的能量。还有一点，和台湾政治转型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虽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革命事件，但是极有可能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大陆民众将会为政治转型付出较高的代价。

　　范亚峰提出，横向的公民维权运动和纵向的联邦制运动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五阶层实现共和，不是一党训政，也不是联合政府，而应缔结契约、制定约法。1在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的关系格局中，第二共和有以大压小的心态，和为统一一战的准备。第二共和能否成功演化出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已经受到质疑：毛泽东路线已经失败，邓小平路线正在遭遇重大危机。明智而审慎的现实出路不是局限在第二共和的政治语境中整合毛泽东与邓小平路线，而应通过学习第一共和民主化的成功经验，引导大陆走向民主化的坦途。大陆民主化宜避免苏联路线，而主动地、有计划地、灵活地学习台湾经验。大陆难以做到台湾那样的平稳转型，而呈现出危机转型的模式，因为政治改革是避免两极分化和腐败恶化、走向自由平等正义社会的唯一出路。

　　台湾经验的要点是威权体制和自由经济的互动关系，在此过程中当局不断顺应时势，民间则使抗争的容忍成本明智地低於镇压成本，从而实现了宪政民主变革模式的和平转型。香港和台湾经验之市场经济和法治宪政的成功，使中国人在近代的社会试验中积累了政治社会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台湾经验简化了中国政治转型的选择複杂性，使国情论和中国特殊论丧失了实践依据。台湾经验的不足是民粹主义的盛行、族群分裂、台独势力坐大。大陆民主化不宜向苏联学习，而宜学习台湾的经验教训，提升大陆自由派的政治智慧。

　　西藏、新疆、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为宪政联邦制模式提供了机会。中国社会存在两重互约，即国家与社会的契约关系，它表现为治者与被治者之约，以及政治与宗教的契约关系，即天人之约。中国的公民维权运动宜用圣约和契约观念统领中国社会的两重互约，即天人之约，和治者与被治者之约，以契约包容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多样性。违宪审查以司法审查立法与行政，联邦制模式力图用契约模式包容大陆、台湾、西藏、香港的文化多样性与政治多样性，二者都是通过政体程式对於政治与宗教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整合。违宪审查中高级法和人民主权之间的张力体现在立法行政与司法、统治和审判的张力上，联邦制模式则可以有效整合等级制模式和有机体模式相结合的党治秩序的政法遗产。

　　注：首届族群青年领袖演习营活动，是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利组织的，於2000年十月在美国波士顿地区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