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的色彩

北明


　　1

    三百多年前，美国东海岸维基尼亚切萨皮克（Chesapeake）海湾森林中一个黄昏。印第安阿尔冈琴（Algonquin）族群首领波瓦坦（Powhatan）的千金，美丽公主玛托阿卡（Matoaka ，或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在一株千年老树前，发现自己坠入情网。这位少女的白马王子不只一个，全是前来探险经商的英国人。有感于他们的现实主义，她不只一次、一个接一个地问那些来自伦敦的情人：你能否跟着山的声音一起唱歌？会不会用风的颜色作画？听没听过狼对着蓝色月亮哭喊？尝没尝过林中野果而不洗去尘土？在聚敛身边的一切拥有时，有没有过哪怕一次，不计算市场价值？三百年后，我难得工余有暇，突然如饥似渴。想揽回心中久违的清气：在新闻描述的血污泥泞的大陆现实中踱步年长月久，不由地满脑门子官司，开口不是想骂大街就是想咒祖宗，人都变成红脸关公黄脸婆了。再不给自己松松绑，就只有一条道跟着“我国”走到黑了。于是抽出书架案头的一摞老书， 拂去尘埃，装进上下班的书包。突然问自己，每天都路过久负国际盛名的“甘乃迪艺术中心”，能不能不计金额，给自己买张最好的票，听一次来自柏林的爱乐乐团的现场演奏？守着多明戈和他领衔的华盛顿歌剧院，他的演唱曾经震倒了当年我大学声乐专业的多少才子，浪费了多少女生的感情！能不能不揣冒昧给他打个电话约一次采访， 请他把自己的故事通过我主持的专题广播，讲给大学时期的声乐老师和同学们？拥有很多国家免签的证件，能不能不计时间不牵挂，给自己放一次假，去非洲、欧洲和南美漫游？住在玛托阿卡公主的故乡附近，总是从她的“蓝色月亮”里看见她飘来的长发，能不能哪怕只一次，穿过住区的老松林，对那一片野鹿出没、大雁凌空的丘陵阔野，“浪费”一下时间，闲看落日远去，打开锁，静候心里密布的秋声？

　　2

    可是不行。

　　不行得很具体。一上班，读见了这样一则报道：沈阳一个流浪人被人从肛门插进一根钢筋棍。插入很深，下端露出很长，几乎触及地面，如同他的尾巴。尾巴触地很痛，他无法正常走路。到河边汲水自饮，陡坡地带尾巴必然触地，为避免触地，他只能面朝后方背向河流，倒着挪动。十米的路，他要五分钟才能挪到。他一只眼睛失明，本来就是残疾人。他是被一名过路记者报警后送到医院的。他对救他的记者没有信任，对任何问询始终不答话。直到抬上担架，他嚼出一个字：“疼！”

　　深入腹部的钢筋是带钩的，进入40公分，钩住了软组织。医生伸进手去，用了15分钟，钢筋最后拔出来时，浓水血水粪便顿时涌出。生锈的钢筋上还缠着破布塑胶。医生说，这人再晚来一步就没命了！奄奄一息的流浪人此时终于开口又说了一句话：害他的是三个陌生人！

　　他插着钢筋在过往行人注视下，忍受了四天！

　　记者的文章介绍说这人三十多岁。新闻图片上看这三十多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

　　那天读这则新闻我心里顿时长满愤怒的荆棘。现在写下这些字我要忍住眼里的泪水。医生没有把拔出来的铁钩放在备用的器皿里，而是摔在地上，骂了一句，“真是混蛋！”

　　只有医生的愤怒还有记者的救助，能够稍微化解我的愤怒。

　　可是类似事情在大陆比比皆是：广东公车上众目睽睽之下，流氓竟将少女轮奸致死，连少女的男朋友、家人都不敢吭声！陕西溺水人在围观中死去；重庆，一个孩子不慎落水，濒死挣扎，不会水的母亲在岸边喊价奖赏救人，价位出到几千元，才有人下水。四川众人围观车祸受伤者，唯一的救助者却是位美国女性。而她被认为与伤者必有亲朋关系。还有没报道的：一位汉学家的妻子告诉我，她的德国友人在泰山旅游区严重摔伤，倒地不起，过往围观者甚众，自始至终没人出面救助，哪怕扶一下，抬下山！这位德国游客没见过这等观瞻的热烈和人情的冷漠，伤感地说，从此决不再到中国。人们已经对此类事情习以为常。连中央电视台也要拿俄罗斯遭恐怖袭击的死亡人质数位让观众猜谜获奖！此举虽遭斥责，但它的发生本身已经不可思议。肇事者能够从自己的念头中嗅出哪怕一星半点的血腥气吗？

　　这种现实了解多了，心里还能长出什么来？

　　每当不小心变成了怒目金刚，我就咬牙切齿给自己悲凉的荒原浇灌文明雨露，播种青草。放下一些经典，拿起另一些经典。心里不免上下求索：桑梓祖地数千年来无数流亡者，大都穷愁之极而立言。可是他们很少有人让现实把自己勒死。大半还能隐逸在精神的桃花源，忘情于山水。远的不说，就说近处的顾炎武，流亡途中，四匹骡子两匹马，驮的全是他的书。走遍华北、江南半壁河山，一去二十多年，直至客死他乡，没回头。这么硬的骨头，他也没在誓不与之妥协的大清国里，把自己丢失在愤怒的荒野。在后半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岁月里，他边走边读边写，出手的三十二卷的《日知录》，弄的是百科全书式的纯学问。死里逃生的边关要塞、黄土森林、道旁驿站、乡间茅店，留下的竟是他超然事外的足迹。

　　还有与印第安少女玛托阿卡同一时期的李贽。花甲之后别妇抛雏，削发为僧。他遁入空门虽然是为了摆脱现实官僚政治，更是为了逃避日常的繁文缛节之累，给自己卸载松绑。他虽然读书写字积习不改，写的却是“焚书”、“藏书”一类文字，不希罕给当世人看的。更多的时候，他则“琴书犹未整，独坐送残霞”，把人生这回事给参透了。

　　即便是十多年前，头上高悬官方追捕令的那些的日子，我也没有象今天这样不堪负重。八九之后，狱中归来，在内地逃亡途中，与两位陌生的澳大利亚医生相遇。夫妇俩决定立即中断在中国旅行，分头返回香港，为我们秘密带出三本刚刚完成的书稿。夕阳的金色透染柏树下的土岗，我听他们用简短的语言表达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同时看见激动写满他们的面庞，紧张攥满他们手心。藏好微缩胶卷，踏上危途之前，他们望着我轻松的笑容，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的问题让我发现，自己原本是条“好汉”，危难中虽然时刻心有挂碍，但遇事往往照旧超然。

　　那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身处逆境，竟然如此从容？”

　　现在我为什么身处自由世界，却不再能从容？

　　3

    远志明曾为所有八九流亡的中国知识人说过一句名言：“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初到美国新泽西，窗外绿荫喧哗，门里家徒四壁，对照之下，我对此深感认同。可是十年之后，验收自己交出的答卷，惊觉答案已经天翻地覆：回归的是大地，远离的是天空。这确是自我检点一番之后，必须交出的答卷。这导致我心中再无风的色彩，再无山的和声。

　　4

    家国之地的政府跟美国民选政府的风格全然不同。不过生长在它的权威看护之下，从来没有怀疑过它。它用铁蒺藜遮盖我们脚下的大地，说它就是家园，它就是富饶，它就是仁慈就是强盛，就是史无前例，我没有疑义。它象创世纪里的上帝一样，说它就是道路，也行。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是对是错，吾爱吾国。）“

　　一开始，我就把政府混同于祖国了。

　　跟许多“阶级敌人”相比，我的免疫能力先天不足。即便跟父母下放农村从地里刨食吃，年龄也太小，感受的还只是门前枣树院中井，百里阡陌无红灯的田园野趣，没来得及用农民生活颠覆教科书里的大好形势，就到军队的“大熔炉”里当兵去了。文艺兵，年龄限制从宽。

　　父辈曾经有过与真实大地的联系，也许可以洞察那些美丽的谎言。但这联系早在我出生前就被割断了：卢沟桥事变那年，父亲家乡河北深州他的家门口，路过一支队伍去抗日，保家卫国，气壮山河的。父亲的兄长跟着队伍走了。不久又路过一支队伍，也是去抗日，也是保家卫国气壮山河的。父亲跟着队伍走了。后来知道先路过的队伍是国军，后路过的队伍是共军。祖上书香门第从此断了香火：爷爷的大儿子成为国军里的抗日将领，后来在长春被共产党暗杀了。他的次子，我的父亲当的是侦察兵，挨过日本人枪子，却没有谁来暗杀。一生性情率直又不会装假，一辈子官没做大不过资格挺老。父亲当年的理想主义和后来追随共产党，使我一出生，就落个“根红苗正”。

　　大伯在家族舞台上过早消失，他没能浸染我的红色出身，也没能由此给我一个进入真实现实的机会。我这共军后代，生长一路顺风。是在后来阅读抗战史的蛛丝马迹中，才对共军英勇抗日的神话发生怀疑，才悟出为什么父亲回忆当年，总是笑着说，他枪伤是在背后而不是胸前。

　　82年大学毕业，偶然从北京一个叔伯口中得知这段家史，我已经拿不准自己的心情：该庆幸大伯早死，没有造成我父母49年以后更多的麻烦？还是该惋惜他的消失，带走了我认识真实的眼睛？

　　5

    这个政府劫持了我们的家园。它的绑架行径，每一天都在大量来自中国的消息中获得证实。那些消息信手拈来条条触目惊心：黄河在前几年先成季节河、后成内陆河，今年黄河源头已经开始干涸；渤海已成死海，近年喧声四起的拯救措施为时已晚，要想恢复它的生命，200年以后见了。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世界十大污染城市全部在中国；农民收入持续下降，农村经济基本破产；美国海关的资料显示，2003年美国口岸被查获的假冒产品中，66%来自中国大陆；百姓含冤上访已经成为“违法”行为；河南农民王幸福秘密调查230起农村暴力事件显示，农民不仅税收负担超负荷，而且政府以“征税”为名，以打、砸、抢、关押等非法手段，夺取农民手中的私有财产。

　　唐人感慨他们的农民生活疾苦，说是“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宋人慨叹他们的农民生活疾苦，说是“而今风物那堪画”；清人也感慨他们的农民生活疾苦，说是“农家翻厌说丰年”。但现在中国农民情况何止于他们笔下的“千村万落如寒食”，“一亩官租三亩谷”，“县吏催钱夜打门”！新的圈地运动导致各地乡村抗议浪潮连年汹涌，暴力冲突事件空前剧烈而频繁。一个北京城里人写的“今天给我家装空调的民工哭了”一文背后的资讯是，农民苦难已经俯拾皆是，甚至渗透到“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的城里人家。

　　可是为农民苦厄发出声音的《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却被告上了法庭！

　　东南沿海那几个城市作为中国橱窗，吸引了众多的外国眼睛。但是在中国出门不是飞机就是“打的”，总是脚不沾地，如何可以了解中国现状？“八九六四”十五周年之际，我问赞扬中国进步的前美国驻北京大使助理赫斯金（James Huskey） 和他的夫人，你们在中国是否乘坐过老百姓乘坐的长途公共汽车？他们说没有。

　　中国老百姓都坐。从北京往外开，三个小时后，窗外已经是另一个世界：风沙中，除了荒山秃岭破路败相一如二十年前，有两景最是触目惊心：一是风中挂拽于路旁灌木枯枝、遍及砖头瓦砾上的废弃的塑胶袋，它们旗子一样地飘动，兜风鼓气，哗哗作响，点缀出一派萧索气象；另是沿路墙上接连不断的黑色粗体手写号码。那是定购假证件的电话号码。它们一路逢墙上墙，遇水跨桥，见屋登檐，穿越城市乡镇郊区，从北京长途汽车站到外地沿途上百公里绵延不绝。有些公然就写在当地政府甚或公安门前的牌子旁。伪造各类证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内容，说来做来，跟到商场买油盐酱醋一样简单，用不着秘而不宣，跟京城里某些大型建筑门外，在真的枯枝上拴假花儿一样，不需避人耳目。

　　还有些令人难忘的消息：今年五月，成都35家药店里上万把供市民在雨天免费借用的雨伞，大部分在晴天已经丢失。雨天全部被“借走”。雨后，无一归还。上万人中，竟没有一个人归还一把伞！西方记者采访爱滋村，希望把当时政府见死不救、秘而不宣的消息公之于国际社会。结果被采访的艾滋病人合伙跟记者讹钱，说是不给钱，不能走。不给钱，就告发你们，叫你们消息发不成！

　　每天上班，头一个程式是看新闻，尤其是中国新闻。人在媒体工作，这是职业要求。这里没有新闻封锁、网路控制。一流电子设备，24小时跟世界四通八达，地球确实变小，中国距离很近。可是每天从世界各大通讯社，各媒体看见听见的中国消息，十有八成令人心情荒芜。

　　6

    除了雨伞一类民间轶闻，上述消息十有九成由于国内禁止报道，老百姓无从获悉。王蒙先生访问日本时，被问及如何看待一位中国流亡作家对中国生态环境现状急剧恶化的描述，他的回答大意是：作家在外多年，不了解中国情况。对此，有一个反证。——多年前德国汉学家瓦格纳告诉我一件真实的事情：他学中文的德国学生到中国去实习语言。一年后回来，确实发现自己的中文语言能力大见长进，不过另一项感慨是，他们发现“自己留在德国的同学，对中国现状的了解和知识，比他们高得多！”

　　这位海德堡（Heidelberg）大学的教授八九年学潮期间依次在南京、上海驻足。他在南京要想了解北京的情况，唯一办法是听BBC或美国之音。而到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已被取缔，他看见上海社科院的“大马路上的一个小马路”，在早先张贴“导报”的报栏上，贴着小小的纸片，上面是手写的来自北京的消息。那是被剥夺报道权力的前“导报”同仁打破新闻封锁、公开真相的唯一选择。“上海，很大的一个城市，唯一可以了解北京情况的渠道，是在那个地方！那小小的手写的纸片！”那里通常数百人头攒动，人流拥挤。如今，这与民众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已经退为历史了，可是除了政府，除了北京自己，中国百姓至今仍然无法获悉真实情况。就象中国许多退为历史的重大事件，全世界都知道，唯独中国不知道一样。多年后，瓦格纳教授回顾中国没有资讯、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情况，还是激动，他在电话里不断重复一句话：“中国社会对自己的知识基本没有！公民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内部的情况是什么样！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

　　眼见耳闻、口口相传的传统资讯传播方式，确实可以了解身边发生事情，甚至可以依据街谈巷议揣测局部的情况。但是新闻自由加上电子技术，人们用指尖轻轻一点，就可以“行万里路”，知天下事，察大格局。

　　7

    我至今还记得初到香港，看见满摊“反动”报章、杂志，听见四处“反革命言论”时的紧张。不过扶桑之地的家邦，以她全面的真实集中地、铺天盖地向我轰炸，是在我彻底远离她，来到到大洋这边之后。

　　河南爱滋村的存在、性病的普遍程度、萨斯、长江大洪水、矿井坍塌、大庆示威、网民被抓、农民自杀、自焚、天安门万名上访人游行未遂、各地下岗工人工潮、各地农民暴动、各地民众上访及“截访”、爱滋病迅速蔓延起因及其严重程度、三峡工程海内外所有批评言论、全国银行数额巨大的呆帐坏帐、大量高干卷款潜逃及双规后自杀事件、太子党从政从商详情、地方基层政府黑社会化现象、黑金政治、打压法轮功、中功、再现《1984》预言的庞大网路监控工程“金盾工程”内幕……。西藏独立呼吁及流亡政府活动、台湾走向、香港选举、新疆流血事件、北韩农业崩溃政府印制伪钞走私军火、强制堕胎及严重后果、政府控制下的死囚人体器官买卖、致死20余万人的河南板桥水库群崩溃事件、历年江淮流域炸堤分洪灾难、严重生态浩劫……等等。

　　除了现状，还有历史：上溯鸦片战争、太平洋战争、义和拳屠城，八国联军进兵、庚子赔款、抗战、下至“沈崇事件”骗局，韩战、越战，再及当代历次政治灾难、所有外交路线、以及民间对日索赔；各类历史翻案真相话题如“西藏平叛”、镇压蒙古“内人党”真相、炮轰沙甸事件、大跃进高征购造成的史所未见的大饥荒……。

　　稍微长大一点，我就毫不犹豫地把报纸上的金口玉言永久性地扔进了垃圾。就像文革后中国大多数知识份子那样，以为自己对谎言早就免疫了。但是当这些骇人的真相从涓涓细水，渐渐汇成河流，最后从现实各领域角度、历史各层面洪水般决荡而至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得不一次次问自己：对于自以为了解的中国，你真正了解的还剩些什么？

　　版图上那一唱雄鸡天下白的中国形象，现在变成了一只因缺氧而挣扎不休的鳄鱼！

　　无论你免疫意识多么强，这时候才有可能发现，关于谎言，关于欺骗，关于宣传，关于歪曲和误导，你只不过具有抽象的认识，所以你的免疫也不过是理论地免疫。

　　我做过中国媒体禁区的粗略统计调查，最终发现那里的非禁区寥寥无几：“三个代表”、人民生活改善提高、党政工作成绩、经济改革成效、科研进步成果、政府官员公开活动。无论你对这些非禁区多么具有免疫力，你最终无法知道你不知道的究竟是什么。即便是对这种不知道的状态，你也难以察觉。我调查新闻禁区时采访过十数位出色的中国新闻界同道及资深前辈，愿意开口说话者，多数情况下无法具体指证官方新闻没有报道的是什么。最后我只能采取职业新闻采访最忌讳的“是否问答”方式：我指出禁止报道的各项内容，他们以肯定或否定的方式进行回答，以确证那些内容是否报道了。

　　就象中国橱窗展示的不是大陆一般状况一样，茶余饭后私下聊天的自由，也不能代表资讯自由。传媒还是政治黑板，新闻并没有自由。所有重要话题仍旧不能进入传媒领域。如果不是陈桂棣、春桃夫妇历经多年在安徽境内的实地考察，如果他们的文字不是借助文学刊物、电子技术公开传播、扩散，近在身边、持续多年的农民苦难除了农民自己，有谁真正了解？我总是毫不惊讶地发现，这类中国真实情况所引起的震动，往往来自国内读者而不是海外关心中国命运的人。

　　谎言不能胜过智慧，但是资讯的空白导致理解力偏失。被掩盖的事实和事实本身一样，可以控制人们的大脑。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而我们在谎言加宣传中的状态却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不知不知亦为知之，是不知”。普林斯顿大学出身的美国老派人物，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做过一首诗“未知”（“The Unknown”），大意是说：“有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还有些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而对于我们无知这一状况，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据我的体会，对自身的无知状态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不是智慧的能力，它是，而且只能是人在资讯发达环境中的正常反应。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对这种反应描述得更加深刻：“人们的见解和信仰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而是无意识地顺应别人向他们提供的证据。”

　　我把这句外国人两百多年前说的话，从路边一次次捡回来，翻译了，搁在中文世界，是因为我看见这是中国半个世纪绝症的起因。

　　8

    我羡慕那些面对故国苦难可以侧头转目，一心不乱、感受自我的作家，羡慕那些逃离苦难之后，可以眼不见为净，心不察则宁的诗人。他们赞美生命的美丽，却对个体被欺骗而丧失的尊严忽略不计，对几千万死于非命的生灵不生悲悯之情，对延续至今的谎言习以为常，对这个罪恶的制度不敢公开抗议，不屑于公开表示哪怕一点义愤。但是每当上午我打开电脑，点击各地汇集而来的有关中国的消息，哪怕只是标题，都会隐隐感到脚下沈重，心中悲凉。

　　借助异乡的现代媒体和新闻自由，我发现如今是结结实实站在那铁铅般沈重的大地上了。

　　帕乌斯托夫斯基描写过他和友人费定在加拉格海边写作的日子。那里没有家园的狗，总是到他们的凉台上过夜，而且只要有机会，就偷偷溜进他们各自的房间，上床酣睡。小屋的窗外，是一个伸出海面的凉台。人们总是把怕淋湿的藤椅摞到窗下。每逢海面涌起风暴，藤椅上总是蹲着一群无家可归的狗，狗们总是居高临下，透过窗户望着桌前奋笔疾书的费定。它们总是低吠着，表示要到他灯光明亮而温暖的房间来。费定只消片刻休息，抬头望窗思索，“就会看到几十双狗眼正义愤填膺地紧紧盯着他”，就无法继续安心写作，感到于心有愧。“因为他住在暖烘烘的房间里，却只是摇摇笔杆，作着显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我在媒体工作的感受，类似于费定抬头望窗的感受。

　　费定后来终于习以为常，可以在众狗目睽睽之下继续写作了。我却没这么容易。古代东方讲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古代希腊欣赏“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我醉心于此，可是新闻与这二者无关，还必须哇啦哇啦整天“放言”。初以新闻为职业，为的是糊口养家，看不起这行当也放不下人文学术。觉得这行当，有点象一个职业长舌妇，整天的作为，就是把所有地方发生的所有事儿，告诉所有人。我曾经对友人抱怨说，“做新闻，人越做越肤浅。”

　　不料一语成谶：那些眼睛是我同胞的眼睛，它们在每天早晨我点击滑鼠的时候出现。有时候我带它们去播音室、录音棚，把它们变成话语，通过电波送回中国，满足那里资讯饥渴的耳朵。久了，它们构成大片乌云，笼罩我的空间。除了这些眼睛，还有那些低吠。它们组成一种坚硬的文字（或图像）：《狂飙时代》、《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红色纪念碑》、《饿鬼》（“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一滴泪》、《林昭》、《寻找家园》、《证词》、《野草》、《我的反动自述》、《谁是新中国》、《中国之毁灭》……，渗透我的生活。还有百年前石印的中国史料和美国对华外交档案卷宗，它们有些已经纸页脆黄，开始残破，带着被遗忘的凄哀和被扭曲的愤怒，冰河铁马般滚滚而来。我从中看见的，是大海那边荒谬至深、苦难叠涌的世纪末的景象，是面临冰山毫无知察、载歌载舞欢庆远航的“泰坦尼克号”。

　　这样无情的岁月里，音乐，若不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不能进入我心。文学，若不是断在浓墨处，只能是一种奢侈。风的色彩，山的和声，若不是故国沧桑深处的祷告和忏悔，就太淡、太轻、太伤人！

　　这样的肤浅，陷人太深！

　　9

    两年前，开车上下班。沿波托马克河岸走“华盛顿滨河路”（G.W. Parkway），大树林中穿行，波托马克河水相随。总是选没有铜管加入的交响乐弦乐慢板，把音响开大。在那些来自这个世界深处的旋律抚摸中，能感到车里的荒芜，不一定在哪一瞬间，突然就被触动，就变成不言不语的温柔，心中的荆棘就变成风中贴地翻卷的草浪。我就又会看见生命的远方，那些风的颜色，听见山的和声。

　　那段路来回四十分钟，是我一天当中远离中国、修养生息的交通命脉。

　　后来，改乘地铁上班，把交通命脉省略掉了。不过仍然要先开车到地铁站停车场。停车场一共有七层。第七层露天。站在七层露天，目光平视，触到的是四周远处绿色茂密的林梢；仰头高眺，看见无极苍穹和壮丽的晚霞。虽然那里不是散步的好去处，但是出电梯、到车前，一分多钟的路，总是要走。那时节，可以极目远望，与高远的宁静沟通。即便是夜里雨里，也可以片刻休养生息。我每天上班开车到此，总是绕大远，顺时针转六个圈，把车转到最高一层，停在最远的一个车位。车是到美国十多年之后第一次买的新车。平时没时间洗车打腊，本来已有“虐车”之嫌。还故意舍近求远停在露天，让它日晒雨淋，就对它心生歉意。一面绕一边对它说：你多开一点，多费一点，我下班时就有一、两分钟的心旷神怡。谢谢你！对不起！心疼你，可是我真的不想下班后，把那些荆棘带回家。

　　每次下班出电梯，走到车位那一分钟，成了我一天当中躲避那些眼睛和沈吟，扔掉中国的又一个交通命脉。

　　泰奥？安耶洛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导演的电影力作“尤利西斯的凝视”里，轮渡甲板上，列宁的巨型雕像苍白而肃穆，他被肢解的脑袋仰望着苍穹，镂空的眼睛目空一切。他在长长的、无声的河流中缓缓推进，从早从晚，从头从尾、从左从右、从东从西或从南从北，从白昼从黑夜。河岸上人们奔跑追随，俯首下跪，或在胸前划十字。最后，终于，当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那无声的河流上驶出已然静止的画面，我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你匆忙一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奔跑。你偶尔驻足，不知道自己凝视的是什么。可是，有一天，有一刻，你无意间一瞥，竟发现自己早就身置一个意想不到的境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你身上消除不掉的烙印。你在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是一段历史长河的见证了。不然你不会十几年如一日，在自己的母语中，在语词、语脉、语意、语气、语感中，清除党文化的任何因素，而经常感到力不从心。简体字的现代汉语是你的母语，是你白天思维夜里梦话的工具，只这一条，你就死定了。

　　看过安耶洛普洛斯这部1995年的杰出旧作不久，有一天下班来到停车场露天七层。刚一仰面极目，心已秋暮苍苍。突然意识到，即便是波托马克河边路上那种短暂的心旷神怡，也已然成为过去。发现自己竟要如此费尽心机地摆脱中国，哪怕片刻！却不能。望着头上壮丽的晚霞和远处苍绿的树影，心里全是泪水：什么时候开始的？当独自身置如此辽远美丽的自然，拥有如此珍贵的自由时，剩给我的，竟只有默默的啜泣！

　　从容优雅的人们啊，你们是如何做到不挂念无辜死去的和正在遭受苦厄的中国的？

　　10

    玛托阿卡的欧洲情人把烟草种进美州大陆辽阔的原始森林了。玛托阿卡终于卷入现实的矛盾，开始调节英国商人与印第安部落之间利益冲突了。1614年春，玛托阿卡跟一个英国烟草商人约翰？罗费（John Rolfe）结婚了，受洗了。

　　她彻底进入世俗了。

　　与玛托阿卡同一文明之源的东方大陆读书人李贽，在奋力抛弃人世俗务、返回空灵之后，写来写去，却总是和政治有关。

　　谎言消解后，为时已晚地重审中国精神遗产的来历，发现抱定“一肚皮不合时宜”的，何止苏东坡一人！从孔子、屈原开始，那长长的流放队伍就前赴后继到如今。除了数也数不清的中国读书人，还有荷马领先的欧洲各国流亡知识人。还有俄国贵族们的流放长队，尤其是苏联作家、诗人、音乐家流放、监禁、劳役、驱逐、自杀的漫漫长队。这长队中仅作家，就有两千多。

　　我很懦弱，但经常仰望文化英雄。不仅上下求索，而且来回寻觅：他们的风的色彩是什么色彩？山是和声什么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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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讯关乎视野，视野关乎人生。没有充分的资讯，生命不可能存活在真实中。在党贵们刻意虚拟的历史和现实里生存，人可以快乐无比，但不可能比笼子里的动物更有尊严。甚至感情都可能是虚掷。甚至学术都可能全无价值。甚至文学可能找不准自己的脉搏。甚至音乐都可能沦为未来心理医学的临床见证。

　　几年前，台湾文学评论家齐邦媛教授曾经对我毫不客气地指出，大陆学术论文连体例都不规范，况乎学术价值！她是从历次在美国和台湾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得来得印象。我为此一结论心中悄然挣扎很久。终于接受这个事实。体例不过是技术问题，但是意识形态化导致资料选择的偏颇，是致命缺陷。等到听见余英时先生这样宽和厚道的史学大家，在谈及中国近代史研究时，都感慨“中国没有历史”，而且学术水平停留在“策论”阶段、缺少独创建树的时候，我自己已经从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那些纸页发黄的中外历史文献中，听见了历史喉管被割断、被扭曲的挣扎和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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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次多少次，不甘接受脚下这片弃地，总是回望心中的伊甸园。不断问自己：你如何出埃及？

　　将荒沙装满行囊，去告诉醉生梦死的人们，我们的前景不过是海市蜃楼？或者做“自由主义”策士，寻找一千条理由，劝谏压迫者跟被压迫者相互理解合作，仿佛“革命”或“改革”可以尽在“安排”操控之中？或者挤出一条窄路，给这个金钟毁弃、嘈杂不已的世界再添一声瓦釜雷鸣？还是回到从前，好生关照自己，去找一棵千年大树，对它倾诉心中的大惆怅，掏出一脑门子的中国官司，放自己一条生路？

　　自从旧作《史前意识的回声》出版，流亡十多年，心中大雅久不作。却因广播职业需要，不能“修口”，说了不少由脚下大地透入心中的话。没有创意，没有优雅，当然也没有学问，没有播种。不过是把谎言扭曲颠倒的事实再颠倒回去，把负数再扳回到零，铲除宣传工厂制造的塑胶植被，让荒原成为荒原。

　　已经渐行渐远了，还是一步一回头：要不要就这样，把全世界都没有争议、只有中国听不见的大实话说下去说下去，直至说到沈入心里寸草不生的荒野，忘却甘泉，埋入故国千里万里沈陷的土地，忘却天空？

　　13

    小时候的一个老朋友过海顺路来看我。而今他已经是中国某大城市里一字难 求的有名书法家和当地政府的文化官员。见面后送了我一副字，“清气如兰”。我读后笑笑，全当他怀念我小时候，不想揭穿我脸上的岁月造化。我也就不揭穿他。东西南北聊了一气，次日又送我一幅字，“行世界知天下万千气象而后觉悟” .我这次信以为真，继续跟他古今中外地论了不少。不过这次他断言我是出于无奈，就范于帝国主义逼迫，不得不把中国的事情看得一团糟。隔日道别，又送我一幅字，“叶落归根”。他笑眯眯吐出一个断句：“回来吧，你！”

　　他走后我望着清香扑鼻的三副墨宝，明白如果再让他知道我更多，下面的字就该变成“枯藤老树昏鸦”一类了。幸亏他驻留时间有限，话说完之前走了。

　　三十年前一个毒日高照的中午，当我们部队文工团的敞蓬卡车驶过大片东北黑色土地的时候，他站在车帮边，指着在地里劳作的农民身影对我说，“你看他们，就是这样，从早到晚，脸朝土地背朝天，辛辛苦苦一辈子。死了，炕席一卷，土圪垃里一埋，就没了。”

　　我当时十四、五岁，不大懂他说的是什么。岁月渐渐流失，这话却一次次从记忆中浮现，以至于后来定格成为不变不逝的画面。

　　还有一个关于他的镜头也难忘：头天我们巡回演出抵达的城市游街示众枪毙一名“反革命政治犯”，次日凌晨，我看见他站在寒风凛冽的楼顶平台，一言不发，面色铁青。周围地下全是烟头。他一夜没睡。我猜出他失眠的原因，但不理解他为什么那样沈重。他和我出身相似，但年长我十多岁，是庄稼地里滚过来的“老插”。七十年代，文革正红火。

　　为了这两个后来定格在记忆中的镜头，我尊他为我思想启蒙的兄长。他如今却不见容于我，不是他看好身在其中的祖国气象，就是我已经走得太远。

　　我把三幅字以塑胶纸包裹，统统封存在地下室。心想，清气如兰是混沌未开，行世界……而后觉悟是“为学日益”，叶落归根是返朴归真。如果这三种境界都不是我，如今我竟是谁？

　　14

    有一点他不愿听，但是我不能骗自己：如今中国的农人受的是三千年加起来的苦，他们仍旧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如今的“反革命政治犯”如果不是遍乡遍野，就是已被杀绝了种。

　　肖斯塔科维死后用他的生前的文字（《肖斯塔科维回忆录──赠言》）告诉我们，他的第七、第八交响曲，从来就不是世所公认的、誓死保卫列宁格勒的号角，他的“交响曲多数是墓碑。是献给因政治迫害而死在何方、葬在何处都不知的每一个受害者的”。这个杰出的苏联作曲家生前扭曲自己，人格分裂，随时准备阿谀奉承伟大的党。但他没有用自己的作品撒谎。他没有蒙着自己的眼睛说我看不见，更没有让自己的心肝一道跟着硬化了去。这就是为什么，他生前就决定死后必须公布真相。音乐无字，因而他可以犬儒一生，但他绝不愚弄后世。他毕竟赎回了自己的良心。法捷耶夫也把良心赎回来了，不是用生前落笔、死后发表的文字，而是用死本身：他自杀了。这一行为被认为是由于他在政治大清洗中扮演暧昧角色，导致他的作家朋友们遭到处决，他为此感到罪孽深重。在苏俄，成群结队的苏联文学艺术家宁愿流放、监禁，绝不与当权者合作。

　　当我为时太晚地读到这样的文字，突然意识到了我是谁：我是当代中国的缩影。我是中国断代的空白。我就是前无沧古，后无未来的荒芜之地。

　　写下如此字句，不是写下一种比喻一个象征。我想，在知识贫乏、视野窄小、没有传统或人格萎缩、行为怯懦、擅长苟且而特别自大这些特征上，我可以代表几代人。

　　“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除了数学，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中学的政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政治）、中文（领袖语录新华语体灌输系统）、中外历史（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导性版本）、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辨证唯物论）甚至文学（政治的宣传工具）甚至经济学（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一概等于负。而在心理学、宗教学、精神现象学、人体科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方面，即便不是一无所知，拥有的也只是共产文化扫荡后的战场硝烟，断壁残垣。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到我这里已经被党文化所强奸或断裂。白话文确实用得熟练，顺出些味道，可是把古代汉语及其承载的国学统统丢失。半道上生就的白话怪胎，血脉里几乎不见祖宗遗产。孔子、王阳明、四书五经、曹雪芹、海瑞们是以反面教材正式进入我们视野的。说的彻底些，49年以后出生者如我，初出国门，连正体字（我们叫做“繁体字”）、竖排板都读着别扭，写不完全。

　　除了对祖先精神遗产一知半解，也没有工具认识西方人类的精神遗产。在日本，作家文人大都能讲英语，台湾、南韩英语普及程度似乎也比较好，新加坡就更不用说了。可是长久以来大陆我这几代人，只能从翻译笔下了解外国思想、精神资源。英国当代哲学家布朗？麦基（Bryan Magee）总结他积累知识的方式说：读书最好读一手书，听音乐最好听一流乐团演奏，千万不要拿着别人的心得乱感想。看看老子有多少英文译本，译的有多糟糕，就能想象不能读原着损失有多大。可是我一旦精神反刍，只能把错误百出的译文当正品。把中央乐团当正宗。偶尔西方文化到访中国，也是大观园建在刘姥姥村儿，闪不闪光都是金饽饽。现在官方倒是不批“精神污染”了，可是把西方的陈芝麻烂谷子装点了满江山，不是被老百姓当洋务崇拜，就是被“新左”当资本主义经典批判。

　　我的“二手”问题还在于，如果不是被迫流亡，难以建立流亡文学的概念，难有渠道了解流亡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辉煌灿烂的世界文学艺术之门，经过了意识形态化的白话文、简体字的筛选，才对我们开放。“德国流放了海涅，英国流放了拜伦，法国则把自己最伟大诗人雨果流放出境”，这样的字句，阅读中撞也撞不上，撞上也不懂。还以为所有作家艺术家都和我们一样，拿政府的津贴，专职写作。拥有作家称号，就应该是前呼后拥，高朋满座，否则就摔笔不干，出门下海。

　　虽然家国不幸诗人幸，但被人出卖了还帮着点钱，点完了，将数量可观提成存入银行私人帐户。这样的手和脑，如何可以写出文学杰作？五十多年以来，过眼云烟一样的一茬茬标题命名文学过后，是否有堪称伟大的作品浮出水面？被“文艺为政治服务”强奸过的中国当代文学，从强暴中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揩净身上的政治荒淫污秽，发誓独立。但同时它把生命的真实一同抛弃了。从古到今，从东到西，从赢得国际声誉的西方名著到中国地下至今默默无闻的杰作，从那些文学大师的生平，到他们的自我认同，我还没有见过中国当代这样惧怕政治，铲除真实，切断背景的文学作品。这实在是政治强暴中国文学的最大成功，是中国文学因此高位截瘫而不能站立的证明。

　　就算跟着叫唤喜欢苏俄文学、音乐十几年，几十年，如今还是发现，在众多需要重写的人文教材中，需要重写的还有一部，是苏俄文学艺术史。那些作家们，诗人们，音乐家们对极权迫害的反抗、对良心道德的坚守，对传统资源的清理，对欧洲虚无主义的批判，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人类尊严的挺举，已经成为二十世纪最壮观的人类精神景观。他们拥有历史的力量，拥有弥赛亚主义在苦难中保守爱与救赎的资源，可是我无缘拥有他们。他们的资源从来没有成为我们面对苦难、抗拒堕落、抵御魔性的资源。所以当他们为抵抗暴政而导致自己踏上放逐、牺牲和死亡的征途时，当这种放逐、牺牲和死亡“达到一种整体的、纪念碑群的程度”时，我播放他们的音乐，误读他们的旋律，满足自己的艺术饥渴；阅读他们的作品，错解他们的文字，装点自己的精神门面。

　　由于崇拜优雅，我们固执地在深埋着血迹的土地上寻找自己天鹅的身影。可是忽略了一些基本常识：人无尊严，谈何优雅？无视生命，如何创造？漠视近在身边的苦难，如何超脱？心安理得地游刃于权力赐予的缝隙，谈何独立？

　　古今中外各类资源全部封杀，“豪华”已无可能，如何“豪华落尽见真纯”？在一个远离人性人道的社会里，缪斯为何要驻留？“贵族”，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贵族精神”从古到今，不消弥的内涵是对“荣誉”的看重。荣誉，来自他们超越庸碌大众的一种特权。特权，是肩负家国命运、承担民族苦难、义务奉献自我、不与汪洋般的庸俗妥协或叫阵、誓与诋毁人格尊严的强权决一死战的特权。可是“贵族”在中国怎么就成了附庸风雅的称号？成了明牌产品的商标？成了拜金的人们别在衣服上的胸针？

　　苏联在极权统治时代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从最保守的估计到最大可能都是以数千万计，和我们的一样多，但是伟大的俄罗斯知识群体以自己前赴后继的抵抗行为和个性化的文学创作证明，“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可是我们遍地歌队，偏偏嘲弄英雄。在应当响彻安魂曲的大地上，唢呐和腰鼓响彻云霄，不知在庆祝谁的丰收。挽歌流失：勒索救助者，欢呼遭殃者，身心在劫，却敲锣助阵。——这苦难的时代已经丧失了悲剧的特征。

　　真正的问题是：祖国的风是否有颜色？祖国的山是否有和声？

　　我是否曾经拥有过一棵真的千年老树，拥有过一片兰天？

　　15

    阿卡托玛远征伦敦，见到了城市和工业文明。返回家乡的大海上，她终因不能抵挡异族病毒的入侵，患上肺炎，死于途中。时年22岁。可是她的风的色彩，山的和声所代表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据说被溶进了美国基督教宽容和平精神中，至今回旋在唱诗班的歌声中。

　　李贽。让我把《焚书》里那段被引用多次的结局再引一遍：被捕入狱后，他趁为他剃头的侍者短暂离去的机会，以剃刀割脉自刎。不甚成功，鲜血淋漓地，还和返回的侍者有段对答，不过他当时已经不能说话，是用手指在侍者手中写字做答的。

　　问曰：和尚痛否？

　　答曰：不痛。

　　问曰：和尚何自割？

　　答曰：七十老翁何所求！

　　割的位置不准，李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饱受苦痛。两天以后，他终于求仁得仁。

　　不过，顾炎武在自己流亡的路上追念说，“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不灭。”

　　野蛮成性的黑暗中，人类文明的薪火，就是这样传递下来的。

　　16

    几年了，独自听歌唱阿卡托玛的那首好莱坞的通俗歌曲，“风的色彩”（“ The Color of the Wind”），还是会突然泪流满面，甚至泣不成声。受西方古典音乐教育，从来对流行歌曲不大以为然。不是改了理想，只是不忍离去，必须离去。

　　在英雄远征的时代，女人要象美洲新大陆开拓者那样，一匹马，一支枪，站在自己的篱院里、家门前，守卫自己的土地。在缺少绅士、贵族、男子汉的时代，女人，哪怕只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也要勉力撑起整个天。

　　“分手的时候到了……”

　　十多年流亡，如影随形的感觉竟然是无处流浪。

　　不过终于知道了一个极为简单的事实：自己前无东方薪火，后无西方烛光，拥有的只是故国千里万里沈陷的土地。

　　退而结网。继绝存亡。就治理土地，回复荒野吧。就沈入荒野，做一粒草种吧。就在沈陷的土地里，期待生长发芽吧。

　　然后，再拥抱天空。

　　即使万劫不复，我永远拒绝接受没有美在生命中存在这个事实。我将会经常倾听身体里天然的、纯净和谐的脉动，就象欣赏巴赫音乐对位于人类心灵中的神圣和声。

　　可是现在，为了生命中的朗朗乾坤，自在光明，出发的时候到了。

　　2004年8月10日开头2004年10月28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