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石村事件非同小可

梁京（北京）


    中国必将实现宪政的理想，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共识，但是，中国这一轮的努力，能否避免大的动荡和流血，则是许多人都关切的一个大问题。太石村事件意义之所以非同小可，就是因为这一事件如何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中国能否和平地走向宪政的信心和预期，从而对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前景发生巨大的影响。

    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广东当局对太石村村民小小的合法要求竟然如此恐惧和大动干戈。我相信，太石村如果不是坐落在寸土寸金的珠三角，而是在一个比较偏远的角落，罢免村官的要求恐怕早就实现了。更可能的是，村民们对谁担任村官，并不在意，因此，根本不会有人发起罢官的动议。

    太石村村民要求罢免村官的要求不仅引起番禺当局，而且引起整个广东权势集团的极大惊慌，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罢官要求对番禺乃至珠三角地区许多房地产产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些不动产是在非法土地交易的基础上形成的。村民作为土地原来的合法主人，并没有授权和认可这些交易。

    广东当局对太石村事件的激烈反应，恰恰说明他们知道，太石村的问题并非个别现象。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他们让太石村民罢官的要求得以实现，则会引发更多的村庄清查过去非法的土地交易，局面将难以收拾。

    和平实现宪政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多数人对现有财产归属的合法性，并不存在大的争议，因此司法系统能够有效地维护基本的经济秩序。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前，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他们最主要的财产是土地，虽然不是私有而是小队所有，但小队的规模并不大，而且小队之间土地产权的边界是清楚的，得到多数农民的认可。这一点，成为大陆渐进改革的产权基础。否则，包产到户的时候就会引发许多土地产权纠纷，以至无法继续下去。

    六四以来的十几年，地方权势集团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掩护下，鲸吞了大量的财富，其中有国家银行的贷款，国营企业的资产，也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许多财富转为个人所有，其合法性在民众中是大有疑问的。但是，人们很难有效地追讨流失掉的公共财产，尤其是在中共的专制高压下。因此，那些把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人，很多都得逞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通过非法手段得的财产，产权会逐渐被时间和交易漂白，从而不构成对走向法治和宪政的太大障碍。

    太石村事件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对十几年来形成的财富分配格局的大挑战是完全可能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权势者对财富的攫取太贪婪，太肆无忌惮，并且把太多的人逼到了绝境。结果是，权贵者自己也不相信能够通过和平和法律的途径，以妥协来换取公众对自己财富合法性的承认。太石村事件过程中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地方权势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完全无视一切现存的法律，而中央当局则冷然漠视或完全束手无策。

    太石村事件告诉我们，农民对于自己的土地被剥夺，不会善罢甘休。如果大陆当局不妥善解决对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那些没有经过他们的认可被征走的土地早晚会成为大陆改革的地雷。事实说明，以为拖下去就能够把不公正的结果合法化的想法，是危险的。

    太石村事件还没有结束，这个事件是对胡温的勤政为民，依法治国承诺的一个重要考验，也是对中国大陆社会有没有足够的能力理性地解决改革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的一个考验。如果胡温聪明，他们应该认识到，太石村事件对他们也是一个机会。在中国近代史上，广东一直扮演着推动进步的积极角色。经历了百年的曲折，再加上今日经济之发达，资讯之开放，至少在广东，根本不存在所谓民智不足以支持民主和法治的问题。如果胡温顺应民意和时代的潮流，不失时机地在广东率先发动政治改革，则太石村事件，有可能成为一个光辉时代的起点。而如果胡温听任地方黑势力在中国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任意践踏法律，则意味着他们已经与全中国的地方黑势力同流合污。这样一来，越来越多主张和平变革的人，就会转而认为百姓有权利对这个完全失去道义的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