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权于民才能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
　　
李强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许多严峻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的不到及时解决，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健康稳定发展。
　　
　　9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打破体制、增进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一个便是由于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带来的失业率和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依然有1400多万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不包括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 而实际的数字还会更高。2月23日江苏盐城市阜临县来自当地30多家工厂的200多名工人，其中大多为老党员、老工人，聚集在县政府门前要求政府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市的相关文件，落实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险、退休金的发放。这次事件只不过是近年来下岗工人因为企业长期拖欠最低生活费和基本的保险而上访、示威的一个例子而已。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由于缺乏民主机制，工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他们又没有办法通过建立独立的工会来代表他们的利益，这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
　　
　　安全生产也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中国的煤矿事故接连不断发生，官方的统计为每年6000多起死亡事故，但据专家估计这个数字可能会高至20000，就在刚刚发生的孙家湾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中又有200多名矿工遇难。中国每年因煤矿事故而死亡的人数占全世界的80%，远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数据显示中国每生产100万吨煤，平均要付出4.17名矿工的生命，在技术设备更落后的私有小煤矿这个数字为9.62.政府虽然屡次对煤矿安全问题进行整顿，但总不见效。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得对润的追求远远超出了对生命的重视。矿工虽然知道存在安全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让矿主投资昂贵的安全设备和防护措施，更有许多私营矿主或包工头与矿工签订生死合同，如果发生死亡事故，他们只要付几万块钱就能解决问题。而当地政府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对于发生的事故百般隐瞒，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煤矿的事故率一直居高不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农民工的问题。中国现在有一亿多的流动人口，其中8800多万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中国国民经济增的15%至20%来自于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提供的廉价劳动力……然而，农民工并没有从飞速发展的经济中获得很多实惠。现在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为500-600元/月，基本上还保持在2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低于很多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去掉厂里各类名目繁多的扣除后，很多工人连500块钱都拿不到。他们每天要工作13、14个小时，他们住在十几甚至几十个人共用卫生间的宿舍里，他们没有必要的劳动保护从而造成很多伤亡事故，他们没有正式职工享有的保险、住房补贴、退休金等福利待遇，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拿不到老板签字的一纸合同书，在老板拖欠工资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经常只能以死相威胁…… 劳动关系失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冲突的最大潜在因素，中国为了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惜压低劳工标准，牺牲工人权益，单纯追究经济发展，重增长轻公平、重招商引资轻劳工保护。
　　
　　“三农”问题更是令人堪忧。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二元经济体制造成了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虽然近年来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农村税费改革以及粮食价格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地看到，“三农”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决策没有得到地方，尤其是农村基层，的落实。中央的很多优惠政策并没有真正到达农民手中，却使很多地方官员中饱私囊。农民根本没有力量与地方政府抗衡，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列举很多。比如倍受争议的三峡工程，国内外对于这项耗资巨大、劳民伤财的所谓“世纪工程”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有越来越多的异议，比如因为修建所谓的“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的汉源水电站的强制拆迁和安置问题引发的数万人的抗议，比如近年来常见诸媒体的城市拆迁问题，比如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根本解决的政府官员贪污腐败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单极的社会，缺乏民主的基础，人民没有办法真正参与和影响政府的决策，对于直接影响到他们生活的很多问题上普通百姓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以至于政府根本无法或者不愿听到，决策权不在人民的手中。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呢？和谐的社会不是政府说了算的社会，不是自上而下作决定的社会。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是予权于民的社会，是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对影响到他们生活各方面的决策拥有发言权的社会，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促进公平公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