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现象评析

吕耿松（浙江）


一，刘亚洲这个名字

    我最早知道刘亚洲这个名字大概是在1983年。一年前，中东发生了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战争，以军统帅沙龙（即现以色列总理沙龙）率军队长驱直入，所向披靡。为此，刘亚洲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题为《恶魔导演的战争》。该文使刘亚洲名声大振，我也对刘亚洲羡慕不已。不过，令我更崇拜的是沙龙将军。刘虽然把沙龙称为“恶魔”，但在他的笔下，沙龙成了拿破仑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这篇报告文学影响了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一代青年人。我当时在杭州大学读书，我们班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读过刘亚洲的这篇大作，我们既崇拜沙龙，也赞赏刘亚洲，其中一个同学后来到广州军区服役，他的儿子也取名“沙龙”。二十多年过去了，刘亚洲的名字又跳入我的眼帘，不过，他现在是空军中将，并且是以少壮军人改革派的面目出现的。

    今年六月初，《看中国》网站的一篇《太子军崛起挑战胡锦涛，少壮派闹兵变惊杀中南海》的报道吸引人眼球，我把这篇报道看了好几遍，知道这位太子军首领就是那位崇拜沙龙的作家刘亚洲。作家何以成了将军？ 于是我把刘亚洲的资料收集了一大堆，仔细研究起这个人来。

    刘亚洲之父刘建德是安徽宿县人，1949年解放军攻略浙江时任解放军 21军187团政委。母亲陈于湘是浙江温州人， 21军占领温州时参军，也在 187团服役。刘亚洲于1952年10月19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出生。出生后不久，刘建德入朝参战。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刘亚洲随母入朝， 1958年随最后一批志愿军返国。 1959年，刘亚洲进入山西太原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育英小学读书。1966年升入育英学校初中部，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刘亚洲随学生串联潮进京。1967年21军移防陕西，刘建德时任 63师副政委，进驻宝鸡。这时全国的学校 “停课闹革命”，刘亚洲无课可上，却猫在家里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打下了厚实的文学基础。

    1968年，刘亚洲被父亲送到187团“英雄八连” 当兵，当过副班长、班长、排长、团部新闻干事。1972年，刘亚洲被部队送到武汉大学外语系读书，与李先念的小女儿李小林为同班同学。刘亚洲学的是英语专业，但他爱好文学，于课余时间写了不少手抄本在同学之间传阅。1974年，他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陈胜》，两年后出版，但读者甚少。1975年刘亚洲大学毕业，分配到首都机场宣传处工作，李小林分配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当翻译。两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四年后两人结婚，这成为刘亚洲人生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1983年，《恶魔导演的战争》问世，刘亚洲一举成名。随后他又写了《这就是马尔维纳斯》。这两篇文章被一些军事院校列为必读的教材，因为它讲的是“明天的战争”。1984年，刘亚洲把这两件作品和《攻击、攻击、再攻击》等几篇报告文学编辑成书出版，当时的军委领导人王震还为他写了序言，这更增大了他的知名度。

    1984年中越老山之战爆发，这时刘亚洲还是一个副营职干事，正在创作长篇小说《两代风流》，但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放下笔杆去了老山前线。年底，在全国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上，刘亚洲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5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新闻出版署的邀请，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访问美国，刘亚洲随行。1986年，调入空军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创作室，专事文艺创作，并由副营直接升为文艺九级（副团）。早在1981年，李小林就去了美国落杉矶大学，攻读美国历史，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了两年半。受妻子的影响，刘亚洲也于1986年5月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回国，旋即晋升为文艺八级（正团级）。

    1988年中国恢复军衔制，刘亚洲调任中央军委政治部干事，晋升为副师级，授上校军衔，终于挤上了高级军官的行列。

    1988年9月，刘亚洲率中国笔会代表团出席在韩国举行的第52届国际笔会大会。与此同时，他接受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岳枫（叶剑英的儿子）委讬，开展对韩国的秘密工作，立二等功。 1990年8月，调任总参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政委、党委书记。1991年，刘亚洲秘密访问台湾，此行在台湾曝光后，引起台湾朝野的极大震动。1993年1月，调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晋升为大校。1996年6月晋升少将，次年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2002年1月，调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 2003年12月，调任解放军空军副政委，军衔晋升为中将。

    笔者在这里之所以要花较多的笔墨介绍刘亚洲的履历，是想从他的生历中探寻他的思想轨迹，因为“刘亚洲现象”目前已成为国内外关心中国局势的人们讨论的热点。今年4月14日，刘亚洲、彭光谦等10名少壮派军官（三名将军、六名大校和一名教授）以反日为契机，喊出了自共产党建政以来军人要求政治改革的最强音。随后又在网上发表了《信念与道德》（又称《成空报告》）、《甲申再祭》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被舆论界成为“刘亚洲现象”。这一事件发生在退党大潮猛烈冲击共产党大堤，中南海寡头集团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背景下，就更为引人注目。联系到最近几位外交官、警官的公开反共，这就不能不让人预感到，这是中共内部分崩离析的一个信号。


二、“4.14”事件

    “4.14”事件（即刘亚洲等人发表《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人为何对我倡狂？》的政改宣言）后，不少政论家对此纷纷发表评论，代表性的评论有三种。一种以陈泱潮、樊百华、朱学渊等为代表，持赞同、支援的态度。4月24日，陈泱潮在网上发起《紧急征集签名声援和支援军方推动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的诉求》的签名运动，这是最早对“四 .一四”事件作出的反应（至7月11日，已有66人签名）。陈泱潮认为，“4.14”宣言“ 是当代乃至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篇文字，是共产中国军人良心复苏思想成熟、军队国家化时机成熟、中国国体政治制度民主化改革再也不能拖延的重要标志！”他呼吁“ 所有网友、所有爱国者、所有法轮功等气功界朋友、所有民主运动朋友、所有反对专制独裁的志士仁人、所有炎黄子孙华人华裔（包括广大中共党团员），所有志在促进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党派社会团体，迅速积极行动起来，踊跃签名，以壮声势，坚决地、明确地、不失时机地尽快表态声援和支援《军方研讨会文》所表达的推动共产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的救国理念和意志！”继发起签名后，陈泱潮又写了 《一份非常清醒的救国宣言》、《蒹论军队是成就中国民主化的希望》、《评反对促进军人民主化的歪论》和《陈泱潮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公开信》等文章，全力支援刘亚洲等人的改革要求，并喊出了“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在军队”的口号。樊百华在 2004年 7月就写了《值得关注的刘亚洲——近读刘氏的几篇文章》一文，把刘亚洲和蒋彦永相提并论。尽管他后来发现其中的《改革的得与失》一文并非刘亚洲所写，但他也认为刘亚洲是中国高官中特别是高级军官中屈指可数的开明人士。“4.14”宣言发表后，樊百华又写了《刘亚洲们不必乘反日浪潮呼吁政治改革》和《王怡对刘亚洲的判定未免太过》两篇文章。在《刘》文中，尽管他认为刘亚洲们不必利用“狭隘的民族情绪”来呼吁政治改革，但他认为“4.14”宣言“毕竟闪耀着现代军人应有的道义气魄和政治觉悟”。他十分赞赏“刘亚洲们很可贵地用一系列事实（包括具有高度学术性的资料）揭示了日强中弱的原因，并进一步揭露党国传承的皇权政治基因，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朱学渊5月22日在博讯新闻网上发表了《刘亚洲是林立果更好》一文，文章虽短，但观点鲜明：“军人的觉醒，乃至机器人的觉醒，都是值得欢迎的。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变数’，刘亚洲的思想已经启动了，还应该鼓励他进一步行动”。

    与上述观点相反的是对刘亚洲持否定态度。持否定态度的分两类人：一类是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和民运人士，另一类是共产主义教条的信徒即所谓正统的知识份子和一些个所谓的“愤青”。前者以王怡、张国堂等为代表，后者以黄佶、黎阳等为代表。王怡于5月25日发表了《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征候》，对“4.14”事件及刘亚洲随后在网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提出了批评。王怡首先从身份上判定刘亚洲现象对中国来说非福乃祸。他认为刘是个将军，又是个太子党，是又一个林立果。王怡认为，理解刘亚洲现象有两个关键，第一是他是以将军的身份站出来的，而不是以知识份子的身份站出来的。“把他理解为一个知识份子，是一种最天真的误读。刘亚洲本质上是军人，他对中国社会的思考无不出自职业军人的本位”。第二是刘亚洲们要“通过军人干政去完成民主化”，而这是最危险的。王怡说，在刘亚洲那里，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而不是个人自由。“在国家的绝对神圣和军人的绝对服从之下，自由有利于强国就给你自由，自由不利于强国也可以随时翦灭。军人们的民主观永远是国家至上、工具论和机会主义的 ”。他认为，刘亚洲现象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大陆出现了军国主义的征候：“ 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 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更是亚洲和拉美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与王怡相呼应的是张国堂。张国堂自称是中国共和党总书记，他说他在槟榔园文学书院上看到“4.14”宣言后，立即给了回帖：“刘亚洲先生：您们的爱国热情，我深表敬佩。但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以荣誉为生命。军人不得干预政治。…… 您们现在要谨慎，尽力保住自己的职位，警惕被别人利用，不要使自己成为共党高层权力斗争的工具。您们不要在政治上冒险。”后来他发现刘亚洲是李先念的女婿，于是警觉起来，他说他同意王怡的观点，并走得更远，认为“刘亚洲强烈支援反日民族主义，从1921 年以来，中共总是打着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以及民主的旗号，但它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他们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今天，刘亚洲继承其父辈们的衣钵。历史证明，他们的父辈祸国殃民，我们有理由预测刘亚洲也会祸国殃民”（张国堂：《警惕刘亚洲》）。

    王怡们是从对民主的前途的担忧来反对刘亚洲的，而黄佶们却从维护专制统治的层面来反对刘亚洲，同是否定，但性质截然不同。黄佶是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教师，他在《对刘亚洲成空报告的批判和议论》中一开始就说，“ 刘亚州《成空报告》如果真的出自一个中国将军之口，那么这个将军应该被立即开除军籍。我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这是海内外敌对势力的作品，妄图在中国制造思想观念上的混乱，帮助他们达到搞乱中国、分裂中国、中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夺取中国领土的目的”。这句话一看就像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也就知道黄佶的脑袋是个什么样的脑袋了。黎阳是个美籍华人。他原先是北京人，工农兵学员，后来到美国拿了个MBA，定居在美国。这个人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深，虽然居住在美国，却是一个正统的中国知识份子。黎阳批判刘亚洲的文章主要有三篇：《刘亚洲的超限战》、《刘亚洲公然宣扬亡国有理——评<甲申再祭 >》、《刘亚洲侮辱国歌并非巧合——再评<甲申再祭>》。在这些文章里。黎阳给刘亚洲扣上了很多帽子，如“宣扬亡国有理”、“放弃台湾”、“歪曲战争性质，破坏统帅权威，诬衊我军形象”、“明里暗里处处污蔑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污蔑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以及“侮辱国歌”等，颇有文革之风。黎阳的文章颇得一些个“愤青”的赞赏，在跟帖中，对刘亚洲的辱骂更是高潮叠起。

    介于支援和反对之间的是“中庸”的评论，这方面的代表是吴庸、陈永苗和马柏林等。吴庸在《如何面对刘亚洲的政治倾向》一文中，对刘的政改要求有比较中肯的分析。他认为，刘亚洲所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民主放权，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另一方面是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质言之，刘设想的政改不过是在保持专制制度基干的前提下实行‘放权’，分些枝节‘由民做主’。这其实是将极权制度蜕化为威权体制”，而这样的政改赵紫阳的时候已经尝试过。他说“刘倡导政民对话，共商国是，这是赵紫阳时期已经试过的。只要权力授予不掌握在民众手中，决策机构不由选民意志决定，老百姓没有罢免当权者的权利，政民对话不会超出统治者俯允民意的框架”。尽管如此，他还是肯定了刘亚洲提出政改的积极意义：“尽管刘将军关于政改和对话的意向有如上局限性，但它对当局打压一切异见、闭口不谈政改、强调‘加强执政能力’、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格局终究是一突破，对来自高层的这一突破给予支援是必要的，但不宜在支援时默认它的局限性，否则就会把自己有关政改的要求降低到他的水平，为他效劳了。解决的办法是，在表示支援时，不妨做些适当批评，期望他的倡言能有所改进、提高。这种批评属于朋友间协商，共同探讨。” 陈永苗在《<深刻理解刘亚洲政委>不是我干的》一文中说：“从网路上发表的文章来看，刘亚洲倾向于自由立宪。我不煽动对太子党的仇恨，不学习共产党的血统论，把刘亚洲想成林立果”。他认为，刘亚洲大半年来在网路等公共空间的活动，以及在香港《成报》、《南方人物周刊》和《北京青年报》上出镜来看，是在不断释放关于自己政治走向的资讯，是在营造声势，是处势待发。“ 刘亚洲是一个李先念的女婿，又是有权有势的空军政委，如何需要下降身段屈尊于公共空间？在我看来，刘亚洲是在伸出橄榄枝，要求获得自由主义的政治领导权的认可”，“ 对于刘亚洲的橄榄枝，我们应该拿出最大的善意，拿出政治领导权的胸襟，对他微笑，欢迎进入家门进行交流谈判。让自由主义的政治领导权和刘亚洲的军力谈判，让军队在为政治体制改革努力之后，不会成为自由的敌人。”马柏林在题为《刘亚洲的第四种角色》的文章中说，刘亚洲在不同的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已经是个成功的作家和成功的军人，现在又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是在《大国策》里作为战略家的刘亚洲；另一个是在联合声明里作为政治家的刘亚洲。作为战略家，他要在世界大棋局上针对其他大国的力量、利益和动向，运筹出最佳谋略为中国争取最大利益；其读者是国家领导人。而作为政治家，他则要审时度势针对当前群众的心理提出合适的口号和诉求，鼓动民气得到民望，以便在中国政局中和对手博弈；其读者是普通百姓。”现在他正准备进入第四种角色，当一当政治家。马柏林认为，不能把刘亚洲看成是林立果或袁世凯，也不能把他当作蒋彦永。刘亚洲提出“展开中国政府与民间力量之间的对话……有步骤、有秩序地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认为他是在代表政府要求和你对话。他很可能是想得到民意的支援，成为政府和民间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三、刘亚洲政委

    有一篇在网上传的很广、但没有署名的《骑在哈利波特扫把上的刘亚洲政委》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美国军队比中国军队强大的地方就在于，美国军队绝不会让一个既不会开飞机也从没跳过伞，全部的军事生涯都是在政治部门摇笔杆子的人当上空军统帅，无论他小说写得多么好，背景多么显赫。刘政委的升迁之路正是中国军队真正的忧患。而据我所知，在刘亚洲道路上走着的，远不止他一个人”。这句话切中了中国专制制度的要害，这是中国的不幸，也是刘亚洲先生的不幸。尽管刘的升迁与其岳父的荫庇不无关系（有消息表明，当年中共八元老聚首，约定每一位元老提名一子女进入高层领导班子，邓小平是邓榕、陈云是陈元、薄一波是薄熙来，李先念提出的即是女婿刘亚洲），但刘亚洲是一个强烈反对专制主义的人，所以有许多学者把他看成是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倘若刘亚洲不是出身于军人家庭，倘若他不是太子党，那么他也会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作家，很有可能是刘宾雁、苏晓康那样的“离经叛道”者。

    刘亚洲著述颇多。他的作品，有小说、报告文学、军事学术著作和政治论文。军事方面的代表作有：《美国论》、《大国策》、《金门战役之检讨》等，政治方面的代表作有：《信念与道德》、《农民问题》、《对苏联“8.19”事件的看法》、《甲申再祭》、《广场》、《实录》、《胡耀邦之死》、及 “4.14宣言”等。

    作为中国最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太子党分子和作为中国先进文化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刘亚洲的思想有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从刘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其犀利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体制内的一般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但是，对于古今中外最专制的共产党，他从来没有半句微言，甚至还提出要巩固它的执政地位（成空讲话）；对于“三个代表”那样的糟货，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是嗤之以鼻的，刘亚洲却不具有这种嗅觉，并把它拔高。他在《大战略》中说：“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全球化下的‘一球两制’ ，这恰好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江主席‘三个代表’的思想也许可以称作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江主席”，对江不乏褒奖。江泽民是个肤浅的人，以刘亚洲的才学，江是不值得他推崇的。从刘亚洲的履历看，他的几次关键性提升，都是在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时期。他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是上校，1993年晋升大校，1996年为少将， 2003年为中将。军中晋升，从校官到将官是道坎，即使是军事主管，从大校晋升到少将是很难的，更不用说文职官员了（刘亚洲从本职上来说应该属于文职人员）。《超限战》一书的作者乔良、王湘穗是刘亚洲的同行，而且都是好朋友，《超限战》影响要比刘亚洲的军事著作大得多，但乔、王的最高军衔是大校。所以，刘亚洲高抬江泽民很可能是出于感恩。在中国，太子党无疑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共产党的天下是太子党的父辈们打下来的，共产党是他们的保护伞。要是没有这把保护伞，他们的一切都会失去，所以太子党的终极目标是要保住共产党的统治。

    刘亚洲除了太子党的背景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他出过洋，跟国际笔会有交流，在美国当过客座教授。他的兄弟姐妹在美国，弟弟刘亚伟在美国的一家研究所工作。他的妻子李小林是中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经常出国，跟美国总统布希家族的关系非常好（新华网 2004年5月 14日文）。这个背景使他和其他太子党分子不一样，具有现代民主国家的民主、自由理念，成为太子党中少有的改革派人物。

    不少学者在评论刘亚洲时把刘的几篇最近在网上发表的文章放在一起评，这样评是不恰当的，比如，把刘亚洲的“成空讲话”（即《信念与道德》）说成是今年1月份，但实际上应该是在2002年，因为刘2002年 1月出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2003年调任空军副政委。从讲话的口气上看他是第一次给昆明基地营以上干部讲话，当在任职后不久。2002年到 2005年这三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特别是胡锦涛上台、江泽民下台、九评和退党这三件事，足以影响刘亚洲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在“成空讲话”中，刘亚洲提出了“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但很不彻底，遮遮掩掩，还不时套用邓小平、江泽民的语录。在4.14“宣言中，上述主张就彻底多了。这里不但没有套用邓、江的语录，还含蓄地批评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了胡锦涛：” 那种认为只要西方技术，只需引进硬体就行，那种将先进技术与产生这种技术的先进人文环境分离的思维，从当年的‘洋务运动’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一条将中华民族引向自甘落后、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却还是有人要硬着头皮继续走。“这段话，显然是批评最高当局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领导”今天的改革开放“的是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人，把”中华民族引向自甘落后、自取其辱之路“，他们当然有责任。”今天却还是有人要继续硬着头皮往前走“明摆着是指责胡锦涛了。

    “ 4.14”事件中有两值得引起注意的地方。第一是这份宣言是十名将校以联名的形式在互联网上发表的，这与近几年来此起彼伏的民间签名运动相呼应。中国军队是最保守、最封闭的部门。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回忆，有一次军队请他去给一个将军班作报告，讲完后，有个将军拉着他的手说：“贺教授啊，有些话您敢讲我们不敢听，我们听了害怕！”（贺卫方：《司法和传媒的复杂关系》）。贺卫方是法律专家，是讲授法律的，他在全国各地都讲，没有人说过害怕，唯独这个将军班说害怕，可见军方的保守。刘亚洲等十位军人敢于在互联网这个“资讯高速公路” 上公开打出政治改革的旗号，可谓是石破天惊，是个了不起的举动。第二是这篇宣言提出了“民间力量”的概念。“民间力量”是什么？从它倡导建立一个“政府与民间力量对话”的机制来看，“民间力量”显然是一种政治力量，是在野党。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从来没有认为有哪一支政治力量可以和它对话，也根本不承认国内还有其他政治力量。这个名词从军内改革派口中说出来，说明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二十多年来海内外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的人权民主运动、近几年来国内方兴未艾的公民维权运动以及自去年11月开始的声势浩大的退党运动，汇成了反对专制独裁的滚滚洪流，从而形成了一支不可战胜的民间力量——这正是刘亚洲为代表的新世纪中国军人看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