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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首届[维吾尔人权研讨会]纪要..本刊记者
 
 

                        纽约首届“维吾尔人权研讨会”纪要

本刊记者


  由《北京之春》杂志社主办、美国维吾尔协会(UAA)协办、美国民主基金会(NED)赞助的“维吾尔人权研讨会”11月14日下午在法拉盛喜来登酒店举行,来自亚洲、欧洲、加拿大及全美各地的近百名研究维吾尔人权方面的专家、学者及民主人士与会。十五位专家学者正式发表演讲,公认独裁专制是民族问题恶化的根源。


一,会议开幕式

  《北京之春》发行人于大海和美国维吾尔美国协会秘书长纳鲁(NURY)共同主持了长达七小时的会议,《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也到场统筹。大会主持人于大海一一介绍与会人士,并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增进相互瞭解、寻求双方合作,对一些问题的探讨仅仅是开始,以后还将继续交流。纳鲁感谢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强调一点,就是要大力揭露中共虐待人类、破坏人权的罪恶。这一揭露的重要性,是基於中共利用911事件后国际反恐的大气候,使得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直接利用“反恐”名义来迫害维吾尔族人士。

  北京把维吾尔民族主义者看成恐怖分子,而后者则把自己的家乡称为“东突厥斯坦”或“东土尔其斯坦”。在中国的新疆(东土),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占多数人口,他们一直是推动这一地区独立呼声最高的民族,中国维吾尔族部份成员九月在华盛顿宣佈成立流亡政府。星期天维吾尔人权研讨会的主办者说,与会者中没有流亡政府的人士。但与会的维吾尔人士警告说,北京靠镇压解决不了东土的问题,必须寻求积极建设性方式。尽管一些民运人士和维吾尔人士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主办者认为通过讨论将有助於增进双方的瞭解。

  大约三十多位海外民运人士和二十多位维吾尔人以及不少热情的听众,出席了为时一天的研讨会。主办者说,这是民运人士与维吾尔人士首次召开讨论民族关系问题的会议。而以往民运人士早已同流亡海外的西藏人包括达赖喇嘛本人,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和友谊。十五位演讲者还就维吾尔族的具体人权现状、民族独立与民主运动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多数演讲者认为中共的专政统治是造成民族冲突的根源,而民主化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专程从台湾赶来的八九年天安门学运领袖、维族人士吾尔开希向主办单位表示了感谢与敬意。他说,这是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十五年来第一次举办这样一个没有人愿意碰的议题的讨论。可能是由於问题本身的“异常血腥和残暴”,可能是因为大家担心,讨论会难免有言辞的对立和仇恨,而又拿不出来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吾尔开希认为中共对新疆(东土)维吾尔人的统治是殖民统治,佔有资源﹑蔑视当地的文化,镇压反抗,完全符合了历史上所有殖民统治的特徵。因此维吾尔人的仇恨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仇恨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追求正义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吾尔开希说,维吾尔人要学会面对汉人不会离开的现实,努力建立权力平等的和谐。


二,维吾尔学者的观点之一

  吾尔开希的演讲题目为《汉族在新疆是什么人――殖民,仇恨,正义及最终和谐》。他认为共产党在新疆(东土)实行的是殖民统治,而汉人在当地的角色是助纣为虐。他说这是一个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它的始作俑者就是共产党专制统治集团,是全中国人民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过程中的共同的敌人,但在讨论“维吾尔人权”这样的话题上,这还是一个民族问题,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殖民统治的问题。汉族在新疆(东土)的殖民,激起了仇恨,也激起了寻求正义及最终和谐的愿望。吾尔开希承认接触这个话题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还是第一次,尽管他这次是从台湾来,但愿意谈一点大家都不愿意碰的想法:中共对新疆(东土)佔领异常血腥和残暴。一旦接触了在新疆(东土)的人权迫害,就发现这是对另外一个民族的迫害。与会者在倾听时也许会难受,但新疆(东土)的故事在每一天都在重複上演,不得不提。记得新疆(东土)在中国的面积中,比例很大,比欧洲绝大部份国家都大。吾尔开希说,讨论会难免会让大家担心,有言辞的对立和仇恨,各位因为民主价值的认知,表面是很和谐。但心中有不信任,民运和人权组织拿不出来一个可以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一,认识了问题,发现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汉族朋友的家人可能就是跟新疆(东土)有切身关系的人,结果造成话题不愿意被面对和讨论的问题。要向北京之春表示敬意。

  我是民运人士,我也是引以为豪的维吾尔人,对维吾尔人而言,汉人是什么?汉人是欺压人的人,可怕的人,掌握了暴力机器的人,对维吾尔而人而言,这就是第一印象。民运人士,觉得汉人和共产党还是要分开的吧。汉人的移民在新疆(东土)达到了人口的一半,即使新疆(东土)独立,还是要面对人口佔一半的汉人,汉人的行径在有选择的机会下,便宜行事,但结果是助纣为虐。汉人和共产党不同,但也是密不可分的,对维吾尔人而言,汉人和共产党在一起,是加害者。汉人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共产党是殖民统治,符合历史上所有殖民统治的特徵。多数民族是汉族,今天讨论“维吾尔人权”,这是一个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殖民统治问题。因为民运组织中很多人是汉族,我要提醒,在碰触这个问题,民运人士应该作为汉族中先知先觉的人,对维吾尔人说对不起。

  我在北京时感到的民族歧视,回到新疆(东土)就加倍的感觉出来、残酷的体现出来。我太太是汉人,汉族朋友谈“我们对少数民族不错”但是言谈中是上等民族对下等民族的蔑视,体现了权力﹑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压迫。维吾尔对汉人的仇恨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汉人成百万的移民,政府强力保护,佔有资源﹑蔑视当地的文化,有反抗就强力镇压,维吾尔对汉人有仇恨,天经地义,但仇恨不解决问题,公正才能解决问题,那么明天是么?我们学会面对汉人不会离开的现实,我们建立权力平等的和谐。简单两句话结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行者常至,为者常成。


三,维吾尔学者的观点之二

  土耳其哈塞特匹大学(Hacettepe University)中亚政治学(Central Asian Politics)教授艾克拉姆(Professor Erkin Ekrem)的演讲题目是《维吾尔人真的是恐怖分子吗?维吾尔人对中囯共产党政策反抗之分析比较》。他指出:恐怖主义现象由来已久,自从上帝的两个孩子自相残杀之后,人类就落入了恐怖之中。但是恐怖主义具有政治性,则是从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人实行恐怖统治开始的,但各国政府对於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不同的。1973年,联合国试图为恐怖主义定义,结果不了了之,可见定义恐怖主义多么困难。那么,定义权的问题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了。当今的恐怖主义尤其是与宾拉丹和塔利班有关的恐怖主义,都是由美国来定义的,从1999年到2004年有关世界恐怖主义的报告,都是如此。但是实际上,被有些人看作恐怖分子的人,却被另外一些人看作民族英雄,而且过了一段时间又成了国家领导人。中国领导人现在把东土列为恐怖主义并且拒绝谈判,但实际效果收效甚微。除了俄国与巴基斯坦,没有国家支援中共。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困境。

  他认为在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受到某些国家的支援,在另些国家,恐怖主义又与民族解放运动密切相关。中国学者认为,恐怖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区别在於它所反对的是否为殖民统治。例如中国是否把东土当作殖民地?我们认为,中国在新疆(东土)实行的确实是殖民统治。例如左宗棠征服新疆(东土)以后,在给满清皇帝的书信中,就充满了殖民统治的两个特点,即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联合国1960年12月14日通过的“1514号决议”支援殖民地人民独立的宣言,其第四段明确说,殖民地人民有权拿起武器来对抗殖民当局的压迫。但中国政府反其道而行之,指责反抗中共殖民统治的东土解放运动为恐怖组织。这个提法是李鹏1999年访问土耳其的时候提出的,2001年911事件后,中共又把这个帽子扩大为“国际恐怖主义”,把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但是今天,恐怖主义的概念已经改变,凡是反政府的、没有政府认定的法律基础的组织似乎都成为恐怖主义。所以恐怖主义的概念非常複杂,按中国话来说就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他批评北京把“东突”打成恐怖主义已经使自己面临困境;他认为北京靠镇压解决不了问题,只会使问题越来越複杂、越来越棘手。所以镇压和打击维吾尔分离活动只能适得其反。现在应该用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中国政府不会採取跟恐怖分子坐在一起谈论这个问题的。所以经过其他渠道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第三渠道。

  他认为东突独立运动是由穆斯林主导的,穆斯林教义规定可以反抗压迫穆斯林的暴政。在新疆(东土),穆斯林和中央政府对抗了两百多年,中国政府没有建设性的措施,局势越来越複杂,911后,阿富汗北方联盟抓获了两个维吾尔战俘,他们来阿富汗目的是受训,建立自由国家,希望美国帮助建立自由国家,美国军事法庭审问这个囚犯,他强调和基地组织没有关系,到阿富汗受训是反抗中国统治,说中国的暴政必须努力争取自由。因此是民族的,民族的问题都有长期性,中国目前镇压和打击适得其反,建设性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其他渠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想消灭,又产生了极端分子,老子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名就是错的,那么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在国际上没有反响,名不正是不现实,深度的探讨,将来中国解决问题困难,东突,在兵家相争之地,历史上中国和其他民族争夺丝绸之路,他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四,维吾尔学者的观点之三

  比较土耳其语言讲师艾尔肯。艾米特博士(Dr. Erkin Emet, PHD, Instructor of Comparative Turkish Languages)的演讲题目为《汉族――维吾尔族矛盾冲突之原因分析》,则分析了汉族-维吾尔族矛盾冲突之原因。他以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说明中国政府从文化教育入手,推行让人民走向无知的政策。他说,维吾尔人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当少。毕业生找工作的机会渺茫,产生严重的社会和心里问题。

  他现身说法,分析汉族与维吾尔矛盾冲突原因说,自己在偏僻的地方出生,七岁才见到汉人,爷爷当时一百岁,告诉他说,“汉人是侵略,不是好人。”他的演讲的题目是“现在汉人和维吾尔的矛盾是教育的不平等”。他认为东土耳其斯坦曾是突厥世界的教育中心,维吾尔教育是有悠久的历史,维吾尔教育收到了帝国主义的迫害,清朝在政治﹑经济﹑教育上对维族进行强制。1937年,开设了许多文化教育,当时的盛世才,消灭知识分子,组织维吾尔教育,在东土耳其斯坦执行恐怖活动。同年副总统被捕,随后全部知识分子纷纷被捕。摆脱共产党限制后,部份民族着作在维吾尔发行,面对东土耳其斯坦撅起的民族意识,共产党又推行让人民走向无知的政策。我根据1989年的统计数据,致力摆出事实:1989年新疆(东土)有20所高等学校,1211所初中,1127所学前班,这是自1978年递增招生以来的成果。但是从1989年开始,试图减少维族学生。1989年研究生总数为300多,当年高校招生为8000余人,说明维吾尔人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当少。毕业生找工作的机会渺茫,产生社会和心里问题。


五,美国人的观点

  “中国人权”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研究新疆(东土)问题的专家美国学者尼古拉斯的演讲题目为《历史与现实》。他说,“我不是汉人,也不是维吾尔人,我们可以看新疆(东土)和民族问题可以有两个角度:中共的政策和在新疆(东土)的侵犯人权。关於全中国侵犯人权的案件十分普遍,我可以说新疆(东土)的案件和问题和中国大陆内地的,差不多是一样的,因为制度专政制度是有一样的结果。比如政治破坏,宗教破坏,农民没有权力的问题,在内地和新疆是一样的。从中共的政策和在新疆(东土)的侵犯人权这两个角度来分析,不难看到这是专政制度造成的。如果中国是民主国家,就不会有这么突出的民族矛盾。他认为应该从关心全中国的人权问题,与全中国公民的人权问题放在一起分析,来看新疆(东土)的问题。尼古拉斯说他关心新疆(东土)问题整整十年了,第一次有机会参加这样规模的专业会议,让维吾尔和汉人一样瞭解形势、认清道路、交换看法。维吾尔族看汉族是敌人,现在有新的危险是恐怖主义。我们不该用中国政府的说法,他们说法是可笑的,就是视维吾尔民族积极分子为恐怖分子。

  他认为,新疆(东土)的民族问题非常複杂,在全世界来看都是非常突出的,如果中国是民主国家了,情况就会大大改善。如果关心全中国的人权问题,就应该把全中国公民的人权放在一起来分析。既然人权是普遍的,就可以从人权角度看新疆(东土)的情况,找一个看法、提一个建议。至於新疆(东土)的独立问题,不是新的,是很旧的,但一直没有处方,为什么?因为新疆(东土)问题牵涉到主权问题,新疆(东土)本来是独立国家,但从北京看来,新疆(东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主权的角度看,这种僵硬立场杜绝了一切解决办法,丧失了一切可能性。如果不用主权问题,中国民主化以后,再考虑政治制度。现在想没有用的,现在不是一个好机会。中国有民主以后,可以再谈谈这个问题。新疆(东土)有很多东西和中国一样,经济发展和热闹,北京认为你们维吾尔族为何不满意?现在比较富裕嘛,如果反对我们的政策,那是你的政治思想有问题。至於维吾尔族人之所以不喜欢中共,也是因为新疆经济发展没有对维吾尔族人的生活水平产生那么大的好处,因为主要是汉族在受益。


六,汉族学者的观点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中国民主党创建人徐文立﹑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则分别以《从可行性角度谈非暴力抗争》﹑《中国民主化之途——我们怎么办?》﹑《民族与国籍的自由认同》﹑《民族独立与民主运动的关系》为题,发表看法。

  胡平认为应该以“将心比心”的心态看待维族的人权问题(他的发言稿经过自己整理,本刊本期会同时发表)。

  徐文立强调民运人士一无金钱二无权利,有的只是道义,如果没有公心至上,中国的民主运动就不可能有希望。徐文立说他前来开会的当天早上收到电子邮件,国内民运人士叮嘱问好。这些国内来寄信代表从事自由民主人权的人们的心声:愿意成为维吾尔族人的朋友。将心比心得问题,我们跟其他人人数少,可以用将心比心得办法看,讲了许多常识性的问题。想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我想这样角度,问题比较好面对,最近对布希写的信,提醒贵国政没有府,中国介面反恐,加剧对民族自治权力的镇压干涉,中国大陆从事自由民主人权的人士你们的朋友,结束一党专制上市盟友是同志,刚才教授提到了恐怖的定义,怎样加以定义,今天算抛砖引玉,不算定义准确,定是专门以平民为袭击对象,政治﹑军事﹑民族的目的,专门袭击平民的,这样是恐怖主义,对政府的军人和官员的武装反抗不算,如果行为是达到某种目的,但只对平民,这对全世界都说不通。恐怖主义应该从平民的生存角度来定义对各种事务的看法不同,可能个人的角度不同,看最后的结果如何,走通了就应该讚同,没有赌气的问题,也要想怎么办的问题,我只能从我的角度说怎么办,今天是61岁了,把自己分成若干份,把自己紮成一个草人,漂过去,箭射多了就可以拿来用,我想在海外把中国民主党的事情作开来,箭有很多种,有人说你贪汙,但是可以给你警戒,对我个人就是这样,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怎么做呢?

  中国民主党流亡党总部在美国筹备,在欧洲﹑亚洲也在筹备,在海外流亡状态立起来,提醒参与者,不要忘记流亡者的身份,我们的事业在中国。所以他的名字就是流亡党,国内有一百多人祝贺。第一条就是公心至上。美国是自由社会,等於每个人的利益至上,对我们的要求是公心至上,希望大家用这样的标准要求我们。如果我们把道义拿来卖,我们没有任何希望。国内的举措是,主要加入维权和行业自治。西方社会是大社会,小政府,有权力的人都喜欢扩张自己的权力,不因为是西方人就那么高尚,他从游牧民族开始,我们的翻译是美国的“州”,其实美国是五十个国组成的,而且是高度自治的国,在维权中可以实现高度自治。在行业自治机构同时,发展自己的力量。 中囯共产党的当今领导之所以发誓“决不走西方式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政治道路”,正说明中国除了走现代化的舞台而无它途。中共领导人只是为抗拒这种潮流,为取得最高权力而向党内的反动势力而发誓罢了。结果造成了两个怪胎,即“普遍的腐败”和“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公”。

  在海外的政治流亡者,毕竟远离了中国大陆那个特定的情境。流亡在海外的,即便是公认的政治领导人物,或今后形成的领导机构,对中国大陆内部的民主运动也只有帮助、支援的责任,提出建议的义务。一切决策只能在国内,而不可能在海外。从海外对国内进行物质支援时,应该是有形的组织对无形的组织。中国大陆的民主事业一样应该代表农工利益和中产阶级利益、 “为民众服务,公心至上”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键。徐文立认为可以对恐怖主义做出一个初步的定义。那就是以无辜的平民为袭击物件的,达到其政治、军事或民族目的的组织,以无辜的平民为物件,专门袭击平民的。


七,旁听者的疑问和继续的发言

  与会的民运人士刘国凯也在提问时表示:袭击平民即为恐怖主义。这包括使用暴力追求民族独立、民族自治或政治权力者,在暴力行动中不仅针对政府当局,同时也针对民众採取暴力活动,就是恐怖主义,他表示应该反对这样的行为。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演讲的题目是《民族与国籍的自由认同》。他主张人民权力高於国家,赞成民族有自决权,反对中国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应该是平等的,纠纷应该通过民主原则解决。他说自己带来一本书,刚在香港出版,是中国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他很小参加共产党,看到很多罪恶。他回忆和维吾尔领袖艾沙做了朋友,一起参加在印尼举行的亚非会议。当时主题是反殖民主义。艾沙代表维吾尔,他代表香港,交换很多意见。这个会议的主题和周恩来的亚非会议不同,因为他们反殖民主义中包括苏联。他回忆说,“1969年我访问苏联,同苏联一位着名的诗人,在赫鲁晓夫时代作外交部长。我们谈到诗人和诗,李白是在中国和俄国文学中有不同的记载,俄国记载是俄国诗人,因为李白出生在甘肃。李白实际是维吾尔人,我们是地球人,民族只是定义。中国很多人可能是混血儿。中国成为大汉族主义。我的简单观点,人民权力高於国家。小家庭和大家族的关系,不能世世代代干预小家庭的自由。我选择美国为我的国籍,是我的选择,因为美国自由。民族与民族之间,因民族意愿,可以自由分离,小家庭是人自己发展,小家庭不能所就是祖宗的。中国人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就象如此。我赞成民族有自决权,反对中国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应该是平等的,纠纷应该通过民主原则解决。中国人民自由吗?人民越自由﹑民主越团结。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争取民主。”

  倪育贤则表示,中国民族问题的前提是推翻一党专制,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是正义的。倪育贤说自己是活跃的民运战士,从事民主运动格外知道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是密切关联而重要,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怎样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掌握正确的处理政策,是刻不容缓的问题。海外民运对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认为这个问题上有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认为民主运动跟民主独立运动摆正各自的位置,民主第一,民族第二。摆在中国民主运动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我们必须看到,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是民族矛盾还是一党专制。民族问题在任何政治体制下都是问题,有人类就有民族矛盾,除非世界大同。完美的十全十美的社会在共产党和宗教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现实中不大可能。民族问题跟民主运动为何要拿出气力时间和关注?如果不能正确解决民主问题,我们以为台湾建立民主体制,民主问题迎刃而解。台湾民主化进程足碍和倒退,没有正确的策略,无法达到我们的目标,相当大的社会正义的存在,因为汉族和维吾尔的问题,民族压迫,歧视,不平等的问题。我的内心最大的屈辱来自共产党的压迫。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样,民族的矛盾,共产党下,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根本的内在特点是不正义性。剥夺大多数人的权益,一党专制下面,任何社会问题处於不平等,不可能合理合法,这种情况下,民族问题一定是尖锐的问题。如果民族独立﹑民族宗教和民族文化,工党认为影响了他的统治,他从稳定独裁方面来作民族问题。中国民族问题前提是推翻一党专制,不合理,不合法的根源解决。民族的要求时,理解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是正义的,提出,要想解决是中共的一党专制被推翻才能解决,所有力量集中在一点。倪育贤认为如果我们不把反抗矛头集中到推翻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个主要焦点上去,那么就是无的放矢,你们提出的那个民族要求,民族独立,民族平等都不可能得到解决。要全体汉族人承担中共压迫少数民族的责任是不公正的。应该提倡“民主第一,民族第二”。离开了民主、人权,民族运动会走向其反面,成为阻碍民主发展的力量。


八,下午的会议概观

  在下午近三个小时的会议中,七位专家学者继续进行了专题演讲。

  耶鲁大学土耳其学讲师巴拉特(Dr. Kahar Barat,Lecturer in Turkology, Yale University)《维吾尔族教育之埋葬》,到今天为止,我以为中国民主运动的朋友们对於民族问题会一直沈默下去,其实不然。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我特别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正在新疆(东土)强制进行的维吾尔族的汉化运动。这个运动是两年前开始酝酿的,但是正式开始是今年“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要将维吾尔教育全盘汉化。由於王乐泉的高压政策,一个维族干部都不敢反对。目前从大学到高中全部四十五岁以下的维族干部都已经接受完了汉语培训。中共组织了培训班系统,预计在2010年以前完成对全新疆整个教育体系的汉化,要对大学、中学、小学直到农村基层的维吾尔族教师,进行彻底汉化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育改变,为了协助这一改变,全国二十几个省已经开始接受新疆派出的维吾尔族老师,去参加汉语集训班。另外,各省也选拔了一些大学毕业生到新疆各地加强汉语教育,试图全面普及汉语教育。任务很紧迫,人手很不够,集训班完了以后要参加合格考试如果不能通过这个合格考试,就要逐步下岗。

  这是我们维吾尔族一百年来自主教育的死亡。我们不堵住这个很大的趋势,我们没有能力抵抗,维吾尔语教育的规模在中国是仅次於汉语教育的。

  在历史上,维吾尔最早的西方式教育是1896年开始的,那时康有为的万言书还没有发表。维吾尔最早的西方式教育的原动力是来自喀山的塔塔尔族,他们那时从莫斯科报纸得到资讯,掀起一个运动,号召塔塔尔知识份子到中亚各地的各族人民那里,开办西方式的新式学校。结果数百名塔塔尔族知识份子回应号召,到中亚各地开办新式学校。这一运动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受到阻力,阻力来自当时的保守的伊斯兰教阿訇。但是在新疆却很成功,例如莫斯科大学的六名学生来到吐鲁番,教书教了一辈子。这是因为当时新疆的领导人比较开明,而新疆的毛拉不是那么保守,这样中间的空间就让西方式学校得以生根。

  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期间,新疆却是和平的,没有受到战火波及。但维吾尔教育还是不断受到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干扰,例如英语教育经常被汉语教育取代。在这样的压力下,维吾尔族还是发展起好几所大学。直到1960年代中苏交恶,新疆的教育都是苏联式教育,所有教材都是从苏联来的,都是硬皮的。应该说当时新疆的教育水平高於中国其他地方的教育水平。中苏分裂以后,教育水平越来越差,汉化程度却越来越高。现在则要彻底消灭维吾尔教育了。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一百年内中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恐怕连五个也留存不下来。这么大一个国家,文化变得这么单调,是十分可悲的。这会把中国人带到大国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上。而只有不同文化的共同存在,才能使得文明进步,中国的文化很发达,但它并不成功,因为缺乏和它作比较的参照物。除了元朝以外,中国的单一文化限制了它的发展,要不然它早就比西方发展更快了。世界四大文化,其他三个都是交流的文化,唯独中国是单独的文化,它不容忍别的文化平起平坐。一个维吾尔文化留在中国,作为一面镜子,帮助中国借鉴自己,有什么不好?过了二十年以后,所有维吾尔人都像我这样讲汉语,对中国有什么好处?中国不缺钱,中国不缺地,中国缺的是不同文化!少数民族太少,不同文化太少,对中国的未来是危险的。


九,吉尔吉斯坦人权活动家的经历

  吉尔吉斯坦的人权活动家、律师图尔逊斯拉木发言:我来自中亚,想谈谈人权保护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我1950年代就离开故乡,来到吉尔吉斯坦。由於地缘关系,我们对东土(新疆)人权状况的瞭解比较准确可靠。从中国新疆(东土)出来的人们经常想我们谈到最新的事态发展。最近一段时期,从东土(新疆)出逃了许多难民,有的经过中亚各国到达欧洲落脚。有的未能顺利解决离境的相关手续,仍然留在中亚各国。现在中共对维吾尔人的恐吓威胁尽管比起文革期间减少了一些,但自从“上海五国合作组织”成立以后,情况就开始持续恶化了。这个五国,就包括了与东土(新疆)接壤的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四个国家。

  他指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仅仅三个月以后,中共就大开杀戒,在东土(新疆)逮捕了五万七千多名维吾尔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毙、屠杀、关入监狱。为什么出现这种可怕的情况?因为中共的大批移民政策和一味高压政策,引发了当地民族的抵触情绪和反抗行动,结果激发了民族自治和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生。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中共政权有意无意的、公开或秘密的大批量移民政策。东土(新疆)1959年的民族比例,是汉人3%,少数民族和当地民族占97%;而现在汉族人的比例则上升到70-80%。这就是公然在东土(新疆)进行民族同化政策。东土(新疆)现在法律规定当地民族和少数民族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纸空文。很多民族上清真寺作祈祷都会受到官方追究和禁止。还有新疆(东土)的计划生育问题,这给当地维吾尔族带来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官方强制性的对当地民族妇女进行绝育手术,导致妇女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另外就是在东土境内强化汉语教育造成的问题,在东土任何民族人士只要不懂汉语就没有生存的可能。如果不赞同这一做法,就会被扣上“民族分裂主义”的帽子进行镇压。中国政府自911事件以后,借助国际反恐大势,打击报复残害新疆(东土)各族不甘奴役的人民。在很多问题上无中生有,进行构陷。举一个发生在喀什市的真实事件。在一座天桥发现了可疑分子,他们都穿着民族服装,进行捣乱破坏活动。但是经过但是经过当地警方的查稽,原来都是伪装成少数民族的外来人员。可以想见中共有意放纵这些人来破坏民族关系,败坏少数民族的形象。

  他认为维吾尔人自古以来和汉人相处和谐。在西元七世纪安禄山之乱时,是维吾尔人作出很大牺牲,出兵支援了汉族人。为什么那时候维吾尔人不是恐怖分子,而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却成为恐怖分子?提请大家,决不要被中共的宣传所欺骗。


十,其他发言的提要

  另外的发言包括八九民运学生领袖项小吉的《新疆人民的权利与目标》﹑哥大学者陈破空的《民主化是解决民族冲突的最佳途径》﹑大陆学者高寒的《对中国民主转型期间的“民族主义”问题之若干务虚思路》﹑加拿大学者杜智富的《学习加拿大联邦经验看中国之未来》﹑台湾学者洪哲胜的《给维吾尔自治问题的几点建议》。洪哲胜认为,中共政权超过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所蹂躏的不仅仅是维吾尔族人﹑藏人和内蒙古人,汉人亦是他们欺淩的对象。他说,在天安门被坦克车冲撞﹑被机枪扫射的学生,被打﹑被关﹑被强迫洗脑﹑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法轮功学员难道大多不是汉人吗?他说,中共是人民的公敌,单打独斗不是办法,要将其发展成一场被国际社会所关怀的争取人类文化﹑人权和自决的斗争。

  项小吉、陈破空、高寒、杜智富、洪哲胜的发言,本刊也附有作者本人提供的摘要,请注意阅读。而其他没有独立摘要的发言纪要则是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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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北京之春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4年12月31日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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