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得公道打个颠倒──在维吾尔人权研讨会上发言

胡平


　　讲三个问题。

　　一、一次学习和理解的好机会

　　维吾尔人权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对这个问题都知道得很少。今天的会议，我们请到了很多维族的朋友和学者，请到了研究维吾尔人权问题的西方学者裴克凛，还有八九民运的代表性人物、同时又是维族的吾尔开希。这对於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瞭解的机会。

　　二、民族认同问题

　　在中国大陆，汉人占95％以上，身为汉人，我们几乎感觉不到民族认同的问题，也因此而常常感觉不到其他少数民族的身份问题或曰认同问题。现在我们到了海外，到了美国，我们在这里成了少数民族，於是我们才开始体会到这个问题。

　　有不少人说，越是到了外国，越是感觉到自己是中国人。这还用说吗？中国人生活在中国，当然不会感觉到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只有生活在外国人中间，你才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在中国，我们汉人生活在汉人和汉语文化的海洋里，所以我们常常感觉不到我们的汉人的身份问题，但是那些少数民族呢？

　　特别是那些从外貌到语言都和我们汉人有差别的少数民族呢？他们在汉人和汉语文化的汪洋大海里生活会是什么感觉？我们想过吗？

　　按说，美国既自由民主又繁荣富强，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不错，但是很多人却仍然感到不那么自在，很难把美国完全当成自己的家园，流亡者不用说了，但大多数不是流亡者的华人也有这个问题。很多华人在美国生活很多年了，也早早就入了籍，成了美国公民，可是在心理上感情上却仍然不能完全投入。今年既是美国的大选之年，又是台湾的大选之年，很多华人，不管是来自台湾还是来自大陆，许多人已经是美国公民，但是他们对美国的大选不太关心，而对台湾的大选特别投入，好像台湾的大选是我们自己的事，而美国的大选却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是别人的事。这就是因为陈水扁、连战是华人，长得和我们一样，说的是一样的语言，我们就感觉亲切，布希、凯瑞是洋人，从外貌到语言都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感到隔一层，就不那么容易认同。

　　第一代移民还有语言障碍，就不必说了，就连第二代第三代华人，所谓ABC 即美国出生的中国人，语言上毫无问题，但是由於肤色差异，还是不大容易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许多ABC 小时候不愿意学中文， 因为他们在这里土生土长——不，洋生洋长，自然就认为自己和别人一样是这里的人，中文对他们是外语，所以学习的兴趣不大，可是等到长大了，意识到自己还是和别人不一样，意识到自己的华人身份，常常又很想学习中文，瞭解中国的文化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可能产生一种和自己的民族与文化脱节断裂的感觉，一种身份认同的困惑和苦恼——“我到底是谁呢？

　　我应该是谁呢？“我相信在西方的华人对这种问题都不会感到陌生。那么，想想在中国生活的别的少数民族吧，在如此自由、如此民主、如此多元、如此包容的美国，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尚且有这样的认同的问题，更何况在缺少自由民主缺少多元包容的中国大陆里的少数民族。

　　老话说：“要得公道，打个颠倒。”我们汉人应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站在别的少数民族的立场上思考这个问题，很多问题就好理解了，彼此就容易沟通了。华人在美国，英文不过关，谋职就很不容易。也难怪，是在人家的地盘上么。

　　可是一个维族人，一个藏族人，要是在自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都必须学好汉人的语言才行，否则连个好工作都找不到，那又是什么滋味？我认识好几个少数民族朋友，汉语好得很，和我们交流毫无困难，我们也一点不把他们当外人。可是他们自己呢？他们知道他们不是汉人，就象在美国长大的华人，他们很对自己脱离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而感到难过。这不也是很自然的么？对於他们的这一层苦恼，我们是否感受到了呢？

　　在中国大陆，民族认同问题更由於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破产而强化。过去中共实行的是意识形态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民主理论一样是一种普适性理论，用毛泽东的话叫“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於一切民族和文化。这套理论强调的是阶级，强调的是路线。那时流行的口号是“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线上分”。民族差异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则被放在很次要的位置。曾经一度，这一理论确实产生了很大的效果，随着冷战结束，共产党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原先被掩盖被沖淡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日益突出。现在，中共为了排拒自由民主，找不出别的理由，就宣称自由民主只是西方的价值，没有普适性，否认世上有任何普遍适用的价值，竭力强调特殊性，强调“国情”，大肆鼓吹民族主义。可是这种做法也是双刃剑：你鼓吹你的民族主义，那就必然反过来刺激别人的民族主义；你讲你的文化传统，别人也会讲别人的文化传统。你大讲特讲“炎黄子孙”，大讲特讲儒家传统，可是，象维族、藏族，人家不是炎黄子孙，也不属於儒家传统，你这样讲，不是刺激人家的疏离感，刺激人家的分离意识么？

　　官方讲中华民族，可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个政治概念，不是民族学上的民族概念，再说，这个概念也只有一百年的历史，要用这个概念塑造一种共同体的感觉，效果是很有限的。单一民族的国家有天然的凝聚力，多民族的国家就缺少这种天然凝聚力。美国不是靠讲什么美利坚民族而凝聚人心的，美国是靠讲人权自由民主的普适性理念凝聚人心的。中共拒绝这种普适性理念，所以它拿不出能够凝聚各民族人心的东西，只有靠强力，而强力又恰恰是有反作用的。

　　我的意思是，作为汉人，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地为少数民族着想，从而加深对他们的理解（其实，理解本身就意味着设身处地）。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方式。

　　三、非暴力抗争问题

　　我强调非暴力抗争，不但因为非暴力抗争在道义上更可取，而且还因为非暴力抗争在现实中更可行。由於“六四”屠杀造成了严重的恐惧效应，许多人对非暴力抗争失去信心。有人以为，一旦人们认识到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他们就会转而投身暴力抗争。其实不然。因为从事暴力抗争意味着你死我活，孤注一掷，除去少数勇猛者外，多数人在苟且可以偷生的情况下是不大会参加暴力抗争的；再说，在今天的物质条件下，军人与非军人，武器与非武器的区别已经十分巨大，这就使得纯粹由民众方面发动的暴力抗争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问题不在於人们是否拥有武装自卫或暴力革命的权利，主要问题是人们是否拥有相应的手段。如果民众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念，从而放弃了採用非暴力的方式展开抗争，实际上他们就是放弃了现实可行的抗争手段，到头来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

　　不错，如果中共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警始终铁板一块，民间的非暴力抗争确实难有取胜的机会。但是问题在於，民运可以激化中共内部的矛盾，促成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可能会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可能会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有可能发动兵变；另外，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中共上层也有可能分裂，开明派可能战胜强硬派，如此等等。一旦发生这些情况，专制权力即宣告瓦解，民主转型就此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