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


　　谈到新疆问题，先谈一下中国的能源资源问题。眼下，中国正爆发二十多年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电荒、煤荒、油荒，全面爆发。电力严重短缺，24个省市拉闸限电。各省市正调集大批车辆，紧急运煤发电。原油方面，中国自1993起年成为石油进口国，石油需求量连年暴增，2003年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进口石油比重，已经达到40%，这一比重，还将急剧上升。2003年，世界石油需求大增，增量主要来自中国，占41%.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中国制造业模式，使中国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就已经成为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也早已成为第二大军费开销国）。胡温为此焦虑，上任以来，频频出动，四面打探，寻找能源出路。称为"能源外交".中国曾号称“地大物博"，其实，中国人均石油、天然气、煤炭、矿石，等等，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是不折不扣的能源资源穷国。比如，中国石油最终可采量只有130至160亿吨，仅相当於伊朗的一个中等油田。在这一国情下，新疆，作为一个相对富有能源资源的大省（区），对中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仅说国内石油的两大支点，东边一个大庆，在黑龙江，西边一个克拉玛依，就在新疆。

　　中国对外依赖，达到空前水平：高度依赖外资，每年引进500多亿美元，支撑中国投资领域的半壁河山，可以说，没有外资，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贸，外贸依存度高达60%（同一时期，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等国的外贸依存度为14%至20%）；高度依赖外债，今年上半年，中国外债猛增，上半年新借外债达834.3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7%；如今，又高度依赖能源资源进口，举凡石油、铁、铜、铝矿石等原材料，均高度依赖进口。

　　如此对外高度依赖，中国是大国中的唯一。历史上，因资源稀缺而对外高度依赖的国家，大多数选择与世界和平相处。少数国家，则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支配下，选择了对外扩张，如二战前的德国、日本。目前，中共不大可能对外扩张，但对富藏能源资源的新疆，则只会加强控制，而丝毫不会放松。早已揉合了维、回、汉等民族的新疆，未来离开中国的可能性也非常小，这是由地缘政治和国际战略所决定的。

　　新疆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更是一个人权问题。新疆民族问题的缘起，在於中共的独裁与高压统治，如果说，多灾多难的汉民族，本身遭受着中共的政治压迫，维吾尔等民族，则遭受着中共的双重压迫：政治的压迫和民族的压迫。维吾尔等民族的命运，不能由他们自己决定，却要由他人和他民族来决定，这就是问题和冲突的由来。

　　1949年，中共悍将王震率军攻入新疆，大开杀戒，使西域血流成渠，屍积如山，新疆各民族由此与中共结下深仇大恨，中共则欠下新疆各民族偿还不清的血债。之后，奉行暴力和“斗争哲学”的中共，不仅在新疆大搞“运动”，扰民伤民，制造红色恐怖，而且继续在新疆实施民族压迫与民族清洗政策，结下更多的天怒人怨。这一切，不可避免地，最终引发维吾尔等民族奋起反抗，形成声势不凡的“东土耳其斯坦”运动。

　　北京当权者在国内的所有宣传，都为其既得利益服务。一方面，出於反美的需要，北京不仅长期与基地、塔利班等恐怖组织保持暧昧关系，而且在宣传与报道中将这类国际恐怖集团暗示为反美国或反“霸权”的“英雄”，许多中国民众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一暗示，一边倒地为恐怖分子加油；然而，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尤其“九一一”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成型，中共利用这一形势，一边附和国际走向，认可它曾经暗中支援的基地、塔利班等为恐怖组织，一边趁机将“东土”与后者挂钩，借机陷害。就在大唱“反恐”高调的同时，北京继续向伊朗等流氓国家输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继续支援货真价实的恐怖主义。北京複杂而微妙的心态，以及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的宣传，使国内相当部分民众思想也陷入混乱。

　　“反恐”，成为北京镇压异己的最新藉口和烟幕弹：“东土”问题，成为北京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交易的筹码之一。美国，西方，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和认真识别北京的这一伎俩，厘清武力自卫与恐怖主义的本质区别。比如，今年九月底，北京当局宣称“东土”要袭击中国驻印度使馆，并通知印方，要求加强保护，但印度方面经调查后，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东土”可能发动袭击的线索，中共的做法，明显是故设疑阵，虚张声势，贼喊做贼。

　　作为“东土耳其斯坦运动”本身，也有必要撇清武力自卫与恐怖主义的嫌疑。一方面，决不能与中东极端势力有任何瓜葛；另一方面，决不能超越武力自卫的界限，而将平民目标作为袭击物件。一句话，万不可授人以柄，制造北京蓄意指控和陷害的口实。

　　当然，面对北京当权者的暴力迫害与暴力镇压，任何人，任何民族，包括维吾尔人，维吾尔民族，都有正当防卫和自卫反击的权利，就像正义的法律要将坏人绳之以法一样，在恶法当道、恶人当政的中国，忍无可忍的人民，以民意民心为法律，给予作恶多端者以适当的回击和惩罚，实不为过。历经“六四”大屠杀之后，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已经不愿再像当年天安门广场手无寸铁的学生那样，任人屠宰。这一变迁，是中共作孽的报应，也是民众觉悟的开端。

　　有人把苏联解体作为一个“教训”，散佈民主化必然导致国家崩溃的危言，国内禦用学者对此更是竭尽宣扬，自立定论，耸人听闻。历史上的大吞并，导致历史性的总清算，最后物归原主、国归原主，这是庞大苏联帝国解体的必然性。除了这一必然性，苏联解体也有其偶然性，那便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本来将於1991年8月20日签署体现各共和国自治权的“新联盟条约”，然而，就在该日前夕，8月19日，苏联上层的保守派集团突然发动政变，即举世震惊的“八一九政变”，软禁了改革派领导人戈巴契夫，宣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虽然，在人民的巨大抗议和反抗声中，仅仅两天，政变就宣告破产。然而，这一政变事件，却导致各加盟共和国对苏联中央政权本来就脆弱不堪的信任，顿时烟消云散，各加盟共和国纷纷求去，顷刻间，苏联瓦解。

　　回顾这一情节，我们可以看出，在民主化的同时，妥善解决民族自治权问题，原本极有可能保持统一苏联的存在，然而，专制复辟所引发的专制恐惧，却使这一可能永远地化为乌有。

　　推而论之，在中国，继续专制，可以暂时维持一个表面统一的中国，然而，长期的专制重压，造成人心日趋离异。片面追求国土的统一，而罔顾人心的离异，民族分裂只是迟早的事，当灾难爆发之日，历史将清楚地记载：今日的专制独裁，正是制造国家分崩离析的万恶之源。

　　可以肯定地说，民主化，早日民主化，是实现民族和解、消除民族对立、维系统一中国的最有效途径。在中国，不仅仅是维吾尔族人、回族人等，受到暴政的奴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本身，也受到暴政的奴役。当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将在、也只能在民主化的框架下，获得解药；民族冲突问题，连同广泛的人权迫害问题，官场腐败问题，等等，都将在、也只能在民主化的前提下，得到“一揽子”解决。道理很简单，主权在民，奴隶没有祖国。当个人的权利无从谈起，民族的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只有获得了个人的自由，才能获得民族的自由。

　　如果有人认为，民族问题，就单纯地是民族问题，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问题，这不仅流於简单化，而且天真。尤其当今世界，当民主权利与民族权利，相重叠、相关联而密不可分的时候，民族问题，就更不是单纯的问题，更不可能在脱离民主的轨道上，得到最终解决。自治也好，联邦也好，邦联也好，都是如此。

　　汉族人，维吾尔族人，回族人，以及其他相关民族，必须携起手来，结成最广泛、最强大的统一战线，把力争民主与人权当作首要目标，那么，各民族的神圣权利、和睦相处、与光明前途，就指日可待。（在“维吾尔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11/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