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国籍的认同——在纽约首届“维吾尔人权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司马璐


　　一九六零年年四月，我和维吾尔领袖艾沙先生在印度新德里见面，当时我们都是去参加西非人民反殖民主义会议（这个会议有两个，一个在印尼，当时由苏加诺主持——实际上周恩来，另一个在印度，当时由印度人民党领袖达拉杨主持）艾沙先生代表维吾尔，我代表香港，我们当时认为中共与苏维埃是新殖民主义者。

　　中国唐朝有一位着名诗人李白，中国的记载是中国诗人，俄国的记载是俄国诗人，1969底我访问莫斯科，与俄国美学家外交家费德林畅谈，证明李白出生在中俄边的一个纠纷的地方，是维吾尔地区，因此我所定李白是维吾尔族的伟大诗人，我们都是地球人，民族只是血缘和地理形成的，世界上经过不断的变乱，血缘经过通婚，不断混合，今天世界上纯正的民族可能是一部分少数民族。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都是杂种。即使某些自称纯正的民族，祖宗也没有权力世世代代的统治权，何况我们这些人，这些杂种人。到底谁是谁的祖宗是说不清楚的。有些民族以民族主义为名，霸权主义为实。在中国称为大汉族主义，在俄国称为大国沙文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等等。这一切的民族霸权主义。

　　我的简单观点的总结是：

　　一、人民的权力高於民族、高於国家。二、人民与民族只是血缘的关系，这种血缘关系，应该像所有动物飞鸟走兽一样，有独立组织自己小家庭（国家）的自由，有选择国籍的自由。三、民族与民族之间，根据民主的原则有自由结合自由分离的权利，就像组织一个大家庭与小家庭一样，小家庭是人民自己发展的，任何一个大民族没有对小民族世世代代的宗主权。四、我赞成民族有自决权，人民有国籍自由选择权。我反对中国的大汉族主义，俄国的大沙文主义，一切法西斯自我民族优越论。五、一切民族的地位应该都是平等的，一切民族的纠纷，不能用‘老子’与‘儿子’的标准衡量，一切民族纠纷应该用民主的理性的原则解决。

　　一个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民本身也是不自由的。任何民族国家，人民愈自由愈民主，愈能团结，真正的民族解决就是实行民主。维吾尔弟兄们，你们被压迫，中国人被压迫，团结争取民主，是我们各民族独立自决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