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李敖——有感李敖访问大陆
孙文广(山东)
李敖这次访大陆,到大学演讲,评论已经不少,我觉得对李敖的讲话,不该太认真,对李敖不能因言废人,也不能因人废言。
李敖的讲话全文,在境内网站衹停留一小时,即被当局下令删除,说明有些内容犯了忌。
看李敖讲话,常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李敖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包括他的文章和行为。但我不同意李敖的一些观点。
(一)李敖有些观点实难苟同
他在1987年出版的《蒋介石研究续集》自序中说:“西太后和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最凸出的一对长期祸国者。近代中国的祸国人物不少,但以君临式的地位,长期祸国既深且钜者,则无人能出这对男女之上。”
我认为近代中国最大祸国者不是蒋介石,而是毛泽东,2004年写了《百年祸国第一人——五评毛泽东》可以说是对李敖先生的商榷,文章指出:“如果在百多年历史上,为中国祸国者编排行榜,第一名应非毛泽东莫属,在这段时期,衹有慈禧能和他相比。但是从造成中国倒退来看,毛泽东超过慈禧,慈禧专制保守,镇压改革,但她衹是坚持‘祖上帝制’。而毛泽东所做的却是把民国倒退到帝制,这是一个大的倒退。”该文发表在海外网站上,后来收入香港出版的《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我认为蒋介石功大于过,他绝不是中国最大的祸国者。
“911”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台湾,当时台湾很多电视台都中断了正常节目,直播美国被炸大楼的场面,看到现场大家都很吃惊,当天晚上李敖就在电视台上评论,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说驾机者教训了老美,花很小成本,获得巨大成果。现在看来,不应该把愤怒发泄到无辜百姓身上,我们应该反对的是恐怖主义。
李敖写的两本骂蒋介石的书。我衹是翻了一下,很难对这两本书做出全面评价,对李敖言行看得少,更难全面评价,衹能就事论事。
(二)关于六四开枪问题
有些朋友对李敖很反感,原因主要是围绕六四政府开枪问题。
这次他到北大,再次提到美国政府在1932年武装驱散集会抗议的人,“多少人死掉了”。他虽然没有直接讲1989年六四,但他说了“全世界任何政府在这个时候都是王八蛋。可是对人民来讲,逼他们开枪,局面造成了我们逼他开枪,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为什么这么笨呢,看看有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焦急的方法你不能把政府摆平,你自己跟着受害”
近几年,国内外很多人写文章,还有人游行示威,谴责北京政府镇压学生,要求平反六四,这当然是正义的要求。我也写了不少文章。
不久前,在前苏联地区很多国家爆发颜色革命,主要方式是利用宪法中的示威、游行自由;如乌克兰,在他们首都广场聚集了很多人,日以继夜示威,连续了很长时间,最后政府没开枪,而是同意重新选举,结果反对派取得胜利。
像这样的例子,在近30年中已经比比皆是,而政府对民众示威开枪的事,除了中国和罗马尼亚却是很少听说。
当然89年的学生运动,有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如何吸取教训,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最近在美国华盛顿的反战示威中,有10万人参加,甚至在总统庄园前安营扎寨,结果有些示威者被警察抬走。从电视上看到,当时被抬走的妇女面带微笑,周围的示威者没有一个人去和警察厮打,反而在鼓掌,举起V型手指,支持被抬走的示威者。
示威游行,将来必然成为中国自由化必经之路,到底应该怎样组织和平游行、示威,看来策略问题也值得反思和研究。
(三)从李敖看台湾的言论自由
李敖说他在台湾出了100本书,其中96本被台湾当局查禁,成了禁书。但是如果对比两岸,可以看到台湾的威权时代较之大陆的极权时代,那是小巫见大巫。
李敖骂两蒋,骂李登辉、陈水扁,但是他的96本书,多能印刷出来,甚至卖了一些,才成为禁书,试问在毛泽东时代,在毛死后20年的大陆,能够在大陆印成一本批毛泽东的书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出版社,没有一个印刷厂,胆敢给你印这样的书。因为在那些地方都有一个党委在领导着,在他们掌管的地盘,如果出了骂毛泽东的书,不但编辑、社长饭碗不保,连身家安全都成了问题。这种“支部建在连上”的管制,是台湾不能比拟的。
毛活着的时候,不要说出书骂他,就是谁在日记中骂了他一句,都是该死的罪名。本人就是因为被检举有对毛不敬的话,不敬的文字,而被打得死去活来。在毛泽东死后两年,还为此被判了七年徒刑。
1976年毛泽东死后,我在监狱中写了批评毛泽东的文章,1981年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也承认毛泽东犯了错误,但是在这之后的20年,大陆仍然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我在监狱中的批评毛泽东的文章,我的《狱中上书》,衹能等到2002年去香港出版。
从李敖的事例可以看到,台湾的威权时代,自由是多少的问题,而在大陆的共产极权时代,自由是有无的问题,这也是储安平先生多年前说过的话。
(四)北洋军阀与共产极权
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李敖故意赞扬北洋军阀,他说是北洋军阀任命了自由主义者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当时蔡元培是国民党员,北洋军阀是反对国民党的。
回想一下,中国共产极权统治下,有哪个国民党员可以当大学校长?试问今天的中国,有近两千所大学,在稍有名气的大学中,有几个校长不是共产党员?哪个大学不是在党委的领导之下?李敖在北大演讲,就是北大的党委书记致欢迎词,掌控会场。在建国之初,中共当局为装样子,在几个大学,让党外人士担任校长,但是很快这些校长不是被打右派就是被批得体无完肤,免了校长职务。
共产极权使大学成了针插不讲,水泼不进的共产意识形态堡垒,成了为青年学生洗脑的场所。在教育方面,中共不如北洋军阀。
(五)赞胡适、马寅初,讽刺毛泽东
李敖在演讲中,多次赞胡适。今天的大学生对胡适了解不多,胡适曾是北大校长,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大师,旗帜性的人物,他以反共闻名国内外。1949年前在知识界有很大影响。
毛泽东夺取政权不久,为了清除胡适的影响,发动了声势极其浩大的批胡适运动,全国的知识分子,人人皆被强迫投入,不管是学理的、学工的;文科更是不在话下,都要被迫批胡适、参加洗脑学习,写体会,写小结,当时发表的批判文章据说有两百万字,知识分子中凡是过去和胡适有联系的,同情胡适的都要做检讨。对那些不明事理、听不到不同声音的大学生,都记住了胡适是个大坏蛋,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蒋介石反动派的走狗、马前卒。
今天在中国不能批毛泽东,但赞扬胡适,何尝不是对毛泽东的贬低。
李敖赞扬北大的另一位校长马寅初。马寅初在五十年代,因为在人口问题上与毛泽东有分岐,遭到批判,被免去了北大校长职务,李敖说他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活了100岁,而有些人却早早去世了,这实际上是在讽刺毛泽东。
(六)台湾应是大陆的自由明灯
大陆和台湾都经历过不自由的时期,一批政治人物、一批知识分子(如胡适、殷海光、雷震等),都起过积极的推手作用。台湾终于在80年代后期,政府开放了报禁和党禁,使台湾在自由化民主化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是在中国大陆,主张政治改革的国家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不像蒋经国那么幸运,他们分别以反对自由化不力,镇压学生运动不力,分别被撤职、软禁。中国至今还在自由化的过程中蹒跚而行。
呼唤自由的知识分子,有的流亡国外,有的被开除公职、学藉,不得不为稻梁谋;有的被抓进了监狱。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当然希望从境外得到鼓舞、启迪。
先行自由化的台湾、香港、自然成了大陆在黑夜中的明灯,学习的榜样,我们应该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
(七)如何看待李敖
李敖从五十年代开始发表文章,主张西化,评论人物,以写作为生。他以骂人著称,先骂国民党,后骂民进党。
我们怎样看待李敖呢?在信息闭塞的大陆,人们对李敖的认识很可能流于表面,香港和海外人看到李敖的信息多一些,但是对李敖最知情的人,还是在自由世界台湾。我们现在评论台湾的人物,应该注意台湾的反映,台湾的民意和民意调查。
这次李敖在北大的演讲,台湾电视现场直播,而且转播不止一次。台湾很多人在看,包括一些学者。我在电话中问他们的印象,回答多是“还可以”。
台湾对李敖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政治顽童,有人说他是文化狂人,还有人把李敖当偶像。
如果把李敖看作一个顽童,我们对他的言行,可以不必太认真。童言无忌,如果一个顽童说皇帝没穿新衣,可以表扬几句,对他的恶作剧,“人来疯”,在不该如厕的地方小便,我们可以批评他,也可以装没看见,不搭理。李敖在台湾骂了很多人,陈水扁当了总统后,还被他骂,但没有看到陈水扁正面回应,甚至最近还看到陈水扁写信给李敖祝贺生日。
所以我们想要深刻了解李敖,了解台湾都是不容易的。
(八)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李敖在访问他的母校北京新鲜胡同小学时,在黑板上写下晏子春秋中一句话,“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在北大的演讲中,他引用了胡适说的“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他到清华再次提到,实现自由要“反求诸己”。
对大陆知识分子,从这些话中,也可以引伸出一些启示。
我们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应该从自身做起,不要等待,不要衹是观望,要有所行,有所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迈出一步,中国知识分子缺少的是身体力行!
大陆民运处于低潮时期,我们应该多听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有劲要使在刀刃上。
(九)政治文化也要开放
大陆讲改革开放已快三十年,回顾以往,邓小平讲的开放,充其量衹是经济开放,这和百年前满清末年的洋务运动并无太大差别;这离中国的自由化;还有很大的距离。大陆在政治上、文化上,基本还是闭关锁国;否则为什么还要强力干扰封杀境外电台,而且海关查扣禁书至今没有停止。
不久前,请台湾在野党的主席访问大陆,现在又请李敖来访问,并在大学做演讲,这些动作,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至少是在人物来访上,摆出了一个开放的架式,这是值得欢迎的。今年五月连战来访时,我曾写文表示欢迎,并说也应该欢迎香港的民主党,台湾的民进党领导人能来大陆访问,最近香港的立法会被批准来大陆访问,民主派的人士也随同前来,而在这之前,六四后的十余年间,香港民主派的主要领导人是被禁止进入大陆的。我想流亡海外的人士当然更不应该拒之门外。
(十)李敖访大陆是件好事
李敖是一个文化人。尽管对他的一些言论、观点作风,具有争议,不为一些人接受,但是,他的到来毕竟给一潭死水带起波澜,有些新鲜的气氛。李敖的做派、风格可能不被一些人接受,在中国自由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各色各样的人物。像李敖这样的人物,多几个利大于弊。
有些受邀请者出于客套,说几句不碍大雅的恭维话,开个玩笑也不必做太多的计较。李敖骂了很多人,但是我们不应该“衹是”骂他。李敖能作为贵宾在北大校方提供的讲台上回答学生的提问,当学生问他,如何评价党委书记的观点:有反动言论的教师应该清除出课堂时,李敖回答是:“作为大学一个特色,什么言论都敢接受,怎么可以叫反动言论?”;李敖当众批评刚刚致过欢迎词,坐在旁边的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这体现了李敖的别一种风格,在这一点上很多政要,很多学者,可能是做不到的。李敖的来访至少也为那个学生提供了当众提出问题的机会(但愿这位学生平安无事)。
李敖在三个大学的演讲当然有些给中共捧场的话,但是细细看来,却发现他对中共、对一党专政、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都有些带刺的话。
李敖北大的演讲,应该基本肯定,他的讲话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们不可完全当真,中共宣传李敖的“一国两制”、“祖国统一”,而我们却应该绵中挑针。一个大学生告诉我,为什么有些大学生听李敖的讲话如醉如痴?这是因为他们很想做李敖哪种自由自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他们不愿听无穷无尽的说教,当李敖在北大讲台上说:“共产党总有一天要灭亡”,学生就在下面不停的鼓掌,这是一种倾向,现在通过记者传播到海外,又反馈到大陆。
据说一个私企老板为了去听复旦李敖演讲,愿意出十万买张票,因为他崇拜李敖。李敖既能骂人,又会写文章,赚钱,难怪有的老板崇拜他,有些大学生羡慕他。(2005年10月5日修改于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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