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做秀记
刘自立(北京)
李敖来了。在北大做了演讲,很轰动。这个轰动效应好不好?我觉得大致不孬。因为毕竟他的讲演是率性而言,虽然不改他一以惯之的油腔滑调之风格。换言之,李敖讲话,对比中共官员照本宣科,僵硬丑陋一面,可以说是有点人味的说辞,是一个或为政客,或为文人的所谓狷狂之举。这个狷狂之举比起那些木偶傀儡表演,还是能够提供一些让人发笑的机会的。北京人说,耍活宝。做事情讲话让人发笑,总是比让人觉得乏味和厌恶好,笑比哭好嘛。但是,李氏讲话在油腔滑调后面,仔细琢磨,还是和正儿八经的演说,诚挚地讲道理比,有太多的不足,无法掩盖他讲话内核的荒诞甚至虚伪。这里略表一二。
为了让读者诸公比较清晰对照他的观点,我们适当引用其原话。
首先,是他讲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第一个层面是你心灵能不能解放,如果你心灵是成功式的,那你就困死了,所以我认为心灵开放是重要的,这一部分自由主义叫做反求诸己。自由主义是不是仅仅是一个个人心灵解放的问题呢?当然不是。
广而言之,自由主义牵涉到对于人性如何定位的问题。从来自由主义都是缘起于对于人性恶的基础上。对于此类恶的限制,成为论述自由主义的前提。就是说,人性恶是在建立某种价值判断和体制框架的基础上加以规定的。我们的心灵是不是解放,首先取决于你的心灵是不是享受自由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相反。所谓一直以来所谓“众人之恶,造就公共之善”,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没有任何人可以冲刺这个框架,从公民到领袖。
在谋取自由的各类斗争里,衹有民主体制为自由创造了这个“公共之善”的社会制度。在此意义上,向往自由,不是个体的心灵行为,不是在内心深处创造一个自由的上帝,人就可以获得自由,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和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样的。在各类集权专制国家,你的心灵再“自由”,也衹是意向上的幻觉,制度本身不给你自由和民主的任何权利。
像老李这类作家,应该不会陌生于个性解放运动带来的种种伪自由,伪解放。所谓 “娜拉走了以后,她会不会回来”,就是这个问题。娜拉类中国青年当时投奔延安好像是顺应解放。但是她们到了那里,哪里看见什么解放!真实的解放压根也不存在。倒有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就开始做为革命的绑架与被绑架者,有意无意在罹患现在人们所说的 “阿姆斯特丹综合症”,成为枪毙自己之自由而让位于一个人的自由的那种运动的牺牲者。
老李年高过六十,他难道不懂得他的自由之争取是要付出坐牢的不自由之代价的吗?你李同志在黑牢里,有人说,你他妈心灵有自由不就结了?这个话,你会听吗?你不是还是要跟着反对派一起,让雷震啊,殷海光啊的精神转变为蒋经国的民主体制,你才可以获得免于追究的大骂或者耍活宝吗?
当然,老李也讲到关于自由和社会,自由和国家和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赘言,社会之自由是以个人之自由为前提的。这个是普遍真理。但是讲这个话的人,要塑造的社会化,集权化和计划化的政治经济生活里,何来个人自由呢? 你老李说,台湾本来没有自由,蒋介石没有自由,但是,今天的台湾究竟有没有自由,大陆有没有自由?这个问题难道还要解释吗? 你老李说,你也许被关到秦城监狱?这个是绝对的做秀?问题是你以你的不被追究的身份,是不是为那些还被关在秦城或者什么城里的自由不享受者伸张正义,是不是在此问题上忘记你被不自由制度关押的历史,而做一种枉顾淡漠之态而奢谈自由呢!
北京话说,这个叫做“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北大的小孩子不懂其中缘故,倒也罢了,你老李可却是城府深深,一把子年纪的老头子了,还要装腔作势,谈论这类“心灵解放”于铁屋之中吗!
最后一点是,老李在资讯自由,媒体开放(包括“性”开放)的台湾,讲讲性灵,心灵解放,那是根本没有人听的。台湾的自由民主已经是现在时。于是他老人家跑到北京大放厥词,大谈解放,但是又采取一个易卜生方式,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不叵测,不狡诈。
第二,他讲了半天言论自由问题。
他讲的好的地方是说那些不会笑的人是很令人“佩服”的。本来,就有一些书中对笑之行为,起源和后果大加讨伐的原则,衹是那是一些小说,文章。今天中人之所以不会笑,其根源深深,此地不便多讲。
这里要讲的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衹要提及一本书就可以大获全解。这个书就是《历史的先声》。所有的中共老要员都是懂得言论自由之所谓的。这个道理几乎成为老生常谈。李氏,正因为他享受这类自由,这类民主,他当然懂得共产党谈论言论自由的诸多历史政治心理的条件。他装作一个不谙世事的小青年,在那里引用毛啊,周啊,让座位上的孩子们以为,毛啊,周啊,真的是言有此话,行有此责了。这个骗子玩的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所谓机会主义手法。而机会主义,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愿意自己的言谈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
这里的老李,其心理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
笔者以为,他在不相信毛周的前提下引用他们那些“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话时,他当然知道,共产党让人讲话,天,必然塌下来,而且马上,明天,就会坍塌。如果说李氏不懂,至少笔者不相信。再是,如果你挑明了这个真相,他就会换一个说法,叫做“我在反讽”。他的所有讲话,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都是反讽。他的对于一系列abcd人物的说法,都是反讽。但是,在这个反讽后面,你的立论是追逐这个讽刺的前提,还是改换这个前提,他就玩一个滑头。好像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一番。其实,啥也没说。
这个手法不是老李的专利。
现在,关于纪念耀邦的策划,民主的许诺和“相信未来”,包括近来刊出任仲夷等人的文章……都是一种类似反讽的游戏。因为这类游戏不涉及本质,北京人常说,“跟他妈真的似的”……就是说的这类对讽刺的讽刺。
第三是把这个犬儒解释得恰到好处
“第二个感觉我颠了,就是跑了,我玩不过你,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第三个是得了,他住在雍和宫附近,他到北京大学来作客,他在大陆机里面,你找不到我,我猫起来了,就是在更了,颠了,得的关系就是藏起来了。 第四种菘了,小时候我们在北京斗蟋蟀,宋了就是我怕了,我不和你玩了,就是人民和政府,我怕你,不和你玩了。第五种就是火了,我和你干上了,我生气了,什么时候会反了,人民忍无可忍的时候,再在找到一个激怒眼的题目就是反。”
老李这段高论凿实有点意思。
中国人现在盛行犬儒主义。李氏把这个犬儒解释得恰到好处,就是回避??“我不要活了,我梗了,颠了,得了(躲了),菘了,”都可能成是“合理性”选择。这个合理性选择,其实不必老李来说,是本来就明摆着的事情。就是说,在那个“动乱”时期以后,中国人衹好是死了,跑了,躲了,崧了(也就是“怵”了)。那么,这个回避主义,犬儒主义,是不是要做一点反思和抗争呢?玖拾年代以来,这个反思抗争是在做的。尤其是内地人士,做得好。这个李氏是不谈的。他衹是说,“弄不好,要生气了,忍无可忍了”。那么,用你自己的话说,还是不要忍无可忍,你自己内心那个自由有了,就不生气了。
其实,老家伙又在偷换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怕”还是“不怕”,其责任者何属的问题。自由主义者说,恐惧和暴力造成了所有这些结果。李氏是不愿意谈论这些的。因为,他做为恐惧和暴力邀请的贵宾,是要回避这一个方面的问题的。他是不会讲,何以人民要“我不要活了,我梗了,颠了,得了(躲了),菘了”?这个是人民的问题,也是政府的问题。人民何以要反,政府何以不许人民反,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很严重很明白的问题吗?
一句话,自由主义的常识,其实已经把所有这些问题讲得很清楚了。
关于反对恐惧,暴力,不要杀人,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利用人民的愚昧和感情,要做得煞有介事(玛基雅佛利)……老李如此读书多者,难道会不懂吗?你老李绝对不可以衹是说受难者的心态,还要说说造成受难者如此一般犬儒心态的对方,就像你总是说国民党那样。
第四,言论自由像看小电影
“所以今天大家聪明的知道,有些言论开放了以后,是火山一样的喷火口,让它喷出去,言论自由像看小电影一样,让他讲了,让他骂了,让他说了,老虎屁股让他摸了,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观点是老观点。性开放和自由的关系,自然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但是老李既然有所论及,也简单说说。
上述所谓不可以开放言论之根本,是牵涉到亡党亡国的大事。雅鲁则尔斯基类可以做寓公,戈尔巴乔夫或者契尔年柯类,也可以。他们衹是一种政见不同。国民党的李登辉也可以。你老李也可以。
原因:你们没有其他问题。而我们的党,难道仅仅是与自由民主政见不一致吗?这个问题很明白。叫做“千里之堤溃于一穴”,叫做“一步也不可以退”,叫做“杀二十万,要维持二十年稳定 ”……言路开放,是一个没有问题的问题吗?当然不是。与影产生什么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
话说,上上下下都陷入奢靡腐败,醉生梦死,倒是绝对不会“千里之堤溃于一穴”了,而是像古罗马的客里古拉一样,一直发展到天怒人怨,山摇地动而做罢!也就是说,看看小电影,出出下半身,也许真是可以延年益寿之举呢。衹是老李又错摆了他的喜好和中国政治的关系。整个一个十三不靠!
第五,北大精神
“这就是北大精神,北大的教育,所以我说今天从北大开始,虽然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水浅王八多,多几个王八也不是坏事。”纠正一点。老毛说水浅王八多,不是说的北大,是说文革时期中宣部。是“池”浅王八多。“多几个王八也不是坏事。”
说得轻巧!北大文革受难的惨剧,在可以追记的历史上,在惨绝人寰的程度上,衹有纳粹集中营可以般配。你李氏说“也不是坏事”?这里不是什么好事情,坏事情,这里是先要面对实事,面对历史,面对毛的残暴,面对专制者的杀戮?就像你李氏被关押,我们说,“多关几个李敖,也不是坏事情嘛!”“关死了,二十年后又一个嘛!”你又做何感想呢!?真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北大演讲后,李敖又跑到清华演讲。总而言之是说,现在的中国大陆是一个“盛世”再现。这个话几年前是有人说的,衹是现实动乱甚多,民乱遍地,酒肉朱门不一而足,就讲的人少了。李氏慢了几拍,又来讲这个话,很有一点献媚不看条件的味道。殊不知,我们这里上方有令,要组织人力到巴西一带地方,去考察那里的贫民窟,北京等大城市周围乞丐,上访者和流民太多,法不警众,衹好承认驱赶不尽,压制不完,衹好面对现实了。李对于这个盛世贫民窟,不知做何感想!
这个感想也许来自他所称的毛主席教导。毛主席搞了“新”中国,李氏很感动。他好像有点文革的架势,几乎要言必称毛了。何以如此?何以他反对蒋介石之独裁,不反对那个躺在棺材里的独裁者呢?这个现象很好解释,就是他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
从道理上说,毛啊,蒋啊,自由主义是各打五十大板的,论老李的世事经验,懂得这一点很容易。可是他偏偏要端出一个我们在文革里常见的情形,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如何如何,……这可真是活见鬼了!
简而言之,你老李幸亏有个蒋经国,有个李登辉,你才可以著作等身,大放厥词。你换个身子,你到文化革命里试试,不把你打出屎来才怪。
所有世界上左派,从以前的罗曼。罗兰,聂鲁达,爱吕雅,斯诺,苏珊。桑塔格,到现在的乔木斯基,如何理解中国,就是应该到文革的打人现场上挨个十棍八棍的,再踏上一只脚,抹上满脸泥,他就一辈子懂得毛主义了。
其实,中国的事情洋鬼子办,总是有双重标准。一个是他们的“底潮”,历史上有罪孽;一个是他们的历史上还有自由主义?虽然是对内的,对外是罪孽,殖民主义(见汉娜。阿伦特)。现在,罪孽的延续,是他们和中国的规则接轨,而非相反。而自由民主的延续,则多半是在清谈的范畴里进行。没有什么实质的行动。由此造就了一个怪现象。你看,克林顿也好,谁也好,他们在华的讲话,演说,和老李的调子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顾左右而言他,稍稍触及一点点所谓的“本质”问题。连那个莱斯女士,也是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地朝夕变化,闪烁其辞。都是那种所谓“帝国主义”手法。而李敖,不过是拾人牙慧,拾人遗风而已。
中国的事情,其实还是要由中国人办。有没有办法,是另一个问题。总之,李敖类,克林顿类,都是隔靴搔痒,是适时表演。完了,又回去过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了。有人说,拿李敖,不要当做一回事。这个话很对。
笔走至此,大致一个李敖的说法我们做了解读,是一家之言。
不知道老李是不是看得到。他许多看法不对,衹是我们说“不对”,许多人会捍卫之。在此,愿意与捍卫者讨论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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