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和他的两个女儿的遭遇
　　
张林（安徽）
　　
　　
　　一，在我心灵的深处
　　
　　在我心灵的深处，始终有一道伤痕。尽管岁月匆匆，世事纷纭，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牵动我心。但那道亲情伤痕，一经触及，却立刻泌出血来，引动我锥心的痛感。
　　
　　如同消逝的青春永不再来，我欠女儿的童年幸福，也永远不能弥补。所以这道伤痕，在我有生之年，恐怕永远也不会消弭。当共产党人肆意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时，他们何曾想过，他们也给受害者的妻女带来了沈重的打击，令她们生活在恐惧和绝望的阴影中。
　　
　　1989年六四之后，当局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疯狂镇压民运，大肆搜捕民运人士。做为蚌埠民运的领导人，做为一艘船的船长，我不能丢下我的支持者。所以我一直坚持在最前线，指挥学生和市民抗争。6月7日的全市大抗议之后，我迅即被当局做为“首恶”，投入狱中。
　　
　　关押两年出狱后，我激情依旧，不顾病弱的身体，到处奔波，激励人心，试图掀起新一波民运高潮。但是我周围的人都被共产党的坦克机枪吓破了胆子，几乎没人象我一样敢再度挺身挑战专制制度。
　　
　　我意识到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便转向地下活动。1993年初，我重新开办了三楚事务所。“三楚”这个名称，寄讬了我的深意，因为中国历史上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而我一向认为，共产党和秦王朝一样凶恶残暴。当局对我严密监控，我的两个副手都在威胁利诱下成了公安局特别情报员，近距离地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有时我邀请一些民运人士星期天在我办公室里聚会的时候，特别情报员会赖在办公室不走，我硬撵都不行。
　　
　　特别令我难以容忍的是，当我发觉真相，愤然解雇他们时，其中一个竟然宁可不要工资也要赖在我的办公室。最后我只能威胁他们：“这样赖下去，大家只有同归于尽。”这个无赖特务才悻悻离开。
　　
　　
　　二，民运活动没有什么进展
　　
　　民运活动没有什么进展，做生意又总是让我烦恼，所以那段时间我心烦意乱、痛苦不堪。似乎只有杜康，才能缓解我内心的苦闷、彷徨。所以每天下班之后我都是约三、二知己对酒当歌，暂忘烦恼。
　　
　　那时纪晓也在我办公室工作，担任我的女秘书。她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以及苗条的身材。她每天总是第一个上班，把我简陋的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的井井有条。她也总是整理好桌上所有的文件，才最后一个下班。她对我很关切，我们经常聊天。她总是全神贯注，倾听我说话。
　　
　　青青子矜，悠悠我心。窈窕淑女，君子好求！我渐渐地爱上了她，而且越来越深。她是传统的南方女子，如水温柔，如兰芬芳，指如雪葱根。不久我们就成为恋人。
　　
　　但是我们很快发现，我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既没有任何财产，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我也根本不想结婚。与大部分趁势而起参加民运的“民运人士”不同，我在青少年时期，便经历了长期孤独的、痛苦的思考，认定共产主义是一条死胡同，只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所以我很早就从事地下民运活动。而在1986年之后，我已经决然献身于民运。这样当然意味着要承受政治迫害，要反复地被抓进监狱，显然不宜结婚生孩子。否则必然会给妻子和孩子带来难以估量的痛苦。
　　
　　但是纪晓对此却缺乏认识，她只相信我，不相信危险。她一心一意想嫁给我。尽管我努力回避着，但是我们之间的爱情却与日俱增，后来我们终于同居了。最不幸的是，她怀孕了。
　　
　　她告诉我：“我想给你生个孩子，我只想给你生个孩子。我不管你是否想要，我愿意独自生下她，独自抚育她。”我好像不认识她似的盯住她看，心里想这小女子竟如此坚强！
　　
　　她使我受到强烈震动，而同意与她结婚。由于我的父母拼命反对，我们只好婚事简办，趁端午节，我们在她姐姐家里吃了一顿喜酒。她的户口远在江苏，办结婚手续很麻烦，我们准备以后有条件再打结婚证。
　　
　　
　　三，魏京生、王丹纷纷出狱
　　
　　那时民运正有转机。随着魏京生、王丹纷纷出狱，民运圈子热闹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刘青领导的中国人权，开始给中国大陆活跃的民运人士群体，提供大笔的人道援助。经过天安门血腥镇压四年后，民运开始缓缓复苏，正在经历一个“小阳春”。
　　
　　李海到全国各地联络，也到了我家里。我们促膝夜谈，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北京的状况。不久我就关闭了我早已厌倦透顶的事务所，也开始到处奔走，联络同道。我必须继续我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根本不去管这可能给我带来什么危险。因为那是我生命价值不由自主的取向，如此活着我才感到我的生命有意义。
　　
　　我去拜访王丹，有段时间我住在王有才在北京的宿舍里，后来我又搬到刘念春家住。刘念春和他太太储海蓝为人特别真诚友好、无私无畏。他们家在北京当时的民运圈子里最热闹，几乎成了民运食堂。每天都有很多人造访刘家，经常有十来个人吃饭。据我估计，在那个艰难时期，他们家所有的钱都用来给我们这些经常处于半饥半饱状态的家伙买食物吃掉了。
　　
　　别的人都还有一份工作牵扯，几乎只有我和李海是专业的民运分子，天天跑来跑去，只要是民运的事马上就干。我还到西北去联络翟伟民和郭海峰。94年2月17日，给王丹过生日，邀请了两百多个民运人士及六四受难者家属，我也忙得不亦乐乎。
　　
　　其实从1986年开始，我基本上是以民运为专业的，只是从来没有人给我发工资，一直是在当义工。运气好的时候可以得到一点资助，大部分时间我得另外挣钱养活自己。纽约时报称我为“职业革命家”。“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我从事的正是顺天应人的正义事业。但同时，我也感到很辛酸，世界上哪有这样窘困的“职业革命家”呀。
　　
　　我也时常到魏京生家里去，有一天他给我介绍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孙晓凡，《加拿大环球邮报》的记者黄明珍和《BBC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麦杰思，他们很想深入中国农村采访，了解农民的苦难状况。但这是违反中共宣传部规定的。老魏让我帮助他们，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然后我赶回蚌埠，和王庭金等民运人士落实这件事。我从事民运已久，周围关心政治的居民，几乎都知道我。他们碰到一些特别麻烦的、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就会来找我谘询。所以我对周围城乡的情况十分了解。权衡之后，我精心地安排了两个农民受共产党欺压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苦难的乡村开展工作。
　　
　　
　　四，秘密召集民运精英
　　
　　在约定的日子，我让王庭金带一个人去机场接来孙晓凡和黄明珍，把她们安排住在我的朋友的旅馆里。因为按当局规定，她们不可以到蚌埠活动，凭证件她们也无法住进任何酒店。麦杰思没有来，因为他没有一副中国人的面孔，无法进行这次秘密采访。麦杰思后来在一天深夜来到蚌埠，和我的朋友见了面，谈了一夜，但那时我已入狱。
　　
　　我们先到怀远县，沿途看到公路边几万农民在修路。我们都很吃惊，文化大革命不是早就结束了吗？怎么这里又在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我们索性先停下来了解这件事。原来县政府下令沿路农民每家每人都要去挖沟修路一个月，每天只给零点五元。不干就罚款，或抓到乡政府批斗。所以沿途8万农民不得不拖家带口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这种做法，简直比当年秦始皇修长城还要野蛮！
　　
　　见我们问东问西，又不停拍照，戴红袖章的纠察队员就警惕的走过来盘问我们，我们只好匆匆离开。然后我们就到我表弟维方家里，请来许多农民谈话。这个村的党支书一班人特别野蛮，许多农民受到残酷打击。尽管我提前就让表弟作了我们去采访的准备，但是谈了两个小时之后，表弟告诉我，几个村干部在附近转来转去，有可能在调集人手来冲击我们。我担心有意外，脱不了身，就匆匆带他们撤退了。
　　
　　我和王庭金又陪她们到蚌埠市郊一个村采访，那个村的村长贪污了几十万，当地几百名村民集体告状好几年却没有任何结果，反而遭到疯狂的打击报复。后来我又陪她们到合肥采访了几位民运人士。
　　
　　此后不久，所有人都被传讯，王庭金也被抓走，我表弟维方，因为积极帮我们联络，还被怀远公安局关了起来。地方政府十分恼火，将之定性为严重的里通外国、出卖国家秘密的反革命事件。从那以后，我就不能公开在蚌埠市及怀远县露面了，当地村委会、乡政府更狠，下令联防队只要一发现我就可以先打断我的腿！因为国外报纸的那些详实报道严重地打击了他们，使他们遭到上级的严厉训斥。
　　
　　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略好一点，这时我已经与刘念春合作发展《中国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我们频频会见外国记者，当时的英文《新闻周刊》驻京记者傅睦友友善的提醒我：那几篇关于蚌埠农村的报道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危险，他说：“我们很多记者认为不应当这样做。我们渴望了解真相，向世界报道真实的中国，但我们不能以你们入狱为代价！”
　　
　　我当时并没有充分理解这段话，没有意识到得罪地方政府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地方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政绩和饭碗，可以不择手段地收拾我。何况北京这时也有这个意思，无论找什么藉口，都要把我这个干得太欢的专业民运活动者收拾一顿了。
　　
　　我和刘念春开始到各地串联，以把劳盟建成全国性的组织。返回北京后，我们已感觉到非常危险了，沿途都有追踪。几乎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差一点被抓住，尤其是在上海和嘉兴，几乎是我们前脚走，警察后脚到。为了继续活动，我们不得不进入隐蔽状态，住在通县一位朋友家。
　　
　　我们秘密地约见了何德普等几位民运人士。还先后与几位元外国记者秘密交谈，我们都是在第一次见面时约好下次见面的地点和钟点，然后只要在电话里暗示一个日期就行了。
　　
　　同时我们还在酝酿一个纪念六四5周年的游行计划，起草宣言，到天安门广场周围仔细地观察地形，分析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完善这个计划。
　　
　　我们打算秘密召集北京浙江安徽的民运精英，避实就虚，在便衣警察不多而人群又最密集的西单百货大楼门前突然出现，召开演讲大会，从楼上往下撒传单，在当局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纠集足够规模的人群向天安门广场游行前进，再造八九辉煌！
　　
　　
　　五，我迄今难以忘怀
　　
　　5月26日，在克林顿宣布无条件给与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第二天，我和刘念春正在下围棋，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走过去开门一看，是几个警察，还有几个便衣，一起挤在门口。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派出所的，查户口。我说可以，我要先去找防盗门钥匙，我关上门回来告诉刘念春，看看后门是否可以逃走，我来与他们周旋。
　　
　　然后我去销毁隐藏一些不可以被收走的东西，特别是我们打算在六四纪念日发动一场大规模游行的宣言，为了实现这个大胆的计划，我们已做了很多准备。
　　
　　敲门声越来越急迫，我只好去应付一下，我担心他们破门而入。当我回到客厅，刘念春告诉我：“周围全是便衣，起码有六七十个，绝对不可能逃出去了。”
　　最后我们只好把门打开，从容就捕。
　　
　　我迄今难以忘怀的是，在妻子最孤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守候在她身边。由于把美国加拿大记者带到蚌埠附近的二座乡村，调查采访当地村民受迫害的事情，我已超越了地方当局容忍的底线。在1994年，公民维权比这些年要危险困难的多，尤其是把外国记者带来采访报导这些“社会主义阴暗面”，更会被认为是里通外国的“间谍活动”，绝对要蹲监狱的。
　　
　　所以从1994年4月份开始，我就不能在家乡公开露面了。只有一次，我在夜晚潜回家中探望她，她在我怀里低声抽泣了一夜。孩子就要出世了，而我们既没有钱，我甚至连自由都将失去。前途黯淡的令人窒息。
　　
　　风声很紧，我在第二天去探望一位民运朋友时，一个我怀疑已久的“特情”突然出现。他只坐了几分钟便说要下楼回一个传呼。我乘机急忙逃走，去找王庭金。王庭金深知危险，便警告我不能走大路离开蚌埠市，要由他骑自行车带我抄小路脱身。那次惊险的逃亡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即将分娩的妻子。
　　
　　我坚忍住没有再去看我那即将临盆的妻子，她却每天流着眼泪，等着我回家陪伴她。她在分娩的时候因难产而大出血昏迷过去，医生只好问我母亲：“如果只能存活一个，保谁？”面临如此危险，我母亲吓得要死，只有机械地回答：“只有先保证母亲存活，否则母亲死了，孩子靠谁抚养呢？”
　　
　　我那可怜的女儿，竟然差点被牺牲掉！听到电话那头妻子的泣诉，我多么想飞回家去，看一看她和幸运地活下来的女儿，把她抱在怀里亲一亲。
　　
　　但那时，我被热烈的献身精神驱使，只有牺牲亲情。回想起来，为了造福中国人民的民运事业，我们倾注了多少感情！我们失掉了多少爱情！我们承受了多少苦难！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
　　
　　最后地方当局终于给我捏造了一个罪名，说我与纪晓是非法同居，还说我以前的谈情说爱是流氓行为，因而处我三年劳动教养。那罪名之荒唐，几乎把我活活气死，从而使我开始了长达两个月左右的漫长绝食。那是我第二次抵死抗议。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所以这次绝食最为惨烈。我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权真正是彻彻底底绝望了！不想活了。
　　
　　我那时并不知道，江泽民有一个内部指令：政治案件的处理非政治化。后来我略微估计了一下，94年江泽民实际掌权以来，将近一半的民运人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抓入狱，另一半人的判罪也名实不符，严重违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
　　
　　这就像江泽民打击陈希同一样，共产党人总喜欢这样做，总是自以为得计。却不知这样不按规矩出牌，导致的严重恶果，对手的极端憎恨。这必然会造就出一批铁石心肠，使未来的政治斗争更残酷。至少他造就了我。
　　
　　我第一次见到女儿是在她已出生三个月之后。那天我突然被带到审讯室，见到了全家人。我久久地端详着繦褓中的女儿，泪水直往外涌。我不能再给她们任何关爱，只能要求妻子坚强面对苦难。我只能安慰自己：我的女儿也许会丧失童年应有的幸福，但是我的努力、我的坐牢、我付出的代价，肯定会使全中国的孩子受益。所以是值得的。
　　
　　共产党中国的残酷，不是自由世界的人们所能够理解的。由于持久的、范围曾经非常广泛的政治迫害，有良知有良心的中国人，几乎灭绝，普通中国人的道德，十分堕落。当民运人士为了民众的利益，与专制政权抗争的时候，一般的民众，不仅不会给予后援，反而因为担心自己也受牵连、也受迫害，而疏远我们。有的甚至乘机落井下石。
　　
　　所以在我被捕后，我始终担忧我的妻女遭受更多的伤害。当我最终出狱后，我所担忧的确实也发生了。
　　
　　长期绝食使我的抵抗力下降，全身溃烂，恶臭难闻，又得不到治疗。周围的人都把我当成一堆垃圾，掩鼻而过。没人愿意端水给我喝，我只能扶着墙一点一点挪到水池喝点水。
　　
　　后来，我又站起来了，但是没有一点力气，而且厌食。别人都拿饭盆排队打饭，我不想吃饭，只拣几块南瓜或青菜象征性地吃上两口。那段时间，我一个星期吃的饭还没有以前一顿吃得多。
　　
　　我的身体越来越衰弱，根本没有力气干活，走路都困难，我也坚决拒绝被奴役。他们把我转到菜园班，队副杨明球要求我做做干活样子，我拒绝了，他就殴打我，扒光我的上衣电击我。我再次绝食抗议，这是我第九次绝食。
　　
　　我已记不清那段时间有多少次绝食，每次绝食多久了，大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只是偶尔吃一点点东西。面对共产党的羞辱和虐待，我实在是太伤心了，太绝望了。
　　
　　终于有一天，我的妻子带着女儿来看我，回去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中国人权》，刘青和他的同事们为我做了大量呼吁。后来当局终于把我送到医院，我也确实快不行了。
　　
　　我到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我奄奄一息地躺在椅子上，看着我的女儿，想着在我死后，女儿的悲惨命运，我禁不住泪如雨下。后来我之所以坚强的活了下来，多半也是由于对女儿实在放心不下，妻子如此病弱，谁来照料她、抚育她啊？
　　
　　在我八年的囚禁劳改生涯中，只有一位民运人士混进去看望过我，那就是楚海蓝女士。受刘青、刘念春兄弟和《中国人权》委讬，她自称是我太太纪晓的表妹，从我家乡派出所弄到介绍信，和我太太一起来看我。
　　
　　楚海蓝是异常勇敢的女子，那些年她为民运做的工作，足令男儿们羞愧。我当时非常感动，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莫大的恩情！无法感谢的恩情！因为我们被严格限制与外界接触，不像一般的刑事犯，任何人都可以来看望。我们有时连父母都不准见。
　　
　　
　　六，我已被关满了三年
　　
　　1997年5月25日，我已被关满了三年，劳教队却拒绝释放我。我怒不可遏，再次绝食抗议，一周之后，他们才说刚接到上级指示，我可以离开南湖劳教处了。
　　
　　回家的途中，我多次给家中打电话，始终无人接听，令我焦虑万分。我无法揣测，家中出了什么事。只是有点不祥之感。因为已经有一年时间，妻子和女儿没有来看我了。我甚至没有收到一封家信。
　　
　　我步出火车站，没有人来接我。我赶回到家，发现妻子正在炒菜。她见到我，既无笑容，也没说什么。我急忙入室看女儿，她正坐在小板凳上看一本幼儿识字课本。对我的注视，她感到有点惊讶，便起身跑到站在门外的妈妈身边，再转过身来好奇地看我。三年里她只见过我三回，当然已认不出我。
　　
　　后来，我才逐渐获知，三年囚禁，使我已经彻底失掉了妻子的爱情。她已无法再承受这种苦难而又胆战心惊的生活，她的精神几度崩溃，两次自杀被抢救才得生。
　　
　　回到家中，更令我悲哀。原来我妻子纪晓的精神，在三年的孤独与苦难煎熬之后，几乎崩溃。她对我们的前途，已没有任何信心。她之所以还守在家里，就是为了把女儿交给我。她已爱上了别人，此时执意与我分手。
　　
　　我回家不久，就频频与《中国人权》联系，发表了两份政治声明，又发表了9首诗。一天晚上，刘青打来电话，警告我说又有危险了。我刚刚出狱，实在不愿束手就擒，再回到监狱里去。当夜我就在王庭金的帮助下，离家逃亡了。
　　
　　但我没敢走远，因为我可怜的女儿，始终没有得到父爱的女儿，我还不知道怎么安排她的生活！我那可怜的女儿，在苦难里出生，一直没有父爱，3岁又失去母爱，而我现在又不得不逃亡！
　　
　　纪晓没有能力抚育女儿。后来我终于想到一位义人，魏辉，曾在六四镇压后拍案大怒，作为车间主任，下令停工停产，率领大家再去动员大批学生，上街游行，断绝交通，冲击中共。
　　
　　我找到魏辉一说，他慷慨同意，当天中午就到王庭金家抱走了我的女儿。然后，我才忍住悲痛，离开蚌埠，离开我的骨肉，亡命天涯。
　　
　　直到现在，只要回忆起那段逃亡托孤的情景，我就会黯然神伤。为了早日结束共产主义暴政，我不仅自身付出了沈重的代价，我的妻子，我的女儿也都跟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逃亡中，我到过很多地方，幸而碰到一位大学同学，他很同情我的遭遇，就建议我到美国去，他可以帮助我。承受过长期迫害之后，我的容貌不仅未老早衰，心境也十分苍老。而且患了严重的劳改后遗症。劳改后遗症是可怕的，包括焦虑症、自闭症、恐怖恶梦症、失忆症和失眠症。
　　
　　中国劳改队不是南非监狱，曼德拉始终受到人道待遇：可以阅读全世界的报纸杂志，可以与世界各地的朋友通信通电话，可以会见朋友，每周还可以和妻子同居一夜，仅仅是单纯的监禁－身体活动区域限制而已。
　　
　　而在中国劳改队，你完全是抓来的奴隶，你没有任何权利，你每天在恐怖和威胁下苟活。这样久而久之便会患上焦虑症，出狱后不知所措，不知所以。在劳改队一年接受的资讯可能还没有在美国自由生活一个星期接受的资讯多，我根本无法应对。
　　
　　劳教队奴隶生活方式的绝对要求是你不能决定自己和他人的任何事情，甚至不允许你进行任何思考，每天24小时的每一分钟里都替你安排好了，连撒尿都必须经过批准。你只要象牛马或机器一样绝对执行命令就行了，否则就毒打你，用暴力威胁你的生命。
　　
　　政治犯当然会全力抗拒，但只能坐在那里在思想里抗拒。抗拒劳动改造，抗拒思想改造，抗拒变成猿人，抗拒变成动物。而习惯上抗拒一切，敌视一切，最后就变成了与世隔绝的苦行僧，像中古时代欧洲坐在柱子上修行的的修道士一样，只能坐在角落冥想。久而久之养成自闭的思维习惯，出狱之后听不进去任何话，也不想听别人说什么，更不可能与人交流互动，这样岂能搞什么政治活动？
　　
　　我那时几乎没有耐心听任何人陈述，也读不进去任何书和文章。不能连续写100个字以上，莫名的烦躁令我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事情上。总是心烦意乱，总是一事无成，后来就陷入几乎癫狂的境地。
　　
　　
　　七，到了美国之后
　　
　　到了美国之后，在家门之外我是个活跃的民运人士，每天独处室内我又在严重的烦躁抑郁里挣扎。既不能读书，也写不了字，几乎写不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我每天坐在一把从大街上捡来的破椅子上，没完没了的抽烟喝酒，幻想怎样摸到中共要害穴位，一个猛子扎进去，四两拨千斤，一举推翻共产党。除了饥饿时不得不去买上一大块三明治充饥以外，什么事都是能拖就拖，不了了之。这种心烦意乱的生活我几乎无力摆脱。
　　
　　没完没了的恶梦也时常折磨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在梦中被追得走投无路，突然惊醒，起身呆坐良久，惊魂也难安定。只有下床开灯，抽一根烟，恢复镇定，摆脱恐惧感。
　　
　　最多的梦中逃亡是我在空中飞，后面有一群怪物穷追不舍，有毒蛇，有老鼠，有野猪，还有豺狼，怎么也摆脱不掉。它们青面獠牙，十分恐怖，明显是要吞噬我，而且他们数量太多，我不能转身与它们搏斗，根本没有一点胜算，只有逃亡求活命。
　　
　　我的双臂总是十分吃力，有时象翅膀，有时象滑板，而有时仔细看看，就是两只赤裸的手臂而已，根本飞不起来的。这样一想，我就开始直往下坠。而地面上满是血污和垃圾，我的眼一黑，就吓醒了。
　　
　　还有就是在胡同里转来转去，处处都有杀气，都让我望而却步。但是后面有魑魅魍魉追击，我又不得不逃，只有硬着头皮，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吹着口哨，脚下尽可能快地穿过去。
　　
　　在巷口转悠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中共特务，或是民运叛徒。而且很多面孔我似乎都见过，甚至很熟悉，却想不起来他们的姓名。这让我感觉更危险，更心惊肉跳。为了不暴露出来，我还必须保持表面平静。
　　
　　还有就是逃亡在荒郊野外，简直就像丧家落魄之犬，还被追击，我慌不择路，钻进了一大片杂草丛，那草丛比人高得多，我竟然钻不出来了。既没有食物吃，也没有水喝，累晕了只有坐在地上喘粗气。想找回头的路，也分辨不清，白累一场。
　　
　　慢慢地天黑下来，风声鹤唳，无不惊心。也不知道附近有没有野兽，会不会一下子就扑过来咬断我的喉咙。尽管又困又累，我却根本不敢睡觉，手里紧紧攥着一根木棍，时刻提防着。
　　
　　我的脑子里还始终纳闷，我并无罪恶，那些人究竟为何要穷追我不舍？绝望已极，看来只有一死了之了。又怎样死呢？这时我就在绝望中醒来。
　　
　　这也许是在恐怖高压下，所有试图反抗暴政，从事过地下民运活动，后来又在狱中遭受过残酷折磨的中国知识份子，都曾经历过的内心惊恐。这是劳改后遗症的病症之一，也不能指望医生治好，只能自疗的。
　　
　　自从我从事民运以来，常做这些恶梦。这些恶梦对我的健康损害极大，因为睡醒之后，我的头脑很久都停留在模糊的梦中情境里和恐惧感觉中，要过很久才能摆脱。
　　
　　好容易摆脱逃亡恶梦之后，又感觉头脑里空荡荡的，身体也疲惫不堪，好像我已经累坏了，好像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除了恶梦什么也没有。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摆脱这些恶梦，才能有安甜的睡眠。第二天起床后，能够精神饱满，给亲人一个热情的问候，然后去做一份工。
　　
　　本来我自幼嗜读，无论逮着什么书，都要一读到底。然后有好多天那些文句都还清晰地停留在脑子里，可以随时向别人复述。1987年10月在厦门看守所连续5天的绝食绝水，而真正给我致命打击的，还是1994年8月在看守所开始的，连续2个月以上的断续绝食，和随后几个月的厌食。那真使我耳聋眼花，记忆力10毁其9.
　　
　　从那以后，大部分事情我都记不住。跟人家约好时间见面，转身就忘的一干二净，令我失去了很多朋友。钥匙老是忘记带，好多次只有撬门，最严重的一次是我新婚之日酒席之后，几十个亲戚同学朋友要闹新房，但是钥匙又弄丢了，几个同学想尽了办法帮我砸锁撬门，累得浑身是汗。差不多2个小时之后，快到后半夜了，大家才入内，也无兴致闹新房了。
　　
　　至于丢东西、丢钱，裤子扣子忘记扣，更是老常事；弄得我老是检查，反复检查，出了门、上了街还要摸一遍，到人家门口还要最后检查一遍才敢敲门。看到我这些小动作的人还以为我有精神病。即便我谨慎如此，还有好多情况下忘记扣扣子。
　　
　　更让我尴尬的是，当我给别人讲一件事情的时候，讲了上一半却忘记了下一半，别人在等着，我却愣住了，甚至连刚才自己说了什么也根本想不起来。所以有好多年我都不敢轻易开口，尤其是我在美国的那一年。
　　
　　还有熟悉的名字，人名、地名、物名都会随时卡壳，怎么也想不起来，甚至过了好几天都想不起来，好像我的记忆被墙壁挡住了一样，无论如何，就是想不起来！
　　
　　我从初一开始学英语，学了10年左右，到了美国我很想学好英语，但是我几乎连一个单词也记不住，无论我念多少遍，背多少回，都记不住！
　　
　　记忆力衰退到这种地步，加上我过去主要搞地下活民运活动，那时绝不能记笔记的，再加上8年坐牢，我几乎有十几年没有看书写字了，导致我提笔就忘字，好多字怎么也写不出来，几回字典一查，我就没有信心再写下去了。记得在纽约时，洪哲胜博士和刘宾雁老师都曾认真地向我约稿，并付给我优厚的预约稿酬，我却一篇文章也写不出来。
　　
　　除了水和食物之外，人体最必需的也就是睡眠了。睡眠不好，人会无精打采，心烦意乱，不能集中注意力做任何事。久之还会影响健康，身体的免疫抗病功能会下降，特别容易受各种病毒感染，慢性病也会悄悄发展，成为不可治愈的痼疾。
　　
　　在劳教队里，最痛苦的还不是猪食，或者喝不上水，而是长期睡眠不足。一般每天只有5－6个小时的睡眠，所以总是感到困倦，有气无力。时间久了病就多，头脑也混混沌沌的。
　　
　　我本来就患有神经衰弱，经过劳教队6年折磨之后，更是严重到可怕的程度。无论想什么办法也睡不着觉，而到了需要出门做事的时候却困得睁不开眼。
　　
　　很多年里，我的睡眠几乎没有任何规律，每天想睡的时间是不断变化的。有阵子非要到上午8、9点钟才能入睡，晚上7、8点钟才能睡醒，如果强制自己不睡，很快就会感冒咳嗽生病，情况更糟。
　　
　　早上喝茶、喝咖啡，晚上喝牛奶、喝酒的办法我都尝试过，不仅没有效果，还使我染上了茶瘾、酒瘾。不喝越来越浓的茶，起床后就一点精神没有；而不喝越来越多的白酒，就再也不能入睡。
　　
　　后来我仔细观察，我的失眠症也有一个规律，就是每天的入睡时间差不多都比前一天晚一个小时左右，差不多一个月左右一个回圈，也就是彻底颠倒一回。
　　
　　我在纽约十分思念女儿，经常给她打电话。但是再次见到女儿，却是相隔两年多之后的1999年底，那时我已经再次锒铛入狱。我父母千里迢迢、专程带她到广东劳教队看我。面对陌生的女儿，我百感交集，不知对她说什么。父母说她一路上哭哭啼啼，不愿来见这个她几乎没有印象的父亲。
　　
　　原来我将她讬付给魏辉的时候，魏辉为了使她在成长时期能有正常的心理，不会受别的孩子歧视，便对孩子说他和李乐才是她真正的父母，而我只是他的“叔叔”，并重新给她取了新的姓名“魏宝宝”。她对我本无印象，更不知其中原因，当然不愿来看我，一路上我父母又一个劲的跟她说我才是她的真正亲生父亲，她无法信任这对老年人，所以不知所措，十分痛苦。
　　
　　我父母自私地认为，我已近40岁，却一无所有。唯有这个女儿，将来或许能与我相依为命。而我却因为他们没有尊重女儿义父母的意愿，在尚未懂事的孩子面前胡说一气而感到愤怒。果然，孩子回去后神思恍惚，到处打听究竟谁是她的真正父亲，母亲又在哪里？魏辉夫妇十分忧虑孩子因此而伤心，从此不允许我父母再见孩子。
　　
　　2001年11月，我终于再次出狱，回到家中。第二天我就去看望女儿。她根本不认识我，当然不理我。魏辉夫妇十分了解我的感情，他们告诉我，孩子属于大家，谁有空谁就多一点照料她。
　　
　　我一有空就去看女儿，但她始终不太理我。我从别人那里听说，她经常悄悄打听，究竟谁是她真正的父亲？她的母亲到哪里去了？我揣测，也许她在怨恨我这个没有尽责的父亲。又过了一年，为了上学方便，女儿才到我家生活。
　　
　　在一起生活之后，我才渐渐地意识到，过去这些年来，她心头所受的创伤。她到魏辉家时已3岁零4个月，已记事了。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她非常惊慌，有半个月里，天天哭泣喊妈妈。我检视她那时的照片，像个失魂落魄的大孩子，神情忧郁的令人悲伤。
　　
　　幸亏魏辉夫妇竭心尽力的照料，才使女儿的心理渐渐恢复正常。女儿遇到他们，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是世上少有的好人，在那些苦难的岁月里，给了我的女儿无微不至的爱。在我的心目中，魏辉夫妇永远是我和女儿的恩人。
　　
　　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女儿，在和平时期，却象一个失去父母的战争孤儿一样被陌生人收养，都是一直无法弥平的精神创通。哦！我的女儿！我能拿什么才能抚平你幼小心灵所受的创伤！何况我现在仍然是受迫害的政治犯，仍然处在共产党的严密监控中，随时可能再度入狱。
　　
　　我就对中国腐朽的教育制度非常憎恨。教育腐败涉及多方面，处处都有故意设置的关卡。我女儿开始根本没有上学权利，后来还是化了3000元，才获得了受基本教育的权利，进入一间小学读书。而我回家后，为了给她转到我户口所在地的一间小学念书，我和母亲更是跑了无数趟腿，都没有办成转学手续。后来还是靠女儿义母李乐的人际关系，才办妥了手续。
　　
　　个人无法抗拒制度的损害，这种行业腐败，就连共产党贪官污吏的孩子，也不能幸免。当然他们可以用贪污勒索来的钱送自己的孩子到国外上学，但是我们普通的中国孩子，却只有忍受这种虐待。所以我一直谋求发动因此一场保护儿童权益的运动。为了帮助女儿和千千万万与她同龄儿童不受虐待，我曾经设计了一个“通过互联网联系一百座城市一万个父母同时在一万座学校征集一百万家长签名的维护儿童权利活动”的计划，准备在适当时候推出。下面是我起草备用的呼吁书：
　　
　　「每次看到女儿幼小瘦弱的身躯，背着沈重的大书包上学放学，我心里都有一种难言之痛。不仅书包沈重，功课也特别繁重。看到女儿从早晨6点多钟就起床梳洗、检查学习用品、吃早餐、上学，中午回来就做作业，晚上回来也做作业，一直做到晚上10点钟才能上床睡觉，我的心里就更痛苦。她不能迟到，否则会被老师罚站在教室门口。这样孩子每天就要忙碌16个小时左右，根本没有玩耍的时间。连睡眠都不够充分。
　　
　　孩子之所以这样辛苦，并不是学习的需要，而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残酷。一方面，教师的道德和教学水平都极端低劣；另一方面，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又受利益支配，千方百计找出理由，搞出一大堆考核标准，从而对下级部门敲诈勒索。学校也就把所有负担转嫁到孩子身上，让他们无休止地重复练习，从而记住大量根本没有必要记住的东西。
　　
　　假如完不成作业，孩子就要被老师罚站在门口羞辱，甚至用尺子打手心羞辱，用语言羞辱，我的心里几乎痛苦不堪，因为我从来舍不得打女儿，更不能忍受别人羞辱和殴打我的女儿。
　　
　　为了不让女儿遭到羞辱殴打，不让女儿幼小的心灵和自尊心受到损害，我只有不断地催促女儿做作业，每个中午，每个晚上，每个周末，每个星期，我至少要几十次催促女儿写作业。弄得她对我十分反感，视我为监工、乃至敌人，几乎不愿理我，让我的心几乎要流血。
　　
　　在她看来，如果父爱就意味着不断地催促她写作业，那她真是宁肯不要我这个父亲！
　　
　　现在中国有劳动法，至少公务员每周工作限制在40个小时以内。但是孩子，我们的孩子们，为什么要从早上7点多钟到晚上9点多钟，差不多14个小时里，除了吃饭上厕所，就是几乎不停地学习、写作业呢？
　　
　　周末孩子也不能休息玩耍，这样累积起来，孩子们每周几乎要学习80个小时以上，是成年人的两倍时间！果真必须这样折磨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吗？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小学教育法》没有规定对违法此法的惩罚措施，所以从没得到施行。看来除非动员社会力量干预，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了。
　　
　　正如作家刘晓波、余杰指出的那样，教育腐败已经威胁到我们民族的未来，已经威胁到每一个中国家庭了！已经使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我看美国的小学生，每天上午大约9点才上学，下午3点多钟就放学了，根本没有家庭作业，一个个还特别棒。我的10岁侄子和外甥女，到美国才一年多，就能说流利的英语，和一些日语。许多美国六年级小学生，几乎就会写中国大学生毕业时才写的一篇毕业论文，他们是怎样学习的？
　　
　　当然，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严重缺陷，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根本不是孩子需要学什么才教什么。而是按照莫名其妙的、缺乏实用价值的的教育部教学大纲，再加上一些更不切实际的、毫无必要的考量和评选指标，来对孩子们进行折磨和虐待！
　　
　　但是至少，在我们目前还不能系统地改革这个腐朽的教育制度之前，我们至少有权利要求，我们的孩子不受折磨、不受羞辱、不受虐待、不被摧残！
　　
　　我们不能再容忍，不负责任的教育部门领导和老师，把因为他们教学无能的责任，再无休止地转嫁到幼弱的孩子们稚嫩的肩膀上了！我们再也不想听他们的托词和诡辩了！够了！够了！足够了！
　　
　　如果他们认为工资不够用，可以正大光明地多收一点学费，只要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愿意付任何代价！但是各级教育部门再也不应该为了敲诈勒索，而弄出一大堆考核指标，巧立名目折磨幼弱的孩子了！够了够了足够了！他们应该拿出一点责任心来了！
　　
　　我们现在仅仅要求，彻底地、永远地取消小学生们的家庭作业，取消早自习，每天只上6节课。让我们中国人的孩子也能够健康地发育、成长，有时间玩耍、看电视、做游戏，有时间跟父母亲人交流感情，学习一些人生经验，学习一点人际交往的礼仪，学习一些更有用处的生活知识。
　　
　　如果一部分父母望子成龙心切，觉得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习更多的时间和课本，老师可以向他们提供建议，但绝不能要求每个孩子都跟着受罪，因为那样做本质上就是虐待大部分孩子！
　　
　　当然，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这需要所有孩子的家长一起来努力！所以我希望，并在这里呼吁：每个小学生的父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参与到这个签名活动中，庄严地签上你们的名字。在这样的问题上，你只有关心爱护全体孩子，你的孩子也才能够得到关心爱护。
　　
　　我还希望，我还呼吁：所有的成年人，都关注这个问题。也许您现在孩子已上中学或大学，或者还没结婚生育，或者孩子还在幼稚园，但是你总会有孩子，你的孩子也会有孩子，反正总会有一天你会有一位你疼爱的孩子，也要读小学。您肯定不希望他或她也象现在的小学生一样受折磨。所以你也应该花几分钟时间判断一下，是否应该表明您的态度，签上您的大名。
　　
　　孔子教导我们：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会怎样对待你。我们可以引伸为：你怎样对待人家的孩子，人家也会怎样对待你的孩子。孟子教导我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圣贤都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每一个人只有付出爱，才会得到爱。只有我们周围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保护，你的孩子也才能够得到保护！
　　现在，让我们先爱护好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健康地发育成长，才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欢乐，最主要的希望！」
　　
　　
　　八，出狱
　　
　　2001年底出狱后，我和美国大使馆多次联系返美事宜，因为我在美国提出的居住申请，早在1999年6月就已获得批准。美国移民局驻北京办公室愿意帮助我再次进入美国，但是他们认为我必须拥有一本护照。我以前的旧护照早在1997年底即已上了中共海关的黑名单，即内部作废，并且五年内禁止我出入中国大陆。
　　
　　出狱一年多来，我与公安局联系无数次，要求他们恢复我的出入境权利。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向我出示任何一份文件说明一个正当理由，却始终拒绝给我护照。他们还不断欺骗我说：“再过几个月，再过几个月。”这样一过就是一年多。
　　
　　这段时间我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女儿。谁曾想，我这个可爱的小女儿给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先是居委会多次找我，要求我杀掉这个胎儿。接着是街道计划生育委员会，他们象当年的敌后工作队那样，先是一两个人敲门，然后七八个男女突然闯进我家里。他们神色诡异，令人畏惧，从各种角度威胁我们绞杀胎儿，否则他们就会强行拖走我太太，按到屠宰板上杀掉胎儿。
　　
　　那几个男女反复告诉我，过去二十年里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干的，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至少绞死了几千万个胎儿，当然在胁迫下被绞杀的胎儿可能数以亿计，这都是上帝造的生命啊！
　　
　　风声越来越紧，压力越来越大，恐怖是现实的。我们实在不忍心我们爱情的结晶被屠杀，我太太只好每天东躲西藏，以逃避追杀。最后我们只得逃离家园，租屋别居，而且每天胆战心惊不敢出门。最后，我们可爱的女儿终于历经劫难，来到这个恐怖的世界。
　　
　　女儿出生时，我一直守在产房外面。那一天那所医院共有12个孩子出世，其余11个全是男孩。这是一个可怕的比例，多少女婴被堕掉！尽管中国政府禁止医生用超声波鉴别胎儿性别并告知父母，但是国营医院如此腐朽，只要塞给医生200元红包，马上就给你作鉴别！
　　
　　在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下，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中国农民无论如何都要生一个男孩给自己养老的。这些男孩长大成人之后，到哪里去找配偶？恐怕这种人类历史上最颠倒的比例失调到一定时候都会引发内战，十男求一女，不打架才怪。
　　
　　孩子出生以后，为了申报户口，我花了五个多月时间数十次的与蚌埠市西区大庆街道计划生育委员会联系，终于得到第一个通知：第一笔罚款13000元。藉口是预征10年社会抚养费，女儿申报户口的事还遥遥无期，没有任何承诺。
　　
　　他们警告我：一个月之内我必须主动交钱，否则他们今后可以随时强制执行，而且要加上每天的滞纳金2％。一年的滞纳金就是13000＊2％＊365=94900元，将近10万元，拖上10年就是100万元，20年就是200万元！
　　
　　我当然交不起这笔罚款，而如果等到我的女儿20岁之后自己挣钱交她的出生罚款，她一辈子可能都交不清，那就只有祖祖辈辈交下去，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数十年里乃至数百年里，他们完全可以依法随时对我和我的后代进行洗劫。其实按照计划生育法，我的孩子也仅仅是早生了几个月，但就这几个月之差，在贪官污吏的眼里就可以勒索这么多钱，何等贪婪！
　　
　　而这仅仅是中共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一个行政部门的欲壑，另外还有几十个其他部门呢！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要跟大部分部门打交道，加起来可能比宇宙黑洞还要黑！
　　
　　这是在人均实际年收入不到2000元的中国安徽省，城市居民的低收入保障是每年1200元，可能有一半无收入者根本领不到，我就是其中之一。而农村居民的低收入保障是0！老了病了又没有儿子赡养的人只有象六零年一样睁着眼睛等死！
　　
　　一方面公安局不准我带女儿离开中国，一直在寻找藉口把我再抓进去关起来。关了我八年多还不过瘾！害的我家破人亡妻离女散还不过瘾！仅仅因为我关注中国人的悲惨命运并试图找到解决方法。另一方面其他部门就想出办法来准备随时洗劫我！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
　　
　　想到他们随时可能摸进我家里抢走一切，这几乎把我全家都吓晕了。我父母愁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尽管我家里的全部财产也许不值5000元，但我们要靠这些家什过日子啊。虽然这种事以前听的见的多了，在农村司空见惯，每天都会发生，无数农民家破入亡，背井离乡。现在这种政策居然又按照共产党的一贯策略，“先占领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再占领城市”了。
　　
　　我出狱近二年了，由于在狱中受尽折磨患上多种慢性病，特别是精神受到重创一直没法找到工作，再说民运人士本来在大陆就是结构性失业者。我的生活只能靠以前的一点积蓄，一直在为今后的生计发愁。
　　
　　街道办事处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的低收入保障，自从我的两个女儿出生以来也从未得过政府一分钱的帮助。甚至大女儿上小学除了付学费之外还要另外付3000元的赞助费，每次打传染病防疫针也都要付钱。
　　
　　由此我想到十几亿的中国平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一年挣个几千元，共产党的贪官污吏随便找个理由就勒索一万二万的，胃口“与时俱进”。全中国人民都知道，现在中国几乎无官不贪，只有胃口大小之别，现在只是轮到我的头上而已。苛政猛于虎，酷吏贪似狼。
　　
　　上帝给我这个女儿，使我能够领略近十亿中国农民家家户户都曾承受的这份恐惧这份苦难，这逼得我不得不认真思考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的人口压力本来并不大，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为了解放全人类，把中国的奴隶社会制度用AK－74冲锋枪和原子弹推广到全世界，号召人民多生孩子。原打算牺牲一半人喂原子弹去实现这个理想的，只可惜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被美国人炸死了，这个遗愿也只有让他的患难兄弟、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来继承了。
　　
　　这多出的一半中国人没有被牺牲掉，所以形成了人口多的第一个原因。加上消灭一切宗教信仰，和尚尼姑神甫修士修女等等不愿生育的人都得还俗结婚生孩子，意识形态上强制推行共产主义标准生活方式，破坏了人类的自然增长方式，才导致人口激增。
　　
　　所以这并不是老百姓的错，不应该由老百姓来承担。而且如果国家真正想减少人口，完全不必去罚款残杀胎儿，只要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提供全世界全人类最低最低最低的生活保障，哪怕每个月只给50块钱，也就是6美圆也就够了。
　　
　　中共官方报纸上说中国每年公款吃喝二千亿，另外勒索人民付钱吃喝我估计可能过万亿，大部分贪官污吏的胃都喝坏了撑坏了，还要花更多的钱疗养。而这些钱的十分之一就够支付赤贫农民的生活保障。
　　
　　中国农民之所以冒破产的危险生孩子，特别是坚持至少要生一个男孩，主要是出于生存的危机感，老病毫无保障只有等死的恐惧感。中国工人有了养老金就不愿多生育就是一个明证，因为普通人在中国生活太艰难了。
　　
　　还有，毛泽东长达数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把中国人民象家奴一样锁在家里不准出境，否则至少会有几千万中国人移居外国。树挪死，人挪活，世界上空旷人稀的地方多的是。在哪里中国人会活活饿死？甚至连讨饭的权利都没有？或者因为口粮实在有限活不下去而任由大批胎儿被屠杀？
　　
　　我第一个女儿出生前5天我就被捕入狱，三年后我出狱前，前妻即与我分手，我当时只得把女儿托给民运人士魏辉抚养。等我到了美国之后想把女儿接过去抚养，当局却拒绝给她入户，她没有户口当然领不到护照当然不能离开中国。直到六岁时赶上人口普查她才入户，母亲多次向我述说入户的艰难，至少跑了几百趟腿，两条腿都跑肿了，现在走路都困难。有关政府部门都贪得无厌，一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敲诈勒索的机会。
　　
　　大女儿7岁以前，我和她相处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几乎没有机会养育她，这是我终生的痛。现在上帝又给我一个女儿，并且让我从她妈妈怀她那天起就能够陪伴她，养育她，这是一种天恩。
　　
　　我的体会是，生儿育女给人类带来的欢乐和满足可能远远超过任何其他事，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促的，只有几十年。我们都会死去，无论苦难或欢乐都如过眼烟云，都会消逝。惟有孩子，惟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才会千年万年地延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每个人特殊的生命特征，我们在茫茫宇宙中曾经生存过的肉体证明。
　　
　　由于我们生逢乱世、受尽磨难，所以孩子就成了我们对美好生命的残存梦想，我们被剥夺了一切而顽强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抚育一个孩子真不容易，我五个月大的女儿每天都要在我怀里玩耍几个小时，不时拉屎拉尿，她最喜欢让我双手搂住她的腰站在我的腿上，对我咿咿呀呀说个不停，仿佛在倾诉生命的奥秘，生存的艰难。她那娇弱的小手时而摸摸我的脸，时而抓抓我的耳朵。我看着她美丽的小手，想到美国诗人迪伦-托马斯的一句诗：“没有人－甚至没有雨点－有这么小的手。”
　　
　　可是千千万万双更小更美丽的手却在睡梦中被绞成肉浆。
　　
　　我久久地凝视女儿那双澄辙的眼睛，仿佛天上的星星美丽而深不可测。想到那象天上的星星一样不可计数的胎儿，个个都有星星一样明亮眼睛、个个都有小天使一样圣洁面容的婴儿，被如狼似虎的计生官员二十年如一日地成批的大屠杀，我感到不寒而栗。这个世界，这个地球，真的容不下她们娇嫩清丽的小生命吗？
　　
    真的没有一口饭给他们吃，没有一口水给他们喝吗？必须杀害他们吗？
　　
　　小天使们在流血！小天使们在哭泣！星群在流血！银河在哭泣！
　　
　　当年纳粹的理论是人类生存空间有限，所以必须大批屠杀劣等民族。现在呢？生存空间有限？必须大批屠杀最弱势群体胎儿？多么恐怖的政策！多么深重的罪恶！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你们认真思考过吗？全都麻木了？
　　
　　每当国际社会谈论人权时总是用过高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事实上也许只有李鹏说的准确，中国的人权问题主要是生存权问题，也就是他代表的共产党是否允许一个中国人活着的问题。
　　
　　数以亿计的生命在娘胎里就被扼杀了，他们根本没有生存权，甚至连看一眼这个世界呼吸一口空气啼哭一声的权利都没有。胎儿的父母敢反抗吗？长城般的铁拳随时准备伺候，以政权为依靠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队拎着绳子和棍子横行中国大地，惶论其他。
　　
　　其实中国人现在已经不需要节制生育了。前南斯拉夫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经济改革的共产党国家，也是共产党实行经济改革最成功的国家，这种成功使南共成为欧洲存活最久的共产党政权。
　　
　　无可否认的是，南共的下场也最悲惨，米洛舍维奇和他的一班政治局常委现在都在监狱里受到人类公审，经历长期内战的前南斯拉夫人民也最惨。现在的中国，基本上正在沿着前南斯拉夫的改革道路勇猛前进，正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滑入战乱。
　　
　　
　　九，别以为中国的民族矛盾少
　　
　　千万别以为中国的民族矛盾少，相邻两个村，相邻两个县的汉族人打起来可能都比两个民族打起来还要惨烈。绵延2000年的专制使中国人议约合作的能力已经全世界最差，再加上这几十年的极端专制使得中国人的议约合作能力更是几乎降到冰点。
　　
　　即使在并不受共产党压迫的美国，流亡的一群中国民运人士也始终不能精诚合作，长期沈湎于被窝里苦斗，内耗大于外耗。即使现在中共实行民主政治，民主力量在10年20年内也不一定能够挽狂澜于既倒。
　　
　　看看香港，过去一百多年里英国人一直在主动地给香港人民民主权利，但大部分香港人却不屑一顾，从来没听说香港人大力争取民主自治。直到今年今天才听说50万港人上街争取民主，实在令人惊诧，令人欣慰，港人毕竟还受了英国人一百多年的民主熏陶啊。
　　
　　中国大陆蜕化到今天这种地步，悲惨命运已经难以挽救了。我以前还想拼命挽救，现在则希望能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逃出中国，逃出这块充满邪恶与垃圾的沼泽地。中国人将来要么被卷入残酷而持久的内战，要么逃亡世界各地。几十年几百年之后，世界各地的华人逐渐归化为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以及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泰国人、缅甸人。
　　
　　血腥的内战可能使中国大陆的人口减少一半以上。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专政历史较长的专制政权的崩溃都曾经导致人口减少一半以上，秦末、西汉末、东汉末、隋末、唐宋元明末莫不如此，一点也不耸人听闻。只有清政权是通过谈判下台的，算是例外。
　　
　　我感到悲伤。为了中国人民能够实行民主政治，能够不受威胁地生存，能够摆脱苦难，能够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选择了从事民运。在经过了近二十年的艰难努力，仅仅在牢中就苦度八年之后，我现在不仅身残志废，也看不到中国有任何真正意义的进步。
　　
　　所谓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充当世界苦力，迫令几乎没有生存机会的农民子女在出口加工厂里每天14个小时奴隶般的服苦役来挣每月几百元的生活费，而且这种经济模式和前南斯拉夫一样，根本经不起国际制裁，一旦将来台湾、西藏、新疆或内地打起仗来，甚至一场比SARS更严重的传染病，一场政治斗争，都可能使中国彻底崩溃。
　　
　　至于中国的人权进步程度，直到现在我们连我们的孩子，自己的骨肉的生命都不能保护，谈何其他？何其可悲？面对这个彻彻底底几十年无产阶级极端专政导致国人现在几乎完全丧失了政治思维能力疯狂加麻木的国度，我只有仰天长叹，以泪洗面！
　　
　　我在劳教队几乎每天都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的同胞走到这么遥远、这么可怕、这么邪恶的深渊。我的答案是：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所有异见者，统治者和人民都被堵上了耳朵，蒙住了双眼，变成了一群十几亿的聋子和瞎子。
　　
　　而在中国漫长的农业时代，朝廷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一个议会，大臣们公开地大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也可以写成文章发表出去，观点常常是截然相反，甚至极端对立的，皇帝很多时候实际上相当于议长，必须听取各种陈述、权衡利弊、最后形成决议，这样形成的政策才不致太荒谬。
　　
　　正是这种言论自由，正是这种讨论方式弥补了皇帝专政的不足，社会才可以大致维持正常运转，很少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长期惨祸。可这几十年来，即使在统治核心中共中央委员会内部，什么时候中央委员们能够真正不受威胁地自由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思想？
　　
　　回想我在美国时总是感到心酸，每当我走在纽约皇后区百老汇大街上，看到满街衣冠楚楚精神十足的黑人西班牙人韩国人印度人，这大都是美国的穷人新移民啊，而且相互语言不通，生活传统徊异，按照中国大陆的文化标准不仅是文盲，甚至还是语盲，而纽约的民主制度就是能让占人口一半以上的这些语盲过着富裕且有尊严的生活。
　　
　　我想到我的中国同胞，我可怜的大陆同胞，识字能说会算的八亿农民，满头满面满身灰尘，端着咸菜饭碗，蹲在家门口为几亩地一年只能收成几百元而发愁，这些土地由于几十年滥使大量劣质化肥农药污染严重利用价值接近负数；为与时俱进的苛捐杂税发愁，为将来的日子发愁。
　　
　　因此1998年10月我和魏泉宝一起，以献身的精神，慨然放弃在美国的美好生活，以辛亥革命志士林觉民《与妻儿书》时的心态，以荆柯易水别燕人的伤感，潜入中国大陆从事民主运动。我们妄想以生命给恶魔致命一击，制造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来撼动专制制度。或者至少用身躯发出一声震破夜空，令恶魔肝胆俱裂的怒吼。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甘乃迪机场，我和魏泉宝对送行的王柄章和付申奇凄然慨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果真一头栽进圈套，栽进牢房，栽进残酷的劳教队，在魔鬼脚下几乎成了一个笑柄。
　　
　　也真是的，大家都拼命逃出去，我们却拚命钻进来，根本没有可能有作为，完全是飞蛾扑火！难怪当时二十多个警察连续48 小时轮番逼问我：“进来究竟想干什么？”幸亏我天性如顽石，牙关如金刚钻，抵死忘了一切。
　　
　　结果中共当局恼羞成怒，在没有找到任何罪证的情况下以公民擅自返回祖国为由以行政命令方式奴役虐待我又三年，而且蓄意造谣污蔑我，反正是关起门来痛打落水狗，甚至连一点点一点点反驳求证的机会都不给我；甚至我在劳教队三年每天被强迫劳动改造16个小时什么也不知道，直到出狱之后才从魏京生、李宏宽打给我的电话里得知一些情况。
　　
　　劫后余生，种种打击折磨令我身心俱废、神思恍惚、一蹶不振。本想回到美国，找份工作，养育女儿，默默生活，疗伤散痛。
　　
　　不曾想这个社会已腐朽糜烂恶毒到这种程度，公安局严密监控我，死死扣住我不放，可能一直在收集我的罪证，把我象王柄章那样判个无期徒刑才过瘾，另外这些丧尽人性的计生官员现在又用此法来勒逼我。实在令我忍无可忍！无法再沈默，使我不得不再次拍案而起嘶声呐喊，控诉罪恶！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母亲和我的太太一直在我身旁忧伤地注视着我。当我写完这篇文章时，她们竭力劝我不要发表。我告诉她们，这样也许可以有助于挽救数以千万象我女儿一样可爱的小生命，至少能为她们做一点点呐喊，她们沈默了。
　　
　　我母亲最后说，如果一定要发表，那就写她的名字，她已经64岁了，她可以替我承担一切后果，她可以替我去做牢，可以替我去死，我受的罪已经太多，应该留下来养育她的孙女。我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一生受尽劳累惊吓，她真的担心一贯杀戮生命、嗜血成性的计划生育委员会杀手队冲进来，把我当成超生胎儿一样用铁钳绞成肉浆，丢进阴沟。
　　
　　至此，我实在禁不住涕泪交流，回首蓦然惊觉：中国人多么热爱他们的后代！原来好多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后代能活的好一点，可以忍受一切，也可以付出一切，包括每人只有一次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