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行——就2005年当代汉语贡献奖致余世存

陈子明（北京）


世存：

    感谢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将2005年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我。同时也感到诚惶诚恐，受之有愧。

　　小时候我就是一个性格内向、不爱表现的孩子。从小把我带大的婆婆告诉我，她每次带我去幼稚园，一到门口我就“哧溜”一下钻进人群中不见了。我的文字能力更逊於言语.上初一就“停课闹革命”，十六岁就下乡插队，所受到的语文训练十分有限。后来曾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过把“数典忘祖”说成“数祖忘典”的笑话。

　　可是我并不灰心和气馁.孔老夫子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於行。”我在“行”的方面还是胜於“言”的。在1966年至1968年间，我有时步行，有时骑车，从复兴门外到“八大院校”转一圈看大字报，没有百次也有八九十次。下乡插队后，我以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做老师，以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品，学会了打针、针灸、“割治”等，做了五年“赤脚医生”；还当过羊倌和马倌，还领导过打井、筑坝和种庄稼。我在读分子生物学研究生时，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对自己未来的设计，几乎读遍了当时科学院图书馆和北图的所有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中文书籍，居然也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了。但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后期，虽然自己的写作欲望很强，但绝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搭建平台的“行动”上了。

　　我的两次写作“高潮”都是在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时候。1975年，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讨论反对专制的最佳“行动计划”，我第一次被捕。从1976年到1977年，我以“反革命性质”的身份在通县永乐店农场劳动，耕作之余构思了一部反映文革期间大中学生思想演化过程的长篇小说.五百字的稿纸写了五百多页，才写到1967年初。未完成的小说底稿我曾给王军涛、徐小斌等一些朋友看过.虽然在这部小说中想要表达的一些思想性内容直到今日还没有人道出，但我感到文笔很粗糙、很幼稚，当我恢复行动自由时就把它放下了，后来失落於“六四”期间的抄家。1989年之后的监禁和“剥权”则至今尚未结束。十七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日子。其间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颇有一些老友新朋对我说：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里，你可能是朋辈中读书最勤最多的人之一。但是，搞学问不仅要靠用功，还要靠灵气，笨拙如我者，只能说刚刚摸索到一些进入学术殿堂的门径。

　　言说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行动，行动则是一种历史的言说.在朋友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会在学术与思想的崎岖小道上继续努力攀登；但我更加期待在公民权完全恢复后对於新的行动样式的探索和新的行动空间的开拓。“言”可以一个人自说自道，“行”则要大家携手合作、并肩前进.十年前，我在《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中曾写道：“中国的民主不能始终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只有化为千百万人的实践，民主的心态与行为才能通过惯例的积累逐步硬化为制度。”“中国的民主正在经历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转变。”

　　“起而行”不是机会主义的乱碰乱撞，而要有坚定的原则与明确的方向：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继承20世纪中国新道统（梁启超—胡适—殷海光顾准—李慎之），彻底破除对於“三大神器”的迷信。

　　所谓“三大神器”是指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和中囯共产党.尽管毛泽东有其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仍不失理论的活力，中囯共产党经过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改造可能还会有光明的未来，但正如李锐先生所说，如果中国人继续将它们作为崇拜的物件，就谈不上真正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制度创新。

　　没有政治民主化的制度创新，就不会有汉语文化的再度辉煌。我们既要为繁荣当代汉语文化做贡献，也要为创造它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做贡献.与世存兄共勉。

　　陈子明  2005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