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光甫的彷徨
傅国涌（浙江）
中国近代金融巨子
1947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蒋介石希望四个有社会声望的无党无派人士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其中之一就是上海金融巨子陈光甫。1947年3月20日胡适给王世杰的信中说，当时正在酝酿国府委员的无党派人选共四人：陈光甫、胡适之、莫柳忱、胡政之。由此可以想见陈光甫当时的社会声望。
1949年初，李宗仁希望重开和平谈判大门，派一个有公众影响的重量级代表团，到北平敲门，其中一个重要人选就是陈光甫，但他拒绝了。陈光甫（1881—1976）是个银行家，早年留学美国，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始终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致力于银行近代化，短短20年间，就从仅有7、8万元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无数个“第一”，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在民族危亡之际，他曾受命赴美，与胡适等鼎力促成美国政府的“桐油贷款”，对抗战贡献至大。在时代转换之间，他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他有过犹豫和矛盾，作为一代金融巨子，他思考得最多的还是经济的发展，民生的富裕，社会的安定，他对国民党有过很多的失望和不满，他对共产党了解极为有限，有忧虑、有恐惧，但也有过好感。如同他在1948年12月22日所记“昨夜三时即醒，思想复杂，颇思至美一行，即可解决上海之一切烦恼”。
1949年3月20日，陈光甫离开上海，到香港。3月29日他飞到曼谷，参加“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4月6日会议结束后回到香港，当天他在日记中说起泰国虽然政变频繁，近来来又有通货膨胀，可还是出超国家，国际收支有富余，对外汇兑率平稳，外汇并不管理，市面无恐慌现象，而且有欣欣向荣的局势。感慨“吾人之前三十年，上海亦是如此，今来此见之有无限伤感”。因为关心本民族的命运，这位富家天下的一代银行家常常思考更深刻的历史问题、革命问题，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4月7日，他在日记中说：“中国之命运落在革命家手中，中国革命家大概分数种，如下：
（一）醉心革命者，一切无可理喻。
（二）报仇。如孙中山排满，……又如毛泽东三万里长征，立志推翻蒋政权。
（三）热心名利之徒，追随时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欢迎。
至于悲天悯人的人士，本非革命家，故谈不到后果。……
吾国已到新阶段，入共产思想的政府，Will China be saved from compulsions of anarchy？（中国会从无政府彻底压迫中得到拯救吗？）须有二三年后再起革命风潮。“
4月15日早晨，天朗气清，他散步到山顶，“全港在目，来往小船乘风破浪甚为美观。”他是江苏镇江人，想起童年时常常随外婆到金山游玩，长江上的情形也是如此，“今来港有逃难意味，相形之下颇多感慨”。他还想起了传说中一位金山高僧与乾隆帝的闲话，皇帝问：“江上来往之船如此频繁，所为何事？”高僧回答：“均为名利二字”。陈光甫说：“今日细味此语，颇觉有马克斯（马克思）唯物论说法。”
共产党眼里的江浙财阀
在共产党眼里，陈光甫是江浙财阀与浙江财团的领袖，对这样的名称他很不满意。1948年12月国民党大厦将倾的前夜，他曾来到香港。他在12月4日在日记中说：“《大公报》载余抵港，而冠以江浙财阀与浙江财团领袖字样。查此项名称之由来，乃日本人所创造。当国民军北伐之时，中交两行垫付军费，颇具势力，而银行主持人如张公权、钱新之、周作民、吴鼎昌、李馥荪等，日本工商金融界联络吾国银行家，有时亦邀余在内。自中交两行增加官股后，其大权已握于政府之手。即所谓南三行、北四行者，其内部亦各自独立，不受任何人之支配。虽有每周之聚餐，亦仅谈谈人事之待遇与应付政府之法令而已，并不若美国之摩根集团等等，可以指挥投资途径，性质完全不同。共产党以此项名称有刺激性，不问其内容如何，竟沿用日本人之称谓，而一般记者亦不之察，常用江浙财团、四川财团、广东财团等名词以刺激人心也。”
他12月28日的日记再次提及此事，可见对这一名称耿耿于怀，“香港民主同盟派以反蒋为其目标，实在不明苏联内情。吾在港时曾见《大公报》载有币制座谈会，参加者有章乃器、千家驹等，议论极其幼稚。此辈写文章总行采用马克斯辩证法，即一切人的动机，皆是经济的，故有江浙财阀、广东财阀种种歪曲的说法。”
12月5日，陈光甫自称到香港四天，既不见报馆的友人，也未和市面上人见面，更不找政界中人，但却无时不在关注着时局的变化、筹划个人的进退出路。“其于中共细情，无由得悉，然报纸上披露战况及各种政治小团体之议论，可得二三事：
（一） 报纸上对于有钱人纷纷之逃难，尤其如我这一类人，言论不表同情，且取攻击之态度。宋汉章、卞伯（白）眉等来此，皆销声匿迹，一若清末遗老逃难至上海、青岛等。如此一来，好像报纸上言论之不错。香港报纸左倾的多，一切的一切，不满现状，无影无形要为一个为民众谋福利之社会政策。
（二） 中共及各团体今在西文Morning Post（南华早报）登载宣言，谓共党取得政权之后，允许私人经营事业云云。此证诸济南情状，倒还不错。如果如此，则尚可维持一短期。然事业方针必须配合新的社会环境。
（三） 昨云在香港住下计划，我看此情形，似可不必。一来搬家费事，二共党政策不援助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仿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
（四） 退休思想久在念中，此时退至香港，亦不妥之至。上海家不搬，且看一星期，再至台湾旅行一次。“
第二天，他即确定自己的计划：“（一）家不搬仍住上海。（二）往台湾一行看看时局。（三）时局不好仍回香港。（四）时局好回上海。（五）香港房子要准备。”
在和香港的同行一席谈之后，他说：“我觉得反共惟有蒋先生，报载约上海钱新之、杜月笙讨论时局。毛泽东来，恐怕不见得安定。有人说毛欠俄债太深，如东三省一百五十万人所用军火，通归中共使用，则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又觉共内部必有分裂之情势。故香港仍为本行重要之中心。”
易代之际，作为金融巨头，陈光甫几乎一直对共产党没有停止过忧虑，12月7日，看见香港道路的整齐、街市的繁荣，他感叹：“四十年以来，内战不歇，人人为私，致造成今日之局面。今后下去，政治经济另走一条路，此路乃为人民所过不惯者也。然事逼处此，有何另外法子也。寄语现在旅居国外友人，此时不必作归计。太平局面，祇有英美二国有，自由亦祇其有，人生在世，不必另有所求矣。”
12月12日，他想起宁汉分裂之时，“汉口共党政府主动，组织各业工会，清算斗争，颇有令人难以终日之苦。共党号称为人民解放军，先从工人主政入手，即从银行方面，首先驱逐经理，由工役组织委员会，开始清算。其时，我是在上海好，还是不在上海好？此一套工夫，我颇难欣赏，故还是不看见的好。其所以不要看原因，乃是太觉幼稚。”他甚至设想了12条具体“做法”，认为共产党按如此做法，五年内即有成效，把生产搞好。
12月16日，北平已易手，局势发生变化，他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冀朝鼎那里听说：“共党对英国人颇好，取得政权后，必许其做生意，因英国人肯合作，对美国推板（差）一点”。
“细察现在局势，共军必取得政权，最后归宿必用马克斯主义。我年纪已老，应当退休，不问世事，返上海为一最短时期，不可站下去，站下去有种种不对。对方来谈，是否不与他谈，且来者皆系投机分子，廿年以来，看见很多。
比较无共党势力地方为香港，可以当作昔日之租界。迁居此地，一如前清官员往青岛一样，久而久之，他们忘记我们了。且此地尚有朋友，可以与美国通信，看看报，读读书，有相当自由，此为最宝贵之精神食粮也。“
两天后（12月18日），他继续写道：“若云中国共产党并非受俄国人支持，或云不信仰马克斯主义者，乃是自欺欺人之语。无论他们及其党徒或一般小政客及投机分子如何说法（有人相信为真，且有外国人相信），我们不能相信。”
12月27日，在回上海的船上，他有这样的思考：“香港报纸常载共党议论，云现下与苏联斗争政策不同，采用民主经济政策，许私人企业，并与外人通商。此乃共党深知推行社会主义，非有一相当时期不可。……吾人可因此推论到聪明而切实计划之共党或社会主义者，当非轻狂之徒，处心积虑为人民谋幸福，决不肯轻举妄动。”
一年后，局势早已发生巨变。1949年12月5日，陈光甫从报纸上看到大陆新政权公布的明年度预算，军费支出的庞大引发了他的感想：“总支出中，军费占38.8%，据估计约养军至少五百万人，而国民党之在台湾及海南各地者，闻尚有军队一百余万人，军队如此之多，自足影响于经济建设。”他忆及清末，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不过二十多万人，辛亥革命后扩充军队，各军阀“皆欲拥兵自卫，以致民穷财尽”。“吾国殊无此力量养六百余万军队，推测明年复员，最多保留二百五十万军队，方能使我国逐渐建设。”
对国民党，打过二十多年交道的陈光甫也有着相当矛盾的心态。1948年12月2日，他在香港医院检查身体，与英国看护妇谈英国生活情形之后感叹说：“生活艰苦，过惯了亦不觉得。我们日子太舒服，贫富不均，以致社会不安。英国医药费、教育费，均由政府供给。英国人对于政府，亦不吹毛求疵。他们亦有其享乐的地方，看报读书，料理田园，爱家、爱地方，不似中国一天到晚怨恨政府，故中国事难办。然而他们皆是有固定职业者，否则牢骚比我们还要大而多，革命还要快。我们今日之处境，正是革无能政府之命，要求改善，要求生活。”12月5日，在谈及香港的“富力雄厚”时，他认为是“英人政策宽大”、“居民运用天才而成”，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近年处处消灭人民的创造力，私人企业不发达。”
12月14日，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方方面面都表示出不满：“各地有省政府、市政府之政治单位，纸片上画得分明，奈看来是：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
政治上：赏罚不公、纲纪不明、责任不清。
社会上：人民无自信心、工商业废弛、教育破产、一片凄凉景象管理外汇，愈管而资金愈逃避，醉心管理者如徐柏园辈，死也不明白。外国人如Rogers辈总以为法子不错，人不行，不知中国政治不行，说管理正好帮助政府中人方便。但他们不承认，因中心欣赏之故，好比唱戏人总想唱一出好戏，不知政治经济环境，死硬的做，弄得百姓鸡犬不安，可怕的学说！“
陈光甫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其实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北伐时期，他和其他上海的金融巨头曾以财力支持过蒋介石。所以1949年4月21日，谷正纲等从溪口回到上海，通过杜月笙邀请他和钱新之等座谈，带来了蒋的话，“北伐时上海这班人帮他的忙，如今重新表示感谢；今后如北伐时一样，还要希望我们这群人（颜骏人、钱新之、我等）帮他的忙。如今和谈决裂，共产党对内无Principle（原则），对外要走亲苏的路线，与过去外交中立，不亲苏也不亲美的政策不合。如今要决心破坏20年来国民党的政绩，而所提的条件直似无条件投降，不能接受。和既不能，祇有继续作战。”并提出了“拼命保命，破产保产”的口号，然而时移势异，一切都变了。那天，情绪不好的陈光甫一声不吭，他说自己如果说话也不会好听，这一心迹在日记中袒露无遗：“今日之争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实在可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
这最后一句话大概可以算是他对自己曾支持过的国民党政权的盖棺定论吧。在上海解放前的一个月，他已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一切，默默地告别了大陆。6月底，蒋派洪兰友带着亲笔信到香港“慰问”像他那样的资本家，7月2日，还是由杜月笙出面宴请他们，洪在致辞中说了一番蒋与李意见“已趋一致，颇为融洽”，“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必将发生，是以政府可得最后胜利”等空话，陈光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了很长一段话：“政府向来予人以‘空心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今又再来一次，未免难受。洪述各点，皆不符于实情，蒋、李（宗仁）两人之间隔阂甚深，当竞选副总统时，蒋自居于家长身份，属意孙科，而李竞选成功，蒋极不满，从此即不融洽。蒋退位后，李出任代，毫无实权，蒋仍暗中指挥，……退位者仍握权不放，使当政者莫能展布，实谈不上转好现象。”
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他询问正在香港的美国华侨领袖李国钦，李说，纽约的看法是近20年间或不至发生。陈由此感到这祇是国民党人的幻想罢了。想起此前1948年9月，南京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收购金银和外币，蒋曾经发表谈话痛骂上海金融、工商界“祇知自私，不爱国家”，对那次“辞令严厉，有若疯狂”、“令人难堪，亦令人不解”的谈话，他记忆深刻，如今蒋又派人“慰问”来了，他说：“此皆出于蒋一时之冲动。蒋于国事，无论懂与不懂，一切必须亲为裁决，不旁谘博询，不虚心下问，信任佞人，致成今日之局面。”
当然，他再也不会像北伐时期那样支持蒋介石了。
不参加和平代表团去北平，“共产党人有点儿失望”
1949年初，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陈光甫已经为自己和家人设计了一个应急计划，必要时准备和妻子出走香港，并在那里安家，然后到新加坡、曼谷、仰光、菲律宾、美国等地旅行，他已经申请了护照，并设法取得去马尼拉的签证。就在这时，南京政权发生变化，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一上台，就急切地谋求与胜券在握的共产党和谈，其中一个举措就是邀请几位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名流，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敲门”，试图利用他们的社会声望敲开和平之门，陈也是李宗仁首选的物件之一。
1月24日，李派代表刘仲容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面见陈，结果刘刚到上海，就被紧急召回南京，所以信由章士钊转交。1月29日是传统的春节，1月30日，李再次派亲信甘介侯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动员陈。1月31日，李亲自来到上海，当天上午在中国银行召见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等二十多位各界社会名流，晚上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说已推出无党派社会领袖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冷遹等五人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实际上陈、冷两人压根还没同意，颜惠庆2月1日的日记中说“李呆总统似乎急于让我们马上启程。可是，代表团的两名成员出于个人的原因，好像尚未决定接受总统的提名。”
2月3日的日记中点明是陈光甫、冷遹.陈光甫自己的日记中对此更有详细记载：“当夏历新年之际，代总统李宗仁要求我参加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目的是寻求和平，但并不需要共产党人谈判和平条件。更确切地说，其主要任务是使在北平的共产党领导人认识人民的苦难以及实现和平的迫切需要。代表团不代表官方，它将为政府的正式代表团与赤色分子的谈判铺平道路。
我试图拒绝。我的理由是，我是银行家，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产党人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我曾两次被作为工具去华盛顿为政府寻求财政援助；我通常被认为是亲美分子。
当代总统自南京飞沪，作短暂的然而是戏剧性的访问时，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午10时，我被召到中国银行大楼。我向代总统解释：我不是寻求和平的适当人选，在代表团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产党人感到刺眼；我认为张元济、侯德榜、卢作孚将是更为合适的人选。但是，代总统不听我的陈述，并且说，我应该去。“
李宗仁召见他们之后一起吃午餐，饭后李继续与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梅贻琦、冷遹、张嘉敖和陈光甫等少数人座谈，李说，计划中的代表团是“和平攻势”的一部分，目的是向国际社会证明他对于和平的诚意与渴望，从而赢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援，这个团可以称为“敲门使团”，并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他表明，虽然没有蒋介石，华盛顿仍将支持南京政府。李的这番话引起了陈光甫的注意，他感到李千方百计动员和平代表团北上，眼光却落在华盛顿，是要争取美国的财政援助。所以他才那么在乎陈光甫。
与美国保持长期友好关系，受到美国重视的陈光甫当然欣赏李的立场，没有美国的援助，上海的商业，包括他本人的银行在内早就破产了。他想，和平代表团如果能促进和平，导致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产生，那是最好的结局。如果不成功，至少也会赢得美国的同情与援助。因此，去还是不去，他有所动心，有点犹豫了。
经过再三慎重考虑，他最终还是决定不参加这个代表团，2月3日，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表示：“惟兹事体大，涵义微妙，人选如何，实成败所系。弟一生从事商业银行，与英美关系较深，且曾侧身立法委员，如滥竽其中，转授对方藉口之柄，将恐有碍进行。” 同时他希望吴忠信去南京为他解释一下。
由于他的拒绝，冷遹又因江苏省议会即将开幕而不能去，“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人选发生变化，2月6日宣布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及沪江大学校长凌宪初、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侯德榜等六人组成。但李宗仁很快从北平方面获悉，中共对陈光甫不参加代表团“有点儿失望”。2月8日，李再次飞到上海，一是再次动员陈，同时讨论上海的经济问题。一到上海，李即在黄绍竑寓所召见了陈光甫、钱新之、张公权等上海资本家并一起吃午饭。陈光甫在日记中说：“我参加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代总统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说，他在北平的代表送来消息，由于我不去北平，共产党人有点儿失望。因此，代总统要求我我根据这一情况重新考虑。我很为难，但是，我告诉李代总统，我真正看不出改变我的决定的理由。他是个好人，不想过分勉强我。”
当天下午，陈光甫到颜惠庆家参加会议，讨论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团可以做些什么。甘介侯希望他能够重新考虑不去北平的决定，他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甘问为什么？他说：赤色分子宣称，如果代表团希望参观北平，不准备讨论和平条件的话，他们愿意接待。他不喜欢共产党的这种广播。章士钊将他拉到另一房间，说自己收到北平的电报，共产党人渴望他参加代表团。他再次说明：上海财政形势如此严重，如果我参加代表团，共产党人无非希望从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经济成功运转的主意。事情到了这一步，眼前已没有解决的办法，我的意见是祇有依靠美国的援助，说得更明确些，我们必须有美元。过去两年，我们大概得到15亿美元的援助，上海，乃至中国才得以存在。由于赤色分子不断地攻击“美帝国主义”，我无法想象，我如何能与他们谈话，这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在我与共产党人之间缺乏走到一起并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他还对章说，如果共产党人对我上述仅仅是纲要性的阐述有兴趣，可以给我一个电报，我将去北平。
2月13日，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四人组成的和平代表团终于成行。第二天，陈在日记里又一次说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他说两个星期前，在得知组织代表团的提议时，他的反应是一半愿去，一半不愿去，甚至可以说略微倾向于去。最后之所以决定不去虽然主要出于个人考虑，但也受到朋友圈的影响。一位姓文的将军说：“和平难以实现，代表团的工作注定没有结果。如果随代表团前去，将可能遭到共产党人的攻击。胡适也劝他不要去，除了颜惠庆可能是个例外，其他人都不是重要人物，和他们一起去不得，代表团将不会有任何收获。叶公超时为外交部次长，听到他拒绝去北平后很高兴，说不要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在中国，政治将长期混乱。他代表着两家成功的企业，不应该使自己卷入，从而损害这两家企业的发展。他说：”我感谢这些和别的朋友们，他们关心我的幸福。在他们的劝告和鼓励下，当李代总统2月9日来到上海要求我重新考虑的时候，我才能作出明确的答覆。
对于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来说，通常的意思是，在接受去北平的提议上，我太‘滑头’了。是的，‘滑头’，在上海方言中不是一个褒义词，它的意思是见风使舵，利用形势以达到自私的目的。我要在日记中澄清这一点，我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滑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朋友们，我可能完全不了解形势的错综复杂和后果，接受去北平的提议。“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他自己的想法。他称自己不是一个年轻人，退休计划早已酝酿。去年政府几次和他商量，要他担任公共职务，每次他都想拒绝。虽然这些努力并未完全成功，但却使他感到有可能过一种退休生活，实现自己的个人自由。比如拒绝不想担任的工作，不想说什么的时候可以保持沈默，希望走动的时候可以离开上海等，“一个人可以声称反对国民政府，但至少，在它的下面，我已经享受并且实现了这种或类似的个人自由。”对陌生的共产党他内心充满了恐惧，最大的担忧就是可能失去他说的这种“个人自由”，“正是这些思想，使我决定回避任何和共产党人见面的机会。如果我和代表团一起去北平，那末，我将使自己卷入，从而中断退休计划。”“愈来愈清楚，共产党人将来到并占领上海。与其说我不喜欢他们的革命，毋宁说是因为我的个人考虑。”从这一刻起，他实际上已作好了离开上海的打算。
无论是拒绝参加和平代表团，还是最后选择离开上海，对陈光甫来说，都祇是基于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而已。
私人企业不能成为“恶俗的盈利机构”
1949年3月19日，虽然春寒未尽，但这是一个和畅的春日。前一晚，李宗仁到达上海，翁文灏又来电话约陈光甫去谈话。人心惶惶的上海已出现了钞荒，大小钱庄银行都无现钞，顾客有存款也取不到钱，原因是中央银行没有现钞，“中央银行办理不善，怪中央政府不知经济，多用钱，浪费才力，又欣赏统制。如中央银行是民间银行，不会到如此地步。千言万语政治万恶，凡事一涉到政治，便失去忠诚本位，中外皆是如此也。”
此时，共产党已据有长江以北的大半江山，核准上海储蓄银行为国内汇兑银行之一，他心中不无忧虑，认为——“此事要小心，要遭人忌，国民党政府恶意误会，惟有少做，点缀而已。因果说法可怕，我既不要名，又不在乎利，且些许内汇生意并无利可图也。
此时人家看来，共党赞成我们，叫我们做内汇，人家不知亦想做，做不到内心醋意可怕，因醋成怨，一旦发泄吃不消，对付不了。“
上海“解放”之后，陈光甫在香港默默地注视着大陆局势的变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在上海营业，但情况已有所不同，其中职工会的权力膨胀令他意外。10月5日，在看了四份“本行上海职工会”编印的《上海职工》刊物后说：“内容所述颇多涉及本行之管理业务方针事件，实已轶出职工会范围。职工会性能，在谋本身之福利，如待遇问题、时间问题等等，即按诸政府政策可以参加企业之管理，所谓参加者，亦祇在于了解管理部门之措施或有所建议，殊不能主动干涉，甚至反居于主位，使主管人员增加办理之困难。此种思想，实有错误。
管理人员经营某一企业，必须具备丰富之技能、高深之学理与聚积之经验。职工会现在正在学习，其所学习内容，为毛泽东政治思想，而于银行业务，亦仅‘银行实务’之粗浅技能，其不了解业务方针之深意，而欲多出主意，上主管人多所解说，分散精力以应付内部，甚至由此引起误解。“
针对职工会提出的主张，如将本行所有外汇移至国内运用于生产，他在日记中逐一进行了辨正。他认为商业银行的功能主要是增加存款，促进国内城乡物资交流，如将外汇移用于生产，或办一工厂，范围也很渺小，“是放弃原有之田地而不垦植，另作开荒之图者，思想殊不准确。”关于办理农贷，他回顾了银行曾创办农贷的历史，“而本行如办理农贷，合作法尚未颁布，无所依据，农村工作人员亦未养成，如遇天灾歉收，放款不能收回，则于存款即失保障。何况商业银行尚无后门，可以融通周转资金，一遇银根紧急，则此项呆搁之农贷无法随时收回以为周转。是本行今日贸然从事农贷，势必引起严重后果。”
他批评职工会一知半解，“不深切调查研究，自以为是，而犯主观错误。然此亦政变之初，难免出现各种不合理现象。”“是以本行职工会，一方面谋其本身之合理福利，一方面则应加强各个之思想学习与技能学习，殊不应干涉本行之政策及管理，以及业务方面，妨碍主管人之精力也。”
12月10日，左派的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孙师毅当面对陈光甫表示“素所钦敬”，并告诉他，上海解放初共产党方面曾“授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职工会发电请他回上海，否则职工会不会发电。但年事已高的陈光甫疑虑重重，最终没有回到大陆。但作为金融巨子，他创业的成功，他的经营理念都将是本民族宝贵的遗产。1949年2月1日，他留下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日记，这一天他谈到了对私人企业的许多精辟见解，其中无疑包含了他的切身体会：“往昔私人企业之动机与目的，不外牟利与个人享受，而衡量一事业之成败，亦以其获利能力为主，其他不与焉。……
开明之私人资本家近年来已有所觉悟与转变，而其最主要者即为标榜服务社会。换言之，即私人企业之目的已不仅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简化所称之理想，不外为增加对社会之便利，提高人民之生产能力，与乎惠及一般就业水准。“
他认为这是西方开明资本家努力的方向，相比之下——“我国私人企业迄未能有此境地。由于政治之不清明，社会之封建，与乎民众知识之落伍，私人企业从始即无西方之基础，多数私人企业除牟利与享受之想望，更无所谓‘理想’。其间虽有少数开明人物抱有远大之胸襟，但往往不能不与社会妥协，环境与局势使其 ‘理想’受折磨与阻挫，即便有所表现，亦属非其本来面目。
抗战发生以后，由于局势之浮动及物价之继涨，更使私人企业家无长远之打算，而一般则更看重于近利之获取，是以投机之风大起，推波助澜，危害社会，乃使一般人对商人发生前所未有之厌憎心理，而较大之事业机构，以其近水楼台，更充分表演‘长袖善舞’之作风，亦即一般所指之‘豪门大户’。“
即使其中一些有服务社会之初衷的，处在这样的恶流中，也会不知不觉失去原来的目的，而转为一极其恶俗的盈利机构，“与社会日远，与恶势力愈近”。他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生存问题，私人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生存，而在通货膨胀下如不能盈利，就无法生存，因而不得不致力于盈利。既树立了盈利的目标，那就不能不与社会上的恶势力有所妥协和平衡，也就不能完全避免投机者常用的方法了。
二是局势不定，在大局不定的情况下，如何可以展布远大的理想，安全感的因素，即使有盈余祇以自保为主，既不肯分与股东，也不肯用之社会。三是人员的变质，或投机取巧，或利用职权发财，正直者先灭亡的反淘汰现象。“因此，私人企业在中国遂变成为社会之累与蠹虫，失去其存在之价值。他们与社会日渐脱节，而与投机者打成一片。此种恶势力正与清末票号相类，因其获利与资力之来源，均已缩至极狭之范围中也。
然而，并非谓今后不需要私人企业，所指者乃受以上痛染愈深之事业，其将来必被淘汰。除非中国永远如是混沌，否则，私人企业必将接受其应有之责罚，不待言喻。
世界大势以及中国历史均证明，盲目牟利之机构将无永存之地步，必需将‘理想’因素纳入私人企业中，方可存在。“理想就是”以所能换所需“，”即尽一分力量，得一份报酬，而不取不应得之利益。“
实际上，陈光甫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包括1927年创办的中国旅行社）就不是什么“盲目牟利之机构”、“恶俗的盈利机构”，而是蕴涵着创办人“服务社会”的真诚理想。与国民党政权，他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即使曾侧身国民党政府行列，他也没有同流合污，始终头脑清醒，双手干净。他在美国朝野赢得的声誉不是偶然的。
对国民党的失望与对共产党的复杂心态
陈光甫对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的失望，并没有使他认同陌生的共产党。对于打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他的心态也是极为复杂，特别是对回大陆更是顾虑重重，所以他才会一再拒绝了各种劝说、邀请。
1949年7月1日，章士钊提议和陈光甫、李国钦一起去北平，说毛泽东正在等着他们能否北上的电报，陈拒绝了，章问用什么理由回答毛，他解释说，理由很简单，“现在还有营业机构在尚未被共产党人‘解放’的地区。如果我赴平，将被蒋主席理解为一种敌对行动，他将可能对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广州和台湾等地的分支机构搞点动作。章听了我的解释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他将打电报告诉毛上述大意。我必须说，章的话听起来很像毛在香港的特别代表。”也因此，他才会异想天开地向章士钊建议，共产党建立的政府如果名为联合政府，就应该包括像李国钦那样的人，以便打消西方国家的怀疑，李可以担任外交部长或驻美大使。他认为，比起他本人、李铭、侯德榜，“李是最适合和毛接触的人。我们在中国都有商业利益。不像李一样能够以中间派的身份说话。作为一个商人，他最能使毛认识到一项受到西方民主国家援助的工业化计划的重要，李可以告诉毛，如何实现这一计划。由于李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各种关系，如果共产党人希望和西方一起前进并且为得到他们的承认而进行谈判时，李最有资格成为新政权的代言人。”
这些设想显示了陈光甫作为一位在商场上极为成功的金融家，在政治上的天真和可爱之处。7月4日，陈光甫接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转来黄炎培的电报，转达了周恩来劝说他早日回大陆，“共为新中华努力”的意思，他回电表示因健康原因不能回去。
9月12日，在新政协即将召开前夕，李济深派李绍程带着亲笔信到香港面见陈光甫，信中希望与产业金融界的耆宿及有经验的企业经营专家合作，“新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系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有利国计民生之私营经济事业，均坚决保护，鼓励积极经营及扶助其发展。”把自己毕生的心血献给了中国金融事业的陈光甫对此确实怦然心动，10月31日在给李济深的回信中说：“惟以在港养屙，因失眠症颇觉严重，且耳鸣头晕，其病源尚未查出，仍在继续就医中，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北上聆教。”
10月25日，已是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再次派李绍程到香港，邀请在港金融界的陈光甫和宋汉章、钱新之、周作民、李馥荪五人北上。陈日记中说：“据说当时在京为此事曾举行过一次会议，有人揣测金融界未曾前往，或有下列三种原因：（一） 彼等握有外汇甚多，不能在解放区过严肃生活，故仍留国外消耗其外汇。（二） 或者怀疑人民银行之业务过于巩固，故抱观望态度。（三） 或者感觉人民银行之业务过于广泛，在在牵涉商业银行业务范围，故觉商业银行前途难于进展，因而徘徊不前。”
李绍程当时曾替陈有所解说，说他生活向来严肃，至于第三点则不知所云，毛泽东拟亲自出面来信邀请，李济深说不如由他出面较为轻松，免得他们为难，觉得有非去不可的意思。陈光甫准备下星期一请李绍程午餐面述一切，并将这个意思告诉了宋汉章等人。
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还回顾自己投身金融业的心路：“余之经营银行宗旨，在于与恶劣环境奋斗，并且要想法帮助生产增加，改善生活水准。
数十年来，均照此做，所惜未曾遇到好政府，叠次遭受打击。现在人民政府在华北华中华东，已做到稳定物价、安定金融的好成绩，本人已深所钦佩。例如提高外汇，原为鼓励出口，但在过去即做不到，倘若汇价有动，则物价即涨，现在一面提高汇价，而一面国内物价能以下落，此种显著好现象，真真不容易做到。又如通货发现，在作战期内，自无法可以避免膨胀，惟所采各种征税方法，皆能压平膨胀速度，使得金融安定，工商能以逐渐复夜。凡此皆足以表示人民政府之成功。吾人自问，殊无更好方法可以出力。“
针对揣测他们滞留香港不回大陆的三点，他作了如下的回答：“（一）本行外汇资产皆洋机如数陈报人民银行在案，内中毫无公私不分情事。此在吾国环境中，如此清白，可谓难能。本人在港，纯为就医方便，毫无其他用意。
（二）人民政府奠定全部胜利基础，而且铲除数千年来无法根绝之贪污，政治修明而具实效，尤其抱学习态度，实事求是，彻底研究，有此精神，无事不成。此种刻苦耐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作风，吾人实出自衷心之佩服，无所用其怀疑。
（三）本行在天津和上海竭诚与人民银行合作，最早即在天津独家代理中国银行之在国外收付。内地停业各行均逐步复业，根据人民银行指示，帮助增加生产，参加各种银团。此种积极行动，在解放区皆有事实足以证明。本行总负责人总经理，始终未离上海，各地负责人亦各守岗位，主持业务。“
他再三解释：“人民政府邀约北上，此在个人实为无比荣誉，奈余年近七旬，常患失眠，并时有头痛，在港就医，未能复原，此时不能作过度之劳动，故逗留此间，期复健康，倘身体转好，随即回去。本人对于本行董事长一职，经已向董事会辞职，实因身体不好之故。上述本行与人民政府合作情形。是本人之去与不去，原足无足轻重。再本行及中国旅行社尚有设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台湾各地者，办事人员均共事多年，各该地之政治恶劣，足以发生严重后果，甚至有性命关系，余亦不敢行动，致彼等发生困难，好在不久均可解放，将后顾虑能以减少。”
11月10日，章乃器出面邀请陈光甫、李铭等北上，第二天陈即复函，“4月间因疗养方便来港就医，头晕耳鸣之病源尚未查出，复有失眠，病态严重，是以逗留在港，未能即离。叠荷友好邀约，均无法应命，心中至为歉怅。” 对于北上，他既没有打算很快动身，也未一口回绝。
这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务中正出了件事。9月15日该行经手的一笔950万港币款项，因港方查补第二密码，延迟一天，正碰上英镑贬值，上海的中国银行国外部要他们赔偿损失，对方甚至暗示有吊销执照或没收外汇的可能，要他们迅速解决不要节外生枝。陈光甫认为问题“不在痛惜财款，而在是非应予剖白，如屈就则将后寸步难行”。11月15日，他约李济深派来的代表李绍诚在家午餐时，他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的书面给李，希望李能电告北京，转告主管部门公允解决。同时抄录两份，由张公权转交《文汇报》张稚琴，此人是李济深驻港代表。第二天，李绍诚来，说看过书面材料，“认本行立场正确，毫无错误，不能负赔偿损失责任。可惜本行致中国银行函，措词尚嫌软弱，惟此函送出后，此事即告段落，不必再行理会。”他说可以得到公允解决，他可以先发一电给李济深的秘书，李可转告主管部门电沪。他并拟好了电文。当天陈光甫去张公权那里，知事有凑巧，正好张稚琴去张家，已将材料转交，他已看过，并答应到广州通过李章达设法解决。
陈光甫在日记中感叹，连日对此事接洽，都有巧合。“李任潮约余北上，经此事发生接触，恐余之将后行动，受此影响，或有促进的可能。”
11月19日，对于汇款案一事，“此事现在要通天，讲一个道理。我想共党人士的作风，亦是如此，但沪行人员已存恐惧之心而软化”，祇求“财去人安乐”，他表示：“余意不在痛惜财物，而在判明是非”。
11月21日，他从张公权那里得知，前一天有中共较具地位的告诉他，说此事他们颇有理由，可以致电陈毅公平处理。
11月22日《文汇报》张稚琴从广州回来。李章达称“现政府政策在收复人心，此事即使政府吃亏，亦不能用高压手段”。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曾与张谈及陈光甫，说他“过去做人正派，在国际上极负声誉，希望出来参加三八妇女节”。这一天，陈光甫发现李绍程原来与李济深没有直接关系，祇是与其秘书熟悉。11月25日，中共方面问张公权，汇款案以政治办法解决还是经济方式解决，陈不赞成用政治方法，恐今后“有此结痕，免事易于为难”，所以希望经济方式解决，即交由银行公会仲裁，虽然他知道当时外汇业务有经验、技能的多已离开，留下来的或技术不专门，而且限于环境，有所畏忌。但他觉得出于第三者的评判，不是对方的压迫，则可以对本行有个交代。
12月21日，陈光甫认为主要是自己的银行在上海，把对方当作政府机构，先存恐惧心理，也没有详细调查其中真相，从侧面打听，“大概私营银行同业中，亦俱在恐惧气氛内，故咸认以忍痛赔款为合算，以免动摇本行经营之基础。”
这对他最终下不了决心北行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已经很难判断。但就连这样一件小事也要惊动叶剑英、陈毅、李济深等重要人物才能解决，恐怕也足以使他对北京望而却步吧。从此之后，陈光甫再也没有北上的打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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