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 ——重读百年言论史之二

（浙江）傅国涌


《新青年》横空出世

    1915年9月15日，曾办过《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甲寅》等报刊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随着袁世凯生命的告终，旧帝制的梦无可挽回地做尽了。一方面，新上台的军阀与袁世凯的权威、手腕、实力等各方面都无法相比；一方面，官僚政客和军阀们忙於争夺权力、地盘，马厂誓师、南北战争、直奉战争、直皖战争……北京内阁像走马灯一般更换，弱势的政府还没有大一统独霸天下的机会，反而无暇顾及知识份子和他们的声音，言论自由比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对都要充分。所以，后世的人们惊诧那个年代（可以延续到1927年国民党一党专政确立前），知识份子们仿佛天生就拥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以《新青年》为代表，包括《新潮》、《语丝》、《现代评论》（乃至后来的《努力周刊》、《独立评论》、《观察》等），都具有同人刊物的鲜明色彩。

    《新青年》从创刊到迁至北京出版，短短不到1年半，由最初发行千份猛增到1万多份。它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被叫做“五四”的新时代，以陈独秀他们为代表的最优秀的知识份子举起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从思想言论入手，呼唤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他们不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知识份子的责任感站了出来，这是一连串影响了20世纪历史面貌的姓名，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他们聚集在蔡元培领导的北大，聚集在《新青年》旗帜下，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蔡元培先生当时也不过40出头。一群年轻的知识份子深刻地影响了更大的一群还要年轻的学生，就是办《新潮》、《国民》的北大学生们，傅斯年、罗家伦他们这些生气勃勃、富有创造力的五四学生。以新潮社为例，他们不仅办刊，而且出书，如罗家伦译的《思想自由史》、陈达才的《政治原理》、陶孟和的《社会问题》、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及《蔡孑民言行录》等等，大力张扬“德先生”和“赛先生”。

    《新青年》标志着知识份子独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都是一些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编辑、出版家，他们努力的目的不是权力，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实现真正的自由，言论自由是第一位的。从长远来看，他们在“五四”以后虽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其主流部分还是始终坚持了“五四”的理想，如胡适、鲁迅他们走的路并不同，都称得上是言论报国的楷模。走向组党革命的陈独秀，在经过痛定思痛之后也回到了“五四”的立场。


山鸣谷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空前的创举，书写了言论自由史上最耀眼的一笔。“五四”波涛汹涌，邵飘萍先生就是在1918年10月创办了《京报》。仅1919年全国就有400多种新思潮报刊出现。五四余波激荡，知识份子的腰杆也还挺得笔直。1924年鲁迅、周作人等一批知识份子办了以思想自由为宗旨的《语丝》周刊，另一批自由知识份子创办了《现代评论》，以“独立精神”、“科学态度”、“不尚空谈”期许。1925年2月，已经拥有《世界晚报》的成舍我创办《世界日报》。1926年初，《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与世长辞，“水流云在”，9月1日，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为办报方针的《大公报》在天津登场。与此同时，《每周评论》、《京报》等都曾被查封，《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也被查禁。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的《晨报》、《京报》、《益世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及时作了大幅报道，一致声援学生运动。《申报》还联合《新闻报》等7大报拒登日商广告，拒用日本通讯社的华文稿件。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接连五期对运动进行了连续的重点报道。虽然五四之后不过十几天内，《五七日刊》、《平民周刊》等激烈的报刊接连遭到京师警察厅查禁。5月23日，《益世报》被查封（29日复刊），总编辑潘蕴巢被捕。6月11日，陈独秀被捕。6月17日，《申报》发表的评论《北京之文字狱》，指出“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但是总体上说言论出版自由还没有丧失。

    在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中，尤其是1926年，面对“三。一八”的屠杀，他们也没有沈默，而是纷纷站出来抗议。《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等民办报纸，《语丝》、《现代评论》等同人刊物都有相当出色的表现，连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都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但这一刻所拥有的言论自由也不是真正可靠的言论自由，只是军阀政府还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控制舆论罢了，枪桿子还不敢任意妄为。

    五四前后还出现了名动一时的三大“副刊”，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我以为，它们和稍晚的《京报》副刊、《申报》“自由谈”副刊，达到了中国报纸副刊的最高境界，是培植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园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人，成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一片圣地。

    这一时期，胡适、丁文江他们办了文人论政的《努力周报》，胡适写的《这一周》对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社会事件几乎都独立表达了自己的意见。1920年胡适、蒋梦麟等七个知识份子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1923年，胡适、蔡元培、丁文江、李大钊等16个知识份子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25年鲁迅、周作人等七教授联名发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等，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言论自由没有完全丧失的时代，知识份子完全有可能通过言论独自或集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做社会的良心。


“萍水相逢百年间”

    “报人另有报人之天职，报人之天职为何？对於社会、国家、民族，负有指导、诱掖规谏——纠正之责。责任既重且大，故一言之出可挽狂澜，一字之谬能误苍生，所谓不冠而王者在此，反之社会之蟊贼亦在此。”（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431页）在时代的兴替无常中，北京《晨报》在五四时代的影响首屈一指。

    《晨报》前身是《晨锺报》，与研究系有很深的关系，1916年8月由梁启超、汤化龙等创办，安福系当政，“一时都中报纸，十九为安福部所收买。有敢批其逆鳞者，无论有无党派，皆擅行封闭。” 而《晨锺报》从1917年底开始，站在在野党地位批评当局的武力统一政策。1918年9月，《晨锺报》、《国民公报》等11家报纸因为批评安福系，被勒令停版，内务总长朱琛下令逮捕编辑，各报编辑纷纷逃亡日本。12月1日，《晨锺报》改名《晨报》再出，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丁佛言等都是他的主干，因提倡白话文、白话文艺，李大钊、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风靡一时，大学生争相投稿，在学界有很大权威，是传播新思潮的重要园地，还出过“马克思纪念”、“俄国革命纪念”等专号，开闢了《马克思研究》的专栏。报纸日出两大张，销路很广，成为北方影响最大的报纸，五四运动高潮时发行量由1万份猛增到2万份。

    1922年10月，北京72团体联合要求废止“治安警察条例”、保障人身安全和言论自由，公推蔡元培等11人为代表，在1922年10月15日《晨报》发表的请愿书中指出“言论、着作、集会、结社之自由，为立宪公民绝对应享受之民权”，但都被《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完全剥夺，以致比年以来，全国呻吟於专制虐政之下，钳口结舌，怒不敢言”，强烈要求北京政府“顺从民意，慨然废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新闻文化界争取新闻出版自由运动的发展。10月27日，北京新闻界成立“言论自由期成会”，12月31日《晨报》发表的会章第一条明确规定“本会以向国会请愿，废止出版法，亦别定保护言论自由条例，实现言论自由为宗旨。”

    1925年4月13日，上海日报公会、上海书报联合会、上海书业商会、上海书业公所联合上书要求司法部废止《出版法》。15日，北京新闻界强烈要求段祺瑞政府撤消刚刚出台的《管理新闻营业条例》，他们指出上述法令“内容严酷，为世界任何文明国家所不容”。据《民国日报》5月15日，上海日报公会等四团体、上海各公团联合会再次上书北京政府要求废止《出版法》等法令，袁世凯“擅自公佈出版法，以压抑舆论，钳制民口。此种剥夺人民自由非法之法，事前既未经合法国会通过，事后又遭到全国国民反对，当然不能生存”，应“尊重人民自由，即日通令废止。”“北京新闻界争自由大同盟”大会也通过了请求废止《出版法》的呈文。各地新闻界团体、报刊纷纷发表宣言、通电、社论、文章，南北呼应，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1926年1月26日，国务会议上终於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定。

    经过知识界、新闻界长期的呼籲、抗争（几达10年），袁世凯颁佈的臭名昭着的《出版法》废除了。然而墨迹未乾，连接着“三。一八”的枪声，邵飘萍、林白水又倒在了血泊之中，他们是言论自由的殉道者，他们的死使那一刻成为20世纪言论自由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

    1925年“狗肉将军”张宗昌在青岛杀害了《公民报》记者胡信之，在济南威胁各报社、通讯社记者：“那么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有那个说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不久，张作霖、张宗昌的铁蹄进京，1926年4月26日，“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的《京报》社长邵飘萍先生第一个人头落地，为他辉煌的独立报人生涯打上了一个血淋淋的休止符。邵飘萍为言论自由献出了40岁的生命。1926年8月6日，另一位着名报人、《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坚持“报馆要替百姓说话，不去献媚军阀”，“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终因发表《官僚之运气》的时评，触怒军阀而不愿“更正请罪”，被张宗昌枪杀。林白水办报30年，为捍卫言论自由，曾三陷囹圄，五被查封，52岁盛年以身殉报。两个职业报人，相隔不过100天，都被军阀枪杀于北京天桥，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报界同人目睹林白水被害惨状，“热泪夺眶而出”，他们异口同声发出了“军阀万恶”的感歎.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不无沈痛地指出：“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然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是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紧接着，《世界日报》主办人成舍我被捕，经亲朋力救才倖免於难。

    到1927年，蒋介石作为袁世凯之后新的军事强人已在南部崛起，“四。一二”以后到处是杀人，周作人在《语丝》周刊发表了不少抗议文章，导致《语丝》在南方被禁，这一年11月胡匪张作霖封了北新书局和《语丝》，周作人和刘半农逃到一个日本朋友家躲了一星期。“四。一二”屠杀发生后，郑振铎、胡愈之等七位知识份子（大部分来自商务等出版机构）联名写下了致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三位国民党元老的抗议信，并在《商报》公开发表，吴稚晖震怒，通知缉拿七人，郑振铎、胡愈之被迫亡命欧洲。郭沫若因为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湖南民报》等报刊连续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我离开蒋介石以后》等文，遭到通缉，亡命日本十年。茅盾（沈雁冰）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最后一篇社论之后转入地下。许多报纸被封，许多报纸被改组，言论自由遭到新的空前威胁。


鲁迅的“匕首”、“投枪”和笔名战术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当然是血泊中浮起来的，是以暴易暴的结果。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一党专政的政权，党天下直接承续了家天下的模式，言论自由受到了严重挑战，因为上海租界的存在，因为蒋介石忙於应付各路军阀的内乱和共产党的暴力反抗等等因素，他没有完成以一个人的思想取代全国人思想的目标。客观上，言论自由没有被彻底封杀，有中立、客观的独立报纸《申报》、《大公报》等（也曾允许共产党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有胡适他们书生论政的刊物，最后，在大厦将倾前还有《观察》、《新路》这样的独立刊物。

    “四。一二”之后的白色恐怖下，鲁迅先生只能在租界通过不同的化名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隐晦曲折的批评文字，从1927年到1936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里，他写的杂感起码就有60万字，比五四以来的9年多出两倍。他把自己的文字称为“生存的小品文”、“匕首”、“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鲁迅一生用过130多个笔名，其中41个就是在《申报》上用的，目的是躲过新闻检查。鲁迅的声音通过上海的报刊，通过不停出版的杂文集顽强地给黑暗捣乱。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几次列入了黑名单，但一方面靠了租界的保护，一方面他本人在文坛上的声誉使他们迟迟不敢轻易下手。“且介亭”事实上也是鲁迅得以长期坚持本土社会批评的一个重要条件。他主张壕沟战、韧性战斗，一个刊物被查禁了，随即换一个名称继续出，《萌芽》出到第五期被禁，第六期改名《新地》；《前哨》从第二期起就改名《文学导报》。

    但和早年一样，他对社会上发生的杀戮罪恶几乎都公开抗议了，1931年2月，柔石等五个“左联”青年作家被杀害后，他写出了《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足以与《纪念刘和珍君》前后辉映的传世檄文。1933年6月，他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同事、民权保障同盟的同志杨杏佛先生被暗杀后，他悲愤地写下“何期泪洒江南雨，我为斯民哭健儿”这样的诗句。

    从1917年发表《狂人日记》算起，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涯大致上是20年，无论他有怎样的缺点与局限，他后半生完全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关怀社会、批评社会中的黑暗与丑恶，对言论自由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我不同意鲁迅对胡适他们的尖刻否定，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言论自由问题，嘲讽胡适他们批评国民党就是奴才焦大在贾府门前骂街，得到的报酬只是马粪，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鲁迅说： “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 然而问题是，难道因为“连性命都要送掉”，就放弃“说开去”的责任，放弃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吗？

    有学者在研究鲁迅30年代那些文字时认为，他对争取言论空间没有太大的贡献，“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政的模式”。鲁迅以其毫不妥协的硬骨头精神，完全以民间立场，站在权力的对立面，坚持他的社会批判立场，为中国独立知识份子树立了一个难以超越的榜样。1932年1月，他在接受《中学生》杂志新年号的提问时也说：“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然而，在争取言论自由的长路上，胡适等自由知识份子公开直接、真名实姓的言论，无疑更有力量，更有感召力，更容易引起社会共鸣，也在更大程度上拓展了公共空间。


胡适：“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

    和鲁迅隐晦曲折的杂文不同，更难得的是胡适、罗隆基他们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国民党的直接批评。1927年面对国民党以“清党”名义大开杀戒，周作人批评上海那些视而不见、保持沈默的知识份子，其中就包括胡适先生。1928年3月《新月》创刊，192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发佈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立即在《新月》第二卷第二号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尖锐地批评国民党“人治”之下“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剩余”，他列举事实证明即使在这一保障人权令公佈后，人民仍然没有什么人权保障。明白地提出了——“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的要求。此文一出，震动朝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读者声援信雪片一般飞来，蔡元培致信胡适说：“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谨言慎行的张元济也承认“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而国民党的权贵们却极为恼怒。

    胡适一发不可收连续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於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在这些文章中，胡适不仅肆无忌惮地对国民党奉为神圣的《建国大纲》进行了批判，对被国民党神化的孙中山学说也毫无掩饰地进行了批评。甚至直言国民党的“反动”。

    回国不久的政治学博士罗隆基发表了《专家政治》、《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大量政论，学理扎实、锋芒毕露。

    研究文学的梁实秋也发表了掷地有声的《论思想统一》、《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等。

    随后，另一位刚归国的政治学博士王造时也在《新月》发表一系列政论，如《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等，共同把《新月》的书生论政推向了高潮。

    和鲁迅先生那些隐晦曲折的杂文不同，这些文章是直截了当的政论，是20世纪书生论政的巅峰之作，以后的人们几乎很难再攀到这样的高峰。老实说，我是更喜欢这样的大白话的，《新月》一时间成为知识界争相阅读的刊物，也成为20世纪言论自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我们的目的一则是要激动读者的思想，二则是要造成一种知识的庄严”，“读书人对於社会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持知识上，换言之，思想上的忠实。”“志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负责的言论自由”。这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一群知识份子面对血泊中浮出来的国民党政权所公开表达的立场，也就是胡适等一贯主张的“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但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岂能容忍这样的言论自由，上海市党部一再决议请中央拿办、严惩胡适，指控他为“学阀”、“反革命”，“污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这些议案通过报纸、广播传遍全国，胡适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人物，社会影响甚至超过了“五四”时期。胡适自己的日记本上贴满了这类消息、文告。国民党政府下令教育部警告胡适（时为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把蒋梦麟签发的“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的部令退回，拒绝接受警告，并逐条予以反驳。国民党组织了大批反驳、批判胡适他们的文章，还结集出版。这些文字垃圾今天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胡适、罗隆基他们的文字依然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岁月掩盖不住这些浸透了良知、血性的思想、言论。1930年1月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无论是当时、现在，还是将来，都鼓舞着争取言论自由的人们。胡适先生序言中的那些话至今还感动着我们——“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1930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令“设法没收焚毁”《新月》，胡适决意起诉，但没成。尽管《新月》刊物、《人权论集》遭到查禁（不是查封），胡适在国民党的打压下北上北京大学，但《新月》在罗隆基的主持下一直在坚持。1930年11月罗隆基以“反动言论”等罪名被拘捕，在胡适、蔡元培、宋子文等人的营救下很快获释。罗隆基随即在《新月》发表《我被捕的经过与反感》，详细记述了这段经过，愤怒地指控——“这是野蛮，这是黑暗，这是国家的耻辱，这是党治的耻辱。”他把自己这次被捕看作是争人权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此后他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抨击权贵、批评政府的社论，曾遭特务暗杀，倖免於难）。教育部下令光华大学撤去罗隆基的教授职务，在专制政权的高压下，百年言论史上耀眼的星座《新月》出到第四卷第七号终於停刊了。

    为了“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胡适等在1932年5月办的《独立评论》，可以看作是《新月》的继续。事过境迁，不少受过完整的英美教育、长期受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知识份子，纷纷站到民主的对面去了，“新式独裁”、“开明专制”等甚嚣尘上，胡适这一次几乎是孤军奋战，他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系列论战文章就是他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民主立场，近70年后依然遮掩不了那灼人的光芒。

    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这一代自由主义者，对言论自由的执着是后人常常很难想象的。胡适一生做过很多事，总体上看可以说就是追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多次清楚地说自己争的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着述出版的自由”，“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也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因此他才那么喜欢范仲淹的名言“宁鸣而生，不默而死”。与胡适在师友之间的傅斯年也说“与其入阁，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大意），他自己在国民党大厦将倾的年代还在《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文章，就是对言论自由原则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