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风云旧友点评

王军涛


    12月初，中共突然大规模调整地方诸侯职务。多维新闻社以醒目标题在其新闻追击中赫然点评：“胡锦涛主导人事大调整，李克强居中共第五代领跑位置！”一时间，我思绪万千！但不是因为胡锦涛，而是因为北大旧交李克强。

    李克强之所以引起我比胡锦涛还强烈的感慨，不是他在中共官场中的位置与前途。即使他目前的位置被媒体想像夸大后，也不过是“领跑第五代”。赛程漫漫，谁知道最后谁在终点是第一？而且，官场中的领跑者往往是众矢之的，很可能都跑不完全程就栽倒或出局。胡耀邦和赵紫阳几乎是定论的接班人，尚且在最后一程出局，胡启立和王兆国明确是领跑，也在狂风大雨中栽倒。比较他们，李克强目前没有任何优势可以说前途明朗乐观。

    此刻，我心中的政治地图，不是中共官场风云图，而是这则新闻使我想起一批北大旧友的政治选择和他们的政治命运以及他们的政治命运所代表的国家政治演进格局，并由此激起我对於中国政治前途的一番思考。

    我心中的政治地图是中国各种力量冲突及其决定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空间。


25年前未名湖畔的一代风流学子

    二十七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件深刻改变中国政治、学术和人文生态环境及千百万人命运的大事，邓小平鼎力恢复被文革中断的大学教育，并决定通过公开、平等、规范的考试，面向社会招收学生，择优录取。其实，这并不仅仅象一般人所认为那样是为重新振兴中国科技文化事业；这项举措还有其政治目的，这就是为培养一代比“四人帮”还年轻的政治接班人，彻底堵死“四人帮”期待以年龄优势再度卷土重来的可能。因为王洪文曾经说，拼年龄就可以将这帮老东西打败。

    1978年3月和10月，先后两批新生进入大学。人们预期，中国未来的命运将有一代人到数代人的时间被这些天之骄子主导；他们之中，将不仅产生复兴中国的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和艺术家，而且会产生开创新时代的政治领袖。而北京大学，很快就成为全国期待最集中的中心之一。

    其时，北京大学的两届新生也是这样自我期许和自我定位的。初入校门，他们还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力争夺回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然而，当思想解放运动深化发展、民主墙运动骤然兴起、以及中国政界围绕总结文革教训和改革开放开始大争论时，“天之骄子”们坐不住了。北京大学，重振“五四”时期雄风，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成为中国政治的新潮流中心，为世界所关注。

    今天，回头看当时的学子们的精神气度和思想倾向，很容易指责他们骄狂浮躁和自命不凡！但这种指责并既不公平，也不正确。

    当时的学子，与历史上任何一代校园学子不同，是刚刚经历过中国苦难岁月的一代人；他们曾在极封闭的环境中接受过标准的共产党革命的宣传教育并对其深信不疑；他们也曾极度狂热地追随领袖投身政治运动，然后经历其理想破灭过程；他们还曾与中国各层人民一道历尽天灾人祸和身心折磨，许多人被践踏在社会最底层。70年代中期的“四五运动”表明，他们已经不再迷信毛泽东的革命，而是精神和思想独立地探寻新的中国道路。

    未名湖畔的这批新学子追求思想、学识、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统一。他们不仅继续保持忧国忧民的情怀，而且试图追续前辈中国知识份子的心胸境界和融彙当代世界知识份子的人文精神。他们以自己亲身经历的苦难经验和心路历程，参悟世事人生的规律和道理；在此基础上再以更新的知识结构和公开、自由和开放的讨论争辩，重建对於个人发展和国家进步的想法和思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燕园洋溢着明快健康、自由多样、刻苦奋进和开放恢弘的进取精神和思想活力。北大新学子在发展独特的校园文化基础上，很快就对国家大事和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并因此使北大在共产党革命改造后三十年后，再次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意见激汤中心和影响中国政局的政治事件重要发源地。人们普遍认为，80年代初的北大，已经恢复了蔡元培先生开创的思想和学术风气和其后几代北大人通过思想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在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坛中建立起的独一无二的北大形像！

    那时，人们合理地期待，新一代北大学子将为中国的进步提供新的思想和政治带头人！然而，历史变化很少是直通快车。20年过去了，尽管北大对中国进步的各方面做出了一流的贡献，但并没有如人们预期那样辉煌地影响中国政治发展。不过，北大那批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确是与中国一道经历挫折和艰辛；在困顿艰厄之中，当年的北大人并没有放弃，仍然为自己的理想苦斗和奋进。如同他们的先辈，北大人的精神境界在这残酷的命运中才显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政治光谱中的北大风云人物之一：胡平

    经历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和事件的所有北大人都知道，北大在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的亮丽时光及其给人们的影响和期待，不是自然或必然的结果，而是一批北大新学子的创造性活动。当年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多数北大人认同的领军人物是胡平。

    胡平是文革后北大第一批哲学系研究生。目睹政治迫害和荒唐现实，加上勤於读书和思考，他在文革中期就已经形成关於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他从四川到北京时，恰逢民主墙兴起，中国正在探索毛泽东以后的发展路向。温和毛派凡是派力图维持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和形像；实践派则与之斗争，试图以实践作为标准核对总和纠正毛泽东的政治错误。而实践派内部，有一些元老主张回到史达林模式或被文革打断的17年，他们被人们称为还原派。而邓小平等则认为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和已有的经验教训都使得共产党必须改革开放；这是改革派。但是，围绕改什么和怎样改，邓小平划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将改革限於经济领域；而一批在文革中觉醒的年轻人则提出全面改革中国，包括政治改革。1978年10月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直接后果是民主墙运动兴起。最初，党内实践派联合独立的年轻人在民主墙上共同打击凡是派，但当凡是派被解除最重要的政治职务后，还原派就开始将追求民主自由的年轻人视为头号敌人。邓小平则还在犹豫徘徊。民主墙的年轻人则以民刊鼓动民主改革。

    1978年和79年民主墙高潮时的燕园学子，尚没有卷入国家政治的旋涡中心。多数学子正在如饥似渴地读书，力争补回被文革耽误的时间。但胡平则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正在重大转折关头。他为此与民刊《沃土》联系，并在人才济济的《沃土》编辑部中立即赢得同仁的尊敬，被推举为副主编。他写下《论言论自由》一文，不仅指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而且奠定他在中国民主运动和思想史上的地位。

    1980年民主墙转趋低潮，但燕园学子的政治热情急剧升温。胡平与北大其他卷入民主墙的学子一道，试图将民运重心转入北大并将北大变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中心。1980年底的区县人民代表选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最初，《北京之春》和《沃土》联合策划在北大开展竞选活动，由我作为候选人，胡平是我的政治顾问。竞选开始后三天，胡平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竞选，将两个席位都拿下来（最后结果确实是他第一，我第二）。胡平在竞选中修改发表《论言论自由》并为此演讲答辩。他的话题引起激烈讨论，一举将北大竞选活动推向一个高峰；袁红冰认为，这是北大竞选的思想高峰。胡平也因此被北大人视为政治思想的代表。

    由於参与民主墙和竞选活动，胡平曾差点被整肃，也长时间没有工作。但是，他的《论言论自由》被华中创刊的《青年论坛》正式公开发表，这一命题及其他本人再度为中国思想和政治界所关注，并获得全国范围的影响。

    1987年，胡平被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此刻，恰逢青年学子再度冲击中国政坛呼籲中国政治改革，胡耀邦因此失去职务。胡平毅然离开哈佛，担任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的主席。90年代以来，又先后担任《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的主编和主笔。一直是民运和思想界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家和重要的活动组织者。

    北大风云旧友点评之二：张炜对於北大人来说，北大的魅力不仅在於能提供各种学科知识，而且在每一领域都有不同的倾向碰撞激汤，从而形成不同流派。这种不同学科与不同流派相互交流，彙成北大最动人心魄的人文景观。就政治领域而言，当时的北大自由民主主义代表是胡平，但另一方面的代表还不是现在“领跑第五代”的李克强，而是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张炜。与胡平一样，我认为，张炜将来会是我们这一代北大人的骄傲。


中国政治光谱中的北大风云人物之二：张炜

    虽然在80年代初期张炜是北大政治光谱中与胡平不同的另一端的代表，但他决不是思想和政治保守或没有主见地追随官方潮流的学生干部。这方面至今还有人对他有一些误解。

    我与张炜相识於78年底我刚进校时。当时他是北大团委委员和学生会主要干部。我与他一道经历了北大最具争议的几件大事。与胡平一样，我一直处於争议的核心。而张炜，虽然常常被外界看作与我们不同，其实始终与我们心心相印。80年代的北大自由民主的校风，与张炜作为学生会主席的努力分不开。初进校门，我们都意识到，北大的优势是多学科，未来的人才应当具有跨学科的知识和思路。张炜推动学生会举办大量的讲座和活动，创造出独特的北大校园文化。他还发起一个跨学科沙龙，有李克强、李少民、汪康懋、周青和我参加。1979年，张炜接替袁纯清担任学生会主席后，立即开始校园民主试验。他与生物系李林和我一道商议建立了北大的学生议会常代会，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的每一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1980年底竞选展开，北大被中共党内保守派盯住，我们也因此有风险。此时，张炜挺身而出，参加竞选。至今许多人误认为他是校方派出的官方候选人。其实，他是独立候选人，而且是不顾校方劝阻参选的。他最后说服学校领导，支援竞选。部分由於他的努力，北大竞选成为北大人的共识。后来，当中共党内要求查处北大竞选的风声很紧时，张炜并不明哲保身，而是抓住一切机会，对所有他能见到的领导人，力陈己见，维护北大和竞选，并写信给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毕业后，张炜到天津市工作，很快就成为中国政坛年轻的政治新星。他担任天津市团委书记和天津开发区主任期间，锐意改革，成绩突出，得到各界好评。邓小平在听取他的工作彙报和反映问题后，也对他有好评。不过，即使繁杂事务缠身，张炜仍然不忘思想和政治。1986年，公安部直接佈置湖北省公安厅和武汉市公安局将我从武汉逼回北京。但张炜不避嫌疑，请我去天津开发区给各级干部讲课，讲政治，讲思想，讲改革，讲民主自由。1989年六四镇压后，我离京避难，公安系统曾一度怀疑张炜藏匿我，几次向他调查。

    如果没有1989年的镇压，或者如果张炜在镇压发生后没有愤然辞职，那么张炜很可能是今天中国政坛官场的领跑官员。但是，也正是1989年他所作的政治选择，使他在一段传奇经历中表现出卓越的人格魅力。

    当1989年屠杀发生时，他驱车来到北京找到他大学同窗好友吴稼祥，一道致信中央，表示抗议。张炜在失去职务后，又遭家庭变故。1993年，他带着患白血病的幼子来到哈佛大学。他没有任何迟疑将几乎所有美元交了学费，在暑期班恶补英语。随即进入公共管理硕士专业攻读学位。他一方面要读书，另一方面要带孩子并给孩子治病。一年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英国牛津大学录取为博士生，同时他将孩子的绝症也治好了。在牛津大学，他的勤奋和人品赢得了广泛的尊敬。9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派摄制组去牛津大学拍摄中国学子的故事。当摄制组成员听到张炜的故事，都不禁潸然泪下，坚持宁愿片子通不过审查，也要拍下张炜的镜头。张炜在牛津毕业后，被康桥大学录用，被任命为康桥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即便不考虑张炜过去的经历，单是这北大学士、哈佛硕士和牛津的博士，中美英三国最好的大学的学位，张炜就是一个人物。

    今天，张炜正在以其所学探讨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出路。他的自由民主理念更坚定。两年前，我去英国见到他，我们自始至终一直讨论的问题是，腐败、不公和道德沦丧的发展中的中国，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和解决问题。

    北大风云旧友点评之三：李克强读过胡平和张炜的故事经历，再看看李克强“领跑中共第五代”的新闻，读者可能以为李克强与他们有什么本质不同，现在才站在完全不同的政治阵营中。其实，这至少不符合燕园读书时的李克强的形像。当年，李克强是校园中一位思想活跃、言辞犀利的学子。


中国政治光谱中的北大风云人物之三：李克强

    我与李克强相识在常代会上。他是法律系77级的代表。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因此，在第一任常代会主席李林任满离职时，我推荐李克强担任主席并且很容易获得通过。

    我印象中，李克强的专业学习也有独到见地。他曾经提交一份论文，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获得龚祥瑞先生的注意和好评。在我们的跨学科小组讨论中，他也常常妙语连珠，灵感如涌泉。

    1980年底北大竞选时，李克强正在外地实习。但后来他与几乎所有的北大学子一样，维护北大竞选。1982年毕业后，李克强留校，担任团委书记。他开始作为北大的主要学生工作干部参加校外活动。那时，他保持北大学子的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经常在一些场合对一些议题，发表尖锐意见，由此招致其他领域的团干部的广泛不满。在同年北京市共青团七大上选举共青团全国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北大团委书记李克强居然落选。不过，那时的李克强似乎并不介意这些宦途得失。由於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的点将干预，李克强仍然列席团十一大，并且被选入团中央常委。至此，李克强进入中共接班快车道。但也因此，他失去出国留学的机会。

    其后，我与克强在两条不同道路上奋斗，来往不多。但时常听到他的消息。他象北大时期一样，仍然看重思想和学识，在职攻读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曾在80年代作为团中央负责高校口的干部处理过几次学潮，其风格也象当年北大一样，控制学潮，但不搞政治迫害。1989年5月学生绝食开始，阎明複先生在统战部抱病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时，我与克强相逢，匆匆几句话交换看法，感到他比北大时期少了些独立清高的风骨，多了些人情世故的稳健；然而，思想依然敏锐，心胸也依然开放。

    再后来，我坐牢和流放出国，更没有机会与克强相遇。那年河南一场大火，多维新闻社报导，省长李克强为此请辞。我忍不住对记者发了些感慨，就官场责权不相对应的不合理问题作了些评论。尽管我认为，中共官场问题使得李克强无法对许多问题承担直接责任，但我还是纳闷，李克强是如何在这样的官场中隐忍做官的？虽然我只回过半个月老家，可按中国的规矩，我还是河南人。那里不仅有许多天灾人祸，而且有世界闻名的艾滋病和假冒伪劣产品丑闻。有时我也想，李克强到底对此应当承担多大责任和什么责任？

    我想起李克强当年在北大对我说过的一番话，大意是，他很看重北大人的精神境界和风骨；如果他有朝一日当官，有什么违背天理良心的过失，他欢迎包括我在内的北大校友对他批评甚至讨伐，就像当年在北大常代会审议学生会工作那样。那时，我觉得这是毋需多言的赘言，这是我们志同道合的燕园校友之间的天经地义的道义责任，也是北大人对祖国的道义责任。但是，今天，我想中国政治经历过如此沧桑巨变、而克强居然可以在如此腐败的官场中存活并居然到领跑第五代领导的地位，我们还能对此有往昔的共识吗？我不是不相信李克强，而是不相信中国的政治与制度！


见仁见智：国运、校运与个人命运

    25年后的今天，回首当年风云校友走过的道路，感慨万千。今天的现实，与过去的期待完全不同。当年，北大人认为会对中国有重要贡献的政治思想的领军人物胡平，不仅没有如愿为中国潇洒辉煌地贡献才智，反而处於比当年燕园时还要艰辛的奋斗之中。当年，北大人公认的会在改革中有一番大作为的张炜，在大的历史关头，以北大人一向自豪坚守的道义勇气良知与执政者毅然决裂，虽然其后的不同凡响的传奇成就再次证明他的出色，但只能在海外一流学府中教书，无法为自己的祖国工作。而当年，具有北大人尊崇的开放精神、独立思想和犀利言辞的李克强，却在中国的风云变换的政坛和腐败堕落的官场站住了脚，并“领跑”第五代接班人。

    胡平、张炜和李克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批北大人的道路的缩影。1989年后，不仅当年的北大人的思想和路径发生了分化，而且北大也遭致严重打击和改造。严厉的政治迫害和控制以及商业大潮使得北大也已经失去当年的北大人所推崇的精神氛围和思想风尚；很难说，北大还是那个当年的北大人为之骄傲的可以终生吸取思想、道义和勇气的精神故乡。不仅胡平、张炜和李克强不能再在小礼堂面对北大校友自由辩论中国的问题和前途，而且当年的同窗袁红冰和朱苏力也不能在同一课堂上向学子辩论学术问题。尽管还有胡石根、杨子立、余傑和焦国标，但他们不是北大的目前精神潮流，而是凤毛麟角。

    实际上，导致北大人的个人命运悲剧和北大的堕落的是国运的转折退步。北大不过首当其冲受摧残，并成为缩影代表。80年代的北大复兴，是中国在经历了毛时代最残酷灾难和荒唐的岁月后，国人就中国的前途有了共识：中国不仅要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而且要有自由民主制度和独立高贵的精神。北大由此领军中国这一思想政治潮流时，北大人焕发出可与民国初年北大交相辉映的精神光芒。然而，当邓小平决心以铁血意志和手段坚决扼杀中国的这一发展前景时，中国走上了腐败、不公和道德堕落的发展模式。坚守北大理想和精神的北大人陷入空前的艰难困苦中，庸俗或世故的精神风尚和圆滑或机巧的思想心态成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我知道，尽管多数北大人留恋和推崇当年的自由校风和思想氛围，但不是所有的北大人都同意如此评估后来的事态演变，更不同意我对北大人分化的道路的解读和褒贬评议。其实，我至今相信多数北大人；我还认为，走上某条道路与其精神高贵和思想纯正并没有必然联系。毕竟，世事複杂，庙寺之中会有花心和尚，江湖之上也有菩萨心肠。走什么道路坚守精神和推动进步，是个人的基於心智的选择；旁人很难猜透。而且，对每种道路的评议多是见仁见智的争论。但是，我仍然认为，放下具体个人的道德处境和选择妥当性不谈，我们仍可以由个人命运和北大校运的兴衰讨论国家选择的合理性。不论我们如何可以为某个人的具体选择辩解，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和行为制造出的国家的形势，是不利於高尚的精神风尚和健康的思想潮流存续和发展的，而这会导致中国的堕落，并最终导致停滞和灾难。


结束语：兑现诺言

    由於国运的衰败，当年的北大校风衰败了；北大人也经历了痛苦的希望破灭的心路历程，并且在现实政治选择中发生了分化。然而，正如当年的北大的风采不是命定必然出现、而是北大人创造的，个人命运、校运、乃至国运，也不会是客观注定不可变化的。北大人可以通过坚守认同和努力，存续北大的精神和思想传统，重新恢复北大为北大人可以託付梦想和希望，可以从中吸取道德、知识和勇气的源泉、以及可以为之自豪骄傲的精神故乡。如同北大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做过的那样，我们在重建了北大这一精神家园后，可以由此再出发，推动中国的变化。

    感谢新的资讯技术为我们今天实现这一愿望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手段和交流平台。我想从现在起，北大人应当建立一个网路虚拟但精神真实的北大人共同体：真北大，或VIRTUAL BEIJING UNIVERSITY.这里，认同北大传统荣誉、精神和思想的北大人可以崇敬地追思旧日校友的风采，可以自由交流政治意见和思想观点，可以志愿开展和组合各种活动提升参与者或北大或中国的精神境界和推动其进步！

    这不仅是当年我们的梦想，也是当年我们在未名湖畔的博雅塔边被北大高贵洒脱自由奔放的精神风气滋润青春心灵时，发自内心深处的庄重承诺，是出自感恩和敬意对自己、对北大、和对中国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