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报国之志”——重读百年言论史之三

傅国涌（浙江）


“梦想”的陨落


    1933年的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这一年在言论自由史上发生了值得一提的几件事。那年元旦，胡愈之在老牌的《东方》杂志推出“新年的梦想”专栏，一下子就发表了142个着名知识份子的250个"梦想"，2001年1月1日杭州日报整版选载了部分梦想，67年后还是让我感慨不已。特别是胡愈之1932年11月1日发出的徵稿信——"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沈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徵稿活动引起了热烈的回响，截止1932年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来稿。说梦者当中没有鲁迅，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说："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在万马齐喑的年头，这么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流知识份子集体"做梦"自然要闯祸，不久胡愈之就被辞退，丢失了《东方》杂志这块有影响的言论园地。还是鲁迅想的3深刻，他在1933年元旦当天写的《听说梦》中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这年1月21日，当时江苏省会镇江市《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因为揭露官吏公卖鸦片和吸毒的黑幕，以"共党"、"共党报纸"，"蓄意煽起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的罪名被顾祝同下令枪决，震惊中外。镇江新闻公会想全国新闻界和政府呼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两次发表中英文宣言，揭露真相，抨击暴政。2月19日，上海各报239名记者联合宣言，为刘煜生伸张正义，指责顾祝同妄图把新闻文化界“永在军事机关控制之下，而不得享受约法所给予的言论自由，生命安全之人权保障。此非刘煜生一人之问题，而值为全体人民所应严重抗争者”（1933年2月20日《申报》）。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和文章，抨击当局摧残言论自由、草菅人命。全国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也要求追究、惩办责任者。全国各地到处集会，发表通电，谴责暴行，呼籲保障新闻自由。《申报》、《生活》周刊等报刊纷纷予以报道。

    在这前后监察院也依法弹劾顾祝同，国民党当局被迫将他调离。并於8月和9月1日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1934年8月，杭州记者公会向新闻界倡议把9月1日定为记者节，得到新闻界的回应，这是刘煜生用生命换来的节日。邹韬奋办过六刊一报，14年中一次入狱，三度流亡，为言论自由奋斗了一生。他说："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我深信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他主编的《生活》周刊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期刊（15.5万份），这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先生被特务暗杀，身为执行委员之一的邹韬奋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多出传闻《生活》将被查封。邹韬奋被迫"出国暂避"，将编务交给胡愈之等。这年底，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譭谤党国"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最后一期《生活》（总第417期）发表了邹韬奋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表示"甯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愿和读者在实际方面"共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这年4月当局公开审理创办《新青年》、直接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危害民国"案（1932年10月被捕），他本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不失五四当年的丰采。和他一起办过《甲寅》等报刊的大律师章士钊义务为他辩护。尽管陈独秀最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但当时的《申报》、《国闻周报》、《法治周刊》等媒体都详细、真实地报道这一案件，《益世报》等大报还全文发表了他们的精彩辩护，乃至判决书、上诉状等。更意味深长的是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彙编，还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这些事都发生在1933年。

    这一年因为推出"新年的梦想"，胡愈之先生被迫离开了《东方》；这一年，坚持正义，捍卫言论自由的《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先生被残酷地枪杀了；这一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先生因言获罪，被判13年；这一年，为人权奔走呼号的杨杏佛先生躺在了暗杀的枪口下；这一年，邹韬奋再度流亡异国，《生活周刊》被封杀了……这一年，有太多的悲惨与绝望，这一年的日历上挂满了不幸的挽联。

    然而，我读到了尘封的史料中那些同样的铁铸的事实，比如国内报刊对陈独秀一案的真实报道，书局、大学的表现，它们毕竟是独立的。全国新闻界、人权组织、律师协会等各界社团对枪杀刘煜生的愤怒抗议，一个一党专制的政府在抗议声浪中作出的让步。

    "9月1日"，是早已被有意遗忘的记者节，一个鲜血换来的记者节，是百年言论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日子。还有邹韬奋正气凛然的告别辞。和《生活》周刊同人《最后的几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这是我在1933年那个"昏黑的年头"所看到的亮色，这不是漫长的冬夜里的梦，而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人们与黑暗顽强抗争所创造的一点光明。我们无法一一记下那些创造了光明的姓名，但我们会永远铭记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言论自由的理想。

    《生活》被封后，1934年2月《新生》周刊在上海出版，“旨在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实际上就是《生活》后身。立场、态度与《生活》一脉相承，由东北实业家杜重远出面主编，实际上是艾寒松一人负责。内容充实，宗旨明确，当年每期销数就达7万份，“超过国内一切定期刊物之上”。正如韬奋说的“好象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防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这火炬就是言论自由的火炬。

    1935年5月4日，《新生》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艾寒松的《闲话皇帝》（署名“易水”）一文，其中说天皇有名无实，只不过是日本军部藉以掩饰罪恶统治的摆设的"古董".日本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当局立即查封《新生》，共出版72期。接着，杜重远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徒刑，酿成轰动一时的"《新生》事件".各国舆论纷纷谴责，各地华侨报纸遗篇抗议声浪，张学良部下将士及各界纷纷到狱中看望杜重远，《新生》读者自发组织了“新生后援会”。


枪桿子与笔桿子的对话


    《申报》是一张老报纸，是英国人1872年在上海租界创办的，也是我国第一张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江南城乡的老百姓几乎把《申报》当成了报纸的同义词。史量才从1912年接手以后惨澹经营，把它发展成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着名报人都曾先后在《申报》工作。1926年《申报》发行量突破10万份，"九一八"以后，《申报》因宣传抗战，发行量达到15万份以上，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举足轻重。作为《申报》老闆，同时控股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他还是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参议院议长，30年代初的史量才如日中天。

    史量才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在遭暗算前不久曾和俞顺华"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在相当长的时期，《申报》是恪守了言论自由原则的。袁世凯时代，邵飘萍他们写的那些批评独裁、称帝的评论早已载入史册。蒋介石时代，它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等三篇令龙颜震怒的时评，矛头直指当局"枪口不以对外而以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所言：'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对於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能解者也。"它发表对於南京中央大学学潮的报道和评论。1931年12月17日，南京珍珠桥惨案后，它不顾禁令如实报道，并发表《学生爱国运动平议》的时评，称学生“其情则可原，其行则可敬，其艰苦卓绝之泣血呼籲，则可歌可泣”，“充分显示我古国之民族精神尚未死尽。”它大胆起用28岁黎烈文主编副刊《自由谈》，发表了陶行知、茅盾、巴金、鲁迅、老舍、郁达夫、胡愈之等人的文章。特别是鲁迅，自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间，在《自由谈》发表了大量含沙射影，抨击专制独裁的杂文（总计143篇），结集的就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申报。自由谈》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决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对中国言论自由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2年8月，蒋介石下令"禁止邮送"《申报》。最后，史量才被迫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前两个条件（一是《申报》必须改变态度；二是立即辞退陶行知、黄炎培等人），但他断然拒绝了"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进驻报社指导"的条件，宁肯停刊也不接受。历经35天的禁邮后，蒋介石毕竟对《申报》的影响还有所顾忌，终於同意解禁。1932年11月30日发表的《〈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提出十二项具体的计划，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申报》不仅刊登了宋庆龄抗议蒋介石杀害邓演达的声明（史量才认为"这是孙夫人签名发表的，没有不登的道理。"），而且大量报道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同时，创办《申报月刊》，发行《申报年鉴》，创办“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流通图书馆等文化事业，《申报》的影响与日俱增，进入鼎盛时期。史在“一二八”抗战中的作为，使他当选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据徐铸成《报海旧闻》，蒋介石曾找史谈话，他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在百年言论史上没有比这段对话更惊心动魄的了，对话的双方一个是不可一世的枭雄，一个是报业巨子，这是枪桿子和笔桿子的一次对话，笔杆子虽然拒绝了枪桿子的威胁，但他注定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当然枪桿子在握的蒋介石最终也被赶出了大陆。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沪杭道上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史量才的死震动全国，一时舆论大哗，人们发出了这样的悲怆呼号——“法律是什么？枪桿是什么？人民的生命是不受保障的，这不单是报界的悲剧啊！”蒋介石被迫假惺惺地下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督饰军警，悬赏缉拿".失去了史量才的《申报》历经曲折、勉强支撑到1949年5月，随着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垮台，这份生存78年之久，见证了中国近代风雨沧桑的老报终於走到了它的终点。在言论自由史上人们会永远记住《申报》的作为。“四不”光芒1947年，历史学家顾颉刚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回顾几十年国内报纸，总有一家最受知识界和广大读者欢迎，成为舆论重镇。它的销数不必是最大的，但代表公众意见，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权威。辛亥前后的《民立报》——包括《民呼》、《民籲》，民国初年狄平子主持的《时报》，'五四'前后的北京《晨报》，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大公报》，当前的《文汇报》，都起了这个作用。"（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引言》）。其中以《大公报》执舆论牛耳的时间最长。

    这张老报纸由应敛之初创於1902年的天津法租界，但它在言论自由史上最辉煌的跋涉开始于1926年，这是邵飘萍、林白水在北京被杀害的年头。这一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以新记公司名义接办《大公报》，说是公司其实只是吴鼎昌一人出资5万元，胡、张两人出劳力（以后还给重要骨干送荣誉股），完全是民间报纸性质，正是这个三驾马车开创了《大公报》的新纪元。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社训，实际上就是强调报纸的独立性，逐渐形成了文人论政的办报特色。"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主张独立思考，不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以言论报国，议政而不参政，不以赢利为目的。难怪不到一年，报纸的发行量就从的不足2000份增为6000多份（40年代末是16万份）。在以后二十几年中，他们是坚持了自己的报格的。比如1935年吴鼎昌从政之后为保持"不党"形象，即登报辞去《大公报》社长之职。在国共内争白热化的20世纪中叶，能站在独立立场，做社会良心，替普通老百姓说话，《大公报》可以说是异数。其独立性从这件事即可见一斑，30年代初，国民党当局令各报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红军为"匪军"，《大公报》却没有照办（毛泽东曾动情地说过"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虽然，报馆内也有杨刚、彭子冈、徐盈这样的中共地下党员，但前后两任主笔张季鸾、王芸生则是不折不扣的无党无派、以言论报国为天职的人，徐铸成等人也都是《大公报》精神的传人。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加入了共产党的，还是坚持无党无派的大公报人，几乎都未能逃过反右、文革等连绵不绝的劫难，杨刚、范长江自杀，蒋荫恩、孟秋江被迫害致死，徐盈、彭子冈、陆诒、肖乾、李纯青、徐铸成等有谁逃过了1957年这一劫呢？被毛泽东"放了一码"的王芸生，他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1941年9月，以报人终其一生的张季鸾去世后，国共两党、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称道，蒋介石唁电称他为"一代论宗"，国民党政府发出褒扬令，称他从事新闻事业三十年，"作社会之导师".周恩来等联名发出的唁电称他"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盛讚其"谋国之忠，立言之达".毛泽东等称他"功在国家"，《新华日报》发表《季鸾先生对报业的贡献》的评论。国共两党一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样的情况恐怕只在蔡元培身上发生过）。

    他的报业生涯开始于世纪初的《民立报》，除了民国元年在南京临时政府当过秘书，他一辈子都在办报，曾两次为言论自由而入狱，第一次是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他在《民立报》秉笔直言，被囚禁三个月；第二次是他在《中华新报》任总编辑，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借款合同再陷囹圄。从1926年以后，他在《大公报》的十五年是他言论事业最为重要的一段。他曾说："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正是在他手里，把这张民间报纸办成了舆论的重镇。1927年他就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批评炙手可热的新统治者。他自称"我是一个文弱书生，立志要当好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我以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於党派之外"，无党无派、独立言论，这不仅是张季鸾的志趣，也是《大公报》的取向。平生只信奉暴力和金钱的蒋介石也不得不刮目相看，1929年12月，他发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的通电，表示报纸应对政府弊病"尽情批评"，《大公报》的地位也由此可见。

    张季鸾之外，王芸生对推动《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一次笔仗中认识，从1929年张邀请他加盟《大公报》直到他成为总编辑，他以"为国人代言，为民众请命"为座右铭，写了大量文章，数百万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也是陆续在该报发表的。他的汪洋恣肆、一泻千里的政论曾感染了千千万万的人。今天再读他写於1945年12月的《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武，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高位，淩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我们还是会为他的见识感到震撼。王芸生为争取言论自由的所作的长途跋涉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他当年的言论风采，他对国家的赤诚，也早已得到同时代人的肯定。

    张、王二位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文人论政的典型，他们把中国的言论自由事业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两极对峙的血与火中，独立、客观的言论尤其难能可贵，大公报批评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专制那是人所共知的，如揭露孔家豪门在香港沦陷之际抢运洋狗的社评（引发了西南联大、浙大学生反孔游行），批评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抗议查封《新民报》等，如《看重庆，念中原》、《莫失尽人心》、《万方多难念东北》等，"九。一八"后甚至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之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民".为了这些不仅仅是"小骂大帮忙"的言论，《大公报》曾遭过停刊三天之类的罚令，张季鸾曾挨过"禦训"，王芸生曾遭党报围攻。作为独立的民间报纸它也批评过共产党，比如《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籲》一发表，周恩来当夜就给他们写长信，但他也承认王芸生的文章"爱国之情，溢於言表"，《大公报》发表了周的信，并发表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此外如《质中共》、《为交通着急》、《东北的阴云》、《可耻的长春之战》等都曾令革命党恼怒。在天下"不归於杨则归於墨的情形之下"，这张超越於政治党派之外、不依附於任何势力集团的民间报纸陷入了夹缝当中，一面"飞来红帽子"，一面骂它"帮闲"、"帮凶".在1948年江山即将易主的时刻，《大公报》还明白地提出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先后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政党。和平。填土工作》的社评。这当然是国共两党都不能接受的，《大公报》的命运因此注定，《大公报》的精神也因此长存。

    如果没有那个留日出身、具有现代眼光的胡政之，《大公报》完全可能就是另一番面目。他曾说："我办《大公报》，心里总拿《朝日新闻》作榜样，相容并蓄。"好一个"相容并蓄"，这四个字在20世纪只有蔡元培主持的北大和胡、张、王主持的《大公报》才当得起。有了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他的才会大胆起用年轻的肖乾编文艺副刊，不惮"南京下警告，工部局来传票"，发表范长江名动一时的通讯《陕北之行》、《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不惜以"违检"得罪当道。他才会在1948年拒绝了出任行政院长的试探性邀请。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荣誉奖章授予《大公报》，称它是东方最优秀、最严肃的报纸。1949前之前的《大公报》的确代表了中国报纸的最高水准，它在探索言论自由的路上所达到的高度也是后世所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