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89上海来鸿
杨巍
LILY，您好：
先谈谈本次学潮中我与学生接触的情况。
5月19日之前，我基本上没有与学生接触，因为学生的口号有“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这类的东西，我若与他们接触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便。但我密切注意事态发展。
5月18日晚，看李鹏等与学生代表的对话，李生硬的态度表明中共中央与国务院绝不会接受学生的停止绝食的条件。次晨（5月19日）广播中播出红十字会警告北京有发生流行病的危险。白天，我同一个关心国事的朋友（X君）谈谈局势，看看会如何收场，X君认为政府动用军队的可能性极大，我们也谈到其他可能性，例如爆发烈性流行病，绝食者出现死亡等等。傍晚，上海已经谣传北京已有死亡。我经过一番考虑后，终於在晚上9点打电话给H君，陈说我的看法，希望民联能出面呼籲停止绝食。当时想法如下：1.全国各民主党派及许多主要报纸均已承认学潮为爱国民主运动，此形势挺好。
2.继续绝食已无意义，因为不可能感动CP中央及政府。反而可能出现不良后果，如有人死亡，则以后确实很难向其家人交待。此外，也给了政府“出兵救人”的藉口。此外，如果发生传染病等，确实对谁也没好处。
3.如果民联等出面使学生停止绝食，必然大大提高民联的声望，有利於合法化，（不用说，对我个人也很有利）。
4.停止绝食可以消除政府出兵的可能性，一旦出兵，现有成果可能会部分丧失，例如民主党派重新转向等。
当时与H君谈了这些情况后，即获H君支援停止绝食的呼籲，考虑到H君可能要徵求其他同志的意见才能最后决定，我约H君10点再打电话，10点时，H再次肯定停止绝食的想法，委我代表民联去呼籲学生停止绝食。当时我打算先说服上海学生，然后在与他们的头头赴京说服北京学生。
十点二十左右到外滩时，便听说北京学生已于晚上九点停止绝食，但上海还在继续。我亮出中科院研究生证给复旦的学生们看，他们有不少知道我们的名字，知道是“民联分子”，并帮我找到决委会的头：Z君，以及其他一些人。我说我们民联呼籲你们停止绝食，理由有：1.各民主党派以及各报各界已承认你们是爱国民主运动，这便已经是历史结论，是谁也抹杀不了的。至於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承认，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无碍於历史结论，不要为一两句不值钱的话拿命去换，不值得。2.继续绝食可能造成死人，死者皆民主精英，死了对民运和对各人家庭皆是巨大损失，我们不能再让“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的现象重演，不能把民主的血本都花光。此外，医务人员所说的发生烈性传染病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不可忽视。还有，如果绝食者健康受到严重影响，会一直妨碍今后的求索，甚至被迫退学的话，也是重大损失。要特别注意军管的可能，一旦军管，民主可能受挫，现有成果可能部分丧失，出现倒春寒。所以现在应该立即停止绝食，回校休整。
Z君说他也在考虑停止绝食，但问题是怎样说服绝食者。当时还有其他一些头头，有的赞成停止。有的不赞成，大致一半对一半。
由於找Z君的人很多，我无法老和他在一起。后来我又找到复旦学生会的R君（全国学联副主席），他也是认为应当停止绝食的，他在说服其他一些人的过程中作了很多工作。当时场面很乱，学生头头分的很散，不易凑拢，统一意见。因此决策得比较慢。在此过程中，许多学生表示对我的欢迎，并关心我的安全。有个财经大学的小同学始终挽着我的手，生怕我被“便衣”抓走。
我给一些人留了地址和电话，还给一个人帽子上签了名。我曾希望亲自给绝食者讲话，但R君认为我尽量不要正式出面，我便尊重他们的意见。大约十二点左右，学生头头已达成一致意见，撤回学校，复旦的学生是Z君具体去做工作撤的，而其他各校的学生也是看复旦而行动的。R君与市政府联络员保持联系，他负责告诉市府学生已决定了停止绝食，让市府派救护车等拉走绝食者，还有客车等运送被褥杂物及一些劳累者回校。
学生便有秩序地开始撤退，先是撤绝食者，由健康者两人搀一人。有些绝食者是硬拉走的。场面很悲壮，无须多说。然后医护人员撤走，然后是各校学生撤。我是两点左右离开现场的，此时绝食者已全部撤走，其他同学也已撤了一半，我并未见有市府或市委来现场劝说。
在撤退已经开始时，李鹏的讲话开始了，但大多数人没听到，少数人携有半导体收音机，时响时轻，听不真切，但知反复听见“动乱、动乱”之说以及掌声，听到的人无不愤怒。
次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报导是“5月20日临晨，绝食静坐等的学生听到李鹏的讲话逐渐散去，临晨两点市委负责人到现场劝学生回校，两点四十分学生全部离开现场。”
[分析：绝食是停止了。但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阻止政府用兵，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后来有关知情人说，5月19日临晨李鹏、赵紫阳等前往天安门广场与学生见过面后，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扩大会议（扩进顾委人马）就先后开会，研究对付学生，下午已决心用兵。此消息立即被人送抵学生。（这就是后来中央恼怒地称有人将核心机密写给非法组织）。学生经反复争论，至晚上九点才宣佈停止绝食。李鹏的讲话是在十点多开会时说的，（广播发表时是十二点左右）。所以，与其说学生停止绝食太晚了（最佳时机当在十九日上午红十字会紧急呼籲之后停），不如说李鹏等本无诚意和平解决事态。（据后来透露的杨尚昆讲话说：军队本来打算二十一日开进北京市区，可是事态有了紧急发展，故提前一天行动）看来这紧急情况就是北京学生停止绝食了，於是李鹏急忙来个“敌退我追”，防止和平结束，以免使中共被动的局面成为定局。其实要叫学生再早停大概难度也很大。当然停止绝食还是对的，否则军队以抢救学生为名，可能二十日就会沖进广场。另外，学生毕竟是停在李鹏讲话前，从而使李鹏的真正用心暴露无遗。]（我在5月18日前就听说高层传达了邓小平的话：“我有十几万军队（原话如此），看他们（指学生）能搞出什么名堂。”另外戒严部队早就被隔离通讯，不准看报看电视，唯读4.26社论。所以用兵之策早已定下。）
上海停止绝食的时间也太“巧”了，如果再晚，学生听到了李鹏的话就会坚决不走了。如果早停止一或者二个小时，则上海市府市委无法说成学生是他们“劝回去的”，现在他们向上一报功，当然使中央大吃一惊，以为上海市府市委果然能干，全国没有第二家建此奇功。看来这也是江泽民当上总书记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说二十日白天，各校学生纷纷上街抗议李鹏政府，而复旦则上午按兵不动，头头们在学生会商量行动。最后正统学生会与学生自治会联合起来，以R君挂帅行动，下午，一万左右学生拍着整齐的队伍倾巢而出，进行了本次上海声势最浩大的游行。我在人民广场亲见R君双手打V走在头里，复旦的雄壮声势再次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以后各校基本上唯复旦马首是瞻。
5月21日天下着雨，街上游行不多，复旦派了多支小分队外出宣传。北京消息，军队被民众阻在北京市郊，进退不得。
我与X君分析形势，一致认为：1.李鹏决不孤立，他得到中共上层大多数人支援，有邓、杨、陈、王等撑腰，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倒台。用兵是早已策划的，不是谁一时冲动，李鹏是冷静阴沈的，并非疯狗。如果李鹏立即下台，则意味着中共垮台，故中共上层多数人将齐心保李过关。总之不存在“邓抛弃李”的可能。
2.军队暂时不会向学生和民众开枪，但只要不强令开枪，军队也不会反戈，而且如果战士相信可以不流血就能够驱散学生的话，他们仍可能执行命令，但暂时还不太可能。
3.X君认为可能性最大的还是暂时僵持下去，但这不是个稳定态，而是高度危险的激发态，流血的危险始终存在。军队肯定能比群众耐久，而且军队可以轮换。即使能长期坚持，但如果国民经济大受影响甚至崩溃，则老百姓必然厌战求安，这时民运再衰至竭，军队就可能一鼓作气攻入。
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并设想流血的几种可能：1.在戒严令下，军警有先斩后奏之权，可能有个别军人被打被骂而发火，对民众动武，民众再报复，怨怨相报，势成燎原。
2.在军队受到某些袭击，有人财损失时，军队不堪民运（看不清楚）。军头遂称“克制已极，忍无可忍”，下令开火。
因此，应该设法立即结束危险的对峙状态，办法是：如果学生能与政府提出谈判，表明在军队撤走的前提下，学生愿意撤出广场回校，那么，就能保存民主实力，选出代表与政府对话，提各种要求，包括改组政府的要求，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难再度上街，因为军队是撤回外省，学生只是回校，主动回校与被驱赶回校不同，前者随时可再出来。如果政府不接受学生要求，则必然要承担制造动乱的责任，失去民心、军心，而于学生基本无损。
5月21日晚我到复旦，希望通过复旦学生向北京学生建议谈判，但一到复旦，见气氛紧张，学生会走廊上学生都在叫“流血不可避免”还在组织敢死队。R君忙得不亦乐乎，不愿与我说话，有个学生小头头WG君对我说，北京明晨五点将镇压，上海亦将动手，无锡军队已开至江湾镇等。
我周围其他学生正在向两个美国留学生说：“我们不惜流血牺牲，如果军队开火，我们不惜夺取武器，进行起义。”WG说中央政治局开会，老人们说要杀掉二十万人，以求二十年安定。还说上海学生已经与军队联络，军队团以下干部皆表示支援学生云云。（后证实皆属夸张。）同时R君正在向一些宣传队长讲：“军队正在向我们开来”等等。虽然气氛是极度紧张的，紧张得要爆炸了，但我总觉得有一种滑稽而夸张的味道。
当时，一时无法谈建议谈判事，（WG称邓小平已说过决不做任何谈判），我就决心和学生在一起，看个究竟。我先回家打了个招呼，声称情况紧急，要出去躲一躲）。我睡在学生会里一堆大衣上（系人们捐给绝食者用过的）。一直听着学生们打的电话，不时又出去看看贴了什么宣传品。边上不时有学生在议论慷慨赴死等等。心想这次学潮之后，校园里准要流行黑色幽默。
电话大概有不少是北京打来的长途，传来各种消息，还有说军队到达哪里哪里，间或有各校的联络。
大约临晨两点，有消息说军队已到达五角场（离复旦约一里路），我想我倒要证实一下这不可思议的消息。於是冒雨到五角场一游，什么也没有。回复旦后，我立即找R君，说了五角场的情况，同时提醒他，现在玩这种军事游戏非常危险。希望他冷静下来。但他表示，他会对学生生命负责的，所听到的消息中，有许多是确实的。同时又不肯单独一人与我谈话，（不知是何顾虑）。我看看形式已不象要立即爆发的样子，便回家去休息（到家临晨三点，是五月22日）。
5月22日晨8点，我再次去复旦，找到R君（此时电台“闢谣”否认军队将镇压学生，上海亦无军队，同时说华师大几千学生临晨二时已佔领从外白渡桥至河南路桥的四座桥梁，堵住交通，后闻军队未开到，随撤返学校），此时R君已经冷静下来。与助理陆建一起与我谈话，我们分析了形势，并提出谈判方案，希望他们能向北京建议（复旦不断派学生北上并複返）。陈明当务之急是要求取消戒严令，防止流血，同时如果学生能撤出广场，则亦说明下戒严令是错误的，从而引人作进一步思考。但L君合R君皆认为当务之急是倒李，且认为把握很大。谈判易示弱，“两军相争勇者胜”，不能软下来，等等。但R君表示在适当时候仍可考虑谈判，我见没法说服他们，便表示反正形势暂时尚可相持，我们观察观察再说。我们友好地分手道别，我又去上班。当晚与H通话，力陈应呼籲学生提出谈判，有条件地撤离广场，H好像是同意的。
5月23日晚，再次找R君，一进复旦学生会，只见学生们围着一张上海大地图，上面尽是圈圈点点，原来是在佈置拦截交通，以便“让工人罢工”。找到R君后，只见一个青年教师正在对R君说，拦车不妥，要设法制止。R君说“指挥部的人是冷静的，但是今天下午国际政治系的人包围了指挥部，坚决要求切断交通。如果我们不答应，则学生会四分五裂，不能抵禦镇压，况且我们不叫拦，学生也要拦，局势会失控。不如我们带队伍去，5点拦，九点撤，不拖延。”各校的分工也基本上是复旦佈置的。
后来我对R说：“拦车事既然已如此，我也不多说了，反正尽量别失控就是，我是想来谈关於谈判之事。”R说他也觉得应该谈判，将派人把此建议送往北京。我不放心，就出去找了个教室，写了“有条件撤离广场的谈判建议。”即四个条件：1.政府下令撤军，取消戒严。2.保证秋后不算帐。3.让学生利用一次新闻媒介发表“告全国同胞书”。4.请各民主党派和海外华人组织代表团监督，如政府同意此四个条件，学生同意从广场撤，并且写了一些利弊分析后，将纸条交给R.并嘱R在适当时机与有关部门谈判，促他们保证“不秋后算账”，R表示同意。
我离开复旦后即与H君通话，告知学生领袖同意去建议谈判事。H君作了纪录。
5月25日下午我再去复旦，惊异地发现R君等的“辞职声明”。原来24日晨一时，学生与青年教师联合开会，决定交拦截交通改为夹道宣传。但次晨五角区夹道宣传的学生涌入车道，造成阻塞，R君等劝阻无效，声明辞职，此外，激烈派学生亦认为R等软弱，表示不承认他们为学生代表，於是R等皆辞职，以后R便不知去向。
来到学生会，见了Z君、C君（这以前我不大和他们接触），我问了R君情况，他们说未闻他谈起谈判建议事。我再次表示希望建议谈判。Z，C二人皆初步认为可取，但又说，新的学生领导机构将在晚上8点产生，必同他们谈才有效，（C君是管宣传和财务的，募来的经费由她批给各组）。
我5月25日晚8：00到达复旦学生会。当时学生们似乎还在开会选总头头。我找到C君。她让我稍候，我告诉他们：“今天我看到了在沪的九个人大代表发的紧急呼籲，主张军队回营房，学生回校，工人回工厂。基本上符合我们谈判的建议。你们是否能与他们取得联系，达成一致意见，这样就安全得多”。C表示同意，并让我重写了四个条件，然后说得会开完，找个常委跟我一起去找徐鹏教授（九个人大代表之一，复旦中文系教授）。我等在隔壁，一些学生联络员正在听一个教师模样的人，（后证实此人是上海飞机厂的）说话，该人姓崔，他说如果北京的戒严延迟下去打破世界纪录，那就将使政府很被动，现在军队已后撤，学生应该坚持下去。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说：“军队现在是退避三舍，历史上退避三舍的一方最后取胜了…”。但是，当时学生认为我的话很刺耳，不听我再说。不一会儿，新选出的总头头W君跑来对我说：“不管你是真民联还是假民联，我们希望你别再来了！”
新选出来的也是比较激烈的人，绝不同意谈判之类的建议，表示坚决不妥协。C君也附和了他们，至此，我的谈判建议告吹。
5月26日我抄了上海九个全国人大代表（张仲礼、吴贻弓、吴承惠、浅薄成、吴肇光、徐鹏、丁伟、陈松英、王品先）的紧急呼籲：按段落：“1.坚决保护广大青年学生在这次民主爱国行动中的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坚决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安定团结，要求部队立即回到军营去，学生立即回到学校去，工人立即回到工厂去，制止事态的扩大，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2.立即恢复新闻传播媒介的正常报道让人民群众及时瞭解时局的真实情况，以堵塞谣言的传播。3.强烈要求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听取和审理李鹏总理关於国务院处理学生请愿问题的彙报，并据此作出召开全国人大临时会议的相应决定。”晚上打电话给C君，读了上文，再次建议学生与九代表联络，C说他们是中立的，我们是坚决倒李的，谈不到一块儿。至此我也绝望了，再说谈判的时机也差不多丧失了，我就没有再建议此事！
[分析：我至今仍认为，当初北京学生如能及时与当局谈判，有条件地主动撤离广场，那么形势还是可挽救的，至少“高自联”还有可能存在下去（虽然难合法）。但是如何使北京同学做到这一点，确实是很难的。即使上海学生认为谈判可去，要再接着说服北京学生也是高难度的。我当时自己犹豫不决，未能果断一点直接赴京找北京同学，虽说这里还有种种原因，但现在想来，如果我当时去了京，即使未能成功，也能以尽了全力而自慰，不如现在这样懊悔。] 5月28日，全市学生再次大规模游行集会，但我在气功班呆了一整天，因为那天也是比较特别的内容，5月29、30因业务去市郊出差，回来后见各校已在“空校罢课”。
6月1日打电话打到C君，她说她以及Z君都将回家，上海留下W君（赶我走的那位仁兄）。
6月7日得悉C君后又未走，Z君亦非回港而是赴京，而W君倒是走了。於是6月8日晚我又至复旦，找到C君，要求见见北京回来的同学，问问他们究竟在6月4日目睹了什么。C君将我介绍给一个面容清秀的学生，他说他是在6月4日晨4点多随大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有坦克追他们，他亲眼看到几个学生被追上来的坦克轧死，他自己机敏地跳上了花坛，才逃了一命，还受到了瓦斯毒害。C君说Z君亦见身边坐轮椅一男子被打死。
是晚我没见到Z君。
6月9日上午，我电话约Z晚上见面，下午是全市学生集会追悼北京烈士。晚上见到了Z君，Z说他6月3日赴京，到达北京为6月4日中午1时，当时他尚不知发生了流血事件，直往天安门广场走。在军民对峙的广场周边，他迎着枪口走过中间的无人区，身后群众为他的大胆而鼓掌，他自己还不知道危险。后来军人阻止他前进，强令他回转，否则就要抓，当他转回身走时，听见身后开枪，群众大乱，但未见人倒下。估计那一次还是朝天打的。
我叫他尽早离开上海回香港，他还不信政府会对上海的学生下手，表示“不舍得离开这里的战斗”。我说：“你把北京回来的其他同学目睹的真情带给香港同胞，亦是有意义的。”他表示会考虑。
6月10日晚，广播里传来Z君在机场被捕的消息，我方知他又叫“姚勇战”。回想5月6日时，有个内线朋友就告诉我，复旦有个香港籍学生姓杨，是学生头头，很活跃，已被登入黑名单。想必就是Z君了，“杨”疑为“姚”之音误。
[分析：本次学潮最后惨遭镇压，是很令人痛心的，从学生的主观原因来检讨，也有许多要反思的，学生一直未从保存实力方面考虑问题，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轻信中共所谓“军队不会向学生开枪”等诺言。再进一步说他们的下意识中还多少有相信“党是母亲”的说法，母亲怎么会杀儿子呢？Z君被捕前一天还认为，政府不会抓他，因为他是学生。
另一个重大失误是以为“邓小平会抛弃李鹏”，这是对中共的实质还认识不足，以为李鹏5月19日的讲话是一个失去理智的决定，是他一时成了“疯狗”，等等。其实纵观学潮整个过程，李鹏等人的手段始终是冷静和冷酷的。他们的根本目标是逼反高自联，然后加以根本清除，具体手法是，一边发佈戒严令程军队有权使用一切手段，一边又在军队出动前进行“爱民爱学生教育”，使军队不致倒戈。军队被堵后，他们暂时忍耐，令军队暂停，以免兵变。而当他们发现军队胶着处，群众并未严重攻击军队，反而送饭送水进行工作时，便下令退避三舍，脱离接触，同时加紧对部队做他们的工作。待他们认为基本掌握军心，而群众和学生又成强弩之末时，他们再度进军，但先让军人採取比学生彻底得多的非暴力主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将士兵暴露在群众的攻击之下，故意放弃军车让群众烧毁，用这种苦肉计来激怒士兵，把十几万全副武装的镇压部队变成了“哀兵”，并且有了宣佈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依据，至此才最后下令开火。
这一些周密佈置，都并无“发疯”迹象，到像是早就精心策划，摸石子过河的。所谓发展到“反革命暴乱是必然的”之类的说法，也正说明当局将高自联逼上梁山，加以全歼的方针是早已订下的。反观学生方面，常常对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只进不退，勇而无谋，时骄时躁（表现在对一些不同意採取激烈行动者进行威胁），这说明了学生尚有天真幼稚的一面。他们没看到只要保存了高自联，就是了不起的胜利，为今后对话等建立了有利条件，而只是以为不在广场上坚持，撤回学校就等於失败，因而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Z君被捕后，我便设法约见国家安全局的人说话，一直到7月2日才约到，他们一大一小两个特务在南京路耶露西餐馆请我吃西餐，边吃边谈。我告诉他们，5月19日晚，上海学生停止绝食，撤离外滩，是Z君具体作的工作，而非市委市府作的工作，故而江泽民当上总书记多少有Z君一份功劳，他应该有点良心发现。其二。6月4、5日两天，上海学生拦交通最甚之时，Z君不在上海，故他不应负责，希望他们能考虑这些事实，那个老一点的王某（约四十七、八岁）说：“上海的动乱60%-70的责任在Z，全市听复旦，复旦就听Z！”
（从好的方面理解，此言也许表明对其他高自联{上海的}头头不再作刑事处理。）
谈到我自己的问题时，王说：“瞭解你底细的人都说，你没有改变立场，所以我个人认为你明年1月8日附加刑满后，仍然拿不到护照，因为立场不变，必将有所行动。”我问他此言有把握否，他说很有把握。我说我现在对政治比较淡漠，已在上海滩上努力建立商业关系，以便将来能插手“美中贸易”，两边跑跑，于国与民于己都有利。（Imply：两边跑者当然不便卷入政治）。王某但作冷笑而不答，当然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吃西餐的胃口。
截至现在，上海高自联头头中，除Z君外无人被捕，（Z已转入上海第一看守所），复旦的头头登记后，大多数已放假回家。只有W君自己要留下来等等消息。R君已回来，他是党员，据说已作三次检查，皆不合格，已被暂缓毕业分配。
*情况敍述已毕，下面再综合谈一些教训。
一。“哀兵必胜”，此言如果在军事战场上不一定完全正确的话，那么在政治战场上几乎是完全正确的。两军相争哀者胜，而非勇者胜；因为政治战是争夺人心之战。如果学生在适当的时机下为顾全大局，愿意做一些让步，（例如有条件地撤出广场等），就能更得人心，当局不接受学生的谈判就会暴露出自己要动武的真相，陷入很大的被动，其镇压即使进行。也要付出大的多的政治代价，冒大得多的政治风险。如果把大局当作政府的事，以为要乱一点才能制造更大的压力，那么就等於默认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会逐步丧失主动权。
二。在经济立国时代的中国，鼓动罢工等事都不宜多行，这常常对政府造不成什么真正的压力，反而遭致民众颇多怨言，因为人民还是较多关心经济利益的。
我认为必须对“五四模式”的说法作一反思。所谓五四模式即“学生运动发展到工人运动，帮工、罢市取得胜利”等。这些仅仅是大陆科教书上的说法，其历史真实性很值得怀疑。我看当年上海的罢工罢市是由英美背景的资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发动的。何况当年是有容易取得全民一致的民族目标，而要求也不高，只是不签字、罢几个外交官，并未提出推翻政府，所以才取得成功。本次学生拦交通，主要是在“五四模式”指导下，希望拦住交通后能使工人罢工，从而取得胜利等等，这个想法是幼稚的。
今后也应重新反思罢工的可能性问题。就是罢课也有个节制性的问题。因为学知识也是学生自己的事。旷久的罢课，常常使一些学生虽然同情民主，但自己仍要去课堂学习，这些人就等於脱离了指挥，如果在某个时机决定一边複课一边斗争的话，就能防止人心涣散，保持住学生之间的团结。
三。学生民运领袖们自身的民主化问题。本次学潮中，一直也有不少冷静思考着，提出各类冷静的方案，但皆未能获上风，他们被人误为软弱、胆怯。而一些领袖为了免遭嘲骂，也只得採取强硬手段，无法以柔克刚。这些都表明学生本身的民主素质尚成问题，一遇分歧就易争吵不休，甚至互套帽子，这是个有普遍性的，难度较大的问题，常常给学运带来致命的危险。我无意对学生加以指责，他们毕竟只是二十多岁上下的人，我对他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只有敬意，但是民主素质问题不解决，毕竟是重大隐患，我只能在此提出此问题，而难於看出解决的办法。
最后再谈一点，这次国内的学潮时，海内外的震动是很大的，有许多埋头书斋不问政治的人都卷入进来了，民运的基础大大的扩大了，这是一个很有利的形势，但因此也增加了一个如何团结一致的问题。因为表面上一致支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人，思想背景、立场观点都有很大差异，如果不能小心地求同存异，都唯我独民，那么也可能不久就吵得不可开交，势成水火，力量相互抵消。但愿现在就能注意防止这种可能，把民主力量团结起来，长久坚持下去，中国就一定有希望。
（以上只供绝对可靠的朋友参考，决不可发表！）
WEI草於7月2-6日英文字母代表：H：胡平，R：任寒青，W：文江平，Z：张才（姚勇战），C：陈雅君
附件：
胡平兄：想不到我十六年前写的那点东西现在成了“珍贵文物”，不觉受宠如惊。重看一遍，不禁感歎万千。记得民运大才子丁楚说过，历史的进程常常象高速公路上行车，你错过了一个出口，就可能要很久才能绕回来。当年本来能争取的最好结果是让学生自己的组织高自联尽量完整地保存下来，获得合法或半合法地位，从而拓展政治反对党的空间。八九民运的失败，使此一机会失去，至今没有回来。如今民间成立组织已成当局绝对禁区，重兵把守，当者立覆，绝无宽容。轻言攻取就未免有点立三主义了。
我对八九民运的各种看法，至今未变。（见《我看“八九”运动》一文，载《中国之春文选》943页。）失败的原因是运动的领导策划者（包括台前和幕后的）和参与者错估形势，看不到局势的严峻性，同时又有怕当“孬种”，一味比赛激进的倾向，因而不能识破并挫败中共顽固派“逼反高自联，加以全歼”的毒谋。在此我再次说明我并非指责当时才二十上下的广场学生。当时也听不到海外华人中有什么冷静的声音，包括一些后来激烈指责学生领袖自私自利喝人血的人，当初也多半在火上加油。我认为当时在理论上，组织上，运作上都相对成熟的海外民运责任更大些。如果我们明确坚守多元化民主社会的理念，把战略目标定在促进产生合法反对派的重点上，结局本来是能够好一点的。
八九以后大家都作过各种各样的反思和分析，其中我比较欣赏的是丁楚兄。但是我总觉得意犹未尽。许多事后看来不错的结论，其实在事前也想到过，但是想到过不等於敢说出，说得出不一定敢坚持，敢坚持不一定能得到足够的机会被考虑。为什么？我认为问题的深处是从事民运者的民主素质问题。所谓民主素质，指的是听得进不同意见，经得起反对，容忍异己，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也包括讨论问题就事论事，不作人身攻击，不侮辱人格，不随便上纲上线；不把技术问题，实际落实问题扩大成道德问题。在民主素质不足的地方，人们只好表现“立场感情”而不能理性思考，只要“一脸忠贞学”，不要真心实际话。於是就使人丧失了现实感，如盲人瞎马，乱沖乱撞，终归败亡。
八九以来，我一直很关心民运队伍的民主素质问题，但是一直只看到它的危害，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民运中无数波折挫败，很大程度上都是民主素质问题。记得民运初起时，因有国共两党的前车之鉴在，民运还是比较注意民主素质的。民联明确表示欢迎内部反对派的存在，并声明即使将来有人离开，另找政治方向，也尊重其选择，不会象国共两党那样指为叛徒或叛逆。以后却因队伍扩大，利益冲突，内部矛盾积累激化，民主素质逐步下降。尤其是八九以来，一方面是受到强烈情绪影响，一方面是大量从不关心政治的人忽然都卷入民运漩涡，难免下意识地带来中共党文化的习惯，而又来不及受到西方社会民主文化的熏陶，逐使民主素质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发展到现在，民主素质差已经成为仅次於台独的民运第二号杀手，二者内外夹攻，把海外民运搞得分崩离析，奄奄一息。偶然有时在一起开开会，也无非是唱唱高调，争相表态等等，少有诚恳真切的相互交流。当初海外民运以其鲜明的民主理念和清新的民主风格吸引大众，在与中共争人心的较量中还是略占上风的，对海峡两岸的政局还是有相当影响的，现在则无从谈起了。
民主素质这个题目我越发掘越觉得深邃，除了牵涉到党文化外，后面简直还有整个中国文化背景，我深感我的时间和功力都不够应付。假如胡平兄能对此好好研究一番，一定是大有可为，大有益於中国民主化前途的。我对老兄的政治谋略不敢恭维，但对你的文化研究功力绝对佩服，敢铁口断言是大师级水平，只是你的事物干扰太多，潜力还未充分发挥。
现在与民主素质相关，又有了日益严重的“伪民运”问题。所谓伪民运，就是打着民运的旗号反对民主。其基本表现是以“反共”为名，美化中共之前的中国专制统治政权，包括国民党政权和历代专制帝王，认同他们的专制独裁制度，或乾脆说他们还不够独裁，应该更独裁才好。对反对这种专制的老一辈民主人士进行人身攻击和妖魔化。其理论纲领是“要民主必须反共，要反共必须反民主。”
伪民运的另一表现是美化中国传统专制文化，把它当作将来民主社会的治国意识。传统文化如孔孟之道等，归根结底是一种帝王学，欲在中国以传统文化治国，非设帝王不可，否则以中国之大，必然是四分五裂，国无宁日。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可谓前车之鉴。蒋氏政权三民主义其表，传统权术其里，结果内部根本摆不平，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就是同在“中央嫡系”之内也是刀光剑影，矛盾重重。用蒋的话说，国民党不是败给了共产党，而是败给了自己。何况当年国民党靠苏俄援助，搞了个黄埔军校，练出一枝“中央军”，各路诸侯（各方老大）还能勉强认你是个中央。民运连这个便宜都没有，假如果能登陆（姑且这么假如），那就连个中央都不知是哪家，更要杀个天昏地暗了。所以讲，既然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倒退到帝制，那么就不能以传统文化治国，只有採用现代西方民主制，（当然不是一切照搬，而是用其原理。）民运初期对国共两党都是採取批评态度的，因而能得到人们支援。当年的国民党现在已经民主化了，而民运极端派却在日益走向旧国民党的立场，真叫人啼笑皆非。在我看来，中共对海外民运的渗透，就算有也没什么了不起，其作用微乎其微；真正对民运危害大的是党文化，党八股。正是那种连共产党也在日益抛弃的东西，在日益严重地侵蚀我们的民主素质。所以要特别提防的，与其说是共产党特务，不如说是共产党信徒，包括那些披着“反共”外衣的。
说了一堆废话，照例该说点“光明面”了，但我又想不出说什么好，其实就是说我现在对海外民运的前景抱着谨慎的——悲观。不过对民运的悲观并非对中国民主的悲观，如今许多推动中国民主的努力是在传统民运圈之外卓有成效地进行的。还是让我用“黄奔第二定律”来结束吧：“中国民主的机会是百分之百，中国民联的机会是百分之十，XXX的机会是百分之一。”
祝顺利
杨巍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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