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斯世  乃能者之幸

周舵（北京）


    一九九三年的夏末秋初，我以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身份应邀访问台湾。宝岛台湾对于我竟是如此亲切，我感觉自己是来到了我的血脉、民族、文化和精神的真正的家园。“梁園雖好，終非故園”，美国虽好，不是我的国家；大陆是我的国家，却处处与我格格不入；而台湾竟比我生长了几十年的大陆更像我的故园！因此，听到有人说台湾不是中国，我只能“瞠目結舌”。我只觉得，台湾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大陆则已经被共产党“全盤西化”，只不过，这“西化”是马克思主义化罢了。

    离台前的最后两天，我去台中看望沧海相隔四十余年的舅舅。临别时他老泪纵横，紧握著我的手，再一次劝我留在美国，千万不要再回大陆。回到美国，姨妈一样地老泪纵横，一样地让我至少拿个绿卡再回去。他们，以及我在美国的一大群亲戚，众口一词地问我，你和你们一家受共产党的罪还没受够？中国有什么好，值得你爱？

    是啊，中国有什么好，值得我爱？这问题不容回避。我的回答如下：发问的人如果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愛國”是种陈词滥调——我会回答说：因为爱国；因为我被艾青的两句诗深深打动：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

    因为我深爱这片土地。

    ——我爱中国，不是因为她可爱，是因为一个半世纪以来，她是如此地备受欺凌、苦难深重，让你感到肩上有一份不能推卸的沉重责任。

    问话的如果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一切个人计较都很卑鄙——我就说：因为在中国可以大有作为，因为中国每日每时都在变，而且，她变成什么样子，很可能就由于我们这一两代人做了、或没有做什么。对美国，你又能做什么呢？

    我生在印度，长在中国大陆，绝大部分时间在北京。生活在这里，我根本谈不上“幸福”或“滿足”；我所有的，只是一腔沉重的、沉痛的爱。这不是一片可以谈论“幸福”这个字眼的土地。

    沉痛感来自于和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比较。用这把尺子来衡量中国的现实，干脆说吧，只有四个字：一无是处。从美国回来的头几个月，我必须时时克制对中国的无所不在的厌恶：空气的恶浊，环境的脏乱，人的野蛮愚昧，充斥所有媒体的无耻谎言和欺骗，价值观的鄙俗败坏，理想和信仰的崩溃……一无是处、一无是处！“六。四”屠杀之后上台的江－李政权，系统地、有意识地扼杀高尚、奖励卑鄙，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变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无法生存的恶臭垃圾堆。要寻找革命的理由吗？俯拾即是！俯拾即是！

    然而，比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更让我痛恨的却恰恰是——革命！

    我已下定决心，要作一名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再也不能搞革命。必须走渐进民主的改良之路。

    我坚决主张：没有在共产极权制度下生活过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谈论革命——无论是支援，还是反对。那是怎样的一个暗无天日的、黑暗到“伸手不見五指”程度的人间活地狱，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明白；而这个人间地狱，正是那些胸中燃烧著癫狂沸腾的理想烈焰，脑子里塞满了极端主义的激进邪说的革命者一手造成！通往地狱之路，正是由善良愿望铺就。

    我们的儒家文化传统，是“借道德解決一切問題”，我们很容易接受摩尼教式的黑－白二分，以为世界就是善—恶两军决战的一个大战场，一切坏事的根由，都是因为坏人作恶，只要把坏人消灭，人间天堂就可到手。其实，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一样，都不是坏人，不是魔鬼（反过来说也许更正确：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和所有的人一样，都是“壞人”即有罪性的人、都不是天使，但也都不是魔鬼）。问题出在观念和制度。台湾的读者如果不能准确地了解大陆的观念和制度，就很难了解大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最简略地说，毛时代大陆的政治制度，是“民粹型極權主義”，这是台湾根本没有过的；改革开放之后，则逐步演变成了一般形态的专制主义，越来越像是解严之前的台湾了。所以我才会很有信心地说，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我们走了太大的一段弯路，付出了太惨重的代价，比较之下，台湾同胞就幸运得太多了。大右派储安平说得好：在国民党治下，自由是多少问题；在共产党治下，自由是有无问题。读李敖骂蒋、骂国民党的书，我常常忍不住想说：知足吧李敖先生，您该大大庆幸没有生在大陆！查禁你几十本书也算一回事？毕竟脑壳还长在您老人家颈项之上！

    “極權”不是“專制”。极权主义是一种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十足现代型的超级专制主义。“專制”可以这样描述：只要你不去公开挑战现政权，它就不会来管你。“極權”则不然，它能够有效地蛊惑煽动起广大民众去狂热地盲目追随它，因此，它能够做到对整个社会的一切领域、包括每个人的思想深处，都实行无孔不入的有效操控。极权主义有两个亚型：极右翼的纳粹主义，和极左翼的共产主义（列宁－史达林主义）。毛主义则不过是列宁－史达林主义的民粹型变体。

    我不想用太学术化的定义令台湾文学性刊物的读者厌烦，让我引几段毛本人的文学性语言，来说明什么是“民粹型極權主義”：“群衆是真正的英雄”：“歷史是奴隸們創造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知識份子其實是最無知識的”：“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這就叫作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这里的“群衆”、“奴隸”、“卑賤者”和“工人農民”是一回事。民粹主义，简而言之，就是把底层民众奉为神，对其他人则要么加以歧视，要么干脆消灭。人类的一切优良品质全都归于工农并且仅仅归于他们，非工农出身的其余一切人之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花费毕生之精力，痛苦万分地自我改造和被改造——即便如此，也不见得能挤进这两个最高等级之中。这是一种将贫困、粗野和无知奉为最高价值的，头足倒立的现代封建等级制。

    我得说：当年被全世界的革命左派放声欢呼著的、“每個人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你连做梦都不敢做错的时代！只要你脑子里有少许和政权灌输的思想观念不同的意见，一不小心说梦话被人听见，就会被人举报——也许就是你最贴心的朋友，你的妻子或丈夫、父母或儿女——于是登时大祸临头。万分虔诚地自我告发并且揭发告密别人，是每一个大陆中国人最光荣的职责。还谈什么骂政府，还写书！做梦去吧！做梦也不敢想啊！

    史达林暴虐，却不愚蠢，至少，他还懂得厚待知识份子和专家学者，以便把他们当作高效率的驯服工具加以充分利用。而那个低劣透顶的毛泽东思想，却不折不扣，是一切知识文化和文化人的死敌。这话出自切肤之痛，出自我自己再真切不过的亲身体验。大哲罗素说，好生活是由爱充溢且由知识引导的生活；又说，好人应为自由而战，为美和崇高而战；再又说，三种激情支配了他的一生：爱的渴望、知识的追求和对人间苦难的深厚同情。这些话深得我心。那个毛泽东时代，那一场天下愚人的狂欢节，却处处与它相反：生活由仇恨充溢且由无知导引，打著崇高的理想主义旗号将自由和美剥夺干净、点滴不留，每日每时都在刻意制造著人世间闻所未闻的最深重的苦难。

    对比之下，今天的中共，虽然名为“共產黨”，虽然口中仍然念念有词、天天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挂在嘴边，但它早已不是极权主义，不是什么共产党，反倒越来越像是民主化之前的国民党。这期间的变化之大，不啻霄壤。不了解这一点，你就不可能懂得，尽管发生过“六四”的血腥屠杀，尽管今天的中国大陆腐败泛滥成灾、各级官员滥用权力、社会非正义比比皆是，这里的大多数人却仍然不仅消极默认、而且积极拥护中共的统治，邓小平也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代伟人，胡－温新政更是被如此多的人们寄予如许深的厚望。这就像一个曾经为祸四方的十恶不赦的罪人，—旦幡然悔悟、诚心向善，人们的那份喜出望外、甚至是感激涕零。

    我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知识份子家庭，父亲先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作古汉语音韵学教授，母亲是北大俄语系职员。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都是生活在北大和清华的校园里，对政治毫无兴趣。母亲从小给我的教诲是：爱国，作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贡献的人；当科学家，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千万别搞政治！——不难想见，要是没有“六。四”，我决不会走上今天这条“異議分子”之路。正是“六。四”，才彻底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若追问根源，我想是半由性格，半由机缘。

    “性格決定命運”，信哉斯言！我得说，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理想主义者。我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湖南人。这两种人，都是不可能在大事件、大灾难和大是大非面前怯懦退缩，或冷眼旁观的。但我还得加上一句：“機緣決定命運”。如果没有种种偶然因素，没有各路朋友的强拉硬扯，我也决不会卷入得如此之深。

    “六。四”这场大灾难，这一出中华民族的大悲剧，竟然会把我这样一个毫无准备并且满心不情愿的人扯进去当了一回主角，真是命运之神开的一个大玩笑！自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个血腥的黎明，我就背上了一付推卸不掉的沉重十字架，从被迫到自愿，从怀疑到坚信，从理性主义到信奉耶稣基督，内心越来越充实，目标越来越明确，步伐越来越坚定，我也越来越深信，今日之中国，是一片可以大有作为之地！尽管困难重重、荆棘遍地；尽管十几年来，我不管朝哪个方向迈步，立刻发现有一堵无形的高墙挡住去路；尽管电话被窃听、电邮被封堵、动辄被看管、文章被禁止发表——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我终归还活著，还能读书写作，且朋友众多、朋友越来越多；我的内心充满著自信和自豪，再也不会像毛泽东时代被打入另册的人们那样众叛亲离、极端孤立、精神极端苦闷。这社会仍然很坏，不如人意，但它有前途，有希望！

    对也好，错也罢，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如果六月四日那一天没有我们四个人在天安门广场，十之八九，广场上将会有一场血流成河的大屠杀。这不是鬼使神差，不是神召，又能是什么？谁又敢说，个人不能创造历史？生逢斯世，乃能者之幸！这“能者”之“能”，兼指智、勇、仁，尤其指仁，盖因“仁者無敵”之故。——顺便提一句：我一再作证说，我没看见天安门广场上有人被打死，这不过是陈述千真万确的事实罢了，这和天安门广场之外有成百上千的无辜民众被打死，这一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实之间没有丝毫冲突。头顶之上有神明，内心之中有道德律，两者都不许我作假见证！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世纪。我说，这未免太乐观了——除非，我们有足够多的志士仁人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培育起中左和中右这两大主流，让一切极端主义（极端保守、极端激进和狂热极端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边缘化，走上一条先自由、后民主的，渐进有序的民主化之路。

    又有人说，中国即将崩溃。我说，这也未免太悲观了——除非，像我这样的人在中国统统都死绝了。

    但我们没有死。我们正在艰难地、沉痛地成长著、壮大著！

    祝福我们吧！

    2005.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