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堪忧——我的重庆之行

（广东）杨银波


    自10月18日抵达重庆至今，我走访了大量农民、民工、干部、教育工作者，无论老中青少、贫富贵贱，均已一一涉猎。这当中的滋味，确实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的。我毕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故乡了，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种种人事变化，以及那些被多年沉默和冷漠所封闭的“旧闻”，都在我所瞭解的范畴之外。对比起外省所遭遇和体会的种种状况，此次回到故乡也能感受到很多地方都是大同小异，确实是天下黎民终归还是相似的太多。在这里，我想谈一些切身的感受。


第一，交通是个难题

    面对同样的交通问题，各人都表露出了自己的担忧。有的人担忧出了钱被腐败官员吞吃，有的人担忧出力者都已外出打工没人来干，有的人担忧村与村、组与组、人与人之间意见不统一……。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算盘，都在琢磨对自己的利益有多大的侵害，受益者又有怎样的回收。那么，为什么要修路？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是惊人地统一：“路太烂了，不方便。”另一个问题是，难道这么多年以来，就真的一直没有人关注过这种事？究竟是出不起钱呢，还是没有办法去安排统筹？

    我到民众中去寻找答案。从大方向看，我认为修路是有资金基础的，还是有人挣到了钱，也有人愿意出部分资金。然而，这些年政府财政对乡村公路中的小支路几乎没有什么投入，有投入的也要看利益回收。招商投资的，还没有考虑到这方面来。但是，据我观察，从各个村、各个组的地形情况和日常需要出发，似乎每一条支路都有修的必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目前农村已经刮起一股不可忽视的"修房风"，但在运输上民众抱怨非常，因为路烂、高低不平，运输起来既耗财力，又耗时间。沙、火砖、水泥、石灰、钢筋、瓷砖、瓦等，以及买菜、卖货、出行等都困难。一位村民把话说得很激动："银波，看到这些烂路，我的心都伤透了。"交通困难，实质问题在“路”，由路又引出其它一系列现象，比如黑车横行。民众离不开车，公车数量少，黑车大量出现，政府又在打击黑车，而黑车自身的存在又有其合理性。这是个利益权横的问题。根据《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规定：开黑车，重者将被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但是，有些路太烂，公交车去不了，它本身的数量也满足不了民众的需求，祇好由黑车来代替。黑车需要的资金很少，二手市场很容易拿到，即使是一辆大客车，三四千元也搞得定，摩托车就更便宜。

    关键还是路，有路才能四通八达，投资、办厂、办事、出行都方便。从成本来讲，它也高不到哪里去。农村有“义务工”的规定，出不起钱就出力，完全可以根据未来的利益占有的不同来进行分摊。在外面打工的、办厂的，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就做个表率，祇要能够用尽办法监督资金的合法、合理运用，这些路就一定能够在最短时间之内修好。有一个村民在云南开了一个公司，这次投入300万元人民币，把路修好了。这种大手笔，与一般的村、组情形不一样，所以还是需要群策群力，尽量从公共利益出发，这样才可能圆满解决普遍性的大众问题。


第二，政府投入太少

    一个地方的发展需要硬件设备，尤其是基础性质的硬件。把时间拉开来看，第一就是要大量增加对教育的投入。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学校在实质上充当着一种“弃儿”的角色，甚至比弃儿还要弃儿。政府虽然把你抛弃了，但是你还是要供养政府。大家知道，办学校必须注入资金，扩建设施很花钱，但是这些钱从哪里来？从学生那里来吗？这样做会得罪很多人。小学、初中更不应该收费，我们过去强烈这种中国义务教育的虚假乃至诈骗，然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的，恰恰是政府。

    学校被逼在这样一条死路上：如果对学生不收费或低收费，那么学校就没法办，除非寻求到社会援助；如果对学生高收费，学校还是没法办，民众会抨击你，政策会打压你。唯一不受影响的是政府，最安全地受益的也是政府，每年这些地方官员都要从每个学校当中提去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资金，其它问题就由学校自己解决，不管你的死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有可能被加害的就是学生，尤其是贫困学生。

    关於贫困学生，最近我又见到了几个，细緻瞭解之后发现这里涉及面也是广得要命。农民、民工、残疾人，甚至还包括一些退伍军人，他们本来应当享有一定政策优惠和经济补助的，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上面早就批下来的款没有到达他们手中，国家刚刚颁布的一些律令被忽视。有的政府在这些过程当中扮演了相当不光彩的角色，有钱来的时候，本来应该去落实到基层甚至个人，但是这些钱被卡了，换成百姓的话就是被“吃”了；没钱来的时候，民众办事情必须托熟人，大家都不注重程序，都去走后门，这时程序失效了。那么，没有后门走的民众怎么办？

    更直接的问题是，民众与政府或者说政府与民众之间，缺少实质性的沟通。我为一些村民办事，被称为“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我听起来很辛酸。有的村长拉着我的手说：“银波啊，这里的官跟走马观灯一样，混个过场，连人都会不到。”我想问大家：行政是什么？是行官僚之政，还是行众人之政？若是后者，那么任何行政除了透明化之外，就应当是具体化、深入化。很多时候，你不能等问题来找你，而是必须由你去首先发现问题。退一万步说，即使是做个秀，也比不做好，祇要不是到处观光旅游、层层设防，而是表面化或深层化地深入民众，共商大计。跟底层民众打交道，大家要看能为他们做什么，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合作的契机。不要忽视他们，因为你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失职或者行政不作为，就很有可能使他们更加绝望，一旦这种绝望成为普遍性的认识，那么这个地方就要完蛋。


第三，计划生育与土葬的实质异化

    这两个问题是此次我回到重庆听到的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被指为政府敲钱。“敲”，是敲诈的意思。我知道的几起案件，听起来有些残酷，看起来就更残酷。其中一家生了一个“二胎”，被罚20880元人民币，这家人交不起，被起诉，法院下达强制执行书，最后执行没有起作用，因为这家人的处境确实很艰难。於是，这一家的男人被拘留15天，每一天家中的老婆都要交8元钱，这样才能保证男人在看守所里不饿肚子。15天过后，这家人东借西借，凑了几千元交了上去，剩下的钱必须一个月之内交清，否则又将拘留15天。如果达到三次拘留，那么这个男人就将被判处劳教，刑期是三年或三年以下。有一位村民亲口对我讲，这样的案子，在我们这个地方不下100起！

    与政府针对公民大相径庭的，是公民针对政府以及公民针对公民的案件。政府针对公民，可以倚仗国家强制政策，可以倚仗各级机关、机构、单位、组织，可以动用专政手段，然而公民针对政府或者公民针对公民，却明显处於弱势，这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这一点上是说不过去的，尤为凸现专制的本色。一般的民事诉讼或者行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果确实执行不了，祇能执行到哪种程度就算哪种程度，如果对对方有涉嫌绑架、拘禁、威胁等，那都是违法犯罪，要被刑事处罚。计划生育的罚款数额、执行手段、震慑程度，演变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我认为是政府首先背离法律原则，以政策代替了法律的规则，过度地侵害甚至迫害公民，这种打着政策与法律的幌子来揽取百姓金钱的手段，极其有害。这种倾向就更应纠正，相关受害者还应反过来控诉行政者，要求相应的国家赔偿。计划生育的罚款和其它迫害手段，在国际上被指为诟病，今后的数额和相应处理方式，绝不能如此野蛮和贪婪。其是非对错，需要一个立法式的重新表决。

    土葬也是如此。本来移风易俗，实行火葬，拿骨灰盒代替坟墓是为土地着想。但是很多村民说：“深挖深埋，没有影响”。现在的火葬费和火葬前后的冰冻费、红包费等，确实昂贵，农村荒地也多，如果深挖深埋，花费的钱不多，那又会有多大影响呢？我注意到有的地方收6000元，有的地方收4000元，有的地方收3000元，这是明显在赚死人的钱，搞得一般的家庭连人也不敢死，就算死了也要偷偷埋，他们不敢拿去火化，也交不起土葬费。如果深挖深埋还不行，那么能不能想想其它办法来阻止收费，或者说阻止收如此高的土葬费？如果一切有利益可占的机会都被政府控制，且被合法化，那么这种行政就是维护政府利益的行政，而不是为民众行政，它是苛政。这种实质异变是恐怖的，看似道貌岸然的政策法律，却唯独违背了国家根本伦常和起码的道德，也不利社会稳定。风可移，俗可易，但这种旷古未有的成本不能由民众100%地承受。而且，这种骨子里“政府即国家”的规则，必须被抛弃。◆